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对云南的革命运动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指导。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功勋，深入探讨这个尚未引起史家重视的课题，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从一个地区的革命活动中，来了解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业绩。
一
培植革命党人，是组织、发动革命运动的首要大事。孙中山对云南革命之关注，首先便在于注意在云南联络、发展和培植革命党人。这一工作，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革命伊始时，他首先是在留学日本的云南籍爱国青年中培植革命党人。中国青年学生赴日就读求学，始于1896年。云南地方政府派遣学生赴日留学，则是1902年才开始的。1904年，云南留日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法政，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这些留日云南学生，多为热血青年，他们来自祖国边疆，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清政府卖国投降和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痛苦，都有一腔救国热忱。在日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宣传鼓动反清，奔走呼号革命，使这批云南留日学生的觉悟迅速提高，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成为孙中山革命运动的追随者。孙中山也认为与全国各地赴日留学的青年学生一样，“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就把他们当做革命党人发展和依靠的对象。早在同盟会成立前，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李根源等就在横滨会见了孙中山，向他倾吐了革命志向，表示要追随他从事民主革命。孙中山勉励他们：“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事后，杨振鸿对李根源说：“我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找到了革命前途的道路了。”孙中山通过他们在云南籍留日学生中进一步宣传革命，联络同志，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重返日本，又结识了云南思茅人吕志伊。同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时，便邀请了云南籍人士杨振鸿、李根源、吕志伊、赵伸、张华澜等五人参加。与会者共有七十多人，云南籍人就占了五名。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时，云南籍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张华澜、张开甲加入最早，吕志伊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其后，留日的云南籍学生陆续入会者有李根源、赵伸、罗佩金、殷承、叶荃、赵复祥、唐继尧等六十九人。不久，成立了同盟会云南分部（支部），由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吕志伊兼任分部部长。留学生们回国后，又纷纷在昆明、腾越等地的各界人士中，特别是在陆军讲武堂和新军中，大力发展同盟会员。云南革命党人及其组织同盟会云南分部，就这样在孙中山的关怀与领导下，将在东京播下的革命种子撒播在云南三迤大地上，使资产阶级革命队伍发展壮大起来。
其次，是孙中山还特别注意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发展革命力量。在日本的云南留学生中，有着一批少数民族学生，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傣族学生刀安仁（又名郗安仁）。刀安仁原是云南腾越府干崖（今盈江县新城、旧感、弄章）的第二十三代土司。青年时代的刀安仁，思想比较开阔，又富有正义感，对帝国主义占我领土和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极为不满，立志反帝反清。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1904年他以出国就医为名，只身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当时，孙中山以日本东京为革命基地，在爱国华侨和留日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联络同志，开展反清斗争。刀安仁对孙中山十分崇敬。当他于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聆听了孙中山对中国留学生的长篇演讲后，深受感动。孙中山在演讲中号召到会的爱国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刀安仁认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很好，坚决要求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当即表示欢迎。当孙中山得知刀安仁是傣族，是云南少数民族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后，特别器重他，勉励他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传播真理，宣传革命，组织力量。在孙中山的教诲和鼓励下，刀安仁很快便联络了在东京的十几个少数民族留学生加入了同盟会。
