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的游牧民族接连而起，金人踏着辽人的足迹攻破中原，蒙古人又踩着金人的尸骨兵临长江，南宋朝廷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已是奄奄一息。
公元1273年，蒙古大军围攻南宋重镇襄阳城。
这座襄阳城地处湖北西北部，居汉水中游，秦岭大巴山余脉。襄阳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南宋朝廷的咽喉。蒙古大军曾动用了数十万军队，数年都难以攻下。这一次，蒙古军采用先进技术，利用“巨石发动机”，将上千斤的巨石弹射入城内，一时间，山崩地裂，城内死伤无数，房屋全毁，城墙在剧烈撞击下已是摇摇欲坠，宋军大惊失色，再也没有抵抗能力。襄阳守将派人求救于临安朝廷，谁知当朝宰相贾似道不以为意，隐瞒不报，延误战机。蒙古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又派人进行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宋人军心涣散，斗志全无，最后开城投降。
襄阳城失守，标志着南宋朝廷即将走向灭亡。江南半壁江山再无险可守，元世祖忽必烈认为“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发二十万大军沿汉水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军守将纷纷望风而逃，丢盔弃甲。
此时，南宋朝廷里已是乱成一锅粥，宋度宗刚刚驾崩，即位的是年仅四岁的宋恭帝，群臣无首，争论不休，难以抉择。南宋的文臣们纷纷要求议和，遣使与元军谈判，但遭到元军拒绝，大军继续东移，攻破湖北，三天就占领鄂州，进入安徽，已是陈兵于江南城下了！
正月的江南，也是寒意瑟瑟，长江恶浪在北风中扑打，宋人已被惶惶不安的心理所笼罩。宰相贾似道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亲自率十三万宋军迎战，但军心涣散，士兵们多无战心，城池接连陷落，各地守将闻蒙古军至，也都望风而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领的宋军与元军激战于长江边的丁家洲，惨败之下，溃不成军，宋军水陆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南宋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大难将至，临安城里人心惶惶，许多官员都借故离职，携全家老小逃离京城。左丞相王仑严令禁止，依然不能制止大臣们出逃之风，丞相本人也心灰意冷，请求罢政。到了三月份，官员出逃更是数不胜数，京城大街上已是人烟萧条，破败不堪。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位高官逃走，朝中一片冷落萧条。无奈之下，太皇太后只好出面：“我朝三百年来，对文人士大夫以礼相待。到今天国家多难之时，你们竟然没有一个出言救国的，平常所读的圣贤之书，都用到哪里去了？诸位如何还有颜面面对世人，又有何面目去见先帝？天命尚在，国法尚存，希望臣工们依然能够为国效力。”然而此时一切都无济于事，逃跑、投降的大臣越来越多，昔日里那些温文尔雅的士大夫们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次在慈元殿宣布任官诏书，到场的文官仅有六人。南宋局面无人支撑，一派树倒猕狲散的景况。
这年的十一月，南宋朝廷献出玉玺和降表请降，京城临安沦陷。只有地方将领张世杰等人拥赵昺为帝，率领残余部队，继续与元军作战，南宋朝廷已是名存实亡。
宋王朝的“崇文抑武”之风，最终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文臣软弱，武将无能，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在无效的抗争中倒下，鲜血溅满了神州大地。当元军兵临城下，饮马长江之时，我们看到的是宋廷上下君臣慌乱、分崩离析、作鸟兽散的可悲场景了。
在宋之前，中国的两个辉煌时期：秦汉和隋唐。秦汉帝国以其强大的武力威服四夷，文化尚处于自身发展阶段，隋唐帝国则在文化和武力上都达到了顶峰，既有开疆拓土的气魄，又有极强的文化吸引力。
在弱肉强食的古代社会，武力常常比文化影响更具有直接效果，硬实力常常比软实力更能产生效应。“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即使在今天自由民主、全球经济的大趋势下，军队、国防也依然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汉唐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近代以来的英国、俄国、美国、日本，都曾以其强大的武力、军事手段为支撑，进则争霸一方，退则自我保护，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国家不需要强大武力作后盾就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
