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树》写于 1970年，在谈到这首诗的写作时，曾卓说：“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在农村劳动，有一天，我从我所在的那一个小队到另一个小队，经过一座小山的时候，看到一棵生长在悬崖上的弯弯曲曲的树，它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内心，使我立刻产生了一些联想，一种想象。我觉得它好像要掉入谷中去，又感到它要飞翔起来，这是与我自己特有的心境，与自己特有的遭遇联系起来才会产生的这种联想和想象……它要掉入谷中与要飞翔，都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同时，这也吐露了我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过去的年代中，与我的遭遇相同或相似的人大有人在，所以这首诗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和大学生谈诗》一）作者在事后的这段表述中集中强调了“飞翔”和“跌落”这两个诗中的关键词，并把这两个词描述为一代人的感受，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在“文革”中的中国，一方面是狂热的所谓革命；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众多的社会乱象。这场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什么？当时身处事件漩涡中的人们并不知道答案，他们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毛泽东的号召永远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这“正确”的号召下产生的乱象又给了人不祥的预感。这场大动作的革命，到底会让中国“飞翔”，还是会使中国“坠落”，这也是个未解的迷茫。而在现实中，诗人已经“坠落”，他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并被判刑两年，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的坠落，才让诗人反思，尽管还只是朦胧的反思——在很多人狂热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这反思既是对自己命运的反思，也是对国家的，是一种家国困惑。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特别关注小说中的一些时空特点，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个性化的时间和空间，对小说内在含义的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时空分析在本诗中也适用。在这首诗中也有一个特定的时空，地点就是“悬崖边”，时间并没有指明，因为没有指明，才有了更广泛的涵盖。
悬崖边的树是最难存活的，有风有雨，地上都是岩石，随时都可能被吹落谷底，而且很少看到悬崖上有树，即便有，也是孤零零的一棵。这里没有营养，没有同伴，也没有温暖，有的只是孤寂。诗人用不那么明确的诗歌语言描述了它的际遇：“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这是违背常理的，树的生长是本然就在那里，怎么可能会有风将树的生长地点转移？这里的破绽，就是为了开启读者的想象：这是外力作用而被发配到这里的生命，她无从选择——只能孤寂地存在。这个破绽还启发人们，这棵树不仅仅是树，它有另外的比喻性指称，是指称一个社会群体中的被发配者，后面的森林正是这样一个群落的喻体。
下面的几个动作的描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这棵树“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诗人将空间进一步延展，将主人公孤寂的生存空间和“喧哗”的大众空间，以及出世的谷底空间进行了对比。一棵树可以听，可以移动地生存，还具有人倔强的性格，还可以有寂寞的感觉，这显然是一种人格性的比附和指称。她虽然处在孤寂之地，却心怀远方，在观察着整个森林的动静，也在关怀着谷底的小溪。这让人联想到原来她也是森林和小溪的同类，只不过是一股“奇异的风”将他吹落此地。
悬崖、森林、谷底，这些空间的选择和布置，代表了诗人意义的指向。诗人对自己以及与自己类似的人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命运寄予了同情和思考，人的境遇在诗中表现为不同空间的对比，人的客观对应物就成为诗中的形象，诗意在这些形象之间的关系中也慢慢显现。悬崖，好比是那些对中国社会有责任、敢担当的人所处的危险处境，他们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随时可能有跌落悬崖的危险。而森林则好比是当时社会政治讨论的风口浪尖，是一些话语喧哗的场所。而小溪则让人联想到善良的民间大众，是一个远离权力斗争的民间场所。当然以上关于这些空间的联想也只是诗歌一个大概的暗示，并不能完全穷尽诗歌的喻意，比喻的魅力在于，你可以展开想象，来体会主人公的情怀与思想。
诗中树的形象既有人格特征，也有宏阔的国运寄托，这也是空间对比产生的效果。一棵平原上的树不会给人太大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而在悬崖上的树，由仰望产生的则是伟岸的感觉。树之小可以比作一个人，在悬崖上之伟岸，又可想象为国家形象。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经历了风霜磨难，这一句“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表明了这一点。作者用静的姿态，写出了风浪侵蚀的动态过程，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正面描写历史风浪的残酷，固然令人惊心，但用静的被摧残者的形态、他受压的姿势进行描绘渲染，更能起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个受摧残的形象可以是一棵树，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一棵“悬崖上的树”，他的伟岸让人想到祖国，祖国不是也正在遭受折磨吗？
虽然被迫害者面临的是一个下倾的空间，这种空间是不平衡的、危险的，主人公随时可能跌落，但正义和爱的力量总会获得新的生命，这种跌落却可能恰好成就一种理想的飞翔。“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句诗体现了诗人的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好像是在由上到下的坠落中展开，是一个空间的过程，但历史对这个预言的诠释却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这首诗写于 1970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到 1976年结束，对一个人来讲，十年时间不短；对历史来说，十年时间却不长。对历史而言，十年不就像一只鸟儿一个俯冲既而上升这么短暂的一点时间吗？不就是国运“跌落”到“飞翔”的那一瞬间吗？国家和历史的一小步，却是个人命运的一大步。跌落的空间和双重的时间互相测量，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想象，让诗歌的意境豁然开阔，带给人无尽的思考和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