从此，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同盟会员，全力以赴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采取各种方式大力支持孙中山。第一，是刀安仁等加入同盟会后便积极筹措经费，支持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多次写信到云南干崖家乡，命他的管家刀静安约同张向政，联络腾越和顺乡的财主许和、寸勋元等，借贷款项寄给东京同盟会作活动经费。第二，是刀安仁等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积极在少数民族中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除了将在东京留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发展为同盟会员外，1907～1908年间，当孙中山和黄兴到达仰光时，回到云南的刀安仁等前往仰光会见孙中山，并接受了孙中山关于在腾越、滇西开展革命工作的指示，还领取了一册《革命方略》，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指南。当孙中山派刀安仁回干崖策划革命时，随后又派居正、秦力山到干崖来指导工作。此后不久，刀安仁等人便在云南腾越干崖组织了一支名为“敢死队”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这支少数民族武装力量，曾积极配合过1908年杨振鸿发动的永昌起义。杨振鸿起义失败病故后，刀安仁等又领导这支少数民族武装，支持张文光辛亥年九月六日发动的腾越起义，并获得了成功。
再次，孙中山关注云南革命力量的培植工作，还表现为积极在与云南接壤的缅甸、越南等邻邦的爱国华侨中发展革命力量。以缅甸为例，孙中山曾多次派人在缅甸的仰光、瓦城（曼德勒）、腊戍等地建立了同盟会，以此来影响和推动云南省，特别是滇西腾越一带地区的革命运动。缅甸各地侨居着不少华侨，这些华侨中的大部分，是由云南，特别是滇西迁去的。他们与国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旅缅华侨中发展革命力量，势必牵动云南。居于这一认识，孙中山于1908年派杨振鸿、居正、吕志伊等到仰光开展同盟会的组建工作，仅一周时间，仰光就有五百余人加入同盟会。后来，又派胡汉民、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秦力山等人先后到仰光、瓦城和北缅的胶嘿、腊戍等地组织同盟会，号召华侨参加革命。瓦城一地，同盟会员就多达三百余人。孙中山这种作力在外、其功在内的发展工作，其效果正如意料的那样，当不少缅甸华侨纷纷加入同盟会，捐钱献物支持革命，十分活跃的风声传到腾越等地后，当地人民“十分振奋，家喻户晓，无不谈论革命”。云南辛亥革命三老之一的李曰垓（艾思奇之父），就是在缅甸经李德贤介绍加入同盟会的。之后，他与“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李烈钧等共商大计，分头负责进行工作。李曰垓入滇与蔡松坡举事，并委张文光、刘弼丞主持腾冲事”。
从此，滇西腾越一带革命势力大张，成为云南省最早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后来，云南辛亥年的革命首先在腾越爆发，与滇西，也是与这里的群众发动得较早，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得较为广泛，社会群众基础较好大有关系。“腾越起义是九月六日，昆明越义是九月九日，腾越提前三天，这与缅甸同盟会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云南卓有成效的组织发展工作，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云南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奠定了云南辛亥革命的社会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甚至为接下来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首先发端于云南，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十分重视舆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唤醒民众的活动。从建立兴中会之日起，直至他弥留之际，他都深信革命倘要成功，“必须唤醒民众”。孙中山遗嘱。孙中山对云南革命的关注，在宣传革命，唤醒民众方面的活动，也是十分突出的。这集中地反映在以《云南》杂志为代表的云南众多革命刊物的创办上。
《云南》杂志社，由云南籍留日学生于1906年4月间，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同乡会”会址正式成立。同盟会员李根源、赵伸被推为干事，负责杂志社的全部工作；张耀曾为总编辑，席上珍、孙志曾为副总编辑。经过几个月艰苦筹划，于1906年10月15日，正式出版了《云南》杂志创刊号。
这份革命刊物，完全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倡导下创办的。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全方位地展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除积极筹款，联络会党与新军，准备武装起义外，还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与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展开论战。无论从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方面考虑，还是从思想大论战的角度来看，都需要创办革命刊物，作为舆论阵地。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在创办《民报》这一同盟会中央机关报的同时，也积极策划各省革命党人创办地方性的革命刊物。为此，1906年初，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召集同盟会云南分部负责人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赵伸、罗佩金等五人谈话，帮助他们分析云南形势，同时提出了创办云南地方刊物的要求。孙中山向与会者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时，易于鼓动奋起，故策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为了早日办成这份刊物，孙中山还指示陶焕卿（成章）、宋教仁、宁太一等人，“可随时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
