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获云南省省政府颁发的云南省1991年度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三等奖。
云南辛亥革命至今已有八十周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史学界及有关人士，对它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对它的是非曲直，发表过不少论述。不过，就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而言，专论尚属不多，还是个有待探讨的课题。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笔者不揣冒昧，就此问题谈点个人见解，求教专家同仁。
这里所说的云南辛亥革命，并非专指“重九”起义，而是以“重九”起义为中轴，辐射其他。亦如全国辛亥革命一样，在时空概念上，并不只限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是指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范畴。本文就是以这一历史范畴为背景，从社会群众基础较为深厚、武装起义早而广、夺权斗争较为彻底和影响深远这四方面，来考察、论述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的。
一
将云南辛亥革命放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来观察，人们就不难发现云南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这种社会群众基础，并不亚于湖北新军运动和四川的保路运动。
谈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群众基础，不能脱离其阶级属性及其政纲来谈。不然，就会超越时代背景，苛求前人。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伊始，以及后来建立同盟会之时，都将其领导这场革命所主要发动的群众，定为会党和新军。只是后来在中共和前苏联的帮助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转变为“扶助农工”。我们考察云南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首先要从这一前提出发。
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镇压，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决定组织新式军队。后来，又将全国新式陆军编为三十六镇（师）。地处边疆的云南原计划建立新式陆军两镇。1909年初，云贵总督锡良在云南成立了陆军第十九镇，下辖两协（第37、38协），每协下辖两个标，共四标。此外，还建有马、炮标各一，工程营、机枪营、辎重营各一。这支部队的军官刚组建时，多为北洋系担任，俨然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反动军队。但是，到辛亥起义前夕，这支清朝新军的基础和领导权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少同盟会会员已在军中担任了要职。其中第38协军官的名单，以及注明为同盟会的材料，是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加进去的。
从云南新军第十九镇这个指挥系统的政治面貌中，明显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该镇的高级军官中，无论镇、协、标、营，均有革命党人任职。蔡锷虽不是同盟会员，却是著名的非盟革命党人，是云南“重九”起义的统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第二，驻防省城昆明的第37协下属第73、74两标的六个营中，有五个营的管带，以及第74标的标统，均是同盟会员。此外，驻省城昆明的马标、炮标及直属营中的工程营、辎重营、机枪营等七个标或营中，又有六个营的管带和一个标的标统，也是同盟会员。第三，上述材料清楚地表明，在驻省城昆明的新军指挥系统中，革命党人明显地占优势。如果再加上云南讲武堂监督李根源及该校的教官，同盟会的势力在新军领导层中，可以说是占了绝对优势的。据统计，云南讲武堂的教职员47人中，同盟会员占17人，革命派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没有发现反动分子。第四，驻省城昆明新军中的北洋系统的上层反动军官，相对地显得势单力薄。第五，在远离省城驻守滇南、滇西的新军军官中，同盟会的力量虽然显得较弱，但有些军官还是倾向革命的。如同盟会员张文光就曾争取了驻腾越的新军第76标第一营管带蒋辅臣，蒋“同意伺机发难”。笔者注：当腾越起义正在策划时，蒋的第一营被调回大理，换为第三营驻腾越。只是后来蒋部由腾越调至大理，才未发难。
至于新军第十九镇和驻省各巡防营中下级军官中革命党人的力量如何，这可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学员中去窥探。云南军讲武堂在陆军第十九镇编就后半年左右宣告成立。以调选新军、巡防营的中下级军官为培训对象，也招收一部分贡生，秀才和中学生。从创办到辛亥革命前的两年当中，“造成了八百多名的带兵官”。也有人认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学员人数为600多名。这些学员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入学前就已是同盟会员。如邓泰中、董鸿勋、李学诗、吴品芳、吴传声、范石生、彭萱、杨蓁等人。一类是不满现状的青年。在讲武堂这样的革命环境中，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成为革命党人或革命的同情者，尤其是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如特班学生朱德等人便是这样。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加入了同盟会，朱德就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的。另一类是反动分子。这部分人为数很少，主要是一些与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前清余孽和北洋系学员。可是由于他们没有组织，力量分散，加之起义得不到学堂中的学员的支持和同情，所以他们虽亦对革命起破坏作用，但翻不起多大的浪头。由此可见，“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到新军和巡防营中担任营以下的军官。这样一来，云南新军和巡防营等清朝军队的基层组织，也就大多被革命党人控制了。
对于新军的广大士兵的政治倾向，朱德曾经做过这样的评述：“新军士兵都是从农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撒播开来。”
