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吃他粮，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这些歌谣据说是李岩编写传唱的。歌谣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贫苦人民只有跟从农民领袖李自成，才能推倒明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饥饿和死亡线上找到一条不愁衣食的生活道路。歌谣传布得广，遍及了中原各地。租税差役反映着封建国家和贵族、官僚、地主们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不当差，不纳粮”就足反对这些东西，农民的各种反封建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一个基本内容而进行的。歌谣的简单而明确的词句，比任何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宗教教义都更易为贫困、饥饿和濒于死亡的农民所了解和接受。农民战争经过长期的相持阶段，正进入了反攻阶段，这些歌谣是农民军战胜明廷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进入反攻崇祯十四年春，当农民军在歌谣的鼓舞下顺利发展的时候，明宫却在一阵阵江南歌舞声中酝酿着辽东大战。自十二年三月以后，明廷又将战略中心转移到辽东地区，主战派压倒了主和派。崇祯除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统兵出关外，任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团练宁远兵马，十三年三月将主和派总监高起潜和辽东巡抚方一藻都撤回北京。在杨嗣昌督师进“剿”农民军以后，明总兵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刘肇基和吴三桂等军在松山、杏山一带接连与清军交战。清军以义州为据点，围攻锦州。明廷在十二月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赴辽东，与曹变蛟、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辽东总兵吴三桂、王廷臣合为八镇兵，共达十四五万人。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十四年春加紧进行对清军作战的布署。明廷的劲兵都集中到辽东战场，便无法再支援中原战场，而内地明军也不可能再增援辽东战场。杨嗣昌指挥下的入川明军，自开县之战失败后，兵力更加涣散，一时已不能构成一支有力的作战部队了。英、霍山区的革左五营牵制着明廷的禁旅和皖楚军队。当张献忠和罗汝才率领农民军胜利东进之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河南迅强壮大，对明河南巡抚李仙风军队具有压倒优势。从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在中原战场上，发生了军事上有利于农民军的重大变化。农民军从河南地区开始，发动了对明廷的反攻。反攻的第一仗，是李自成夺取河南重镇洛阳的战役。洛阳在河南是仅次于开封的都会。城内居民数十万人，商贾所聚，大贵族福王常洵分封在这里。福王通过占夺土地、开设王店，搜括了大量资财，还得到明神宗的许多赏赐。河南满目路莩，而福王府淫乐终日。李自成在正月十九日进攻洛阳以前，派遣了几百人暗通守洛阳的王绍禹部卒为内应。明河南总兵王绍禹曾在宜阳、永宁等地被李自成军打败，十八日率副将罗泰和刘有义进入洛阳。福王不愿这些兵将入城，王绍禹不听，将兵全带进城内。福王被迫拿出三千两银子作犒赏，王绍禹全部吞没，激起兵士的愤怒，一部分人由罗泰和刘有义率领夜走七里河，投附农民军。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时，利用罗泰所携火炮轰击洛阳城，福王一见慌乱，在廿日又出钱招募兵士守御。夜半，王绍禹的兵卒在城上与城下农民军笑语通话，用刀架在明道臣王胤昌的脖子上索饷。王绍禹出来解围，兵卒将王胤昌推走，放火焚楼，杀守城兵，开北门，农民军一拥而入，占领洛阳。农民军抓住逃匿的福王和大乡官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福王“色怖，泥首乞命”。李自成宣布了他的罪状，然后杀死福王和吕维祺。农民军将福王砍碎，把他的肉和鹿肉混在一起煮吃，称作福禄宴。福王的儿子朱由崧缒城而下，被谋得财宝的明兵剥光了衣服。朱由崧裸身逃走。李自成对民众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绥，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他下令抄没了福王府库里的金银和粮米，掘取了洛阳官僚豪绅地主的窖藏，除充作军饷外，散发绐饥民米谷数万石，“远近居民荷旗而往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其余留在河南府库。在农民军的拥戴下，李自成称闯王。他在洛阳设官，任命书办邵时昌为总理，授生员张旋昌、梅鼎盛等官职，月给薪银八十两。邵时昌用府库留款募饥民为兵，月给银五两，录用了五百人守城，悬挂农民的旗帜。这是农民军第一次在一个大城市里建立政权组织，虽然很不完备，但作为一个开端，还是为以后在各地建立政权组织树立了榜样。这个地方政权组织同时又是为农民军防守洛阳的机构。邵时昌招募的兵力过于薄弱，负担不了城防的责任。当农民军离开洛阳去攻打汝州，明河南巡抚李仙风立刻派游击高谦领兵打到洛阳，这个地方政权组织立遭破坏。汝州很快被李自成攻下，农民军杀知州钱祚征。
河南“土寇”瓦罐子、一斗榖等都归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土寨李际遇三月也来附合。与李自成遥相呼应的是张献忠和罗汝才率领的农民军。张献忠和罗汝才进入湖广后，明郧抚袁继咸率兵阻击，但扼守不住。张献忠让罗汝才在郧阳一带对付袁继咸的军队，自率轻骑去宜城。张献忠在半道上杀死杨嗣昌的使者，缴获军符，二月四日派刘兴秀（一作李定国）等二十余骑扮作明军，持军符前往襄阳，自己领兵继进。这二十余骑夜扣襄阳城，明郧襄道张克俭验符后让他们进城，住在承天寺。夜半，二十余骑在城中放火，原来潜伏城中的人员立刻响应，打开城门，城外农民军疾驰而入，城中大乱。潘独鳌和敖氏、高氏等从狱中跑出来。第二天（二月六日）清晨，农民军全部进城。明襄阳知府王承恩带着福清王朱常澄逃走，张克俭和推官邝日广、署知县李大觉等都被杀。张献忠端坐在襄王府殿上，将襄王朱翊铭缚在殿下，向襄王递酒道：“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农民军杀死襄王后，投尸火中，贵阳王朱常法也伏法。张献忠抄没了襄王府资财，散发十五万两银子给饥民。襄阳数千明兵和大量军资器械尽入农民军，住在樊城的左良玉诸营家属，切断了过江浮桥。张献忠九日渡江，攻破樊城，遣兵南下取当阳，会合从郧阳东来的曹操军队。杨嗣昌到云阳时，后悔不设兵梓潼扼农民军的归路，但他还不知道张献忠出川后的动向，也不知道李自成在河南的情况。等到乘舟至夷陵，听到福王和襄王破杀，大惊，不能进食，到荆州沙市便病倒在徐园。他曾去荆州拜谒惠王，惠王拒绝接见，希望他去见已死的襄王，杨嗣昌羞惭而退，接着他上章弹劾左良玉。在潜山、霍山，太湖等地的革左五营，听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攻破洛阳和襄阳的胜利消息，马上发起对附近地区的进攻。明廷连忙派太监刘元斌扼光山、固始；卢九德控制潜山、太湖；宋一鹤截蕲州、黄州；郑二阳驻庐州；牟文绶防风阳、泗州；钱中选护承天；张懋爵往来颍州、寿州、亳州、宿州，稽查功罪；杨卓然赞画军备，进淮抚朱大典为总督，节制各路镇抚等官往英山、霍山进“剿”。山东“土贼”李廷宝、李鼎铉在正月攻下高唐州，兖州二十余州县农民群起响应。京畿道途梗塞，省直饷银数百万两阻滞于兖州。
东平州的吏胥迎接农民军入城。山东巡抚王国宾遣兵防守兖州，檄总兵刘泽清攻陷东平。在开州和东明一带，宋江等聚众起义。二月，山东农民军围东阿汶上，王国宾与刘泽清会兵二万五千人，在东阿击破农民军。闯王李自成统率农民军在二月十三日攻打开封。开封是河南最主要的大城市。明廷在洪武元年曾以开封为北京，后来罢京置府。开封城经金海陵王重筑，坚厚五丈。城内居民百万户，商业繁盛，“北下卫、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李自成准备在攻破开封后，“据之以号召远近”。受封于开封的大贵族周王，掠取民财无数，其富有超过了福王。农民军的哨骑先扮作明兵飞驶西关，碰上乡民争道入城，车辆阻路，不得冲入。农民军连攻开封七昼夜，前三天主要是挖城，成洞若干处，明守城官吏令兵卒用铁签下通，达到洞穴时抛投火药，农民军连忙出洞。后四天实行强攻，明巡按高名衡等死守。周王朱恭枵出库银五十万两，立反动“赏格”，击杀一名农民军战士给银五十两，射死一名给三十两，被农民军打死和受重伤的明兵也给五十两，伤兵二十五两，并“买米麦，日夜造饭屑面，饷守城者”，使攻城农民军受到不少伤亡。明河南巡抚李仙风督游击高谦领兵驰援开封。明将陈永福兼程至汴，背城数战。李自成被箭射中左目，农民军退去。明廷命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领二万人赴河南。虎大威和张德昌渡河，与河南巡抚李仙风至偃师。李仙风认为兵少，不敢追击农民军。杨文岳到明军中，与农民军战于鸣臯山，农民军进入山中。李仙风击灭“土贼”孟三，以掩饰怯战行迹。李仙风与巡按高名衡互相攻击。明廷以陷福藩罪诏逮李仙风，李仙风自杀。明廷任高名衡为河南巡抚，陈永福为河南总兵都督佥事。张献忠由湖广入河南，至确山境，用飞梯攻下光山，连克罗山，息县，信阳，围固始。罗汝才攻占商城，杀乡官，擒知县而去。杨嗣昌兵败后，诸将不肯受令。二月三十日是他的生日，在徐园设宴，忽然左良玉檄至，责备他“视师玩寇贻患”，杨嗣昌惭愤不已。他自感罪重，恐不能免，又经这一击，第二天（三月一日）便服药自杀了。杨嗣昌的自杀，是明廷失败的象征，因为在杨嗣昌督师进“剿”农民军的时候，明廷尚有利用对农民军各营实行分化瓦解和重点围“剿”相结合的办法，来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到杨嗣昌败亡以后，这种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明兵科给事中张缙彦在弹劾杨嗣昌的奏疏中说：“襄、雒再陷，献、闯羽翼已成”，明廷已非农民军的敌手。