孙中山的这些指示，既指出了创办云南地方刊物宣传革命、发动民众的重要性和必需性，也为创办云南地方刊物制定了方针。那就是：首先，用它来“鼓动”革命党人和群众“奋起”；其次，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云南的罪恶活动；再次，要揭露清政府的腐败误国。《云南》杂志从1906年10月15日出版创刊号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停刊为止，五年间共出版发行了二十期，另外还出版过《滇粹》特刊一册。综观《云南》杂志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重点文章的主要内容，也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1906年初约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等商议办刊物时的指示精神。
1906年《云南》杂志问世时，孙中山为《云南》杂志社题词，题词为“振我民气”。正是由于有孙中山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云南》杂志高举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旗帜，越办越好。当《云南》杂志创刊发行一周年时，“东京各省杂志如江苏、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浙江潮等，或因经济不足停办，或因办理人归国停办，殊为恨事。当时建纛于东京杂志界者不过二三，我《云南》杂志，以铸造独立自治之国民，以对内外，为救亡唯一无二之绝大目的。自始至今，无稍分歧，或变更……蓬蓬焉，勃勃焉。开留学界杂志之花”。它在北京、贵阳、昆明以及云南的八个县城和缅甸的瓦城设有分社；在云南的其他府、州、厅设有代办所；在国内的四川、北京、上海、辽宁、浙江、广西、陕西等十几个省区，设有代办所；在国外的日本、新加坡、缅甸、越南以及香港等国或地区，也设有代办所。其发行量由原来的每期三千册，增加到一万册。真可谓“是辛亥革命前以省命名的革命刊物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颇具特色”的一种刊物。应当肯定《云南》杂志之所以能办得如此蓬蓬勃勃，除了云南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的努力外，也与孙中山的关怀和指导分不开。
孙中山号召云南革命党人创办地方刊物，宣传革命和发动群众的精神，通过各种途径，也传到了云南边陲。因而，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继《云南》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之后不久，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在云南境内创办的刊物，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据云南历史研究所所长荆德新同志统计，辛亥革命期间在云南出版的较为重要进步刊物有《云南日报》、《云南公报》、《星期报》、《云南旬报》、《滇铎》、《滇话报》，等等。《云南》杂志与这些刊物在宣传反帝反清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激发云南民众的革命热忱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和后来云南辛亥革命在夺权上比其他省区彻底，以及护国运动在云南首义，等等，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三
孙中山对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革命中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视的。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始终把云南当做一个重要的革命基地。
这从以下所列事实中反映出来：
其一，如前所述孙中山不遗余力地在云南留日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并通过他们在云南各地，特别是在昆明和腾越建立同盟会组织，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其目的就是要把云南变为反清的革命基地。同时，他又通过他的同志在与云南毗邻的缅甸各地，如仰光、瓦城、腊戍、八莫等地建立革命组织，使辛亥革命的种子遍及全缅各埠。此外，孙中山还在另一个与云南接壤的国家——越南，也秘密地建立了同盟会，并在河内的粤东会馆、日新楼和火柴厂等三个地方建立了同盟会的领导机构。孙中山及其同志在缅、越两国各地华人中积极建立同盟会，发展革命党人的势力，其动机可以说是用力在外，其功在内。也就是说，这是为把云南变为革命基地而使力的；是为更好地把缅、越爱国同胞的力量动员起来，支援中国革命，特别是支持云南革命，拱卫云南革命而努力的。
其二，孙中山在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将忠实于他的许多各省区同盟会的领导骨干直接或间接地派往云南，或是在与云南接壤的缅甸、越南从事活动。有学者指出：在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涌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这批优秀分子中，除孙中山是公认的领袖外，还有湖南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湖北的居正、田桐，广东的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浙江的秋瑾、蔡元培，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吴玉章、黄复生，云南的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直隶的张继，江苏的赵声，陕西的于右任，福建的林时爽、方声洞、方声涛，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广西的马君武，等等”。在这些同盟会的精英中，除云南的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理所当然应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外，还有黄兴、居正、胡汉民、方声涛、李烈钧等来过云南，或到与云南接壤的缅甸和越南从事过革命活动。而他们到云南和越南、缅甸活动，又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奉孙中山之命而来的。他们的活动，又均是与在云南开展革命活动有关。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孙中山及其战友们，的确是把云南视为一块重要的反清基地而不遗余力开辟的。