综上所述，可知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特别是驻昆明的第37协和其他的一些标营，革命党人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当“重九”起义之时，出现第74标三个营全部起义；第73标第三营起义，第一、二营中立；炮标三个营全部参加起义，马标开始中立，后也参加起义，使起义迅速成功，这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了。昆明“重九”起义之前的腾越起义成功，也是以张文光为首的同盟会员在新军中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如果把云南驻省城新军的这一情况，与当时全国各省省城清军中的革命力量相比较，可以肯定地说，革命党人在驻省城新军中的力量对比如此强大的，可能要首推云南。以武昌为例，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的人数约为五千人（含同情者）。即占1/3.而云南新军中革命党或同情革命党的人数，却远远大于这个比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直接掌握了新军的大部分领导权，导致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长靳云鹏、兵备处总办王振畿、参谋长杨集祥等反动将领，“仅能指挥少数部队，不能指挥大部分新军”。这种态势，在当时全国二十几个省区中，也是少有的。
关于会党，在云南主要是哥老会，也是同盟会所要发动和依靠的主要对象。当时，云南哥老会盛行，在城乡都公开组织活动。凡是旅社、茶室和酒馆等处都是他们的市场，风行一时，参加的人很多，尤其是当兵吃粮的人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早在云贵总督杨良刚组建新军第十九镇，其带兵官多是他由四川带来的北洋系人物，革命党无法插足其间做宣传工作时，同盟会员詹秉忠、黄子和等就先从联系哥老会的头目，与他们交朋友入手，开展工作。云南同盟会先后争取了东南六城哥老会的负责头目戴光仪、戴光廷、马海堂、王海廷和云南全省哥老会的总头目何升高等人。通过这几个哥老会的头目，介绍了当时在营队里的上、中级军士数十人，随时同黄子和利用节假日，在昆明城郊的归化寺、昙华寺、铁峰庵等地秘密会见，宣传反清。当1910年前后，大批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进入云南新军，担任各级军官后，“因各营队的军士多数是哥老会中人，平日间已有了联系，所以（革命宣传工作）容易深入进去”。
这也就是说，同盟会还从会党的角度，争取了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因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社会基础是比较强的。云南同盟会在多渠道，多层次地争取新军，掌握新军领导权的运动中，的确不亚于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的工作。
像辛亥革命这样一个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也是很难办的。尽管这场革命的领导者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认识不到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从而未把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当做革命的基本方针，未把人民群众当做最主要的依靠对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同盟会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在云南，同盟会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的。他们根据孙中山先生“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的指示，先后创办了《云南》、《云南日报》、《云南公报》、《星期报》、《云南旬报》、《滇锋》、《滇话报》等刊物鼓吹革命，唤醒民众。还先后在全省各地建立了公学会、滇学会、誓死会、体育会、兴汉会、同学会、自治同志会、敢死会、保界会、文明演说会、死绝会等十余个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来发动群众。仅同盟会在滇西腾越创立的自治同志会，就“发展了农民、会党群众数千人入会”。同盟会员遍布全省各地、社会各阶层中。仅杨振鸿一人先后在昆明、腾越、缅甸就发展了两三百人入会。其中有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华侨、士兵和农民。《雪生年录》（卷1）。
特别是腐败的清政府出卖滇越铁路、滇缅铁路的修筑权和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给英、法帝国主义，以及1910年英国入侵片马事件，使云南人民深感切肤之痛，反帝反封建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要救国非推翻清王朝不成功”的呼声响彻云南三迤大地。云南掀起了“一个全省群众反帝国主义、反满清封建王朝的高潮”。更要着重指出的是，云南这时的民众运动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这集中地表现在迫使清政府和英、法帝国主义取消了原来签订的修筑滇缅铁路和开采云南七府矿产的协定；滇越铁路虽继续修筑，但也被迫改道由山区绕行。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前夕，云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并不亚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云南辛亥革命前夕的民众运动比四川的保路运动还略胜一筹，那就是基本没有受到立宪派的影响，更没有被立宪派控制。
总括上述，可知云南辛亥革命在社会群众基础方面，即发动新军、会党与人民群众方面的广泛性，在全国辛亥革命中也是较为突出和少有的。其最突出之处，简而言之就在于驻省城昆明新军的领导权实际上已大部分掌握在革命党手中，民众运动十分高涨而立宪派的影响却很小，因此取得了较大的胜利。革命有着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这是云南辛亥革命突出的历史地位表现之一。
二
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早而广。