从崇祯十四年正月开始，主要就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明军）了，虽然在形式上，明军还不断派兵来“剿”农民军，还能取得一些局部性的胜利。这种变化很快就被明廷的督抚官吏们感觉到了。在杨嗣昌死后，“兵溃无纪”，明廷四月加陕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扬嗣昌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诸军，仍兼陕西三边总督，赐剑敕印一如杨嗣昌。丁启睿受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荆州杨嗣昌军中。湖广巡按汪承诏对他说：“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无烦大举”，把汉水一带船只都藏匿起来，不让丁启睿渡河，要他领兵到河南去进攻农民军。丁启睿五天不得渡汉水，只好转向邓州，邓州人闭门不应。丁启睿部下兵饥，西向内乡，在城下呼呌。城内有人缒粟到城下出售，知县将这些人抓住鞭打。丁启睿派监军用银钱来买粟，但卖价太贵，明兵不能吃饱。这种情况表示明官吏不仅怕明兵骚扰抢劫，而且对督师进“剿”农民军失去了信心。丁启睿领兵经过荒山时，狼狈到杀骡马烧野草供食的地步。丁启睿继承杨嗣昌留下的军队是三万人，其中有左良玉军一万五千或二万人，有胡平表，刁化神、侯天锡招募的川兵和土司筸兵等，加上贺人龙、李国奇军六千人，宁夏兵二千人，三边兵二千人，一共是四万。督师的招牌很大，实际兵力却有限。李自成在三月攻下归德，不久回到豫西，军势很盛，丁启睿不敢交锋。他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一带作战，兵力较弱，认为可以一战，就对部将说：“上命我剿豫贼，此亦豫贼也”。他檄左良玉等进攻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不攻李自成，避重就轻，应付差使。
如此督师便谈不“平贼”的问题了。在新形势面前，“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日益不能适应农民军发展的需要。李自成在十三年进入河南后，逐步地改变了“流寇主义”的作法，在诸生李岩等人的协助下，广泛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建立地方政权组织，除洛阳外，次第在不少州县设置官吏，军事力量和组织也不断扩大和加强，从数万，十几万发展到五十万人，实力比较稳定。自然“流寇主义”的思想作风在李自成军中仍然存在没有完全清除，例如李自成攻下洛阳后，任邵时昌为总理，不在洛阳建立稳固的军事据点，即整军东行，留下邵时昌募几百人防守，不久被明军轻易攻下，破坏了这个地方政权，其他州县设置的地方政权组织，也和洛阳差不多，只要农民军一离开，便往往遭到明军的破坏，派遣的官吏也被杀害。这种地方政权组织防守力不强，只能暂时维持该地区的社会秩序，不能起有力的根据地作用。李自成四月进兵宝丰时，牛金星又投入农民军，仍然得到李自成的信任。牛金星推荐卜者宋献策。宋献策是河南永城人。“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称为宋孩儿”他向李自成进谶言：“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大为高兴。接着唐启源等二十余人也进入了农民军。这一群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术士在农民军中一面散布封建思想和迷信，一面促进李自成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和李自成不同，张献忠还继续在实行“流寇主义”的一套作法，破一城即弃一城，往来飘忽，不建立地方政权组织。李自成在洛阳赈济饥民，他在襄阳也赈济过饥民，但他不大向群众做政治宣传工作，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在他的作战部队中，实行“领头子”制度：“每战必先出金帛、良马、美女，约战胜者赏之，乃选一人当前曰领头子，其余鱼贯而进，头子不过五六，有进无退，若受伤，游骑飞报，重伤，呼唤其人始退，次者序进，退步必斩，易三头子必鸣金收兵，率众奔矣，得胜则尽以前物赏之，故兵不多而战常胜”。这种选派少数勇士冲杀的办法可以战胜人数不多或组织松散的明军，遇到人数众多，在有指挥经验的明将统领下的军队，如左良玉的军队，就经常要打败仗，而左良玉的军队却抵挡不了李自成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在农民军周围的“土贼”，一般都缺乏组织和训练，易聚也易散。袁时中五月率军从豫东到江北，进至蒙城，矿工群附，众至二十万。明总督朱大典和太监卢九德督徐州、淮安明军和禁军进击。
这支起义军三天便溃败散尽，袁时中仅以数百骑返回河南。明督帅丁启睿有意避开李自成，选择张献忠作为他主要的进攻对象，也攻击革左五营，居然被他打了一些胜仗。张献忠与罗汝才曾在四月攻克随州，五月合攻南阳。革左五营六月连下宿松，英山，张献忠引军去郧西。叛徒王光恩固守郧阳，张献忠七月攻打郧阳未下。他占领了郧西城，拥众至数十万，产生了骄气。当他领农民军进发到信阳时，丁启睿命左良玉率军袭击。左营诸将愤恨张献忠杀死他们在襄、樊的家口，八月从南阳赶到信阳，拚命攻打张献忠的军队，张献忠战败，部下沙头目被杀死，明军夺取他一万多匹马，击降数万人，张献忠负伤，乘夜遁入山中。
左良玉命马进忠（混十万）等穷搜山谷，又俘虏了一些人。张献忠由间道西走，前哨六十余骑至郧西，有一半被明副将周继先军击杀。张献忠领数千骑至郧阳境，碰上丁启睿所遣降将党世王田禄军队，这数千骑不战而溃，弃失马骡二千匹，左良玉军又至郧阳，张献忠率二千人奔南阳。由于伤重，张献忠不能骑马，日行三十里，到离枣阳五十里的驴头店处，左良玉军从郧阳追来，丁启睿统军后继。这时大雨五昼夜，江水上涨，道路阻断，饷馈不通，明将吏离隔数处，不能进兵，张献忠乘机领兵离走。九月，张献忠从商城奔往英山，又被明副将王允成击破于望云寨，部众散亡，仅剩下从骑数十人。这一仗使张献忠受到极大创伤，也使丁启睿混过了不少时日。与张献忠长期合作的罗汝才，因张献忠“好凌人”，心中不乐，于六月离开张献忠，去同李自成合兵。李自成会合了罗汝才的军队，“雄视河洛”，而张献忠却孤立了，他几乎和各兄弟部队都发生了矛盾。他在破襄阳时声势在李自成之上，信阳战败后一落千丈，弄到不能自存的地步。他通过曹操来找李自成想办法，但李自成对张献忠不满，要他当自己的部将，张献忠不肯，李自成想杀掉张献忠，罗汝才对李自成说：“宜留之以扰汉东，分官军之力”。他送给张献忠五百骑，要张献忠去找革左五营合伙。张献忠领兵东去，半路上和“土贼”一斗谷，瓦罐子聚集在一起，势力又逐渐恢复起来。罗汝才的考虑是正确的，这样做不仅维护了农民军各营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而且也比较有策略性，张献忠势力复振以后，确实分散了明军的进攻力量，有利于李自成和罗汝才在河南获得五覆明师的决定性胜利。
五覆明师从崇祯十四年下半年到十五年，明廷在中原和辽东地区同时对农民军和清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这对衰敝不堪的明廷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杀行为。负责辽东战事的明督洪承畴请求缓进，作持久之计，可是兵部促战，崇祯的密敕要他刻期进兵，逼着洪承畴在七月进驻松山，与清兵决战。中原战场上的明督臣们也不想攻打李自成，不是躲躲闪闪，就是哭哭啼啼，但崇祯主持下的明廷非迫使他们进攻不可。
结果在这两个战场上明军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大大缩短了明王朝的统治寿命。明廷曾令督师丁启睿进“讨”李自成，丁启睿推托说：“我方有事于献忠，不赴矣”。明廷不得已，五月从监狱里放出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丁启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办李自成。李自成和罗汝才七月至唐县，进入鄂北，八月复入信阳东去。傅宗龙坐牢已久，“志气衰沮，部曲离散”，迫于王命，前往陕西。关中旱蝗为灾，丁壮抽调已尽。明兵部把在河南的李国奇，贺人龙军队交给傅宗龙指挥，又遣保定总督杨文岳率总兵虎大威去同傅宗龙会师进“剿”。傅宗龙领川、陕兵二万出关，陕西巡抚汪乔年往送，“相泣而行”，“握手欷歔而别”，仿佛是生离死别一样。傅宗龙领兵经郢入豫，九月四日到新蔡，与杨文岳军合兵四万，五日渡河去项城。李自成和罗汝才在附近地区看见明军前来，佯往汝宁，伏兵孟家庄旁林中。明军在六日进至孟家庄。中午人马皆饥，军士解甲，找刍草喂马。林中伏兵尽起突袭，贺人龙的骑兵千人不战，李国奇迎战失败。贺人龙和虎大威都向沈邱逃跑，李国奇也跟着逃走。傅宗龙和杨文岳合兵屯驻火烧店，炮击来攻的农民军。夜晚，保督兵士逃走，副将挟杨文岳上马奔项城，留下傅宗龙领六千兵守垒。农民军将这些明军包围。十七日明军粮尽突围，被农民军击溃。傅宗龙逃跑到临近项城时，农民军追上抓住。农民军扮作明军拥傅宗龙入城，傅宗龙大呌这是农民军，城上明守军发觉后立刻炮击。农民军在项城城下杀死傅宗龙，然后离去，完成了第一个战役的胜利。李自成与罗汝才连克商水、扶沟，叶县，在叶县抓住守城的叛徒刘国能（闯塌天）。李自成对他说：“贵人别来无恙，盍相与续旧好乎”？责备他叛变。刘国能说：“吾官，天子所亲授，诚贵无与等，当以死报”，又说：“我奉母命归国，母死而背之耶？”这个叛徒死心塌地要为明廷尽忠，农民军将他镇压。左良玉十月至临颍，农民军设置的官吏和城民拒守。城破后，左良玉军大肆屠杀和抢掠。李自成大怒，与罗汝才进攻左良玉，左良玉退守偃城。农民军十一月围攻偃城不下，破襄城。李自成和罗汝才进克南阳，杀死明唐王朱聿镆和总兵猛如虎。到唐县和新野时，两县人民纷纷欢迎农民军进城。农民军攻占邓州、镇平、内乡，舞阳、通许，十二月连下洧川、许州，长葛、鄢陵和禹州，杀死徽王。左良玉北去偃城时，张献忠乘机走英山、霍山，与革左五营会合。张献忠十月攻桐城等县，太监卢九德和总兵周遇吉、黄得功追击至凤阳。十一月，革左五营和张献忠攻舒城、固始。老回回和革里眼攻霍丘、六安，明将黄得功和太监卢九德领兵夹击。明潜山知县李胤嘉催粮峻急，邑人十二月引“土贼”执李胤嘉，送张献忠军个处死。山东农民军克张秋镇，明通判马元善逃走。明山东总兵刘泽清击破农民军李青山部于石莱山，李青山走南山。李自成和罗汝才在十二月二打开封。李自我没有根据正月智取洛阳的经验，设法派人潜入城内为内应，继续采用强攻的办法。农民军沿途收集了不少火炮弹药，作为攻城之用。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向督师丁启睿求援，丁启睿起初支吾说：