其三，孙中山一直把云南定为进行反清武装起义的重要省区之一。从同盟会，乃自兴中会建立之日起，孙中山就把武装反清斗争定为革命宗旨，而有别于立宪派。1906年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就曾先后发动过湘赣边起义，广东钦州、廉州、惠州、潮州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安徽安庆和浙江绍兴起义，云南河口起义、永昌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诸多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中，广东四州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则是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了发动这些起义，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在越南河内设立了秘密指挥机关，统筹策划两广和云南的武装起义。“他打算先取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七省，然后北出长江。”
至于杨振鸿等1908年所策划的云南永昌起义，也是得到孙中山亲自指导的。直接参与过永昌起义的何畏在《杨振鸿滇西革命纪略》一文中，就曾这样写道：1908年6月上旬，杨振鸿、黄毓英、居正、张乃良等一行闻河口起义信息，由日本赶来支援，但河口起义已失败而被迫转入新加坡。此时，他们在新加坡面见孙中山，并报告了他们打算前往滇西策划起义，想以腾越和永昌为入手处的想法。孙中山听后，极表赞同。几天后，孙中山邀汪精卫、胡汉民作陪，在他的住宅内为杨振鸿等人设宴饯行。席间，再次谈及策划滇西起义有关事宜时，孙中山指示说：“此时仅能补助路费，挨发动占据清政府城池后，我们将尽量筹助。”“你们进滇西去作革命事业，我有《革命方略》一册，可以遵照办理，决不致错误。”
其四，重视云南的革命舆论工作，亲自指示和鼓励创办《云南》杂志。这在辛亥革命期间全国各省区地方刊物的创办上，也是较为特殊的现象。它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的确是把云南视为革命基地的。
其五，孙中山一听到云南武装反清起义成功的信息时，立即表示祝贺。1911年旧历九月初六，云南腾越起义成功，建立了以张文光为首的军都督府。此时，正值孙中山闻武昌起义成功之讯，由美国赶赴国内到达香港之时，当“孙中山先生得知（腾越）起义成功，还特别从香港来电嘉奖祝贺”。
由上述五方面的史实看来，孙中山在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确是把云南当做重要的反清革命基地的。而且，还给予云南的革命活动许多直接而具体的指导。
四
孙中山为何如此重视云南工作，并把云南作为反清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一块重要基地来看待的呢？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云南有着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良好社会基础。
云南人民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愿望。这种愿望，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云南边疆的入侵与掠夺，以及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云南各族人民残酷压迫与剥削而产生的。
就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与掠夺而言，大体上是这样的：英国把越南变为其殖民地后，又于1831年占领下缅甸，并控制了上缅甸。此时，英国已图谋入侵中国云南。侵缅英军头目之一的斯普莱大尉就曾多次上书英政府，建议修通由仰光至云南的铁路，进而控制长江流域。这一建议被英国政府采纳，于是便产生了1875年英国入侵云南的“马嘉理事件”。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部分中缅边界开放通商，允许英国在蛮允驻领事，等等。英国就这样把侵略魔爪伸入了云南。法国在控制越南之后，也于1883年挑起了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使法国在这场战争中不战而胜。在李鸿章“趁胜求和”卖国主义思想指导下，1885年签订的《中法新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公然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开放中越边境城市通商；中国修铁路要聘请法国人指导，等等。这样，又让法国打开了云南的大门。此后，英、法两个西方殖民强盗便在云南开展了激烈的竞争。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名，取得了修筑滇越铁路的权利，并于1903年开工，1910年建成。法国还占领了普洱府的猛乌、乌得两土司纵横数百里的地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国把云南和两广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在争夺云南问题上，英国也步步紧逼。1897年，强迫清政府将滇西的“野人山”一部分划归英国；猛卯三角地则“永租于英国管理”；开放腾越、思茅为通商口岸，英国可驻领事。后来，英国也取得了修筑滇缅铁路的权利，还把长江流域（包括金沙江）划为其“势力范围。”1901年，英、法又在云南共同取得了澄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十府的开矿权。