所谓“早”，就是起义时间较早。有人指出：“在全国，云南是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之一。在西南地区，云南是最早推翻（清王朝）政权的省份。”唐克敏：《辛亥云南重九起义的特点、意义及其历史地位》，载《云南日报》1981年10月2日。“昆明武装起义中，战斗的激烈程度，据研究，仅次于首义之区的武汉地区，在响应起义各省中居于首位。”谢本书：《重评辛亥云南起义》，载《云南大学》1981年10月9日。“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之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之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这些论述，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都是十分公正的评价的。
云南辛亥革命响应武昌起义为时较早，仅居于湖北、湖南、陕西之后的历史地位，还可以从更深一层的含义上去认识。那就是它是全国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省区中，最早起义的省。云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清王朝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破产，说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边疆各族人民中，已民心丧失殆尽。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不仅在内地纷纷崩溃，即使在边远省区也土崩瓦解。此时的云南，“全省人心皆变，遍插汉字白旗”。这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是沉重的打击；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活动，也是强有力的抵制。同时，它也有力地推动了其他边疆民族省区的反清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正由于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区，各族人民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强烈不满，有着迫切希望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这一客观社会要求。所以在云南辛亥革命获胜之后，建立云南军都督府之时，其政纲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在全国辛亥革命响应武昌起义而较早独立的十五个省区中，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加以具体化为军都督府的政纲者，云南军都督府也应属于先导。
因而，就可以说云南辛亥革命是在全国辛亥革命中，不仅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民族众多的省区，而且又是起义成功后，在军都督府的施政纲领中最早明确地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省区。我们对云南辛亥革命历史地位中其“早”字的理解应该加上这一重要因素，才较为全面。
所谓“广”，自然是指发生革命的地域，即空间而言。在云南边疆，从1908年孙中山先生发动河口起义，点燃了云南武装反清的烈火后，革命烈火便在三迤大地越烧越旺。到1911年武昌起义时，迤西、迤东、迤南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其概况大致如下：
1.1910 年冬，革命党人杨振鸿、马湘联合三点会首领杜文理在永昌起义。攻永昌城未克，杨患恶性疟疾病故。
2.1911 年旧历九月初六，革命党人张文光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方略》的规定，发动了腾越起义，获得成功，并建立了军都督府。接着，出兵滇西各地，先后光复了龙陵、永昌、顺宁、镇康等地。攻蒙化、大理，在与已宣布响应昆明“重九”起义而反正的大理驻军交战失利，退守腾越。
3.1911 年旧历九月初九，昆明“重九”起义成功，成立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都督府，威震全滇。云贵总督李经羲被送出境，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镇压，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被推翻。
4.9 月12日，驻临安新军第75标标统罗鸿逵逃跑，教练官、同盟会员赵复祥率队反正。不久，蒙自、个旧等滇南重镇也光复。
5.9 月14日，驻大理新军第76标接到云南军都督府宣告起义的电令后，“时值第38协统领曲同丰在榆（大理）检阅，当即召集官绅于大理府署，出省电传观。官绅发言一致赞成，复电省垣”。但新军第76标标统涂孝烈坚持反动立场，拒不归顺革命，不久，便化装逃走。除涂之外，太和官绅“一体服从”。不久，腾越起义军陈天星部攻大理，被反正的第76标士兵击退，陈败退腾越。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云南辛亥革命武装反清斗争在扼守云南三迤的重镇，均已普遍发生。昆明起义扼守迤东，威慑全省；大理、腾越起义，双方虽有内战，但总是肃清了迤西的清王朝势力；临安起义控制了迤南。这种在全省要冲重镇广泛地爆发起义，在全国辛亥革命中也是较为突出和少有的。
当云南省革命形势巩固后，云南军都督府还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援藏。在滇军的三援活动中，史学界对援藏抗英、平叛的作用，认识较为一致。对援川、援黔问题，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功过是非，众说纷纭。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涉及这些争议。不管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议如何，但有一点，即在对援川、援黔的重要原因上，却大体上认识是一致的。一般都认为这是为了响应黄兴、黎元洪等人“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的号召，声援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而出兵的。昆明市民众数千人在欢送滇军入黔的锦旗上，所写的八个大字：“不平胡虏，请勿生还！”也清楚地说明了滇军出师川、黔的目的。
一个地方政权，在起义成功建立政权后不久的时间内，能迅速巩固本省革命形势，又分兵支援他省，以巩固全国革命成果。这种现象，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总之，响应武昌起义早，在全国名列第四，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属于第一；武装起义地域广，遍及三迤要冲重镇；巩固本省革命形势后，又能分兵支援他省，进而巩固全国革命形势，这样一些独特的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肯定的。
三
