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战难，和亦难
山西的失守与黑旗军的惨败，使得光绪十年的春节黯淡了很多。
蛰居湖南故里的郭嵩焘，就是这幅巨大暗色画面中，一个早被遗忘的不起眼的小墨点。
早在中法纠纷之初，郭嵩焘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越南是扶不起的阿斗，中国内部问题又重重，应对其断然进行战略收缩。所以曾纪泽主张“投一羊以斗众虎”，郭嵩焘反驳：投一羊不足以斗众虎。恭亲王在西太后的强硬立场下主持边军入越，郭嵩焘也表反对，认为这是危险的玩火举动。中国应断然从越南进行战略收缩，首要问题仍是对内进行自强型改革。
这番言论在当年自然不受欢迎，他唯一的听众只有同乡好友朱克敬。两人在对外问题上较有共识。由于信息传递的迟缓，郭嵩焘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始获知山西的失守。五天后，通过李鸿章的来函，这个噩耗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虽说是意料中事，但郭嵩焘还是为国家的又一次国力虚耗而痛心。倒是朱克敬很有些怨气得伸的快感，当场口占绝句一首：“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回头顾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
这里的老李指的是李鸿藻，老张指的是张佩纶。前者是清流的宗主，后者是清流的干将。两人一直持盲目的主战姿态。
战既不利，只有再谈。
1884年4月初，法国海军少校福禄诺在香港以密函一件托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带至天津送交李鸿章，提出四点议和条件：
1.云南通商；
2.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但措词可顾全中国体面；
3.撤调曾纪泽；
4.早日议和，兵费可极力相让。
反之，如果大清不允，法国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福禄诺指出：“中国南边三省素有内匪，现既与法国交界，法国如肯接济乱党，中国之边疆必永无肃清之日矣。”
对此，李鸿章认为，第一条可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滇境通商，他日果得人妥办，于国民决无大损，可于各海口通商之事验之。法人既得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使妥订约章，画界分守，当能永久相安，可于中俄接壤之事验之。”
第二条只是承认事实，除非能以实力改变事实，不然也只能以“顾全中国体面”为底线。
第三条纯属法国人的意气用事，属虚不属实，中国自不必在这等地方激怒法国人，所以也可允。
这下可不免又捅了舆论的马蜂窝。在外人看来，这无疑是湘淮两系之间的又一轮内耗。说白了。李鸿章在借刀杀人，公报私仇。实则不然。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大势已去，“李宝协议”是想都不要想了。新约必然又要失去更多的东西，谁签谁挨骂。国内肯定是李中堂自己签。国外呢？自然是驻法大使签。换句话讲，谁当驻法国大使谁倒霉。关键时刻，李鸿章用自己的追随者许景澄换下恩师的爱子，正是不忘师恩的表现，更是对小字辈人才的保护。至于许景澄到任前的外交交涉，则暂由李鸿章的淮系亲信李凤苞代理。可惜外间不懂，纷纷责难李鸿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倒是曾纪泽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为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又说，“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至于第四条主动声明“兵费可极力相让”，可见只是法国人的谈判余地，我们就要力争不赔款。
总之，“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于是，清政府于四月初四日（4月28日），下旨：“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著充出使法国、德国并义（意大利）、和（荷兰）、奥三国钦差大臣，未到任以前，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著李凤苞兼署。”以示和谈诚意。
李鸿章则被授予全权与福禄诺“从长计议，订立约章，言归于好”。
光绪十年四月十一日（1884年5月5日），福禄诺抵达天津，开始了新一轮的和谈。
法国人之所以选择福禄诺，原因一在福禄诺久在远东，熟悉清国情势；二在他与李鸿章有一面之缘，易于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两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简明条款共五款，主要内容如下：
1.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应“保全助护”中国和北圻的边界。
2.“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
3.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允在云南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
