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反抗特别需要透彻的理性与意志的力量。
即使因论战而或有一阶段的亢奋，但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变，鲁迅也就不可能彻底摆脱生命中的悲剧色彩。家庭是一个笼子，办公和教学完后便回到那里去，不是说这中间没有感情上道义上的一种牵系，一种依赖；虽然，他心里不只一次地不满过和反抗过。即使有一天，他终于冲破了这个笼子，也不可能冲破旧社会的偌大的牢笼。少年时，曾经许下血荐轩辕的誓约，二十年来不敢有片刻的忘怀。那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克制与折磨，是类似宗教徒般的坚苦的信仰。
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鲁迅简直憎恶透了，失望透了。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也终于没有实现。牢狱般的生活安全而妥帖，只是缺少一样东西：自由。在《春末闲谈》中，他写过一种细腰蜂，其实是中国统治者的形象写照。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很残忍的凶手，手段极绵密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它把小青虫捉进窠里饲幼蜂，用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于是便保持了当日被捕时的新鲜，直到被它和它的子女们享用完！
人民是什么？那是与牛马同流的东西。不过，倘使结队成群还是可怕的，因此必须禁止集会，禁止说话，禁止写作，禁止思想！假使没有了会思想的头颅，没有权利感，统御起来是何等省事呵，阔人的地位自然也就永久稳固了！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府。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府，而国民的素质是最根本的。然而，中国并没有俄国一样的知识阶级，可以启发国民；由“特殊国情”培养起来的“特殊知识阶级”，即使留洋归来，也大抵只能充当帮忙和帮闲的角色。于是，国民只好长期滞留于原初的状态：耐劳，多子，缄默，驯良。最突出的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一旦拥有权力，或者有“多数”作为护符的时候，又反过来欺凌弱者，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待到失势的时候，便拿“中庸”的话来粉饰，一到全败，又有“命运”作精神的逃路。《阿Q正传》以具象画国民，而《示众》，则以印象派的手段画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总之，我们的国民是极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即使有破坏，也只有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并非如改革者的志在扫除，那结果，当然与建设无关，惟留下一片瓦砾而已。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民国以来，我们不也在做着修修补补的功夫吗？五四的一点小改革算得了什么呢！……
实际上，中华民国久已没有了，现在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中国人，什么时候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假使真有谁替他们做出决定，定下几项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不管爱排场的历史家怎样铺张，修史时设怎样好看的题目都未免太绕弯子。一部中国历史，简捷点说，无非是两种时代的循环：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用“先儒”的话来说，即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都是为后来的“主子”扫除道路的，都是一批牺牲品。
但是，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远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吗？都像复古家一样，倘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几百年几十年前的“太平盛世”吗？……
幸而谁也不敢肯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愚民专制也未必都有实效，像俄国，尼古拉二世死后，罗曼诺夫王朝不竟也“覆宗绝祀”了吗？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对此，其实历史早就作过明白的昭示的。
倘能给改革者一点慰藉，或许就在这里。
1925年2月至5月间，鲁迅撰写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等系列批评文字，以明确的阶级意识，揭露统治者的专制手段，以及它怎样与国民劣根性相结合，造成中国现今的僵死局面。在鲁迅的身上，有着明暗哀怒的两极。这时，战斗的热情已经逼近了自燃点，单从这方面的文章看，其激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呐喊”以来的任何时候，而比《热风》更富于切实的内容。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鲁迅写道，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就在于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至于这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他不是预言家，不可能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这时代必将彻底破坏不但使外国人陶醉，而且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的所谓“中国的文明”。在鲁迅看来，这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而且，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一旦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一个簇新的时代就要产生了！
的确，中国青年有着数倍于别国青年的繁重的负担，前进相当艰难。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只要有前进着的青年，就有中国的希望。现在毕竟是青年们的世界了！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从不奢谈改造中国的玄妙的理论，而首先谋求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活下去”是重要的。他呼吁道：“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写过许多篇《忽然想到》的文章，权利感于他是十分强烈的。其中有一段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分明地，这已经不复是一袭“热风”，简直是一股扶摇直上的飙风了。
他沉静，但却无时不在倾听中国的每一声响动。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他知道这一切是无用的。他这样告诉这些“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而“真的愤怒”竟没有到来！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是鲁迅在《希望》中反复引用的诗人斐多菲的话。
