20世纪《史记》的文学研究可分三个时段。1900年至1949年为第一时段，《史记》的文学研究别开生面，展示了新的学术范式和风格。1949至1979年的30年间，因政治气候的影响，学术力量与研究论著较为有限，《史记》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此时段的论文侧重《史记》的人民性、道德观、阶级性等方面的分析，而文学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较少。1980年至今，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正常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是2000多年来《史记》研究发展的高峰。在各种司马迁的评传和《史记》综论的著作中，以及数千篇的单篇论文中，论者都涉及《史记》不同侧面的文学成就评价。
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史记》各种文学性成就的阐释研究，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记》的文学观
司马迁是成就卓越的文学家，早被世人所公认。但对《史记》的文学观研究，过去一直被人忽略，没有得到很好发掘。时至80年代，《史记》的文学观才得到深入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看法主要有：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和以“发愤著书”为核心的创作理论，司马迁的文学社会功用观等。姚风林《论司马迁的文学观》较早指出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把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提出“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等。肖黎的《司马迁的文学思想》，都发表了类似的看法。韩兆琦的《司马迁的文学观》从司马迁使用“文学”、“文辞”、“辞章”等概念上的区别，从司马迁分外喜爱重视文章家，不惜篇幅为他们立传，分外重视有感情有文采的作品，不计篇幅地尽量录入等事例进行了具体阐证。李辉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认为司马迁功利主义文学观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文学可以反映政治得失情况；其次，文学不仅能反映政治得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而且应当具有促进政治的积极作用。为此，他主张‘怨刺说’。这是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核心部分。”此外，聂石樵、何旭光、陈子谦、袁伯诚等学者也有相关的具体论述。
二、《史记》的美学观
探讨司马迁的美学观，自80年代以来，成为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发表文章之多与思想、理论上所达到的深度，都明显超过对司马迁文学观的讨论。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一文认为，“爱奇”是司马迁的审美原则，反映着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趣味。韩林德、肖黎则侧重从“人格美观”和“爱奇的人格美观”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韩林德强调：“司马迁推重‘奇士’扶义倜傥的人格美，便是古代思想家以崇高的观念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的显例。在君主专制政治日益强化的汉代，司马迁以崇高的观念赞赏‘奇士’的人格美，表明他美学观包含着相当可贵的进步性。”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站在哲学史的高度，从司马迁在美学发展长河的传承关联中考察司马迁的美学思想，认为“舒愤懑”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一书也认为《史记》所写的人物、事件情节和结构布局所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大体有雄奇、悲壮、流动、匀称等几个特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的重要因素。何世华《史记美学论》论述了司马迁的审美意识、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写《史记》的基本美学原则等问题。韩兆琦立足于作品实际，强有力地论证了史记“是一道悲剧人物的画廊”，他从“人物形象塑造”、“立意、选材和场景情节的安排”、“《史记》文章的艺术风格”以及“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历史条件”几个侧面展开论述，有力地阐发了《史记》彰扬悲剧人物与悲剧精神的美学特征。
三、《史记》的语言艺术
司马迁在学习语言上是下过苦功的。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作了太史令，又“纟由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际上，他成了先秦文化先秦语言的集大成者。他不宗一家，不师一派，采百花而酿蜜，啜吸一切他能啜吸到的玉露琼浆，因此他自己的风格也就不限于一长，而是有几种格调，多姿多彩，气象万千，显示出大家气派。于是《史记》里我们就看到《尚书》的质朴雍容，《春秋》的谨严，《左传》的委婉，《国语》的翔实，《战国策》的纵横驰骋，以及《老子》的精妙变化，《论语》的简练深远，《庄子》的挥洒自如和汪洋恣肆，《孟子》的气势和《韩非》的峭刻。《史记》无论在叙事语言、抒情语言和议论语言上都有它的独到之处。而更为突出的重大贡献则是：首先，创造出了一种接近口语的严格意义下的纯正散文；其次，在人物语言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先生出版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部书引入西方现代学术观点，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语言进行研究，除传统课题外，更提出《史记》句调之分析，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等问题。新中国建立后，较早又较全面对《史记》语言成就给予阐述的是殷孟伦，他在论文《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通过〈魏其武安侯列传〉来看司马迁健康的语言艺术》中深入论述了《史记》在人物语言、叙述语言、古文今译、采用歌谣谚语等方面的成就。其后卫仲潘、冯其庸分别发表了《司马迁讽刺语言的艺术》、《论〈史记〉人物语言》。冯其庸认为“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巨匠，他的语言十分丰富多彩，而且具有惊人的生动性和准确性，具有高度的雕塑力。”1979年，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问世，提出《史记》人物语言貌似记言，实为代言、拟言，司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等论断。杨树增的《〈史记〉语言的艺术特征》，综述《史记》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史记》的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吸收众家语言之长、遣词用句、语言的气势与节奏等问题。从纯语言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的文章较晚出，1982年朱星的《〈史记〉语言研究》，可以说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史记》语言特点的一篇专论。以后，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多起来。有《史记》成语的研究、语法研究、修辞研究、方言研究、训诂研究、《史记》中少数民族译语研究等等。