4.法国允“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订有关北圻的条约作废。
5.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
如何认识这个“简明条款”呢？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大清国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能一不赔款二不割地，在当时那个强权横行的世界里，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好成绩。
其次，正如李鸿章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清廷无论如何改变不了法占越南这个基本事实，再打下去只能徒增损失，两败俱伤。
和“李宝协议”相比，这次大清无疑失去了更多的利益，原因无他：形势所迫。正如李鸿章在“李福协定”签订后说的：“此次议款之速，实因桂、滇各军溃败，越事已无可为也。”又说，“去冬（法军）克山西，黑旗军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归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约内载明情愿不向中国索偿，尚属恭顺得体，足以风示各国。”
但是，这也是大清国的底线了。所以李鸿章后来会晤美国公使杨约翰时才说：“天津简明条约，中国已让到极头的地步，法国已尽占便宜，我为议和大臣知之最悉。”
总之，这次和平来之不易，对双方也都有好处。可惜，到头来却还是一场镜花水月。
两声霹雳
就在李鸿章奔忙于外交战场的同时，清廷正因北宁的惨败而进行一连串的人事调动。
先是在3月26日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另派湖南巡抚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贵州巡抚张凯嵩署理云南巡抚。
继而在三月十二日（4月7日），廷旨逮问黄桂兰、赵沃，黄、赵所部由署广西提督王德榜接统。但不等圣旨到达，黄已含恨自尽。赵则押送京师，与徐延旭一起被判斩监候。后特赦往西部充军。徐死于起程前夕，赵则不知所终。至于不听调遣的党敏宣则直接于军前正法，以儆效尤。同时又召两江总督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运筹中枢。遗缺则由湘军另一元老级重臣曾国荃补任。
三月廿五日（4月20日），预感不妙的张树声主动上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缺，“解任专治军”。结果，他的上奏未到京师，朝廷已开始严厉斥责他对北宁失败的“责任”。又由于张树声是淮系，而中央派往西南战场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是湘系，两人屡起摩擦，中央干脆于四月廿八日（5月22日）下决断：准张去职，只负责广东防务。另调太后的红人山西巡抚张之洞接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闰五月，又下旨将张革职留任。
这一轮的调动已是让人眼花缭乱。更让人震惊的事情还在其后。
北宁的惨败，原因很多。徐延旭的委任不当无疑是一大原因。而追其本原，当初朝廷只所以重用徐大人，正是由于以张佩纶、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们的大力举荐。这就为一些人的公报私仇提供了机会。
前文说过，张树声的那个“清流腿”儿子张华奎，屡遭清流讥讽，故而对张佩纶与李鸿藻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自不会放过。
于是小张不惜花重金行贿，买通一批言官，上书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由于后者身为军机重臣，一时不易摇动，火力遂空前集中在张佩纶的身上。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就在这时发生了。
詹事府左庶子盛昱耐不住张华奎的一再缠磨，遂于三月八日（4月3日）也上了一道弹劾奏折。这份奏折首先抨击了张佩纶与李鸿藻的“轻信滥保”，酿成大祸。接着笔锋一转，将火力移向李鸿藻：
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之所以有这一转，据说是由于盛庶子与张幼樵私交尚可，故来了这么一招“偷梁换柱”。可是盛庶子与李鸿藻也不是没有私交，于是他又随之对整个军机处都来个弹劾大扫描，如此重臣人人有份，反而法不责众，至少板子不会打到实处。而他攻击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的理由也很有意思。
原来，北宁兵溃之后，唐炯、徐延旭虽被革职拿问，但恭亲王考虑到战火未熄，拿问之事不宜搞得风声太大，以免乱了自家阵脚。所以未明发上谕。在盛昱看来，“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所以一定要有个说法。
这样的弹劾奏章，可谓标准的雷声大、雨点小。因而在当时，几乎无人拿这份弹劾当回事。作为当事人的恭亲王没当回事，政治嗅觉空前敏感的李鸿章也没当回事。可晴天霹雳却突然平地炸响。