夺权斗争较为彻底而巩固，这也是云南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不同阶级所领导的，不同性质的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亦然。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把政权从满洲贵族手中夺过来。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状况。
吴玉章将辛亥革命时期各省夺权、宣布独立的形式全面而准确地归纳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形式，和武昌起义差不多，主要是新军士兵起义，起义后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结果政权落入了立宪派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手里，再由立宪派把旧势力拉出来掌握政权。
第二种形式，就是群众起来了，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革命胜利后，革命派掌握了政权，但是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就把政权夺过去了。湖南就是如此。湖南也是新军起义，有革命派领导，他们把巡防营统领杀掉，自己掌握了政权，可是立宪派马上来一个政变，把革命派全杀掉了，他们和旧势力掌握了政权。除湖南以外，贵州也是如此。
第三种形式，就是当群众起义尚未爆发的时候，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就利用各省下层群众起来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员自动独立。结果宣布独立以后，政权还是落在清朝政府的旧官员手里。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大家劝他独立，他就举行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官衔改为都督，完全原班人物，只是换一块招牌。
第四种形式，比如云南，爆发了战争，新军和旧军队打了仗，新军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
还有一种形式，比如四川，一部分新军已在成都附近起义，直趋重庆，与城内同盟会员联合占领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把政权交给咨议局议长、立宪派蒲殿俊，成立四川军政府，使革命造成成渝对峙的局面。后来同南北和议一样，把政权交给旧势力了。”
吴老在这里把云南辛亥革命的夺权斗争，单独列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有别于其他的四种形式。吴老的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其他的四种形式的夺权斗争或独立运动，最后政权都落入了旧势力手中，唯独云南是“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这也就是说，云南辛亥革命的夺权斗争是比较彻底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政权。
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可从下列材料中得到佐证：
第一，“重九”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云南军都督府的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大都是革命党和同情革命的人物。云南军都督府刚成立时，设一院（参议院）和三部（参谋、军务、军政）。其成员及政治面貌如何呢？
都督蔡锷（未加入同盟会的革命者）参议院长李根源（同盟会）参谋部总长殷承（同盟会）次长刘存厚（同盟会）唐继尧（同盟会）作战部部长谢汝翼（同盟会）谍查部部长张子贞（同盟会）编制部部长韩凤楼（同盟会）兵站部部长李凤楼辎重弹药部部长顾品珍（同盟会）炮兵材料部部长刘法坤测地部部长李钟本军务部总长韩国铙（后为沈汪度，同盟会）军政部部长李根源（同盟会）次长李曰垓、唐继尧（同盟会）。
由此可见，云南军都督府的确是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着大权的。这当中虽曾出现过起义成功后找到云贵总督李经羲时，蔡锷希望李出来主持云南大局之事，但当李拒绝后，蔡也并不强留，而是礼送出境。记载：当革命党人要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而遭黎拒绝时，程定国厉声曰：“从则生，不从则死，统领自择之！”至于礼送李经羲，从李、蔡情谊、优待俘虏的角度来看，也不必多加指责。朱德对此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生擒总督李经羲，丧失人心莫敢支。只要投降即免死，出滇礼送也宜之。”这件事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具有妥协性。
第二，云南军都督府的施政纲领，认真地贯彻了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军都督府一成立，就宣布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它的政纲也明确规定：“一是定国名曰：中华国。二是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三是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是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各部分设部、司、局、厂，各部院同署办公，地方文武各官依事务分配，直接各部秉承办理。五是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命令改为五色）。六是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是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入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以上七条，系本军都督规定大纲，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须照政府统一之命令办理。”云南军都督府还同时发表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重申“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同盟会纲领，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有的同志指出：“在辛亥各省起义的宣言或檄文中，重申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是罕见的。”这也足以说明云南辛亥革命与其他省区的革命相比，是较为彻底的。