“献贼在商城，固始山中，旦夕就擒，若移兵援汴，恐复失之”。当他发觉不援不行，便引军北上，到许州不敢和农民军交战，要将军队带进开封。周王让他守北门外城，他与农民军一交锋就溃入月城，距离大城仅数丈。农民军追上月城，一时“兵贼相混”。明军哀求入大城，但守城明知县王燮令兵卒“众炬齐抛”，焚死一些明军和农民军。农民军攻倾危口，打死明军无数，但仍不能冲进城内。农民军在域外修筑高台四座，与城平齐，进行炮击，明军也连夜在城上修小城三里多长，阻挡炮火，并驾炮还击。农民军将砍倒树木填塞濠池。又挖洞埋上火药，布列数千骑兵在外，等爆炸成缺口，一齐拥入。但开封城厚实，火药爆炸后向外喷射，骑兵反为所伤，放迸法没有成功。从十二月廿四日开始，农民军攻城达二十天，以十五年正月初的战况为最激烈。在大队强攻下，有数十名农民军登上城头，被明军顽守拒退。农民军攻倾城垣数十处，有些地方已可以直登。左良玉领兵自县来救开封，李自成在十四日舍开封而攻左良玉，左军退守偃城。农民军将偃城包围。傅宗龙败死项城的消息传到陕西，陕抚汪乔年“流涕叹曰：‘傅公死，讨贼无人矣’。”哭了不久，明廷诏擢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代替傅宗龙继续进攻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关中精兵已丧失在项城，调兵出征困难很多。汪乔年说：“兵疲饷乏，当方张之寇，我出如以肉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经过收集散亡和调边兵，汪乔年共得马步兵三万人，在十五年正月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出潼关。汪乔年在途中与诸将议道：“偃城危在旦夕，吾趋郾、贼方锐，难与争锋。吾闻襄城距郾四舍，贼老砦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锐攻，其必应，贼必还兵救，则郾城解矣，郾城解，我击其前，良玉乘其背，贼可大破也”。诸将表示同意。汪乔年率军赶至郏县，贡生李永祺率豪绅于二月二日迎接汪乔年进入襄城。汪乔年分贺人龙、郑嘉栋和牛成虎为三路，驻城东四十里逼偃城，他自己领兵驻城外。汪乔年在十四年三月出任陕西巡抚后，曾奉旨挖掘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深为痛恨。他听说汪乔年领兵来攻。率大军离偃城进攻襄城。贺人龙、郑嘉栋和牛成虎慌忙逃走，左良玉也不派兵来战，农民军很快就击溃了汪乔年的军队。汪乔年只得率步卒千余人与驻襄城的明副总兵李万从守城。农民军用穴城和炮击攻了五天，于二月廿七日攻克襄城。李自成执杀汪乔年和叛徒李万庆（射塌天）等。
这是农民军第二个战役的重大胜利。李自成获马二万匹，击降陕兵数万人，威震河、雒。在李自成占领襄城的第二天，清军在辽东攻破了松山。洪承畴统率的十几万明兵全军覆没。三月锦州失守，明守将都督祖大寿和督师洪承畴都投降了清廷。于是“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明廷在辽东的失败成为定局。松山之战的惨败，有指挥上的问题，但根本原因是明廷的实力不够，松山被围以后，明廷派不出有力的援军，只能坐观洪承畴军败没。打仗是需要实力的，主战派的错误就在不承认民穷财尽的明廷，在与农民军作战的同时，没有战胜清军的力量。松山之战使明廷认识到它不能战胜清军，但傅宗龙和汪乔年的相继败亡还没有使明廷认识到它不能战胜农民军。崇祯继续催促督抚将帅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在十二年七月被逮下狱。崇祯在十五年正月将他放出监狱，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去援救开封。孙传庭赴援时，开封已解围。明廷在汪乔年被杀以后，让他代汪乔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李自成和罗汝才三月集众七八十万人攻克西华，又环攻陈州三昼夜，拿下这座城，会合袁时中部攻破太康，睢州，宁陵、考城，归德，彰德等州县。河南土寨沈万登领众数万归附李自成。四月，李自成和罗汝才三打开封。农民军先在离城十里的大堤外安营，用零骑挑战，明三营兵马出击，农民军西翼骑兵迅速夹攻，把明兵消灭了一大半，少数明将卒逃回开封。明军又实行死守，农民军改变过去强攻办法，据城外五里的土城，搭窝铺居住，对开封实行长期围困。李自成的军队称“老府”，罗汝才的部队称“曹营”。明守城官吏除倚靠抚镇七营明兵守陴顽抗外，还由推官黄澍组织城中上层分子，成立反动的“义勇大社”，来分防守御，“一时宗室、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者”，郡王也参加了。“义勇大社”分作五营，约万人，由举人，乡绅，郡王儿子和徽杭大商人分别统领，贡生李光壂管总巡事务。社兵还出城到土城边，同农民军作过战。在李自成攻打开封前后，江北农民军也发动了对明廷的攻势。
张献忠在正月攻下潜山县。二月克全椒，三月围舒城，舒城缺知县，明参将孔庭训和编修胡守恒同守城，孔庭训的兵卒淫掠，被舒城人逐走，不让孔庭训再入城，孔庭训就投降了农民军，帮助农民军攻城。四月三日，农民军攻占舒城。张献忠改舒城为得胜州。袁时中离开李自成，从河南东来。张献忠与回、革、袁时中合兵攻下六安州，六安郊民不少参加了张献忠的队伍。庐州城坚池深，过去农民军屡攻不克，这次张献忠巧妙地实行智取。他派英，霍游民扮作商贩混入城内。正值明提学徐之垣因试士到庐州，他又遣农民军数百人挟带书笔，穿着儒服随诸生进城应试。农民军夜半开到城下，城中举火响应，庐州被攻破。明道臣蔡如衡和合肥令汤登贵缒城逃遁，参将廖应登巷战败走。农民军杀知府郑履祥。农民军革里眼部六月因“奸民勾贼”、“内外相合”，攻下无为州。老回回，左金王攻寿州，为明参将李栩伏兵所破。张献忠在巢湖大造舟揖，练习水战，集各路兵，共老哨三十二营，小哨二十四营，会合于皖口。七月，张献忠复入六安城，与明太监卢九德和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军交战于夹山，两战两胜，明军败走，江南大震。明廷虽然对张献忠等在江北的活动感到不安，但它最注目的还是围攻开封的李自成军队。当孙传庭赴陕西的时候，崇祯召问他，打李自成需要多少兵力，孙传庭久在狱中，不知今昔变化，回答道：“精锐五千”，崇祯大为高兴。可是孙传庭路过河南，看到农民军“帐幕如冈阜，弥望无际”，自觉失算，四月在陕西又请练兵二万，饷百万。崇祯大怒，令他领一月饷，即率军出关援开封，去同李自成和罗汝才率领的农民军作战。出关前，孙传庭奉密旨处死明将贺人龙，因为崇祯十三年贺人龙在四川不战，造成猛如虎军开县之败，十四年又在孟家庄领兵先逃，使傅宗龙败死。
贺人龙是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姓贺的很多人参加农民军。这些都是明廷要杀贺人龙的原因。贺人龙被杀后，农民军高兴地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明廷又促令督师丁启睿统左良玉等四镇军队进攻李自成。左良玉在诸将中兵最多，实力最强。明廷发帑银五万，部银十万犒左良玉军，进行厚赂，但左良玉并不以为意。为了使左良玉肯出力打仗，明廷在六月又特从监狱里放出前户部尚书侯恂，任侯恂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平蓟等镇。侯恂对左良玉有旧恩，明廷要侯恂领山西兵援开封，督左良玉作战。孙传庭和侯恂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开封，李自成、罗汝才率领的农民军同左良玉等四镇明兵已经在朱仙镇打起来了。朱仙镇之战是明军和农民军进行的最大一次战役，发生在七月。开封被围日久，崇祯屡次下诏切责督师丁启睿，丁启睿无可奈何，不等孙传庭和侯恂的援军来到，就会同保定总督杨文岳，大集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镇兵十余万人于开封南朱仙镇，同农民军对垒相望。农民军的作战人员也有十几万人，据《豫变纪略》记载：“计闯、曹二营步贼约十万，马贼三万，每一贼有马三匹，胁从之徒近百万。”这是一个二三十万人的大会战。明督师丁启睿催促四镇将帅出战，左良玉说：“贼锋锐，末可击也”。丁启睿说：“围已急，必击之”。诸将都有惧色。左良玉回营，连夜召集部将商议打仗的事。自进入中州以来，左良玉常与督抚意见不合，打仗一向是能打则打，不能打设法规避，不尽听督抚们的指挥。但这次朱仙镇之战关系重大，不能轻易作出决定，因此会议开个不休，从晚上一直开到第二天天明。会还没有散，忽然发现“南天有物崛起如云”，诸将愕然，左良玉顿足说：“瞎贼（指李自成）筑土山以炮击我营也”，派兵去侦察，一共有三座土山，山上立炮台，下凿深沟，各伏兵万人防护。左良也要筑台，但已来不及，便拔营西走。这时李自成有意让左军先溜，免得他们进行死斗，造成农民军的大量伤亡。当左军步兵先走时，农民军好象没有看到似地，左军骑兵继发，农民军前来攻击，但一交战就退走，也是虚幌一枪。左军喜于脱走，疾驰八十里，碰到农民军预先挖掘的深沟，广深皆一丈六，环境百里，闯王李自成率大军在后面跟随而来，左兵忙于逃遁，不思奋战，下马过沟，挤成一团，李自成乘左军士无斗志之际，纵兵奋击，左军大败，左良玉仅以身免，亲兵爱将俱没于阵。农民军的谋略非常成功。左良玉逃到襄阳后，再不敢与李自成争胜负。左良玉军队是明军最强的一支，诸将都仰仗左军。农民军先攻左军，促使左军先走，其他明军就跟着瓦解。丁启睿、杨文岳、虎大威、杨德政奔汝宁，农民军攻击四百里，俘虏明军数万人，丁启睿的敕书印剑都丢失了。朱仙镇一仗，农民军击溃了十几万明军，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明廷以后无力再调遣这么大的队伍来同农民军作战。明廷在中原地区的失败也成为定局了。明廷逮督师丁启睿下狱，考虑到以后还得靠左良玉打仗，没有惩办他，却抓住跟在左良王后面跑的杨德政当替死鬼，杨德政曾议论练饷毒害天下，遭到明廷的忌恨，这次明廷就以他在朱仙镇之战中逃走为理由，把他杀掉。对于朱仙镇战后的败局，崇祯仍然缺乏认识，他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非接着再赌不可。他命令侯恂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辖“平贼”等镇，往援开封，继续攻打李自成，侯恂在八月奏道：寇患积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图也。由秦入豫，一败汪乔年，再败傅宗龙，而天下之强兵劲马皆为贼有矣……今贼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告急，望若云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为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区耳。自藩王言之，维城自固，自天下安危大计言之，则维城当不急于社稷。
臣为诸道统帅，身任平贼，岂可舍汴不援，但臣所统七镇，合之不过数万之卒，而四镇尚未到也……贼中联营各部，如罗汝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而袁时中有步卒二三十万，则已去而显与为敌矣，惟是彼之情实，难卒与我通……
