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僖公七年秋天，为了商量郑国的问题，鲁僖公跟齐侯、宋侯、郑太子华在鲁国会谈。郑国的太子华对齐桓公说：“郑国的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在是违背了您的命令，假如您能把三族铲除，作为讲和的条件，臣愿意使郑国充当齐国的内臣，这对您来讲，也不是没有好处的。”齐桓公打算答应，而管仲劝阻他说：“诸侯盟会，凡是有关道德、刑罚、礼法、正义等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不把这些事情详细记录下来的。假如各国记载了奸诈之人居于君位，那么您所召开的诸侯大会就算失败了。但是如果无所记录，就不能显示大会的盛况。郑国的子华身为太子，反而向大国求援来削弱自己国家的力量，他势将无法避免灾祸。”于是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而拒绝了郑国太子华的要求。
东莱先生以理学家的胸怀和根底，分析了管仲规劝桓公的言论的谬误。
“原文”
道无待，而有待，非道也。待之名乌乎生？以彼待此曰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未有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雨在天，稼在田，判然二物也，语人以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机，衣在身，判然二物也，语人以衣待帛，可信也。若语人曰：“吾待目而视，待耳而听。”则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
“译文”
道是无所倚靠的，如果有所倚靠，就不算是道了。待的名目是如何生出来的呢？他待我叫做待，我待他也叫做待。一个他，一个我，待的名目就生出来了。没有他待他、我待我的道理。雨在天上，庄稼在地里，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对人说庄稼倚靠雨才能生长，这是可信的；布帛安在织机上，衣服穿在身上，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对人说衣倚靠布帛而制成，这是可信的。如果对人说：“我待眼而看，待耳而听。”那么世人就一定疑惑不信了。什么缘故呢？
“原文”
目，我之目，非借他人之视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听也。我视则视，我听则听，本非有待也。虽然，是固非有待之待，犹未免无待之待也。目虽离娄[1]，不能自保其不鼓；耳虽师旷[2]，不能自保其不聩[3]。是虽无待于他人，而犹待于血气，尚非我之所得专也。举天下之物，我之所独专而无待于外者，其心之于道乎？
“注释”
[1]离娄：人名，以视力好著称。《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2]师旷：春秋时晋国乐师，字子野，目盲，善弹琴，善辨音乐。《孟子·告子上》：“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
[3]聩：耳聋。
“译文”
眼睛，是我的眼睛，不是借他人而看的；耳朵，是我的耳朵，不是借他人而听的。我想看就看，想听就听，本来是没有什么要倚靠的。虽然这固然不是有所倚靠，但仍未免是无所倚靠中的倚靠，因为即使是离娄的眼睛，也不能自己保证它不瞎；即使是师旷的耳朵，也不能自己保证它不聋。这些虽然不倚靠他人，却仍有靠于血气，所以还不是我所能专有的。列举天下的事物，我自己独自专有而不待于外物的，是我心对于道吗？
“原文”
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既已离于道矣。待道且不可，况欲待于外哉？古之学者为已，非以人不足为也；通天下无非已，不见有人之可为也。其动，其静，其语，其默，未有由乎人者。饬躬厉行[1]，非以扬名也；别嫌明微，非以避谤也；简赋省刑[2]，非以求民也；深谋远虑，非以防患也。本无所待而作，亦岂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无慕则不作也；有所畏而止者，外无畏则不止也。曰作曰止，皆待于外而不出于我。则吾之为善，既无本矣。无本之水，朝满夕除；无本之善，朝锐夕堕。是乌可恃耶？
“注释”
[1]饬躬厉行：饬躬，整饬端正自己的行为；厉行，砥砺自己的品行。厉通“砺”。
[2]简赋省刑：减轻赋税，省去刑罚。
