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的中国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发展居于当时世界之最，城市、人口达到最高规模，是否谓之强盛？——不。虽然宋朝经济繁荣，但在东亚区域数百年惨败，遭受外敌欺凌，最后被整体征服，不能称之为强盛。
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在铁木真、忽必烈的铁蹄下，横扫欧亚大陆，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谓之强盛？——不。虽然蒙古人武力强大，但缺乏文化底蕴，很快就被其他民族消亡乃至同化，也不能称之强盛。
一个以“仁德”儒学大国闻名于世，一个以“强权”军事强国闻名于世，最终结局却是：一个被彻底征服，一个如昙花一现。
让我们来看两个故事——
第一个：儒家的命运
纷乱的春秋时代，鲁国人孔丘带着他的弟子们离开故乡，前往齐国。这位大儒向齐景公推行儒家思想，强调国家需要靠仁德治理。齐景公很欣赏孔子的言论，但春秋时代诸侯国争霸，需要的是武力征伐，所谓仁义道德，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齐景公虽对孔子以礼相待，却一直不重用他。
郁郁不得志的孔子只好离开齐国，前往卫国。卫灵公也热情接待了孔子，对他恭敬有加，并问他：“您在鲁国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六万粟。”卫灵公很快就按鲁国的标准给孔子六万粟俸禄，表示对他的尊敬。但得到厚禄的孔子依然不受重用，没有实职。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主张，求仕心切，说：“只要重用我的话，三年就能使卫国强大起来。”但卫灵公自始至终都未用孔子，只把他当做“花瓶”供奉，卫灵公感兴趣的同样是用兵作战，征伐之术。
孔子深感无奈，最终离开卫国，去往他国。孔子的一生中，奔走于各国间，齐、楚、鲁、晋、郑、陈、蔡等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一次次推行自己的“仁政”，一次次遭到冷遇，最终也未能实现他儒家的理想抱负。
孔子时代，儒家毫无建树，在人们眼里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君王们的态度显得如此暧昧：敬而远之。
第二个：法家的命运
纷争的战国时代，卫国人商鞅只身一人来到了秦国。这位商鞅先生“少好刑名之学”，崇尚以法术治国。此次前来秦国，是因为听说秦孝公要振兴国家，正四处访求人才。
果然，秦孝公热情接见了商鞅，询问其治国之道。商鞅欲擒故纵，竟先滔滔不绝地述说起上古时尧舜仁德的“王道”来，秦孝公索然无味，听着听着竟然打起瞌睡来。过了几天，商鞅又面见秦孝公，这次他讲述法家思想的“霸道”，如何图强、征服。秦孝公顿时来了精神，洗耳恭听，与商鞅连续讨论了数天也不知疲倦。
自此，商鞅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施行变法，用严酷刑法治理国家。在商鞅的强权改革下，秦国国力迅速强大，行政效率提高，军队士气高昂，击败了强敌魏国，从此一步步向中原扩张，直至吞并六国，一统中华。
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以武力征服天下，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可是，盛极而衰，滥用严峻苛法的秦国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很快被起义军推翻，在轰然间倒塌！秦朝二世而亡，后人称之“暴秦”。
从以上两个故事，我们不难发现：纯粹的儒家无人问津，纯粹的法家自取灭亡，两者皆不可取。
何谓之强盛？公元前二世纪的汉帝国、公元七世纪的唐帝国，既在文化思想上超越了其他国家，又在武力上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并能长期保持这种繁荣，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此所谓之强盛是也。
自古以来，中国以“儒”为中心，但凡盛世之时，都是儒家文化繁荣之时。那么今天中国，想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在于仅仅恢复了“儒文化”就够了？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没有强权法则的支撑，儒家文化等于是空谈。
儒家文化重视的是“仁”，以德服人，尊卑有序，强调稳定，反对竞争。这种文化思维只能是维持已有的繁荣盛景，但不能激发国家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所以当年孔子奔走列国，却终生不受重用。
强权法则，既适用于自然丛林，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落后就要挨打”、“竞争才能成长”是亘古不变的法则，永久的和平是以自身实力的强大为基础，相互的公平也是以你我之间的能力为衡量准绳。