故为今计，苟有确见，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抚臣杨进，山东抚臣王永吉北护河；凤阳抚臣马士英，淮徐抚臣史可法南遏贼冲；而以秦督孙传庭塞潼关；臣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可以断其奔逸之路也……机有可乘，即东出与孙传庭合，群贼腹背受攻，饥扰驰突无所不相屠戮，必自降散，舍此不图，而欲急已溃之中原，失可扼之险要，蛇豕肆衅，恐其祸有不止于藩王者，此社稷之忧，而非小小成败之计也”。侯恂在奏疏中明白告诉崇祯有亡明的危险，应从“天下安危大计来考虑，而不要急于援救开封和周王，十几万大军尚败于朱仙镇，他区区几万人何济于事。他提出放弃河南，扼守险要，待机而攻的方案，虽不一定准有实效，但比立刻进攻中原农民军的主张要高明得多，他对农民军内部的矛盾，也觉察到，只是不知如何利用。
崇祯目光短浅，那里听得进这种忠告，他强令侯恂驻兵（黄）河北，召左良玉领兵来会，要侯恂和孙传庭左右夹攻李自成。左良玉因为新败，不能成行，派金声恒领五千兵来，聊以塞责，诡称以后将自领三十万人到河北来，侯恂了解左良玉的情况，又值乏饷，就派人告诉左良玉不要领兵来了。侯恂不久被廷臣弹劾去职。李自成和罗汝才继续对开封实行围困，城内严重缺粮，除郡王、乡绅仍有积藏外，一般老百姓多纷纷饿死。明官吏开水门让城民出去采青，或听其逃走。贫民憎恨贵族、乡绅和官吏。锻工孙忠私自造了几百个铁箭镞，揣在怀里出城，还带了一个手摺，称农民军为天兵老爷，他是准备投奔农民军的，结果被守门明兵搜出，将他四肢钉在城门上，残酷地处死。霍卖婆往来农民军营中，“能言王府事”，也被明巡抚当作“奸细”捕斩于市内。明抚在八月四日“勒富民巨室追买粮，初犹公举输劝，已而揭告，已而搜括”，明兵以搜粮为名，对“殷实之家”和绅衿进行抢劫和勒索。不少殷实户被押索，夹拷，以至丧命倾家，绅衿也有追“完万金犹不免一死者”。大贵族周王先后出库金一百二十余万两，并捐岁禄，发粟来养兵守城。宫人面有饥色。明廷诏山东总兵刘泽清援开封。刘泽清遣兵三千渡河至南岸朱家寨，依河为营。这里离开封仅八里。刘泽清打算从朱家寨这条路运粮进开封城。农民军进击渡河明军，激战三天，刘泽清拔营逃回。罗汝才的军队也乏食，李自成分给他粮食。明廷又促令陕督孙传庭领兵出关进攻李自成，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和罗汝才从外逃的城民口中，了解到城内困敝不堪的情况，在九月发动了对开封的进攻。农民军的进攻使开封守城官吏非常恐慌，他们感到开封旦夕会被攻下，而自己将以陷藩失疆罪被逮问以至砍头。有人向巡按御史严云京献计决河，严云京告诉高名衡和黄澍。河南巡抚高名衡和推官黄澍商同周王，决定决河灌城，用大水来拒退农民军，由推官黄澍领明兵在九月十五日决开朱家寨口的黄河大堤。农民军正奋勇爬登城头，滚滚的黄河之水从北门冲进城内，淹没了开封。城内露出水面的只有钟鼓两楼，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周王城垣和上方寺铁塔。大水从东南门流出，入涡河、泗水、淮河，沿途皆受水灾。开封城刚被围时，检阅城民有百万户，死于疫饥的十分之二三，水淹后只剩下移住城楼的周王和抚按以下二万人。周王财宝没于水者无数。明总督侯恂在河北遣总兵卜从善、巡按王燮舟迎周王等走磁州。农民军在水淹时移屯高地，未受大灾，但也有万余人来不及躲避，被水漂没了。对于决堤事，明廷曾追究过，推官黄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高名衡和黄澍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因“守城劳”得到奖赏，高名衡加兵部右侍郎职，黄澍授江西道监察御史。给事中陈燕贻劾黄澍决水灌城之失，崇祯不问。但他们的滔天罪行是存在的，决堤淹死开封数十万户，沉沦了中州最繁华的都会，“人无不切齿者”，如果不决堤淹城，农民军就占领开封了。李自成和罗汝才三打开封。耗费了不少兵力和物力，都虚掷了，农民军“据河洛而取天下”的计划遭到了破坏。开封虽无险要可守，但城池坚固，地理位置适中，在这里建立政权，具有控制中原，北进幽燕、南下江南的战略优势。对于清军入塞后南下畿南，山东，也是一种重大的威胁力量。自开封被水淹没以来，农民军被迫向西南转移去占领襄阳。襄阳也是大城，但不象开封，是天下形势之地了。在李自成三打开封期间，明廷在对待农民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意见，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分歧就更大。自松山惨败以后，明廷已弹不出对清廷主战的调子了，分歧在主张议和和反对议和。
大学士谢陞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属于议和派，大学士周延儒属于反和派。在松山未被清军攻下以前，谢陞已主张“款建虏以剿寇”，松山攻下以后，陈新甲在谢陞支持下积极进行议和活动，“时贼事大坏，而京师常戒严，中外交困，国力实不能支，新甲请输平，许岁币，弃关外地，调吴三桂以宁远兵入讨”。当陈新甲向崇祯谈到同清廷议和的问题时，崇祯为形势所迫，表示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五月，明职方郎中马绍愉到沈阳，与清廷议和。清廷提出的条件是：明廷每年向清廷馈兼金（好金）万两，白金百万，清廷向明廷馈人参千觔，貂皮千张。互相送还逃人，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廷边界，以塔山为清廷边界，连山为适中之地，双方在此处互市。海上以黄城岛东西划界。九月正式订约。清廷没有索取明廷的土地，仍然依据实际军事分界线划界，对明廷是有利的。皇太极还表示“尊卑之分，又何必较哉”，不计较订约书上双方的称谓，也便于订约。使明廷人员感到负担的是馈送数目，大概在这方面他们和清廷进行了讨价还价。皇太极也对崇祯勅书的措辞表示了不满。崇祯不愿意公开议和，明廷的和谈人员一直在秘密进行这件事。崇祯向陈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为什么崇祯不肯公开谈这件事呢？据说崇祯“讳言求成”，希望事成后，“以自来归德布告天下”。大学士周延儒逐渐知道崇祯有这种手诏，泄露给科道，科道准备进行破坏。这件事不久披露出来。七月，周延儒的党羽方士亮上疏道：“陛下圣德，三皇不足四，五霸不足六，而轻听姦邪，作此屈身取辱之事，书之史策，后世以为何如”？话很耸听，但和谈的条件除馈送较重外，并没有使明廷“屈身取辱”的地方。崇祯“问阁臣周延儒至再，终不对，上慨然起”，其他言官都说：
“堂堂天朝，何至讲款”，这些言论和过去卢象升等人的言论一样，都属于不切实际的“浮议”，可是都能被崇祯听得进去。十五年的七月，距离明王朝灭亡的日期已经不远了，与清廷和及调吴三桂兵入卫是明廷的救亡之策，舍此并无他计可施。崇祯本来同意议和，经周延儒等人一反对，他立刻否决了和议，反将奉密诏而行的陈新甲下狱论罪，九月陈新甲被杀。崇祯虽处决了陈新甲，并没有摆脱明廷的困境，在和议破坏后，崇祯的日子更加难过了。给事中沈迅再力诋陈新甲的过，崇祯便不客气地对他说：“令尔作新甲，恐更不如”。皇太极在沈阳等候明使来订约，过了九月还没有消息，认为明廷毁约，十月令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率清军南下。皇太极送行时，希望阿巴泰能同农民军取得联系，不要伤害农民军兵士。清军在十一月从墙子岭入塞，击败明军于蓟州，连破保定、大名、广平、河间、顺德、兖州，杀鲁王朱以派和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暨明宗室文武凡千余人，长驱直至海州。沿途几乎没有明兵阻挡。农民军小袁营在十六年正月初曾与清兵作战于海州地区。据目击者说：小袁营“先用炮打，后用箭射，又用刀砍，一番退了，一番又上，杀得达子避进城内，又将达子帐房烧了，骆驼伤了，掘坑围困，大呼难民俱来濠里”，清军还派兵送银子给小袁营，结果送银子的清兵也被杀死。清军的力量比小袁营大得多，它所以要避战和送银子，应与皇太极的叮嘱有关。小袁营和明廷都不理解清军的用意。明军对清兵束手无策，与农民军屡战屡败，但它既不和清廷议和，又不肯暂停对农民军的进攻。陕督孙传庭向崇祯申诉他召募的新兵还不能打仗，崇祯不加考虑，促令孙传庭立刻出关进攻李自成。于是第四次战役又开始了。李自成和罗汝才率农民军到达豫西南地区，革左五营也归附了李自成，农民军势力愈加扩大了。十五年十月，明督师孙传庭领兵至南阳，李自成和罗汝才率农民军前往迎战。交战前，天下大雨，明军粮车不能跟上，士卒只得采青柿为食，又冻又饿，河南人称这次战役为柿园之战。孙传庭以牛成虎为前军，左勷为左军，郑嘉栋为右军，高杰为中军。他遣牛成虎领前军与农民军作战，令高杰，董学礼设三伏以待。牛成虎佯败，农民军追至埋伏地点，牛成虎还斗，高杰，董学礼伏兵突起，左勃、郑嘉栋左右横击，农民军向东退走，明兵追击三十里，至郏县的塚头，农民军尽弃甲仗军资，明兵争着去拾地上东西。
罗汝才率农民军绕出高杰背后突袭，李自成立刻挥师反击。左勷是纨袴子，一见害怕说：“高（杰）、鲁（某）没矣”，与萧慎鼎带头逃，其他明军都跟着败溃，农民军执杀明副将孙枝秀、参将黑尚仁等，打死明军数千人，获得很多战马。孙传庭逃走巩县，由孟津入潼关。
农民军在河南取得第四次战役的胜利。江北方面，张献忠九月焚枞阳，夺商船谋攻南京。听到黄得功，刘良佐从西北面领明军快到，命部将一堵墙防守潜山险要处。一堵墙军为黄得功袭破，张献忠引军还攻桐城，明刘良佐军来援，张献忠走湖广蕲水境。农民军革里眼和左金王部攻颍州。小袁营从河南太康渡河，准备与革、左会合。明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击破袁时中于颍上。革、左也败回河南。张献忠乘明军北攻袁时中之际，从蕲水乘舟顺流东下，扮作盐商停泊江干，袭取安庆。十一月，围桐城，攻下无为州，闰十一月，克太湖。