而宋朝就是这样一个缺失武力的国家，与其所处的同一文化范围内的历代中原王朝秦、汉、隋、唐、元、明、清相比，它疆域最小，遭受的攻击最多，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那么的柔弱、温和，缺乏阳刚之气。宋朝政府压制武将，重用文人，一切决策由那些吟诗赋词者拍脑袋决定，即使是前线征战这样的大事，也需经由文人主体构成的枢密院批准，真是让宋朝的武将们都“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汉唐之后，中国的国民精神是一直下降的，这其中固然有外敌入侵的连番打击，更有汉文化内部的高度成熟后走向自闭的结果。宋这个“以文治国”的柔和的国家，怎能面对那些在北方草原上驰骋的契丹、女真、西夏族人呢？这个“以金钱换和平”的文官政府，怎么能抗衡那些经历血火荡涤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呢？
与汉唐帝王的磅礴大气不同，宋朝初太祖赵匡胤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一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尤其南宋时，江南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靡靡文风弥漫着大宋王朝，轻柔歌声萦绕着文人官员。当我们回首千年来的中原帝国时，蓦然发现，宋朝已很少有了汉时“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气魄，也没有了唐时“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磅礴诗句。
公元1279年正月，这天，天气阴沉，风雨欲来，沉闷的空气压抑着人心。
广东，厓山，这里是中国内地的最南端，再往南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宋军最后的将领张世杰和临时宰相陆秀夫，率领仅存的军队，继续抵抗对岸的元军。
元军士兵蜂拥而来，他们叫嚣着，早已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宋军将领张世杰神色凝重，下令全部人马登船，依山面海，将上千艘战船用粗大绳缆连接成一字长蛇阵，将士们知道，这恐怕是他们最后的战斗了。
元军用小船点火，乘风冲向宋船，被宋军抵挡住。元军火攻不成，又派水师封锁海湾，截断宋军汲水取食的道路，围而不攻，双方僵持着，一天，两天，三天……漂泊在海上的宋军只能吃干粮，喝海水，直到第十天，船上将士们开始呕吐不止，浑身乏力，于是元军又用大炮轰。海面上，到处是震耳欲聋的声音。到了中午，潮水开始上涨，元军水师发动总攻，南北夹击，铺天盖地的舰船冲来，宋军将士再也支撑不住，疲惫不堪地倒下，处处是哀嚎之声，舰船上的旗帜纷纷落下，大势已去。
正月里的南海上泛起恶浪，漫天的乌云席卷，愁云惨淡，仿佛在为宋王朝作最后的告别。
这场海上恶战，宋军全军覆没，海上浮满了尸体，达十万多具，极其惨烈。丞相陆秀夫眼含着热泪，抱起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昺，颤抖的声音：“陛下，如今国家败亡，我们无路可退，不能像当年徽宗钦宗那样屈辱被俘，只有以死谢天下了。”说罢，他背起小皇帝，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紧紧捆在一起，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船舷，向北方京城方向望了最后一眼，纵身跳下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
闻听小皇帝和丞相跳海而死，剩下的将士们悲痛欲绝，都纷纷跳水。将领张世杰仰天长叹，扔下了手中的战刀，也纵身跳入海中，之后的朝廷诸臣和后宫女眷纷纷跳水自杀，此情此景，莫不令对岸的元军震撼。南海的水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
公元1279，宋王朝宣告灭亡。中原大地惨遭北方游牧民族的践踏，彻底沦丧于蒙古人铁蹄下。
宋朝之亡，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被外族征服。自此，两宋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在蒙元统治期间走向衰落，不少海外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时代的结束，所谓“厓山之后，已无中国”。
华夏中原，自宋以后，便进入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一次次外力野蛮的摧毁下渐进的，当然，两宋三百年间，同时出现了大批的爱国英雄、仁人志士，文有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辛弃疾、朱熹这样一群先天下之忧的文学巨匠，武有杨业、狄青、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一批忠肝义胆的大将，他们成为宋朝的精神脊梁，支撑起这个民族的挺立。同时也出现了大批的昏君、国贼、汉奸，宋徽宗的软弱，蔡京、高俅的奸邪腐败，宋高宗的胆怯妥协，赵构的卖国可耻，汤思退的胆小放弃，贾似道的专权腐败……无不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正面。
终宋一朝，最关键的要害在于：文人治国，失误颇多；武人征战，毫无建树。