正是鉴于云南遭到英、法入侵，领土、主权不断丧失，民族矛盾极其尖锐这一形势，孙中山认为“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从而，成为导致云南革命的因素之一。
就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剥削而言，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在分析说明这一问题上，孙中山特别列举了丁振铎、兴禄贪污受贿案。兴禄本是一地方小官，任广南知府。他虽目不识丁，但却善于逢迎上司。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他公然敢在1886年中、法勘定云南与越南边界时，出卖国土，将广南的三蓬划入越南，拱手让给法国。这样的人本该惩处。然而，由于他对云南总督崧蕃溜须拍马，以镶珠真金脸盆贿其女，不但未受惩处，反而在数日之内连升数级，官至按察使兼总办译务局、机察局、电报局、会办营务处、善后处等职务，使全省大柄，概入其手。“文官放一州县缺，或委一差事，武官放一副、参、游缺，甚至委一管带、营弁，无不走兴禄之门路。”他挪用、侵吞公款达20万两白银之多，扣压驻军的饷额与人分肥，每月竟得七八千两白银。事情传到北京，经御史奏参，兴禄被革职。但他依附与驻云南的法国领事苏雅结是亲家的关系，不久又官运亨通。丁振铎为云贵总督后，兴禄又由盐法道改任迤东道，并兼洋务局、机器厂、电报局总办。如此贪官，却不断青云直上，怎能不激起人民愤慨。
其实，当时的云南贪官污吏何止丁、兴二人。比如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李经羲，在云南任职两年就搜刮了四万两白银。孙中山从丁、兴之流的贪污行为激起云南人民愤慨，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一事实中，看到了“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的良好社会基础，才把云南视为武装反清的主要基地的。
第二，云南地处中国边陲，敌人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
综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心，基本上都在中国南方，这是与清政府的统治势力南方比北方相对薄弱这一特点有关。云南1902年开始练新军，原计划在5年内编练新军两镇。但经几年努力，到1909年才编成一镇，兵额约为10977人，加上巡防军24442人，全省总兵力为35419人。数量貌似强大，但素质和军事技能都极低。“兵丁昼夜嬉戏街市，出入无禁。”“将校中本罕通晓陆军学术之员。”这是1905年时的新军情况。到1910年，情况又如何呢？云贵总督李经羲给清廷的奏折中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成镇过速，现任官佐新旧掺杂，党派纷争，瑕瑜互见，将领多不得人，中下级军官学庸品卑。”
由此可见，直至1910年清军在云南的力量还是较差的。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清政府决定成立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培养中下级军官，以充实、提高云南新军素质。这又恰恰为大批留日学军事的革命党人打入或控制新军创造了条件，便利了革命势力的发展。孙中山把云南当做其领导的反清基地，与这一因素也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云南是实现孙中山武装反清的战略、策略思想的理想地区之一。
如前所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先取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七省，然后北上长江。而云南正是他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好场所。因为云南与越南、缅甸等国接壤，这种地理环境与广西、广东和越南、香港相连一样，进可攻，退可守。事实也正是如此，犹如孙中山在广东、广西多次起义失败后，将革命党人撤往香港、越南一样，当1908年河口、永昌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也纷纷撤往越南、缅甸。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他日东山再起。所以说从战略、策略上考虑，孙中山是把云南当做反清斗争的理想基地的。
第四，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便于与海外联系，接受华侨援助。这也是孙中山将云南定为反清基地的重要因素。
由于阶级的局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把人民大众当做革命的主力军，他在国内依靠的是会党新军，在国外依靠的是广大爱国侨胞。辛亥革命中所需之经费几乎全依侨胞解囊。这一条件就制约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使之不得不把革命的基地放在便于与海外联系的地区，以便接受侨胞的援助。云南在这一点上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成为孙中山理想的革命基地之一。
由此看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与云南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云南这一反清基地寄予厚望，对云南革命党人大加培植，对云南革命给予了许多指导。这些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遗憾的是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尚少，但愿拙文成为引玉之砖，使之能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