李自成和罗汝才在郏县打败孙传庭以后，打算进攻左良玉，夺取襄阳。部将对李自成说：明督杨文岳领真、保兵在汝宁，若从背后夹击，对我军不利，不如先攻杨文岳，左良玉新败，必不敢来救汝宁。李自成接受这个建议，于闰十一月同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和左金王合攻汝宁，十三日至城五里而营。汝宁府为明崇王朱由的封地。明保督杨文岳率军防守。监军佥事孔贞会领川兵屯城东，杨文岳领保兵屯城西。农民军进攻一昼夜，先击溃川兵，夺得不少马骡，然后集力攻保兵。保兵支持不住，兵备佥事王世琮，汝宁知府傅汝为等缒将士入城，副将贾悌和参将冯名圣掖扶杨文岳，孔贞会登城。第二天，农民军四面环攻，明参将冯名圣等与农民军战于南湖，兵败自刎死。杨文岳继续守城，农民军架云梯，百道登城，大军从西北门冲入，俘崇王，执杀保督杨文岳、佥事王世琮和知府傅汝为等，抓走监军孔贞会，杨文岳一军覆没。农民军获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在这五次战役中，农民军消灭了明军的主力，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不但扫清了进占襄阳的障碍，而且为夺取北京的明政权开辟了坦途。尽管明廷还想纠集一些残兵败将，作垂死挣扎，但都是徒劳无益的活动。农民军在河南三四十几个州县设置地方政权组织，派遣官吏，“李自成，罗汝才每得一城，辄分贼防守，且严禁抢掠，以笼民心”，“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贪官污吏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农民军沿途秋毫无犯，而明统治，“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各地人民都盼望农民军到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数十万进攻襄阳，执明崇王朱由随行。屯驻襄，樊的明兵主要是左良玉军队，其次是郧抚王永祚的军队。左良玉拥有兵卒二十万人，大部是降丁，降将有惠登相（过天星），马进忠（混十万），常国安（托天王）等。这二十万军队只有二万五千人有军饷，其余兵卒全靠掳掠抢劫为生，襄阳一带人民非常痛恨。自朱仙镇战败后，左良玉的亲兵爱将丧亡，降将不尽听指挥，左良玉也气怯善病，不敢同李自成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他看到李自成和罗汝才，革左五营人马进逼襄阳，就在樊城造船，打算避农民军东下。襄阳人烧掉他造的船只，左良玉夺取民船载家属离开。
自率兵屯樊城高地，令诸将截各渡口，又在小路上置地雷、暗弩，防农民军从背后进袭。襄阳人看到左良王的布署，知道他久守不了，都准备牛酒来迎接农民军。李自成也不急于先下襄阳，而是先打樊城左良玉的军队。十二月，李自成率步骑数万人去樊城。左良玉发铳射击，农民军不能渡汉水。樊城人怨恨左军淫掠，暗引农民军绕他道避开地雷，伏机，直至白马滩。民夫抬门板负大炮，农民军群拥而渡，步兵行先，骑兵压阵。这是一场农民军和樊城人民合作共打左良玉的战役。
左良玉和郧阳明兵用鸟枪、弓弩扫射，伤亡了一些农民军，但阻止不住农民军渡河。左良玉一见形势不妙，拔营南逃。农民军没有追击左军，转攻襄阳。明郧抚王永祚守襄阳，领兵出战，被农民军击溃，王永祚受伤退入城中。他带着襄王和唐王的儿子弃城逃跑了。农民军攻克襄阳后，连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到达荆门。明偏沅巡抚陈睿谟不战逃荆州，又以护送惠王朱常润为名逃向岳州。当农民军到荆州时，明官僚豪绅陆师贽主张抵抗，可是无人响应，他只得自杀了。荆州城民，包括士绅都迎接农民军入城，封建统治阶级进一步分化瓦解。农民军派防御使孟长庚驻守荆州，执杀明湘阴王朱俨。荆州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有兵有饷有坚城，生齿百万”。归农民军管理，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价值。左良玉避农民军走承天。兵饥抢掠，左良玉求饷于湖广巡抚宋一鹤。巡按李振声说：“左兵多，何以给之，即有粟不若养承天之民以自守。宋一鹤拒绝对左军供饷。左良玉又领兵跑到武昌，见楚王说：“与臣十万人饷，为王保城无忧也”。楚王不肯答应。左良玉就纵兵大掠。李自成派农民军进攻明显陵，守将徐懋德兵溃，巡按李振声迎降。农民军焚毁木栅和享殿。明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降。农民军乘胜西攻郧阳，叛徒王光恩死守，激战三昼夜，农民军退走。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和罗汝才攻克承天（安陆），明湖广巡抚宋一鹤自杀。随即克潜山、京山。李自成遣革里眼攻德安，连破云梦、孝感和黄陂等城。德安也被农民军攻下。农民军进逼汉阳，明左良玉军不应战，往九江逃跑，相随有楚将王允成的军队。这些明军都打着左营的旗号沿途劫掠。农民军白旺部进入汉阳，不久便离去。
自洛阳起端，农民军在十四年和十五年这段时期，在河南和湖广地区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组织。这些地方政权组织大致可以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农民军设置官吏，正式管理地方。地方官有少数兵丁，在民众协助下可以守城，但抵御不了众多明军的袭击，如洛阳，临颍等地。《怀陵流寇始终录》载：“临颍有贼守之，良玉兵过，杀伪官，取资货”。农民军在城中还储存了不少物资。第二种类型。农民军派遣的官吏，不能驱逐明州县官吏，与明官吏共治一地，但以农民军官吏为主。《宝丰县志》记载：崇祯五年，“是时中原大乱，流氛所过，州县命吏、伪员同城共治，而命吏且听命于伪吏”。这种两面政权的组织很不稳固。第三种类型。地方官僚为明官吏，但民众组织起来为农民军守城，兼管地方，也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据明湖广巡抚宋一鹤题奏：左良玉在十四年十二月冒雪至裕州，“仅仅管州张生员与来日胜出城一见，其余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世变如此，可胜流涕”。这说明裕州是控制在农民手里，明廷徒有管州张生员等，不能为明军征粒粮根草。士民“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必有组织者，这种组织者不论是不是农民军派来的，都代表农民军实际管理裕州，比张生员有权。农民军和明军正在中原地区不断进行激烈的战斗，军队很少留守地方，各州县的地方政权主要是靠民众、农民军派任的官吏和少数兵士担任管理和防御工作。派任的官吏一般是文职，也有的是武职，如在十五年迎降农民军的宝丰武生陈四对被李自成署为游击将军，居民何英任作守备。农民军在攻克城邑后，将力量伸进到乡村，“自成立投顺牌四面，从归德起，东西南北，负牌至村落。一村降者，即负牌过别村。
牌过者不加兵，牌存者即为洗盪。牌四面奔驰，日蹙地千里”。信乡村归地方政权管理，但比较松散。李自成在各州县实行的阶级政策是保护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的利益，“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平买平卖”粉碎了明廷掠夺工商业者的佥派、召买和关税重叠的政策，受到这些阶层人民的欢迎。对于贵族、官僚，豪绅地主，农民军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政策，从“籍其家”、“拷掠”，到处死刑。只有民怨不大的“贤有司”，才“礼而用之”。出身一般地主阶级的吏目和“士”的最低层生员是农民军的团结对象，农民军从他们当中选拔地方官吏。李自成实行了恢复生产的措施。“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屯垦成为农民军的军饷来源之一。被明廷“敲扑煎熬”的老百姓生活在农民军的统治区内，“反得安舒”。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派农民军攻下景陵，命马世泰据守，攻下德安，命白旺据守，农民军的正规部队驻扎地方。李自成驰激黄州，说：“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眼，玉石难分，此檄”，并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等语。檄文把矛头指向明最高封建统治者，骂崇祯是“昏主不仁”，列举了若干罪状，同时宣布农民军是王师，以剿兵安民、拯民涂炭为宗旨，提出了瓦解明王朝的战斗任务。李自成回襄阳后，“盖房扎营，委官种田，有久据之志”。他自称老府奉天倡义大将军，不久改为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李自成对军队进行整编，分为标营和左右前后五营。
标营领兵百队，左右前后四营领兵一百三十队，每营各领兵三十余队，共二百三十余队。每队马兵五十，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队一百或五十人有差。总计马步兵六万，马骡二万。每队立一标旗，行营时望旗行走，营将各制一坐纛，标营白旗，杂色号带，纛用黑色，左营白旗，纛白色，右营红旗，纛红色，前营黑旗，纛黑色，后营黄旗，纛黄色。李自成白鬃大纛，银浮屠上面无雉翎，状如覆釜。罗汝才的军队有马兵五哨，每哨三千人，步兵三四万，并厮养不下四五十万人。还有老回回和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乱世玉所领的五营军队。明降官杨永裕向李自成劝进，牛金星认为不可。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修宫殿，设置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外官设防御使（同明兵备副使）、府尹（同知府）、州牧（同知州）、县令（同知县）以及府同知、州判官、县主簿等职，派往外地的官吏须留亲属为质。封投降的明崇王朱由等为伯。六政府的官员是：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明进士、御史）、郎中江陵徐邱（贡生）、从事锺祥顾君恩（岁贡）、户政府江陵萧应坤（进士、江西布政使）、从事江陵郭附龙（诸生）、礼政府侍郎杨永裕（进士，钦天监博士），从事刘清梦、杨辉烈，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声（进士、巡按御史），郎巾江陵王家柱（进士、贵池知县），从事江陵傅朝升（诸生），丘之陶，刑政府侍郎江陵邓岩忠（贡士）、从事安民兴，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锡胤，从事蒋芳。李自成改禹州为均千府，改承天府为扬武州。外官是：荆州防御使洛阳孟长庚（贡士），荆州府尹长葛张虞机（渚生），扬武防御使雒阳陈荩（进士、荥阳知县），安陆府尹商州姚胤锡（贡士），襄阳防御使郏县李之纲（诸生），襄阳府尹宝丰牛佺（诸生），南阳防御使锤祥吴大雁（诸生），南阳府尹江陵刘苏（贡士），信阳防御使江陵黄阁（贡生），汝宁防御使江陵金有章（贡生），汝宁府尹江陵邓琏（贡士），均平府尹锺祥刘懋先（诸生）。