中国历朝历代崛起的王朝，无一不是从血火中荡涤催生出来的，无一不是经过千百次殊死搏斗、战胜强大敌人才生存下来的——哪怕是最“文弱”的宋朝，也同样以武力征服南方各国、铲除北汉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是绝对的硬道理，只有帝国消除敌人，安定平稳后，才会改用柔和仁政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同样道理，在今天世界强国争霸的局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从一次次被外界压制中崛起。当今世界，军事的重要性虽然让给了经济，但是中国在应对国际贸易闭垒、经济威胁、廉价剥削等一系列挑战时，都应当恢复昔日中华血性，作出正当的反击，适当的时候，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经济主权的前提下，有必要以强硬态度或是军事、经济战争进行解决。
儒学用来“守成”，法家用来“开创”。
这个道理被汉宣帝一语道破，《汉书》中有一个故事：
汉宣帝时期，中国进一步富强，经济繁荣，外敌消除。太子就向皇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意思说您法律太过严明了，应该多用柔和的儒学仁政来治国。汉宣帝听了很不高兴，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糅之，奈何纯任德教！”
以霸道和王道杂糅——汉宣帝一语道破国家强盛的本质：硬的一手，软的一手，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杂糅”才行。儒家与法家相结合，才是正道。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继武帝开疆拓土后更辉煌繁荣的时代，史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汉宣帝不仅在内农业丰收，物价平稳，政治更加清明，对外又击灭西羌，袭破车师，迫使匈奴汗王臣服，得以完成汉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有人称这个时代“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堪比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
作为一个盛世统治者，汉宣帝清楚地知道国家必须要“霸王道杂糅之”，不可偏废，两条腿走路才能前进，失去其中一条，都会成瘸子。
那位劝诫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他温文尔雅，熟读经典，喜好歌赋，但是只一味崇尚儒学，不懂法术，整天与儒生在一起（“柔仁好儒”）。汉宣帝见了，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在汉宣帝看来，那些只懂书上道理的儒生们，做起事来总不合时宜，又好借古讽今，长篇大论口若悬河，让人听着头晕目眩，不知所云，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委以重任（“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果不其然，到汉元帝即位后，大力提拔儒生，弘扬儒学，虽然朝廷上下一片祥和，可这些儒生整天夸夸其谈，又没有做大事的魄力和勇气，关东豪强贵族势力增强，中央执政者优柔寡断，难以压制，导致权力削弱，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乱，宦官与外戚趁机掌权，汉朝逐渐走向衰落。
汉元帝一味尊儒的后果是严重的，元帝之后，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虚弱的西汉王朝被王莽篡权，终告灭亡。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篡权的王莽本人也是一位儒生，熟读儒学经典，政治思想极为天真狂热，凡事都以儒家典籍为准则，毫不顾及实际情况，妄图恢复到孔子描述的上古时代，结果王莽也身败名裂，葬送在他儒家大同理想的虚幻之中。
事实证明，单纯地以儒治国，对国家是一场灾难。在提倡儒家和谐的同时，必须辅以强大的武力做支持，必要的时候用强权说话，这样，儒法结合，才能使国家长久。
西汉末年的悲剧在公元十世纪又再次发生。宋王朝一味崇文，压抑武将，虽然国内歌舞升平，儒学文化浓厚，可是对外连番惨败，大送金钱，割让土地。综观宋朝，出了历史上最多的文化名人、大师学者，宋朝皇帝们也都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佼佼者，宋词的华丽辞藻代表着中国文化最优雅的水准，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李清照、朱熹、辛弃疾、陆九渊这些文化大师们至今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源泉，他们创造了一个文化璀璨的绚烂时代——可是，同样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国度，武功却一塌糊涂，最后落得亡国灭种的悲剧。每每读到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不禁荡气回肠，心胸开阔，似有穿越千年历史的灵魂震撼，宋代豪放派文人们无不令人心生向往；每每读到晏殊、李清照的诗词，又感到柔和缠绵，点滴心语，那一颦一笑的微妙感觉，欲说还休，宋代婉约诗人们的文字也让人爱惜不舍。