第三，从坚决肃清清王朝反动势力，协调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巩固革命成果在全省的发展上来看，云南辛亥革命也是有着其突出地位的。
新军起义（先是驻昆的第73、74标，后是驻大理的第76标和驻临安的第75标）时，云南还有着另一支清王朝的反动军队——巡防营。当时，云南全省巡防营的分布是：迤南方面有开化镇兼统领夏豹伯，统有巡防军约四十余营；迤西方面有大理提台李福是、丽维镇兼统领张含英共带领约有巡防军二十余营；迤东方面亦有十余营。这数十个巡防营，如果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要平定他们也是相当费时费事的，弄得不好，甚至会糜烂地方。而且，反动的巡防营在云南辛亥革命期间，也不是未有所动作的。例如当驻临安的第75标响应昆明“重九”起义而反正时，开化镇兼统领夏豹伯就曾命令驻个旧督带孔繁琴率所中三个营驰赴临安“平乱”。后来，由于临安新军负责人赵福祥派兵迎头痛击，使其伤亡惨重，溃败逃走。这一战，使巡防军深知他们远非新军对手，更感到妄动不得，从而对革命再也不敢表示反对，于是全省得到光复统一。
关于起义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义军和革命党内部相互火并或叛变的现象，在云南也是有的。最典型的就是腾越张文光部与驻大理新军的对抗和蒙自兵变。这种问题，若不及时处理，也是很难巩固革命成果的。面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对抗、火并与兵变，云南军都督府采用选派大员出省巡阅，作实地调查整顿的措施加以解决。迤南方面派罗佩金为南防巡阅使，瓦解蒙自叛军，将叛军头目缉拿正法。这些措施，使革命后的云南，迅速地肃清了各种反动势力，获得了巩固与统一。
写到这里，笔者遐想：倘若当时各省革命均能如云南一样彻底夺权，中国辛亥革命的面目当是另一状况。当然，幻想不能代替现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终于落入了旧势力手中，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客观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言，云南夺权较为彻底的这一历史地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
云南辛亥革命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也使其在全国辛亥革命中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迫使窃国大盗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护国运动，首先是从云南开始发动的。这是云南历史上的一大光荣之事。在这里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倒袁护国运动为何不在辛亥革命的中心所在地——先是广州，后是武昌发生，而是首先在云南发生？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发表过不少见解，指出原因种种。但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当是云南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所致。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之一，是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话，那么，作为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云南辛亥革命，在这一点上就体现得更加鲜明。这是由于云南辛亥革命有着较为浓厚的社会群众基础，革命后军都督府中的掌权者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其施政纲领基本上是按同盟会的纲领实施，反对清王朝统治斗争较为彻底等诸种十分突出的因素的存在，才导致坚决反对君主专制，坚决维护共和制的观念，在云南各族人民和云南革命党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当袁世凯恢复帝制，遭到全国各地群起而攻之时，首先高举护国大旗的不是其他省区，而是云南，这也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研究历史，凡事都要讲个因果关系。从云南首先爆发护国运动，力图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这件事上，人们显而易见地便可看到云南辛亥革命在全国辛亥革命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历史地位。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这一点上，云南人民和当时的云南革命党人，是立了大功的。这一丰碑已高竖在中国近代史上。结出这个果的因，当是由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决定了的。
至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派，云南的革命党人和军都督府蜕变成为西南军阀中的滇系军阀，唐继尧等人抛弃三民主义，背叛、出卖孙中山先生，其革命性荡然无存等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因素和这些人物自身的变化决定的。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了。本文是仅就辛亥革命时期这些人还处在革命阶段，还是革命党人的前提下来探讨这一问题的。
总括全文，笔者将所论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的结论，归纳如下：
1.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头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2.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其他省的革命相比，在不少方面有着其突出的表现，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武昌起义。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3.总体上说来，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武昌起义。这一结论，是否有点“夜郎自大”，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公允？敬请同仁诸公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