农民军的统治区，“南跨大江，松滋，枝江至澧州，北滨大河，东有归德、汝宁、德安，西至潼关”。湖南起义农民二月引导李自战的军队攻下常德。常德积粟百万，可支十年。农民军又占领辰、岳诸府。李自成确定：“先守荆襄，次及承天、德安，渐及汝南。”分设诸卫：襄阳卫，由高一功等领兵驻守襄阳；通达卫，由任光荣等领兵驻荆州、澧州、夷陵等地；扬武卫，由白旺等领兵驻守安陆、荆门、汉川、显陵等地；汝宁卫，由韩华美领兵守信阳；均平卫，由周凤梧领兵守禹州，郑州。在完成这一番设置以后，李自成初步建立了一套从襄京到地方的农民政权组织。由于在各地驻军，地方政权的权力也比以前加强了。但除襄京等几个城市外，农民军对各州县的统治力量仍然是薄弱的，随时会遭到周围明军和豪绅地主势力的袭击。十六年正月，农民军占领黄陂后，派设官吏，“黄陂士民纠合山寨义兵杀伪官”，民军重又攻下这座城，镇压了反抗的豪绅地主和地主武装。农民政权沿袭了一些封建制度的职官名称，任用许多投降或归附农民军的封建官僚和士人为文职官吏，但统治实权掌握在自成和田见秀、刘宗敏、李过等农民军主要将领手里，执行的是农民军的各项政策，各级政权组织是代表农民阶级镇压封建地主阶级的机构，在性质上并未因为封建官僚参加任职而发生变化。根据现有的材料，农民政权靠抄没明州县府库，贵族豪绅地主的赀产和屯垦来供应军需和其他费用，不征赋税。十三年底，李自成曾同意李岩的建议：“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但因战争频繁，并未付诸实行！否则农民军就不会有不征粮的檄告和“不纳粮”的歌谣了。农民军在局部地区收过民物，如十五年底，李自成在谷城、光化，邓州，淅川一带设置官吏，“寨民供其刍粮”。对“供”物要不要付钱，不知道。这种“供”刍粮的办法没有形成普遍推行的正式制度。十六年二月，据明方报称：“中州民竞送马骡粮草，贼（农民军）遂以日盛日强”。农民军对这些“竞送”而来的物资，给不给钱，或作其他报酬，因限于资料，也不清楚，尚需研究。农民军也贯彻了“不当差”的号召，只是碰上打仗，有时才会动用一些民夫。当李自成要进一步发展农民政权组织时，便产生了同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矛盾。与李自成协同作战的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并没有对农民政权组织产生兴趣。他们过惯了“流寇主义”的生活，不愿服从集中的统一的领导。他们满足于自由支配自己的部队，希望与李自成维持合营的关系，分担战斗任务，分享抄没贵族豪绅地主的财物，却不喜欢进入具有严密组织，听从一种号令的政权机构中去。即使给予他们很高的职位，他们也认为没有自为营主，当掌盘子那么称心自在。在河南的几次大战役中，罗汝才一直和李自成在一起。据记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余城，卤获，自成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为自成部所侵，屡以驽骀易其善马，滋不平。汝才虽权时推奉李兄，恃旧故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齐，尔汝之”。罗汝才可以同意与李自成四六分配战利品，因为李自成的军队比自己多，可以忍受李自成的部下用驽骀换他的好马，因为这毕竟是小事，不管是否属实，但在大问题上不能让步，即尊李自成为首，听从李自成的号召和调遣。
他对李自成“尔汝”相对，不仅是“恃旧”，而且是要继续保持与李自成平等共事，分合自定的伙伴关系。有一天，李自成请罗汝才喝酒。在畅饮之际，李自成有意试探罗汝才的想法，说：“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这是看看罗汝才有没有建立农民政权的打算，实质是希望罗汝才参加他建立的农民政权组织。罗汝才“粗疏，时又醉”，不能体会李自成的意思，张目答道：“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他不但无意参加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组织，连自己建立政权的打算也没有，仍然要搞“流寇主义”的一套作法。李自成感到很失望。两支大部队长期在一块，总难免要发生一些误解和矛盾。例如，李自成让罗汝才军队去攻打郧阳，“久不下，多死，所部怨自成”。实际上李自成也屡派自己军队去攻郧阳，伤亡同样很重，并不是李自成只要罗汝才的军队去打这种费劲的仗。当时明统治阶级曾试图利用李自成和罗汝才的矛盾来进行破坏，不过效果并不明显。罗汝才拥有马步兵四五万人。这支部队如果参加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和李自成的部队统一编营，农民军的力量就会增强，如果罗汝才不参加农民政权，保持自己的军队，罗汝才和李自成之间的伙伴关系便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矛盾会逐渐扩大。老回回，革、左等营的实力不及罗汝才，不能同李自成分庭抗礼，自归附李自成后，虽然听李自成调遣，但“各居一部”，“恶相属，请自为一军”，仍然要当掌盘子。他们和罗汝才关系很好。李自成攻下荆、襄以后，令老回回守夷陵，进取澧州，贺一龙（革里眼）
经德安去攻占黄州。贺一龙至黄陂，前面阻水，仅收降左良玉的残兵八百人回来。贺一龙先到罗汝才营，屏人耳语，李自成表面上不说，心里很怀疑，不满。李自成成功地将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争取过来，他们愿意接受李自我的领导，参加农民政权放弃过去“流寇主义”的生活。罗汝才的谋主吉珪（或作元珪、玄珪）看出李、罗之间的矛盾不容易解决，对罗汝才说：“某观李帅非容人者，今群雄俯首，所颉颃者，我与革、左耳，将军何不早为计”。罗汝才惊惧，但没有作任何准备，他一时也许还不知应如何办。矛盾在发育着。有一个黄州陈生，“客授襄阳，遇乱以才智为李自成所识，又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其间，私自念曰：“吾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
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有没有这回事呢，值得研究。因为这时左良玉已经逃到皖南池州，罗汝才在襄阳离左良玉很远。陈生说罗汝才暗通左良玉，能不能使李自成相信，是颇可怀疑的，但陈生说：“汝才必为变”，即无此事，李自成也会心动。因罗汝才本来与张献忠合营，后来不高兴张献忠的侵凌，才离开张献忠，与李自成合作。现在两人关系有点紧张，罗汝才不愿相下，自然也会离开李自成另谋发展的。李自成知道这时只要对罗汝才稍加压力，罗汝才就会引军他去，而且会带着革、左五营一块走。这样李自成的力量就孤单了。《水浒》等书留下了火并的故事，农民军首领们都清楚火併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李自成不认为说服能发生效力，又怕惊走了对方，削弱了新生的农民政权，于是就采用火併的办法来造成农民军内部的统一。三月七日，李自成盛筵具请罗汝才和革里眼（贺一龙）。罗汝才大概有所感觉，辞疾不来。贺一龙赴宴，谈笑甚欢。到了五鼓，贺一龙被捆缚起来，罗汝才还不知道。第二天清晨，李自成派二十骑进入罗营，托言有事，直入罗汝才的帐中。罗汝才方栉发梳洗，即被来骑斩首。这些骑士持人头对罗汝才的部下说：“汝才反，元帅令诛之”。罗军大噪起来。贺一龙也被杀。李自成派贺锦，刘希尧收服贺一龙的心腹赵应元，抚定了贺一龙的军队。李自成很重视收编罗汝才的军队，但成效不算很好。罗汝才的部将杨承恩和外甥王龙率数千人逃到陕西，投降明督孙传庭去了，部将李汝桂领数百骑走安庐投降了左良玉，骁将杨承祖率众投降明郧阳守臣徐起元。没有离走的罗汝才中军杨山，旗鼓朱养民，部将王可怀、郝有法和罗汝才的叔叔罗戴恩也有抗拒心理，日子久了，才逐渐改变。李自成勉劳了吉珪一番，后来因别的事将他杀掉。李自成翻阅罗汝才的军簿，仍令他的旧将分领罗汝才的军队，让自己的亲信参加进去，这样就将两支军队和革、左军队统一起来。李自成的军队达到马步兵十余万人。火并破坏了李自成与罗汝才等首领的团结合作关系，李自成的做法是有缺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万全之策，这样做能使农民各营统一起来，壮大了农民军的力量，促进了农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其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罗汝才是延安人。在陕北起义后，与张献忠同属王嘉胤这一支农民军，是其中重要的首领之一。有的记载说他“多智而狡，故贼中号为曹操”，这大概是指他对待敌人的态度而言，他对其他农民军首领并不狡诈，相反地，却具有很和厚的性格。他曾附合闯王高迎祥，同其他许多农民军首领合过营，都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崇祯十三年后，罗汝才的地位仅次于李自成和张献忠。他与张献忠合作，粉碎了明督师杨嗣昌的川中围“剿”，又同李自成合作，在河南五覆明师，对农民军反对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生活上的奢侈享受，使他遭到了李自成的嘲笑。政治上坚持“流寇主义”作战方式，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流言蜚语，使他最后被李自成所杀。但罗汝才并无很大的过失，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在被杀前有背叛农民军的活动。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老回回马守应在湖南澧州听说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很恐惧；