三月十三日（4月8日），太后以盛昱的折子为切入，发表懿旨，宣布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特将军机大臣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刑部侍郎许庚身、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而作为重要当事人的恭亲王，此时正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去世三周年祭奠。一切与24年前的申酉政变何其相像！
消息传来，极度震惊的李鸿章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愭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这里的“兴献”指的便是醇亲王。“兴献”典出明世宗。明世宗以旁系入主至尊，为其本生父上“兴献帝”尊号，引发大礼议之争。醇亲王正是当今皇上的本生父，所以李鸿章才借用了这个典故。
清流们也是一头雾水，正如李慈铭所说：“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所不解也。”
这就是晚清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甲申易枢”。
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当年咸丰帝暴卒后，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联手除掉这八个辅政大臣，另成立以后者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剿发捻，勤远略，发起自强新政，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极不同寻常的二元权力结构。恭王的背后是文官集团，两宫太后的怀中则抱着至高无上的小皇帝。
起初双方尚能合舟共济，还真就平了内乱，并开展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史称“同治中兴”。但是国家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不要说郭嵩焘所倡导引进的君主立宪制了，就算是隋唐的宰相制度也没有恢复。所以恭亲王与当年的张居正一样，只是大家心中的宰相，实则与万千官僚一样，也不过天子脚下的一个奴才罢了。偏偏西太后的权力欲又极强，还有点男权化倾向，老想着当不是武则天的武则天。莫说恭亲王，就是皇上，她也是不舍得放权的。所以同治暴死之后，才又抱了另一个小皇帝入宫，只有如此，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牢牢抓住至高无上的权力。既然要成为绝对权力，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就必须走人。尤其在东宫太后三年前莫名其妙地突然去世后，恭亲王更成了西太后最后的集权障碍物。而盛昱的奏折无疑就提供了这个“走人”的借口。甚至不惜让整个军机处跟着陪绑。
那么，西太后所选择的继承人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新班子虽然平均年龄降低三岁，但无论能力还是威望，均远不如老班子。其中除阎敬明尚属精明干练之外，礼亲王世铎贪财好货，能力低下，有“非礼不动”之称。额勒和布倒是一生“廉洁自守”，但能力同样低下。张之万虽出身状元，但“一无所长，惟作画颇有家法，为数十年来置官所未有”。（文廷式语）至于许、孙二人则贪财好货不弱于世铎，奸诈又过之。
但在太后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绝对忠于自己。这就足够了。
至于在第二天命醇亲王商办军机大事更是暗藏玄机。从表面上看，醇亲王作为恭亲王的七弟，当今皇上的本生父，正该是西太后最忌惮的人物才对。实则不然。
原来，醇老七这个人一向是志大才疏、胸无城府。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清廉自守”。但偏偏这老七又是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更是个极端的仇外分子，所以对他六哥的那些个洋务运动、妥协外交，也就不免大有意见了。西太后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遂借老七之手赶走老六。而更绝的还在于，老七这个人虽然在对外问题上力主强硬，可在人身关系上却又是个极懦弱、极胆小怕事的主。他若不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尚且要夹着尾巴做人，何况盛名在顶，能不戒惧？
西太后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牢牢捏住了老七的软骨。所以世铎不过是个过渡，真正的首席军机大臣恰恰是这个第二天补宣的“商办人员”。这就是政治的微妙。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西太后也是一位一贯的对外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呢。
所以李鸿章才说他们是“乳臭陋儒”，并敏感的预感到了醇老七的悲剧结局。但大清国里，终究不是人人都能看透这一切。
对慈禧而言，这是蓄谋已久。但对于朝野而论，实在是一声霹雳。其中最震惊的莫过于盛昱，而又惊又愧的，又莫过于张佩纶。
说起来张佩纶虽然是清流派的健将，却是一个比较支持洋务的清流，而且他的父亲与李鸿章是故交。想当年李鸿章受任于临危之际，远赴上海孤岛。此后苏南浙北，三千里转战，真是万苦千难。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时任安徽按察使，对李鸿章帮助颇多，两人可谓生死之交。这些往事，李鸿章永远不会忘记。