对两宋文化之鼎盛，真是爱之愈深，痛之欲切。这个以孔孟之仁为唯一准绳的时代，始终是今之世人争议不止的焦点。我们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实行仁政没有错，倡导儒学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为了王道而丢弃霸道，为了达到文治而丢失武功，这就是大错特错！
王与霸、礼与法、德与刑是双双对应的，相辅相成，结为一体。尽管历朝历代统治者一再宣扬“儒学治国”，但真正的执政者都该明白，那只是针对民众、维持伦理秩序的手段之一，在必要时刻，武力和权力才是决定权。
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面对的是盘踞在北方上百年的匈奴汗国。这个匈奴民族骁勇善战，以武力征服草原，作为它的主要对手，中原汉王朝，如果当年汉武帝真的以“儒”的仁义道德为武器的话，那恐怕早就沦丧铁蹄下了。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千古话题，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够知道：汉武帝对内使用的是“儒”，强调“大一统”、“君臣之礼”，维护的是国民稳定，汉武帝对外使用的是“法”，是集权制下的军事打击、严密的战争态势；汉武帝表面上对民众宣扬的是“儒”，强调民众单方面“称臣”、“恭顺”，但在政治管理上施行的是“法”术的统治，严峻苛法，集权管制。
儒学只是汉武帝披上的一件华丽外衣，用以稳定人心，而真正使汉朝强大专制、击败强敌的在于法家权术。此所谓“外儒内法，儒表法里”。《史记》中评价汉武帝的最后一句话是：俯观嬴政，几欲齐衡。意思就是说，汉武帝的政策与秦始皇其实差不多，两个皇帝的所作所为不相上下。之所以汉武帝造就了强汉帝国，在于将秦始皇嬴政那套法术思想与孔子那套仁德思想相结合。
从整体来看，国家强盛必须同时具备“硬”、“软”两手：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后盾，文化是潜移默化的软实力。
汉王朝可以一面宣扬儒家仁爱，也可以一面组建强大的军事集团攻灭外敌；唐王朝也一样，强盛时国富民安，路不拾遗，以仁政治理国民，可对待外敌却毫不手软，攻灭突厥、收服回鹘、征服高句丽、击败吐蕃，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唐军铁骑驰骋东亚大陆，令周边四夷臣服，只有先把你打怕了，才能用文化来驯服你。
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巅峰的唐太宗，其人崇尚儒学，通晓经典，以仁义治天下，对大臣和子民都很宽厚，开创“贞观之治”盛世——可这并不代表他拒绝了武力，相反，唐太宗一生都坚持武功，尚武气息浓厚。
太宗年轻时就征战沙场，前线杀敌，当上皇帝后，也依然在显德殿前亲自操练士兵，并且告诫手下说：“自古以来，夷狄之所以侵犯我中国，在于中国的君王们都逸乐忘战，妥协懦弱。我现在训练你们骑马射箭，一旦突厥人进犯，你们就能征战杀敌，这才是安定中国的方法！”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在殿前率领数百人，教他们练习射箭，并亲自进行考核，连昔日的将帅也必须考试，表现优秀的能获得太宗亲自奖赏。群臣们看到这种情况，都纷纷劝阻：“按大唐律例，任何人都是严禁在皇帝面前耍弄刀剑的，违者要受刑处斩。现在您周围这么多真刀实枪的士卒，万一哪个居心叵测，出其不意，则会酿成天下之大不幸啊！”
唐太宗不听，反倒显得很豁达：“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对将士们推心置腹，怎么会有人居心叵测想暗害我呢？”（“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将士们大受感动，都愈加勤奋练习，数年之间，都成为精锐力量。
尚武气息是大唐前进的动力，和文治德政一起，铸造盛世。文治与武功，完美地体现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格上。
又有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宴席上奏《秦王破阵乐》，此乐气势磅礴，描写当年征战沙场之景。手下的大将封德彝就称赞起来：“陛下你当年以武功平定四海，这样的千古大业，岂是那些文治德行所能比拟的？”唐太宗摇摇头：“不能这么说，平定战乱需要强大的武力，维护繁荣则需要文治教化，一文一武，不可独缺，要随情况而变。”（“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
唐太宗的“文武各随其时”，汉宣帝的“霸王道杂糅之”，两位盛世帝王都一语道破了国家强盛的本质：武力和文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两面。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有阴阳二极：天为阳，地为阴；火主阳，水主阴；男为阳，女为阴；王道为阳，霸道为阴；儒学为阳学，法家为阴学。
只有阴阳结合，才能相辅相成，相生相克，随时变幻。
汉唐帝国之所以强盛，在于儒学与法家很好的结合，一阴一阳，文武平衡。
后世的宋王朝，重文轻武，造成国家三百年积弱挨打局面；
后世的蒙古汗国，重武轻文，最终也如昙花一现，坍塌崩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的教训，让我们谨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