四、《史记》的散文风格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是班固父子对《史记》散文风格的共同看法，韩愈、辛弃疾、刘熙载都认为“雄深雅健”是司马迁文章风格之一，柳宗元独以“峻洁”二字目之，苏洵以“淳健简直”，宋祁、苏辙以“疏荡”、“奇气”，王畿以“博而肆”，章学诚以“圆而神”、“轻灵”总结《史记》散文的深情、厚韵和雄健风格。今人的论述，看法基本相似。如苏仲翔的《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郑健民的《司马迁散文风格探源》等。韩兆琦认为“朴拙、深厚、有气势、有感情，这才是《史记》文章的基本风格。我们说《史记》朴拙，除了表现在粗笔浓墨外，更重要的是它带有一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它像是滚滚洪川，鱼龙漫衍，泥沙俱下；又像是苍山老林，尽管它有说不尽的枯枝败叶，偃木斜柯，但是它那种古朴浑茫的原始气象，却永远不是任何整齐茂美的园林所可追拟的。司马迁的文章，激情滚滚，一气写来，情之所至，笔亦随之，至于有些矛盾，有些岔头，有些漏洞，他是不大计较的。”司马迁文章风格多姿多彩，有的雄恣悲壮，有的冷峻深刻，有的低回婉转，有的轻捷飘忽，有的奇谲诙诡，有的热情奔放。今人有开创性的见解是“爱奇”论的新解上，如刘振东的《论司马迁之“爱奇”》，王明信的《论司马迁的爱奇》，陈恂如的《“传畸人于千秋”——略论司马迁的“爱奇”》，曹东方的《史记“爱奇”说考述》等。特别是刘振东的《论司马迁之“爱奇”》，是一篇引起《史记》研究界广泛注意的重要文章，它对《史记》的“爱奇”倾向作了深入的抉发。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司马迁的“爱奇”倾向，造成了《史记》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些根本特色。第一，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意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第二，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从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方面，来突出人物事迹的特异性、性格的特异性；第三，突破“史法”的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特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司马迁的“爱奇”倾向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第一，它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条实现典型化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实中求奇，通过对特异性的追求，来达到典型化的目的；第二，它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风格特色……“传奇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它为中国叙事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开了先河。
五、《史记》的传记文学特质
司马迁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史记》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最卓越的典范。但是，自从《史记》问世以来，人们只把《史记》视为历史著作，不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更不把它作为传记文学。把《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来研究和看待，是到了现代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把《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来研究，始于朱东润，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有姚奠中，70年代有吴汝煜，80年代以后，《史记》传记文学成就的研究成为热门课题之一了。姚奠中的《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是最早一篇把《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来看待研究的长文。它认为《史记》全书130篇，但就作者用文艺手法突出表现了他的文学天才的，都无疑是在人物传记方面。认为他所写的人物事件都是真实的存在，然而他所写的都不是存在的摄影和事实的记录，“他是经过选择、概括、组织加工，集中突出而表现了人物以至社会现实本质的。所以他的传记，是真实的而又是创造的，是写实的而又是抒情的，历史的而又是艺术的。司马迁的传记，是不朽的文学创作，它给传记文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姜涛的《〈史记〉传记文学写作艺术论纲》，主要从《史记》人物传记究竟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立论，归纳为十个方面：一为精于剪裁，严于取舍。二为论考行事，不载空言。三为观其行事，不录著述。四为主次分明，详略得体。五为描写场面，刻画人物。六为衬托对比，刻画人物。七为独白旁议，刻画人物。八为通过对话，刻画人物。九为描写情节，刻画人物。十为言近旨远，辞浅意深。陆永品《司马迁传记文学艺术成就简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首创了传记文学的样式，成为我国两千多年来传记文学的楷模”，并分六节对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成就作了论述：第一，《史记》是一部形象的历史，因为它创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第二，《史记》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如歌颂美好和正义，暴露丑恶和黑暗；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维护国家利益，表彰爱国思想。第三，《史记》发展了文学的讽刺艺术，主要是用谈笑风生、幽默的语言来达到“讽刺”的作用。第四，诗文并用是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又一突出特色。第五，司马迁传记文学的语言，有许多显著特色，如语言通俗易懂，犹如白话；语言生动形象，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语言“简妙”，句法变化，层出不穷。第六，《史记》传记文学对后世诗文、戏曲和小说创作具有深远影响。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从文学角度评价《史记》人物传记的论著，从思想性与艺术性两方面对《史记》人物传记作了系统论述。作者提出从文学上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要从《史记》是一部史书的本质出发，并符合《史记》的整体性，这是对《史记》文学性认识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树。
六、《史记》对后世散文、戏剧、小说等的影响
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比起明清评点家札记式的感性观点更具分析体系，如韩兆琦的《史记通论》，认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唐宋八大家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就是把《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成旗帜的。宋代以后，《史记》对散文的影响继续扩大，尤其是明代，前后七子、李贽、归有光和公安派都很推崇《史记》。归有光又深受清代方苞、姚鼐的推崇，因而成了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派别——桐城派的祖师。俞樟华的《史记与三苏》从“三苏评《史记》”、“三苏读《史记》”、“三苏学《史记》”三个方面，论述了三苏与《史记》的关系。陈磊的《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曲沐的《〈三国演义〉和〈史记〉》、赵逵夫的《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等，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史记》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俞樟华的《〈史记〉对〈水浒〉的影响》着重从情节、体例、写人艺术三方面谈了《史记》对《水浒传》的影响。韩兆琦的《〈史记〉与中国古代小说》认为《史记》对唐传奇以及后世其他小说的影响，主要有四点：其一，《史记》人物传记的组织结构和它写人物事件的方法，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所效仿、继承。其二，《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常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模拟。其三，《史记》的语言影响着后世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人传奇与《聊斋志异》。其四，《史记》记事的时间长，所记的事件多，是后代小说、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的《〈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是一篇专论《史记》纪传体对于我国小说发展之影响的长文力作。全文分为八部分。引论部分论纪传体的创立及其与小说的关系；二、三两节探讨《史记》纪传体为什么会给小说以影响；四、五、六、七节分析《史记》是从哪些方面对小说产生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