在张佩纶看来，北宁的失败源于徐延旭的无能，徐延旭的被误用又源于自己的误信人言与轻率举荐。说起来，自己才是罪魁祸首。结果呢？自恭亲王以下，枢辅重臣纷纷落马，自己却置身风暴之外。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才写信给李鸿章，自承：“误荐晓山，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
但在太后眼中，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若是北宁失败的责任问题真说清楚了，她又如何借机实现多年的夙愿？就算张佩纶想负这个责，也不能让他来付。
可是太后有意放张佩纶一马，言路却不愿放他。弹劾奏章越积越高。而言路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原因无他，因为张佩纶往日弹劾人太多，冤家遍地，现在终于轮到这些人四处使银子买通言官狠批张佩纶了，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关键的，太后一手提拔的主政大臣醇亲王，素来讨厌清流人物，早就说过：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
京师，张佩纶是不好再待了。那就出去转一圈吧。
毕竟，从慈禧的角度讲，她最需打压的绝非清流，而是醇亲王。她好不容易赶走了恭亲王，又岂容新对手出现？更何况这个“对手”还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所以太后有必要保留清流，因为既可以制衡李鸿章，还可以制衡醇亲王。这也是权力制衡术，只可惜是权谋制衡术，最终服务的不是国家、人民，而是坐在最上位的那一个孤家寡人（眼下是孤家寡妇）。
于是便有了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1884年5月8日）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其中，张佩纶被授三品衔。
对朝野而言，这无疑又是一声霹雳。
在局外人看来，文人典兵，多无善终。只怕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不知道这仨人哪里得罪了太后，竟逼出这出“借刀杀人”的戏来。又或者，也许是太后已厌倦了言官们的大言不惭，要杀鸡儆猴，给言官些颜色看看，这也不好说啊。总之天威难测，但还要测，不测哪来饭后茶余的谈资？
可在局内人的心中，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正如张佩纶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延旭）、唐（炯）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棉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丹老来述慈圣（慈禧太后——笔者注）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
后人读史于此，可不免纳闷了。被杀的人反而感激借法国刀杀他的人，这叫什么世道？
事实证明，这绝非张佩纶的幼稚，更非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看，让张佩纶一介书生又督办福建海防，确实不无“借刀杀人”之嫌。可若是“刀”都没了，又如何去“借”？
注意，让张佩纶去福建的上谕发于光绪十年的四月十四日（1884年的5月8日）。这道“上谕”若是早发两个月，或晚发两个月，“借刀杀人”之说都能成立，偏偏这时不能成立。为什么？
就因为和谈已经开启，李鸿章和福禄诺的谈判已基本达成共识。到阳历6月中旬三大清流（张佩纶、吴大澂和张之洞）联抉出京之时，和约业已达成。就等三个月后双方互派全权大臣商订细节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年的十月初十，就是太后的五十大寿之日。激进派想打，太后可还想安安稳稳的过个生日呢。
所以五月初一的上谕中才说：“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
整顿，巡查，布置。这就是他的任务。
影响所及，三大清流的旅程也是不慌不忙的。
离京之际，群贤聚于陶然亭送行，清流健将宝廷还满怀浓情地赋诗一首：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清流式的浪漫情怀，跃然纸上。
出京之后，他们先到天津拜会了李鸿章。后者给他们安排了精彩的水师演练，并把他们一路拉到旅顺，视察工事，会见老友，共论国是。真是快何如哉。
反正横竖没仗打，张佩纶懂不懂军事就无所谓了。关键是借这个机会，让他出京避避风头。只要不出错，就有功劳。中法彻底和好如初之时，就是张幼樵再回京师之日。那个时候，不仅旧错可以不提，而且要论他的新功。想当年，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天下读书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张之洞都是以山西巡抚署理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了，张幼樵也不能过于落后。李鸿章越来越老，大清国的日子却还长久。接班人总还是要培养的。所以当李鸿章听说这个任命时，才说了这样一句话：“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
在这个磨练使命下，张佩纶岂能不感激涕零？
但若仅仅是感激涕零，那他就不是张佩纶了。