“译文”
心的外面若有道，就不是心了；道的外面若有心，就不是道了。心如果要倚靠道，那么就背离了道了。倚靠道尚且不可以，何况是要倚靠外物呢？古代的学者求知只为自己，这并不是以为他人不足为；因为全天下没有不是我自己的，没看见有谁可为的。动静语默等日常行为，没有一样是因为他人。正己砺行，不是为了传扬名声；辨别嫌疑，表明隐微，不是为了避免毁谤；轻赋税、简刑罚，并不是邀求民心；深谋远虑，并不是为了防备祸患。本来是没有什么等待而做的，难道会有什么等待而停止吗？有所企慕才肯作为的，等到外面没有可企慕了的了，就停止下来了；有所畏惧方才停止的，等到外面没有可畏惧的，就又开始了。所说的作为和停止，都是倚靠于外物而不是出于自身的。那么我做善事，已经是没有本源了。没有本源的水，早晨时虽然满盈，傍晚就干涸了；没有本源的善，早晨时虽然奋勇，等到傍晚时就懈怠了，这怎么能够靠得住呢？
“原文”
郑子华以世子而卖其国，齐桓公贪其利而将受之，从管仲之谏而止，世莫不诵管仲之言以为当。以吾观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曰：“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1]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为善，反待简册[2]之毁誉以制之。噫！为善果待于外，使自古无史官，诸侯无史籍，将放意而不复为善耶？不导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内也。幸而桓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仅从管仲之谏；若桓公好利之心胜好名之心，则残编腐竹[3]，何足以制桓公耶？仲之说至是而穷矣！
“注释”
[1]替：废。
[2]简册：史册。
[3]残编腐竹：古代用竹片连缀成编。
“译文”
郑国的子华身为太子却出卖自己的国家，齐桓公贪图利益而将接受它，听从了管仲的谏议方才作罢，世人没有不颂扬管仲，以为他的话是恰当的。如果让我来看管仲的话，却是多么不懂得本源啊！管仲的话说道：“诸侯的盟会，对于道德、刑罚、礼仪、正义这些事情，没有哪个国家不记录下来的。若把子华这样的奸人列在盟会的位内，盟会就算是失败了！但是人君的举动如果不记录下来，又不能算是美德啊。”管仲不能用道理打动君主的心，使他自己为善，反而用史册上的毁谤或赞誉来压制他。唉！做善事的果真要有待于外面，那么假使自古以来没有史官，各国诸侯没有史册，就要任意放纵不再做善事了吗？不能引导君主用心去制服外面的东西，却反而用外面的东西来抑制心，这是用外部来压制内部了。幸好桓公用好名之心替换了好利之心，而听从了管仲的谏议。如果桓公的好利之心胜过了好名之心，那么史册的残编腐竹，怎么能够压制了桓公呢？那么管仲的说法到此也就穷尽了。
“原文”
信如是，则圣人以左右史[1]以记言动者，亦岂以外制内耶？非然也。恃史册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视史册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无外。藩[2]以私情，蔀[3]以私智，始限其一身为内，而尽弃其余为外物。乃若圣人之心，万物皆备，尚不见有内，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记，心记也。推而至于盘盂之铭，几杖之戒[4]，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呜呼！此岂管仲所及哉？
“注释”
[1]左右史：《礼记·玉藻》记载，左史记录行为，右史记录言谈。
[2]藩：篱笆，藩篱。此处用作动词，用藩篱隔绝。
[3]蔀：遮盖，遮蔽。
[4]盘盂之铭，几杖之戒：盘，一种盛水盥洗、沐浴的用具；盂，盛液体的敞口器具。铸刻在器物上以称述功德或警戒自己的文字叫铭；几杖，桌几和手杖；戒，箴言。
“译文”
真是如此，那么圣人设立左右史官来记录行动言语，难道也是用外物制服内在吗？不是这样的。依靠史册来自我控制的，固然是倚靠外部的力量；把史册看作外物的，也未免有认可外物的意思。最深刻的道理没有外物。用私自的情感来隔绝，用私自的机智来遮盖，只把自己一人看作是内，而全部抛弃了其他的东西，认为它们是外物。如果像圣人的心那样，万物都备全了，尚且看不到内在，又怎能有外呢？史，是自己心灵之史；记载，是自己的心灵的记载。推广开去到那盘盂的铭文，几杖的箴诫，没有一件东西是居于心外边的。唉，这怎能是管仲所能认识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