不肯接受李自成的任职，也不敢回襄阳，率领自己的队伍据地屯守。统一营后，李自成厘定军制，设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职。李自成无子，侄李过和妻弟高一功居帐中，为亲信。军队分作标营和左右前后五营。重要将领有：田见秀 浑号锁天鹞，为提营总督权将军，人称田福爷。田见秀为人宽厚，“贼所过，多见全宥，见秀力也”。刘宗敏 骁勇善战，李自成倚为心腹，为帅标权将军。人呼为领哨刘爷。贺锦 浑号左金王，“归自蕲黄，一见诚……拔为制将军，在诸将之右”为帅标制将军。刘芳亮 深得李自成信任，为左营制将军。刘希尧 浑号争世王（一作治世王），是革左五营之一，为右营制将军。袁宗第 为前营制将军。李过 浑号一只虎（左目眇）。为后营制将军。以上是权将军与五营制将军。以下将领是：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李自成义子帅标副威武将军党守素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宗标左果毅将军谷可成标右威武将军李友标前果毅将军仟继荣标后果毅将军马世耀左营威武将军刘汝魁右营左果毅将军白鸠鹤右营右果毅将军刘体纯前营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前营右果毅将军田虎后营左果毅将军张能后营右果毅将军马重僖还有后营将领路应标，威武将军帅标旗鼓赵应元和分守汛地的将军任光荣，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韩华美（原“土寇”）和果毅将军白旺、周凤梧（原明镇筸参将）等。军营制度规定为：五营轮流休值，一营值昼夜，四营休息，巡徼严密。逃走的人叫“落草”，处以磔刑。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当兵。每个精兵部有跟随人员十个，管喂马，供军器和做饭。精兵允许携带妻子，不准再带别的妇女，生子弃而不养。禁止收藏白金，过城邑不得住房屋，必须在野外住帐幕或搭窝铺。制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马兵有马三四匹。不行军则进行骑射，叫做“站队”，到中午结束。夜四鼓，蓐食听令。除黄河外，骑兵遇到淮、泗、泾、渭等河流都策马而渡。严禁破坏庄稼，“马腾入田苗者斩之”。临阵时列骑三万，名三堵墙。前面骑兵向后跑，后面骑兵就可杀掉他。战久不能胜，骑兵佯败，引诱敌人追击，让步兵上阵。
步兵三万持长枪击剌如飞，骑兵返回袭击，名叫打倒翻，往往以此获胜。获骡马者受上赏，铳铅次之，珠宝为下。农民军以发展骑兵为主，也采用火器，但重视得不够，只是利用缴获明军的火器，自己没有制造过。十七世纪的中国，已经盛行不少用于作战的火器，如大炮，火铳、鸟枪以及地雷等。在守城方面，大炮对攻城的清军是一种威慑力量，皇太极即位后积极制造大炮来增强他的军事实力。明军从守城用大炮，发展到野战也用火炮。崇祯十四年，洪承畴率明军援锦州，带有装载火炮的车营到松山。八月，清军攻击洪承畴的援军，骑兵“误入车营，炮大发，斩敌百三十级，虏王子及固山牛录”，明军获得小胜。这说明火器运用得当，也可以成为野战中的攻击性武器。火铳和鸟枪的射程和杀伤力也往往超过弓矢，明滇将龙在田军队“马上鸟枪疾利，能取人于百步之外，人马俱洞穿”，为张献忠所忌惮。左良玉在十五年十二月抵抗李自成对樊城的进攻，“发铳击贼，杀二千余人”。火器在当时虽不能排挤大刀、长矛和弓箭，但已经显示出它们的某种优越性了。农民军曾用缴获的火炮轰击过开封等城市和威胁过左良玉的军队，也炮击过山海关，但农民军对火器的应用，始终不及明廷，也落后于清军。农民军迷恋于骑兵队。李岩任武职制将军。李自成“以牛金星为谋主，日讲经一章，史一通”。牛金星对李自成的影响迅速增强，成为以后农民政权职官制度主要的制定者。叛离李自成的小袁营，聚集步骑三万人屯县南。袁时中看到李自成军队进驻禹州，郑州，想渡河避开，为明河南巡抚秦所式的防河军队所扼阻。李自成遣扶沟庠生刘宗文去招降，袁时中执送刘宗文至北京，李自成的数百名游骑逼近小袁营，袁时中纵兵斩杀了一半，将擒获的农民军送北京杀害。李自成大怒，五月合步骑二万人进攻小袁营，袁时中被杀，小袁营灭亡。李自成称新顺王于襄阳，完成了农民军在襄阳的统治机构。据明河南巡抚秦所式奏，当时中州除李自成的军队及所建地方政权外，“自永城以至阌乡、灵宝、自宛、汝抵河岸，方千里之内皆土贼，栖山结寨，日事焚掠，如武三，翟荣、孙学礼、周加礼，周道玄、徐良臣、金高等，各千百其众。李际遇、申靖邦、李好等各万人，马皆千计。又刘铉、李奎、郑乾、刘洪礼等似贼似民，各众数千”，而明兵，“旧抚余兵不及二千，陈永福残兵未及四千，合卜从善三千余人亦不满万，伍而不械，械而不甲……河上只臣一旅”，河南兵饷只有“区区五万之多，即全征不足供主客之半，昨年完不及二十万，抚镇短饷五月”，地方官“或一年半载不赴任，或隐栖河北，首鼠不前，或教官署事，或佐贰兼摄，或山寨蛰身，或土团寄命”。
明廷在河南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他地区明廷也是一片衰败景象。崇祯曾召保定巡抚徐标入对。徐标原为徐淮河道参议，经过山东，来到保定。这一带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没有到过地区。他说自己从江淮来，“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曾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己土地，如何致治乎”。崇祯除掉“欷歔泣下”外，什么办法也没有。进入湖广的张献忠部队，正月攻占广济，下蕲州，令乡绅冠带自东门入，西门出，尽行镇压。二月进克蕲水，乘雾破黄州，乡绅欧阳玖迎降。张献忠据黄州府称西王。三月复入蕲水，杀乡绅。湖北豪绅地主：“多奴仆，麻城尤甚”，其中如“梅、刘、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里闾间”。这些豪绅地主组织奴仆来抵御农民军，让奴仆们聚众成立“里仁会”，奴仆们入会后，为谋求自身的解放，反过来杀奴主。于是城外地主武装和明兵包围了麻城。奴仆在汤志领导下杀诸生六十人，推举愿同奴仆合作的诸生周文江为主。他们四月派人缒城去求救于张献忠。在“里仁会”外还有由奴仆组织的“洗耳会”，也欢迎张献忠到麻城来。张献忠的步卒在作战时散亡了，仅领有骑兵七千人。他看到麻城来人，大喜，率军进援，明兵和地主武装解围离走，张献忠入麻城。奴仆以及城民参加农民军的达五万七千人，被别立一军，名日“新营”。张献忠改麻城县为州，任同文江为知州。张献忠攻下罗田县，投降农民军的诸生李时荣等献渡江策。张献忠召集星辰湖渔人，要他们准备船只。张献忠率军沿江而上，汉阳、武昌大震。武昌为明大贵族楚王封地。楚王积金百余万，为四大富藩之一。在籍大学士贺逢圣请他出钱守城，楚王拿出明太祖分封时赐给的一只金裹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哭着出来。当承天、德安溃兵过武昌时，楚王召募溃兵，命长史徐学颜统领，号楚府兵。武昌参将崔文荣渡江进攻农民军，失败而归。农民军在五月一日攻下汉阳。五月，农民军从团风渡攻武昌，明军扼守洪山寺。楚府募兵官张其在因罪被笞，往投农民军，李时荣又约城内族人为内应，农民军全队从鸭蛋洲直抵城下。明道臣王扬基逃遁。九日，楚府兵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农民军击杀明参将崔文荣和长史徐学颜，贺逢圣投水死。张献忠占领武昌后，将楚王朱华奎装在笼内沉于江水。他看到楚府库金，叹息道：“有财如此而不设守，朱鬍子真庸儿也”。他收录楚王宗室男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其余全杀掉。张献忠据楚王府，铸“西王之宝”，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设五府六部，任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周综文知天授府，黄元凯知黄州府，沈会霖知汉阳县。开科试士，命李时华主考，取汉阳诸生余良柱等七十八人，补二十一州县官，其中有詹龙翔、奚鼎铉、周若植、徐良材等。任汤志为游击，率骁勇四千人守麻城，防御来自皖北的明军。派人招降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张献忠题诗黄鹤楼，让部下属和。下令发放楚府库金赈济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全部归附。李自成听到张献忠攻下武昌，派人相贺，并胁迫他归附，张献忠“卑词赍金宝答之”。李自成受礼不作书。
明廷在三月曾谕大学士吴甡兼兵部尚书督师进攻农民军，赐尚方剑，以大理寺评事万元吉为职方郎中赞画军前。吴甡请得精兵三万，崇祯认为兵多难集。兵部拟拨总兵唐通、马科及京营兵一万给吴姓，可是迟迟不能调动。吴甡等待了两个月，都无法成行。崇祯一见不成气候，在五月让吴甡致仕而去。明廷命陕督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六月，进孙传庭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剿寇”
军务，仍总督陕西三边。崇祯又下罪己诏。立反动赏格：擒李自成，万金，爵通侯；
擒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李自成久攻郧阳不下，在襄阳召集臣僚谋士，讨论以后农民政权的发展动向问题。这是清兵大举进攻内地的前夜。明廷的灭亡几乎是注定了。对农民军来说，明廷虽然困兽犹斗，摧毁它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对付关外的清军。清军已经构成真正威胁农民军的力量了。清廷拥有八旗军队十八万多人，还有蒙古部落军队，实力不仅超过了明军，也超过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它的困难是形式上保持统一的明王朝仍然成为前进的障碍，农民军和内地广大汉族人民的力量也是它不易估计的，它密切注视着农民军的状况，希望能取得农民军的合作。在这种局面下，农民军应当扩充和增强自己的兵力，继续利用明廷和清廷的矛盾，先击破入塞的清军，然后摧除明廷。农民军是了解清军几次入塞的情形的，但对清廷的考虑和打算非常缺乏认识，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将自己的战略重点从明廷的身上转移到清军的身上。李自成及其臣僚谋士们在“议兵所向”的会议上，根本没有讨论到对付清军的问题，只讨论了反攻明廷的问题。牛金星在会上主张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主张先攻占南京，断北京的漕运。顾君恩说：“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之邦，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宋献策在到襄阳以前，主张取南阳进据关中，和顾君恩的看法大致相同。李自成的本意也是“图关中”，因此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顾君恩建议先取关中，“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能发展农民政权，壮大农民军的力量，有可取之处，但他认为从陕西，山西进克北京，可以“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忽视了清军以及其他因素，便是一种不正确的意见了。会议结束了李自成一度准备长期留据荆襄的打算。他召集铁工造铁钩钉，供逾越山险之用。明廷在六月勅左良玉专剿张献忠。左良玉从安庆发舟西上。七月遣总兵方国安、徐懋德、马士秀击破农民军于蕲州黄石港。诸生程天一率地主武装二万人进攻农民军于大冶，杀知县奚鼎铉，沈会霖逃去。左军诸营兵并进，攻陷黄州。张献忠看明军近逼，留张其在、谢凤洲守武昌，率大军向岳州，长沙进发。左军陷汉阳，张其在从武昌出走，谢凤洲自杀。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屯驻寿州，遣六安诸生黄鼎潜入麻城诸寨，收罗地主武装，策动周文江叛变农民军。农民军将领方子雄被杀，汤志被擒后磔死。明军复占归附张献忠的各州县，尽杀张献忠委派的官吏。张献忠南下后连克咸宁。蒲坼，击败明沅抚李乾德和总兵孔希贵军，于八月五日占领岳州。李乾德和孔希贵逃往长沙。长沙是明吉王封地，惠王也从荆州逃到长沙。当农民军逼近长沙时，明长沙总兵尹先民和副将何一德投降，楚抚王聚奎领部众逃遁，李乾德护吉王、惠王走衡州，农民军于二十五日进入长沙城内。衡州为桂王封地。农民军袭破衡州，吉、惠、桂三王逃永州（零陵），进入广西。张献忠拆桂王邸，在长沙修宫殿。传檄远近，免征三年钱粮。明督师孙传庭自十五年柿园之战失败后，在关中“开屯田，缮器，积粟”。令民三家出银五十两招募一个边勇。督工匠连夜赶造火车三万辆，车上载有火炮，衣粮和弓矢，“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选壮丁驾车，任白广恩为火车总兵，高杰为副。白广恩从山海关逃到陕西，隶属孙传庭的部下。孙传庭曾在夜里对参军乔元柱说：“此二人（指白广恩，高杰）