北宋的神宗，南宋的孝宗，这两位帝王都曾力图中兴王朝，挽救颓势危局。然而结局都是功败垂成，不仅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加速了国家衰落。神宗年间的两大名相：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本是为了变革国家制度，谋求富强，却相互间排斥、内斗，最终由好友变成了敌人，各自为政，衍生出“新党”与“旧党”两大政治阵营，自此后四十年间不断发生冲突，最后在反复折腾中，导致北宋灭亡；孝宗期间本有欣欣向荣收复河山之景象，然而朝中大臣却已习惯妥协政策，抗金名臣张浚准备不足而鲁莽北伐，大败而归，主战派大臣虞允文又顾虑重重，拖延时日，这些将帅们或志大才疏，或失去斗志，在与外敌交战中不仅毫无建树，反而劳民伤财，签订屈辱的“隆兴和议”，重重打击了民族自信心，也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如果我们要取一个整体印象的话，那么汉朝像是一位勇敢血性的年轻斗士，在奋勇拼杀中挺起胸膛；唐朝像是一个心胸宽广的成功者，登上盛世巅峰俯视天下；而宋朝则像一个自闭羸弱的文人墨客，在斜阳凉风下弹唱，聊以自慰莫名感伤。
郁郁乎文哉的宋朝，终究是溃倒在辽、金、西夏、蒙古的轮番冲击下。一切的繁华都灰飞烟灭，所有的琼楼玉宇都瞬间崩塌，当蒙古人的铁骑从漠北俯冲下时，黄河、长江浸染了柔弱宋人的鲜血，直到最南端的大海边，残存下最后的影子。
蒙古人驰骋战马遍踏河山，中原汉人彻底沦为阶下囚，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代开始了。
元朝初年，投降的汉人大批大批被蒙古贵族当做奴隶使用，境遇悲惨，《元史》中如“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这样成千上万人沦为奴隶的记述，可谓是数不胜数。蒙古统治者将天下民众划为四等人：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北方汉人，四等南方汉人。作为一个落后民族入侵先进中原地区，蒙古人很大程度上延续其奴隶制管理方式，统治这片曾经经济极度繁华的土地。蒙元的破坏力是惊人的，全国土地集中在蒙古色目贵族及寺庙手中，占领中原后，大量强占土地，任其荒芜，“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为之草场，专放孽畜”，如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这种现象导致生态严重破坏，人口流失，农业经济倒退，元初的统治者甚至一度想要把中原全部变为牧场。
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异常严重。法律明文规定：蒙古人可以殴打汉人，汉人只能申诉不能还手；如果蒙古人醉酒后打死汉人，只需出埋葬费就可以，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必死无疑。
中国元朝时代对汉人的防范也是最严密的，在户籍制度上以二十户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监控汉人的行动，并明令禁止汉人打造、私藏武器，禁止汉人聚众、骑马、学习武艺，甚至到元朝末年，据说还限制使用菜刀，几户人家共用一把。蒙古贵族对“低等”的汉人常常肆意抢掠，或抄家劫财，或奸淫妇女，而不受刑罚，汉人们由于难以忍受这样的屈辱，自杀的人不在少数。“色目与北人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不知凡几”。
不仅如此，蒙古统治者崇尚野蛮暴力，认为文化纯粹无用。社会群体分为十个阶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曾经主导华夏精神主体的儒生们，竟然沦为第九等人，仅比乞丐高一个档次。这是否是历史对儒生们极大的讽刺？是否是上天给予那些夸夸其谈、妥协陈腐的文臣士大夫们的一次致命嘲笑？羸弱宋王朝的那些酸腐文臣们，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能过着锦衣玉食、高谈阔论的生活？
终元一朝，统治者不重视文化教育，科举制没有发展起来，与前代的唐、宋相比，元朝上层统治者几乎都是蒙古贵族和色目人，汉人数量微乎其微。这次，中原真的失落了，绝望了，曾经拥有的那种自信雍容的心态被彻底摧毁，在禁锢、封闭、恐惧的生存状态下变得自卑、畏缩。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做人的话，中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过了春秋战国的激情理想，走过了秦汉的奋勇拼杀，走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坎坷与磨难，走过了盛唐的富泽与成功，走过了两宋的繁华与迷惘，最后，遇见了有史以来最野蛮残酷的一次打击，遭受了轮番猛烈的践踏和蹂躏。中原震惊了，崩溃了，绝望了，外力的摧残让他的肉体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更让他的心灵遭受极大震撼！
当然，九十八年后，凭借着他剩余的资本再次赢得胜利。九十八年后，蒙古统治者被驱赶回漠北故地，中原重新恢复了他故有的传统和文化，明王朝建立。然而，经受了太大摧残后的中华，再也找不回曾经的自信，他变了，变得有些怪异，有些苛求，有些偏执，有些神经质，有些莫名其妙，有些歇斯底里。
他的肉体创伤恢复了，却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疤。无形的心理阴影困扰着他，他不再是从前的自信与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