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常慨叹：“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嘉祐元年（1056）秋，苏洵始见欧阳修，时年已四十八岁；嘉祐二年五月，苏洵即返眉州处理程夫人丧事；嘉祐五年二月，苏洵再携二子入京，时年已五十二岁，但因家贫，京城米贵，只好移居杞县（时属开封府），至嘉祐七年始移居京师，主要精力在参与修《太常因革礼》和著《易传》。治平三年（1066）即去世。掐指算来，二人见面结识前后不过十年，且欧阳修正身居要职，庶务繁忙，而苏洵又人世多变故，因此二人也是别多聚少。然而，苏洵何以引欧阳修为唯一知己呢？说来话长。
苏洵很早就知道世上有欧阳修其人。仁宗庆历三年（1043），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实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为右正言，知谏院，均为京城政治上之风云人物，而此时，三十五岁的苏洵正游学于京师，因“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故没有主动去结交欧阳修，但已识其为君子之人。庆历五年，苏洵又游京师，亲见庆历新政失败，诸公被贬，苏洵为之“仰天叹息”。欧阳修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所以苏洵说：“虽不见其文，而固以知有欧阳子矣。”但苏洵真正了解欧阳修是在他长期研读欧阳修的文章之后。
苏洵因屡试不第，遂焚旧稿数百篇，辍笔苦读，专心于学术。他取《论语》《孟子》韩愈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其中读得最多，体味最深的，大概是欧阳修的文章了。所以他在嘉祐元年《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敢于说：“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知之特深于天下之人。”他敢说自己最了解欧阳修的文章，绝不是自吹说大话。他在评说了孟子、韩愈等人的文章后说，大胆地说：“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而他对欧阳修文章风格的评说，至今学术界仍认为是最为中肯的。可见，苏洵在和欧阳修直接交往之前，已对其为人、为文有了深入的了解，欧阳修已成为他在道德和文章两方面的偶像。应该说，他们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因此，在益州知州张方平劝他入京、并告知已将他介绍给欧阳修时，他欣然同意再游京师。
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二子入京，将自己所著《权书》《衡论》等二十篇呈给欧阳修，并致《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极表对欧阳修道德、文章之仰慕，并求欧阳修“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而察之”。言辞恳切，不卑不亢。当时虽因京城水灾，欧阳修忙于庶务而未能马上见苏洵，但对其文章十分赞赏。此年秋后，欧阳修接待了苏洵，他对苏洵说：“吾阅（见过的）文人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石介），然意犹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这是欧阳修对苏洵文章的最高评价，认为是自己见过的文章中最好的。苏洵得欧阳修的首肯，既有受宠若惊之感，又庆幸自己终遇文章知己。十年苦心研读，细心揣摩，没有白费。欧阳修深识苏洵人品及文品之不凡，于是写《荐布衣苏洵状》荐之于宋仁宗，《状》中称苏洵“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是一位“非特（只是）能文之士”，又称“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不钻营当官）”，并将其二十篇文章转呈仁宗，期望仁宗“甄录”（甄别并加以录用）。此举亦足以证明欧阳修是真正了解苏洵的为人、为文及人生志向的。此后，欧阳修与苏洵交往渐多，他先后给欧阳修上《洪范论》《史论》及《六经论》等，均得欧之好评。约在嘉祐元年末或二年春，苏洵写下了《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书中既感谢欧阳修推重其文，称其《六经论》有荀子之风，又怨欧阳修“未暇读”其文。书末又曰：“执事怜其平生之心，苟以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切盼朝廷任用自己之意，溢于言表。嘉祐二年五月，苏洵仓促离京返乡办理程夫人丧事，回乡月余，有《上欧阳内翰第三书》。信中谈及自己和欧阳修相交的情形：“年近五十，始识阁下。倾盖晤语（面谈），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于贫贱之中，乃与切磨议论，其为不朽之计。”回忆二人相见情形：一见如故，切磋文章。文中又写自己在家“谢绝过从（与人交往），杜（闭）门不出”，取读旧书，“时有所怀，辄欲就阁下评议”而“不可得也”；“阁下虽贤俊满门，足以啸歌俯仰，终日不闷，然至于不言而心相谕者，阁下于谁取之？”即是说，你欧阳修虽终日有人陪伴，但你无处找一个和自己“不言而心相谕者”。很明白，能做到如此心有灵犀，彼此心心相印的，唯有你我二人。其相知之深，于此可见一斑。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朝廷召苏洵到舍人院应试，苏洵以病相辞。嘉祐四年夏，苏洵有《上欧阳内翰第四书》，既告诉欧阳修自己以病辞试之事，表达对朝廷迟迟下召的“不乐”，并告知欧阳修，自己将再次携二子入京。
苏洵两次以病辞试舍人院之后，由于欧阳修、赵抃（biàn）等人力谏，朝廷终于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任命苏洵为秘书省试校书郎。苏洵受命后，有《上欧阳内翰第五书》以为答谢。信中并无多少虚语客套，但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玩味：“执事之于洵，未识其面也，见其文而知其心；既见也，闻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之不以身之进退出处之间有谒于执事，而执事亦不以称誉荐拔之故有德于洵。再召而辞也，执事不以为矫（假意），而知其耻于自求；一命而受也，执事不以为贪，而知其不欲为异。其去不追，而其来不拒；其大不荣，而其小不辱。”从这里我们足可知道，苏洵和欧阳修之间的真知、诚信和相互的理解，是他们成为知己的关键。同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掌管军事），苏洵有《贺欧阳枢密启》，称欧阳修“经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说他升任是“君子之得位”，是“物议之所归”“民心之大望”。虽为贺词，亦见其对欧阳修知之之深。
嘉祐六年，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的职衔参与修《太常因革礼》。嘉祐七年，苏洵才由杞县移居京师。英宗治平三年（1066）春，苏洵卧病，欧阳修多次致书慰问。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卒于京师。苏洵去世后，欧阳修义不容辞地为其撰写了《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文中称：“君之文博辩宏伟，读者悚然（肃然恭敬的样子）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间（有时）而出其所有（指文章），愈叩（研读）而愈无穷（意味不尽）。呜呼，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纯明笃实之君子”，这是欧阳修对苏洵的评价，可谓真知苏洵者。
苏洵与欧阳修之交，可谓君子之交。苏洵引欧阳修为自己人生之知己，可谓真知欧阳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