岂自成敌，不得已而用之，我军初集，若迟久娴习，以乘贼之饥疲，乃可致胜，其如上意何，”罗汝才的外甥王龙投降后，孙传庭问他李自成军中事，王龙说：“贼势重，不可敌，然襄阳赤地千里，百万之众何以供食，半载后大饥，因而攻之，可胜”。这都是认为不能速战。孙传庭对下属很严，动以军法从事，州郡官吏为之震慄。关中久荒，不能供饷，孙传庭要豪绅地主出资捐助，不愿者闹到北京说：
“督师玩寇靡饷”。州郡官僚们也屡次上书，催促明廷下令孙传庭出战，好让他离开陕西。兵部尚书冯元飙认为不可轻战，而廷臣多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冯元飙在崇祯面前力争说：“请先下臣狱，俟一战而胜，斩臣谢之”。他又写信给孙传庭，希望他不要轻战，不可任用白广恩和高杰为将。中允刘理顺也写信给孙传庭说：“此举系天下安危，非直豫、楚。譬药之劫剂，博之孤注，断不可不动出万全，而侥倖于不可知之两阵间也”。从侥倖取胜的心理出发，崇祯掷出了这个孤注。明廷对孙传庭不断促战。陕西的官僚们制造谣言说：“督师不出关，收者将至矣”。孙传庭顿足叹息说：‘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于是上书请战，明廷立刻令他去进攻李自成。孙传庭八月出潼关，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由灵宝入洛，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合兵洛阳，檄左良玉自九江往汝宁夹击。陈永福避战，与卜从善都被明廷降为副将，责令“剿贼自赎”。孙传庭听说李自成将从内乡，淅川攻商雒，遣甘肃总兵马，四川总兵秦翼明扼守商、雒。牛从虎击杀李自成的侦骑数百人于雒阳的龙门口，九月进至汝州，遣降将杨绳祖招李自成军都尉李养纯来降，获知农民军的情况：老营在唐县，精锐在襄城，李自成撤陕县将吏至宝丰，作犄角之势。孙传庭曾接到农民军中内奸丘之陶的蜡书。丘之陶是明大官僚丘瑜次子，伪作投顺，任兵政府从事。李自成出襄阳后，丘之陶以兵部侍郎管留守事务。他由武关密送蜡书给孙传庭说：“督师与之战，吾诡云左镇兵大至，以摇贼心，彼返顾，则随其后，我从中起，贼可擒也”。孙传庭大喜，手书还报，被李自成的巡逻兵所获，孙传庭和丘之陶都不知洩密。孙传庭因有内应，檄诸军连营进击，沿途不复设防。幕客劝孙传庭修缮洛阳城，储粮，开屯田，作进战退守之计。白广恩请驻兵分据要害，步步为营，向前推进。孙传庭怕贻误军机，都不肯采用。明郧阳道高斗枢为配合孙传庭作战，与据守武当山的惠登相合兵，在八月占领光化，九月攻下谷城，进薄襄阳。李自成从邓州移兵于襄城和郏县之间相待。为了诱敌深入，“由陕至郏，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督师至一城，辄入”。九月十二日，孙传庭陷宝丰，杀州牧陈可新、州判姜渭、县令周英等。十四日到达郏县境，李自成率万骑迎战，白广恩和高杰进击，前锋为罗汝才的降将杨绳祖、王龙等。这些降将怀仇恶战，擒果毅将军谢君友，砍下李自成的坐纛，攻陷郏县。孙传庭将龙门口和郏县之战的胜利消息奏报明廷，崇祯召集阁部诸臣，拿出孙传庭的奏疏给他们看，兵部侍郎张凤翔说：“贼甚狡诈，示弱不可信，且传庭所统皆良将劲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此以待缓急”。崇祯听了默然无语。明游击折曾修领兵从鲁山间道走，在十二日夜半突袭农民军唐县老营，掳杀农民军的辎重妻子，一营皆哭。孙传庭的军声大振。大雨六日不止，明军饷道泥泞数尺，粮车不能运进。孙传庭原隐在郏县掠食，但所获甚少，明兵马皆饥。李自成遣轻骑出汝州白沙抄绝明军粮道，于是孙传庭的后军在汝州发生躁闹。降明土团李际遇与农民军暗通消息，说明军已经饥疲。李自成率大军前来。孙传庭退军洛阳就饷，白广恩先引军自去。农民军追及明军，挥令骑兵三堵墙奋战，击杀明军三四千人，高杰站在岭上望道：“不可支矣”。麾众退却，火车兵跟着退走。
火车塞道，马不能行。农民军纵骑兵追击，步兵四合，用白棓遮击，明军头盔俱碎，大败而逃。明军死亡四万余人，失器械辎重数十万。孙传庭和高杰数千人奔垣曲，由阌乡急赴潼关，合白广恩等兵设守。丘之陶举火，诳报左兵来临，被处死。十月，李自成乘胜进攻潼关。李过在阌乡获督师大纛，初六日持纛诈潼关明守军，乘隙突入关门。李自成率军由间道缘山崖出潼关后夹击，明军大溃。高杰逃延安，白广恩奔固原，陈勇走秦州，高汝利往汉中，孙传庭收散兵图保渭南。农民军继续追击，孙传庭和监军乔元柱在接战中被杀。李自成克临潼，进逼西安。西安为大贵族秦王封地，秦王“富甲天下”，明户部尚书倪元潞曾奏：秦王“如不知兵，宜悉输所有，与其赍盗，何如享军”。崇祯不应。孙传庭败亡后，陕抚冯师孔退守西安。兵久缺饷，天又大寒，有人劝秦王发给兵士棉衣，秦王拒绝。农民军攻城，城中送给明守兵的饭都结了冰。十一日，明守将王根子开门投降。陕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纲，知府简仁瑞，知县吴从等被杀。李自成对不法乡官处以死刑。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殿为宫，增旧殿为九间。
令政府机构依据李唐制度建署，实则仍沿用明制，只是在官制名称上作了改动。以旧官舍为各部所在，巡抚署为吏政府舍，都司为兵政府，按察使司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为工政府。授投降的明秦王朱存枢为权将军，永寿王朱谊保为制将军。明降官巩熵掌礼政府，请改八股试士，定官秩仪注。宋企郊掌用人，分用乡举为三等，首为弘文院，次为六政府从事，外为防御使。考试州县生员，一等六政府属，二等州县官，三等佐贰。李自成责令明九卿出金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县长吏半之。规定自明年正月开始，粮一石出草六千觔，由民自送。赐顾君恩女乐一部，赏入关策。大修长安城，城池倍加壮丽，命杨永裕阅兵于渭桥，开驰道。禁民穿箭衣，以别军民。李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较射，身穿兰布袍，张小黄盖，乘马而行。老百姓看见黄龙，伏地呼万岁。进袭襄阳的郧阳明兵退回郧阳，惠登相、徐勇率所部明兵奔往武昌。农民军分兵三道追捕孙传庭部将；李过北追高杰于延安，高杰走宜川，河结冰，杰军渡河走山西蒲州；田见秀南追高汝利于汉中，高汝利遁入四川，不久投降；刘宗敏、贺珍、袁宗第、党守素西追白广恩，至秦州，陈勇迎降，到固原，白厂恩开城投降。李自成握白广恩手，共饭，道及往事，相对极欢。左光先听到后也投降了。陈永福仍在观望，保山巅不敢下，李自成遣白广恩去招降，陈永福说：“汴城之战，永福亲集矢于王目，今穷归，俱无以全腰领”，李自成说：“此各尽其事，何害”，折箭为誓，不食言，陈永福降。陕西各州县人民纷纷“预备衍羊”、“具羊洒”，迎接农民军到来，农民军张贴抚安万民告示。农民军对明宗室进行镇压，据明兵部塘报称：农民军“令省中的民站一边，家丁站一边，贼将宗室杀死，已行安民，将家丁跟随贼营”，彻底消灭了明秦王等封建大贵族的反动势力。李自成又认为“衣冠之族必不附己，闭之空室，榜掠索金”，下渭南时责官僚豪绅地主南居益家出饷银一百六十万，杀其族父前南京吏部尚书南企仲，南居益和企仲子居业因拒降被杀。这是农民军在十七年三月进北京后对贵族官僚豪绅实行追赃助饷的预演。张献忠九月在湖南攻下永州、宝庆、常德，掘杨嗣昌先塚，将其“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分兵攻广西全州和江西袁州（宜春）。
萍乡人民具牛酒欢迎农民军入城。老回回屯夷陵（宜君），为明军所袭。明将方国安陷承天。张献忠所遣农民军十月攻下万载、袁州。别部趋连州，广东南雄和韶州官吏逃之一空。明左良玉军攻陷袁州。左兵淫杀不堪，豪绅地主也不满，江西巡抚郭都贤檄左良玉撤兵回九江。张其在率农民军从长沙进克吉安，收复袁州。农民军在吉安设置官吏，改吉安为亲安府，庐陵为顺民县。张献忠在长沙增兵为九营，四营为旧部，五营为新兵。岳州为左良玉军攻陷。明凤阳总督马士英派兵攻陷陈州、沈丘。李自成十一月在陕西大会各营首领，旌旗百里，戎马万匹，到米脂祭墓。墓久经发掘，李自成令人筑土封固，并求访宗人，赠金封爵。改延安府为天保府，米脂县为天保县，清涧州为天波府。三边尚未下。农民军向榆林进发，李自成先派人赍银五万两和招降书前往，自率大军继进。明总兵王定以借兵蒙古部落为名，领蕃汉兵丁数十骑离榆林出塞。接着榆林又派人到河套向蒙古部落乞师。明兵备副使都任，参将刘廷杰和闲废总兵尤世威、尤世禄、李昌龄、侯拱极、王学书、王世钦，副总兵惠显、杨明、榆林世将王世国、王世臣等收集各堡精锐丁卒入榆林城设守。共推尤世威为主帅。农民军劝说三日不听，从东南面挖地道穿城，继而四面环攻，起飞楼向城中发击矢石。城上明军弓弩叠射，火炮轰击。农民军用冲车临城穿穴，又施炮攻，廿七日城破。农民军杀都任、惠显、侯拱极等，尤世威、王世国、王世臣和李昌龄槛车送西安就刑。河套蒙古部落曾领数千骑来援榆林，看到农民军军势甚盛，不敢交战，率骑退回，将农民军入陕消息飞报清廷。农民军攻下榆林后，进军宁夏，明总兵官抚民迎降。李自成又遣官吏领数百骑按行阌乡、灵宝、关东一带，榜示兵民。农民军三百骑驻陕州，刘忠领兵二千守偃城，传檄河南各州县，明军退守河北，派人联络土寨，往招李际遇。李自成克庆阳，执明韩王朱禀塉。贺锦领兵进攻兰州，兰州人民开门迎接入城。农民军渡过黄河，明凉州（武威）、庄浪（永登）二卫守军投降。农民军十二月乘雪夜攻下甘州（张掖）
……明巡抚林日瑞、总兵马等皆被杀。辛思宗攻破西宁卫。农民军任原明监军陈之龙为西宁节度使。党守素率军驻兰州。农民军平定了三边。关中成为农民军的根据地。为进攻北京作准备，农民军在十二月十八日从禹门口渡河入山西，攻取了平阳府（临汾）
……杀明西河王及宗室三百余人，知府张璘然等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