张佩纶的特点是勇于任事而耻于逃避责任。这一点很像李鸿章，所以才赢得后者的激赏。作为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张佩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任命，但作为一次逃避责任的升迁，他也绝不会完全去领太后的好意。正如他在写给李鸿藻的信中所计划的那样：“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总之，横竖都要装病，绝对不去搞无功受禄的事情。
从事后的发展看，事情若果能如此收场，反而幸运了。可惜历史恰恰不愿作此收场。
变起观音桥
问题出在撤军问题上。
如前所述，山西、北宁虽然失守，但谅山等北越重镇仍在清军手中。根据李福协议，这些清军都将撤回中国境内。福禄诺在5月17日（四月二十三）正式向李鸿章划出了两道进军线：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反之，限东线清军于20天内，既西历6月6日前全部撤回境内；西线清军于40天内，即西历6月26日前全部撤回。以免发生摩擦。
这可让老李为难了。
自醇王上台之后，主战之声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李鸿章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而西太后在撤军问题上恰恰也是倾向于缓撤。李鸿章只好另动脑筋，希望边军指挥官能够先斩后奏，造成撤军事实，和约落地，自然皆大欢喜。
李鸿章之所以敢采取这个行动，原因在于当时驻扎谅山的新任署理广西巡抚潘鼎新是他的老部下。
可惜潘鼎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先请示中央，万一法军来犯，边军如何处置？这下麻烦了。此时京师中的主战派已占了上风，他们一致认为《天津条约》丧权辱国，无论最终细则如何制定，中国都不可能先撤军，以免法国人得寸进尺。在这种环境下，太后只能指示：“准稍退示弱！”果法军来犯，还要“之决战，力遏凶锋”。
这一来，就等于是下了命令。潘鼎新再想制造既成事实，就要冒抗命的罪名。到时候只怕太后也只有丢卒保车了。于是，潘鼎新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与此同时，法国军方也早已按捺不住。
米乐令陆军中校杜森尼于6月中旬率先遣队北上接收谅山防区。这支先遣队共八百余人，包括一个海军步兵营（310人），一个山炮连（90人，6门40毫米山炮），两个东京土著步兵连（约300人），及少量骑兵、工兵和医疗人员。
临行前，米乐一再叮嘱，这是一次和平进驻，而非军事行动。如果遇上土匪与强盗，杜森尼可以自行解决。但若遇上清军，如果对方拒绝将防区移交，一定要先请示自己，再依令行事，万不可造次。
应当说，米乐的态度是比较持重的。但正如街亭之役武侯的误用马谡，这次米乐同样犯了大错。一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言，杜森尼中校“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被破坏的危险。”最明显的一点，杜森尼北上接收谅山，居然连个像样的汉语翻译都没带，他所依赖的那位越南翻译，居然只能听懂粤语，汉语书面阅读能力也极差，稍复杂的公文就挠头。而杜森尼所面对的，却是正急于雪愤的“黄桂兰旧部”——而且同样没有一个像样的法语翻译。
易怒而马虎的杜森尼，注定要引发新的灾难。
6月22日（五月二十九日），九百名法军在杜森尼的率领下，行抵北黎（今北丽），接近了清军的阵地。第二天，杜森尼照会清军，要求后者于三日内退出谅山，不然后果自负。
在已经接到明确的谕旨的情况下，潘鼎新当然不敢把谅山让给杜森尼。按理说，此时杜森尼应该立即请示米乐，可是，冲动的杜森尼却选择了靠实力解决问题。
这真是一个不长脑子的决定，法军固然在武器装备与组织训练上具有优势，但这个优势可不是个无限扩大器。当杜森尼在6月25日于观音桥地面悍然对一万余名清军开火后，结果可想而知，清军群起还击，杜森尼一伙狼狈逃窜。
此战清军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法军数十人，并将后者逐退三十余里。清军不仅守住了阵地，并在追击中缴获了一些法军物品。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冲突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不幸。但真正造成不幸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事后双方一线官员的汇报。
为了推卸责任，杜森尼在汇报中把这起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一方不说，他甚至把一直驻扎在谅山的清军说成是从别处调来，专门伏击接收分队的。他还把双方的冲突描述成中方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结果，在巴黎的茹费理看来，中方此次伏击不仅是预谋性的，而且手段非常卑劣。
反之，潘鼎新则在汇报中把法军的规模由不足千人夸张到一万余人，法军的伤亡数字也被翻了好几倍。这样一来，在北京中枢看来，这无疑不是接收，而是借和约履行的幌子，妄图袭击全歼驻谅山的清军。这是蓄意挑衅！而对激进派而言，既然万余法军的进攻都被打退了，大清国还怕法兰西吗？一时间“谅山大捷”传遍京师，北京城内的主战声浪也再度高涨。