绝望于绝望，应该算是希望了吧？而这希望多少要带点虚妄的性质。绝望，希望，就在这两者之间，鲁迅觉得最能把握的仍旧是自己：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武器，和踩在无路之路上的自己的脚印。
一个人，在最急迫的战斗时刻，也许无暇从容反省自己，观照自己，回到自己的内心；正如有了一个清楚的目标，又找到了通向那里的道路，便少有返顾的机会一样。自然，这些都是对战士和过客而言的；雍容华贵者又另当别论。
反正这时候，鲁迅还在时时返回自身，或者，就对着自己的影子，画复仇者的肖像。
这是《墓碣文》。
一座颓坏的孤坟。墓碣的阳面写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阴面的残文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自然听不到回答。然而，“胸腹俱破，中无心肝”的死尸也无须等待回答。他于沉默中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只有彻底埋葬以后，才会有自己的新生。这微笑的一闪烁，直如刀锋的毫光，既凛烈，又苍白。
在这里，鲁迅完全暴露了自身的血肉。他虚无，他阴暗，他极力摆脱然而不能。这是何等焦灼和痛楚！
两年来，他的心里的确荒凉了不少，但超乎常人的地方也恰恰表现在这中间：即使精神负担那么沉重，他居然可以把它当成盔甲披挂在身，一例抵挡刀箭。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十余年如一日，他没有放弃自身的使命：向旧世界复仇。这旧世界在他的眼中是实有的，浩大而强固，他把自己灰暗的内心世界也当作其中的一部分了。后来有人嘲笑他是堂吉诃德，专与风车作战；其实那根本不是风车，而是一头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的巨兽，因为人们卑怯，所以不敢正视而已。他是有勇气的。他所创造的系列的复仇者，是真正的觉醒者和战斗者。虽然他们最后总是被逼致死，致疯，被遗弃于荒野，然而，却无一不具有崇高的格调、悲壮的色彩、深沉的力量。
此间创作的小说《长明灯》，延续和深化了《狂人日记》的主题。
两个作品的手法很不相同。但是，在吉光屯里，同样有着一个庞大的“吃人”集团：从劣绅四爷到赌徒茶客，以及平安守旧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疯子与狂人同中有异，他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动。但他的目的不在于“劝转”吃人的人，而是扑灭屯上那盏代表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权威的标志——长明灯。
他不怕威吓，也不受欺骗。阔亭无论说“打断你的骨头”，还是说“我替你吹”，都一样毫无用处；他的回答非常坚定：“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方头企图以灯的亘古恒在来消弭他的斗志，他沉实地说：“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这是疯子的现实性。然而，他还有探索性的一面。当阔亭向他宣告，说他根本无法推开庙门的时候，他沉静地答以“用别的法子来”，以致终于决定：“我放火！”
我放火！——
这一声摇曳着响亮的尾声的回答，立即使我们联想起作者的另一篇作品：《失掉的好地狱》。通过梦中魔鬼讲叙的故事，表明神、魔、人在斗争中无论谁胜，都是要获得地狱的统治权。结论是：地狱无论好坏，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必须连这地狱也失掉！
对于吉光屯的人们来说，放火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他们把疯子关了起来。只要手中掌握了权力或多数，就可以随意把一个人关起来，更何况是疯子！然而，面临失败孤境，他没有屈服。在人们以为最安全的粗木直栅的所在，孩子们又看见他：“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
有意味的是：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一直照到木栅里。
更有意味的是：孩子们把疯子的“自己熄”、“我放火”的话随口编派成歌，到处传唱。宣言于是成了戏言。
这就是小说的结局。
《狂人日记》的末尾是“救救孩子”，孩子真的可以得救吗？真是绝望的战叫！
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写一个女性，在做出许多牺牲以后垂老，且因此而被遗弃。当她一旦发现自己被人利用以后，便走出深夜，也遗弃了背后的一切冷骂和毒笑。她的悲愤是大悲愤，故有“无词的言语”，甚至连这言语也沉默尽绝，惟见颓败的身躯颤动，辐射，回旋，如鱼鳞，如沸水，如波涛之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这样的大悲愤，也见于前些时候写作的《复仇》二章。
其一：生命的大欢喜本在于大爱大憎，拥抱或杀戮。正当他们俩裸身捏刃，对立于旷野之上而准备动作的时候，因愤于路人如槐蚕、蚂蚁般的赏鉴之状，生命乃永久干枯下去，毫不见拥抱或杀戮之意，但当路人们变得无聊时，他们俩却以死人似的眼光，反过来赏鉴众人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归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其二：群众不只是看客，而且是充满敌意和杀机的一群。他们钉杀了“人之子”。而耶稣，这个遭到上帝离弃的以色列之王，为了大众而受尽了大众的戏弄，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悲悯他们的前途，但仇恨他们的现在。最后，他感受到了碎骨的大痛楚，却又旋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人受了压迫，为什么不报复呢？鲁迅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谁来裁判，怎样才算公平？他认为：公平莫过于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或以头偿目。在他的心中，一直活着愤世嫉俗的尼采精神。那是战士的孤愤，是大爱者在无爱的人间的自白。人的心理机制需要一种平衡。群众的蒙昧只要构成了心理上的压迫，他便只好施行精神报复了。
孤独的行进乃是他的运命，如《过客》中的过客，踏过瓦砾，穿过丛葬，就这样从似路非路的地方走过来，而且一直走下去——
即使前面是坟，他也决不回转。“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而他，不正是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自己悲哀，才离开那里的吗？
所以他息不下，因为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他，叫唤他。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许多血，他需要补养，可是不能。他不愿喝无论谁的血，只得喝水，作血的补充。为了这个声音，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既然前面是坟，声音也就成了希望的诱惑，行进成了无休止的折磨。他知道自己是“中间物”，知道努力与希望的距离，他甘愿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推石头那样，作没有结果的努力……
一杯水。一片布。人世间也不是没有爱，没有怜悯与同情。这出小小“反戏剧”所写的老翁与女孩，就曾给予过客以他所需要的东西。可是他没有接受。他拒绝了。他容易感激，所以害怕感激。他说：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他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他太理智了，太克制了，简直是固执。他拒绝了世界上的一切援助。恐怕没有人会像他这样，甘愿永远成为一个人，一支孤军。
假如“过客”就是作者本人，他是否真的这般彻底地拒绝别人呢？
假如有人尊敬他，同情他，爱他，而且这爱也如“过客”般的执著，一往直前，绝不退转，他将怎么办？
又假如爱他的人是一位异性，年轻的异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