一方过于急躁的愤怒，一方文不对题的亢奋。战火的重起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法国海军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将战火烧向东南沿海，至少要拿下福州与南京，再直捣渤海，攻旅顺，克威海，直逼京师，订城下之盟。孤拔在6月底甚至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并已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但返回巴黎汇报工作的福禄诺反对这些狂热的计划。他认为这次和平来之不易，法国应该珍惜。李鸿章深明大势，是法国长久的朋友，我们最好不要去他的防区挑衅。双方意见差距太大，茹费理折中了一下，于7月9日（闰五月十七）通知中国临时驻法公使李凤苞：若中方不能迅速从北越撤军，并为“北黎伏击”赔款，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
曾巴会谈有始无终
这就形成了法国的新战略：踞地为质。
既是“踞地为质”，就像黑社会绑票一样，总要绑个富家公子、豪门千金。若绑个贫家子弟，法律风险一样，收入可就大不相同了。除非此君家里有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的祖传宝贝。其次，绑国家领导人更有赚头，但有那本事吗？风险过高，收益下降，游戏结束。法军现在不绑“人质”绑“地质”，同样要遵循这两大原则，要寻求风险与投入，成本与回收之间的平衡。
闰五月初八（6月30日），利士比派其副官日格密赴津面见李鸿章，恫吓说，若中国不赔款，孤拔将军就要进北京城，与中国执政面议。李故意装傻，问：孤拔何时晋京？日格密只好进一步挑明：“所谓的面议者，系以兵戎相见。”李鸿章笑着说：“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李鸿章这样说当然是有自信的。
自“李德谈判”以来，李鸿章一直在忙着加强京津守备。他“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
闰五月十三日（1884年7月5日），日格密发出恐吓六天后，法方再次扬言派舰队北上渤海湾，京师震恐。还是李鸿章看得真切：
伏查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断无处处设防之理。惟当于敌舟可以深入登岸处所，扼要守险，以杜窜越。守口之营，兵数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有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
此次法人以兵舰仓猝北来，意图要挟。度不过游弋海上，虚张声势。其大船吃水深者，不能进大沽、北塘各口；若欲登岸深入内地，决非两三万步队不能得手。该国远在数万里外，调兵须上下集议，必数月乃能来华。现在越南境内法兵及土兵闻只一万数千人，势不能全数移调。即使联艅而至，水陆并进，臣等兵力虽非甚厚，但翼饷需无缺，当可设法鏖战，为京畿捍卫要冲。
其实法国人也知道天津不好过，所以他们要占的地方并不在此。
法国人的目标锁定在福州和基隆。尤其是后者，因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茹费理语）这意味着战火即将烧到中国本土。反之，对法国人而言，这意味着第二战场的开辟。李鸿章最担忧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7月12日（闰五月二十），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并赔偿兵费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
清廷一看形势不妙，转而手忙脚乱地于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降旨：“将北圻各防营照约撤回内地，著潘鼎新将谅山各处防军调回关内，择要驻扎，认真操练。并知照岑毓英将滇军在北圻驻扎者，一律调回关内训练。滇、粤两军，均著于一月内撤竣。”这倒是够爽快，可惜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中法双方第四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时间是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地点又回到了上海。中方代表全权大臣曾国荃，法方代表是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
法国同意将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中方则表示，2.5亿法郎的兵费赔偿绝无可能，但同意以抚恤观音桥事件死难者的名义，给银50万两（合法郎330万）。
在巴德诺看来，这简直就是打发乞丐。他干脆拒绝将这个数字报告巴黎：“因为那只能是一个笑柄”。
太后与醇亲王大惊失色。至此他们才算认清了当初那一纸负气指令的错误。
可是，正如韩非子教诲的那样，领导人犯了错也是不能承认的。不能承认，就得有人背黑锅。
谁来背？潘鼎新无疑是最佳人选。不过此刻大敌当前，还不是让他背的时候，但西太后对他的不痛快已见端倪。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员争着给潘鼎新使绊子、穿小鞋。不仅张之洞收到了揭发信，连潘鼎新刚离任三个月的湖南，也开始学其他省份拖欠起军饷来。
李鸿章就不免因办事不力而遭严旨申饬。潘的老战友张树声更倒霉，就因为和黄桂兰是亲家，虽然黄早已在北宁失守后含愤自尽，但张还是被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随之因与太后的宠臣张之洞意见相左，而被改派往福建前敌效力，病死于途中。
李鸿章运筹全局
和平的空气日趋稀薄，大清国又做了哪些备战工作呢？
说来可叹，绝大部分的实际工作居然都是那个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完成的。
李鸿章的主和最坚，乃是源于他现实主义视角下理性的实力分析。所以也只有他最深知和平的脆弱与战火的易燃。中国是弱国，所以断无先挑衅之理，可无论外交还是战争，都要预留退路。争取最佳结局之前。先要做好最坏的防备。
未来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越南，一个是中国沿海。
在前一个战场上，清军还可以依托复杂地形与法军周旋，后一个战场就麻烦了。
因为法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大清国却既没有强大的海军，又没有现代的陆上交通工具，所以法军才敢公然扬言“据地为质”。李鸿章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阻止法军据地成功。
东南沿海，号称万里海疆，事实上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处处设防。第一，并非每一块土地都适于法军登陆。第二，并非每一块土地都有“据地为质”的价值。第三，当年的军舰不能离开煤，人员则和所有时代一样必需不停获取新鲜的饮水与食物，战斗又必然损耗弹药与零部件。
这就决定了法军必须有足够的中继站，始能真正实现其万里海疆，任意驰骋的战略。考之两次鸦片战争的老教训，再结合现实的发展，就可看出：“广州—海南”是法军的第一站，“台湾—福建”是第二站，浙东是第三站，长江口是第四站，辽东、胶州是第五站，最后便是终点站：京津。
广州是第一站，但却是可有可无的一站，因为法军不攻广州，仍可利用香港，后者不仅能提供前者所能提供的一切，更能提供现代的军舰维修等前者所无法提供的便利。相反，若攻克广州，并不能明显改善法军的后勤，反而分散兵力。至于海南岛，虽然法国舆论界在前一年便鼓噪将之据为地质，但实际上，以当时海南的闭塞落后，实在是既不能作质，又不能改善法军的后勤，只是徒然分散更多的兵力。这样一来，作为第二站的台海线就成了实战中的第一线，以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来看，如果打全面战争，法军以香港为跳板，台海线也是可以一绕而过的。但若“据地为质”，则此线实为两军之必争要地。试看当日海峡两岸，左有福州，右有基隆，宛若两大夜明珠，遥相辉映。
福州的重要原因性有三：一在本身地理位置重要；二在前有马尾军港，栖息着大清三大水师之一的福建水师；三在军港之后屏障着清廷苦心经营十八年的现代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
基隆的重要原因有二：一在地理位置更加重要，马尾背靠大陆，法军纵能一时占据，却未必能顶住清军的持续陆上反攻，相反基隆为海峡隔绝，一旦占据，就将成为法军北上的绝佳跳板；二在基隆煤矿久为孤拔所垂涎，一旦占据，不仅可以解决燃料问题，而且可以借之敲诈清廷，素要巨额赔款。若法军无法控制或有意绕开此线，悍然将战火北燃，那么浙东的战略地位就将急剧提升。举凡该地区内的定海、镇海、宁波皆为重镇，一旦为法军控制：一、将沉重打击清国的商贸活动；二、可以为进一步的北上提供跳板；三、可以踞地为质。
作为第四线的长江口，商贾云集，向有大清聚宝盆之称，一旦战火加之，大清必遭重创，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可以攻吴淞，可以攻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两强联手，更可以上海为跳板，直捣京津。可此时法军却很难下手，原因就在于列强利益交集，所以法军不敢妄动。这样法军无论是攻京津，还是就地抢占地质，就都只能从台海与浙东两线下功夫了。反之，只要清军能够在这两个战区拖住法军，就自动保障了京师的安全。
薛高参筹防浙东
浙东难守，关键在于舟山群岛孤立海外，空间有限，地面兵力布置亦有限。大清没有制海权，直战无可战，守亦无可守。舟山不守，法军北上可攻京津，南下可扰台澎，镇海、宁波更时时处于其炮口威胁之下。因平定朝鲜内乱有功而晋升四品道员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年（1884年）初夏，被实授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一到任，就看出了浙东的重要与难守。
他说：“盖（舟山）不特浙江一省之藩篱，实亦海疆全局之关键。为今日计，宜合南洋数省之全力，练水师一大支，建关定海，则左顾右盼，著著争先，最为上策。否则亦宜有得力兵轮五六号，多筑新式炮台，辅以水雷，镇以劲旅，广储煤米、子药，亦或可以固守。”
可事实的尴尬正在于，所有这些条件大清都不具备。如此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魏源所谓的“守定海不如守镇海，守镇海不如守宁波”。一句话：放弃孤岛，诱敌深入。
可是魏源说这句话，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为敌军最终必然是要抢滩大陆；二为我军的陆上力量须能压倒敌军。归根结底，仍是一个大陆战略的产物。若敌方以海洋战略行动，根本不深入内陆，只以占领岛屿为满足，又如何善后？
提到眼前这一战，定海不仅是“宁波屏蔽”，而且关系整个东南海防。“我弃而彼取之，于此屯兵、屯粮、屯煤，经营据守，将来北犯天津、烟台，西扰长江诸埠，皆得以此为后路，恐大为南北洋诸省肘腋之忧，则弃之又断断不可。”可现实又恰恰是：定海“孤悬海外，港口分歧，虽有贞字等营扼要分驻，而既乏兵轮，四面受敌，又为南北洋必争之地。欲求设防周密，仓猝殊无良法”。
看似已是“山穷水复疑无路”。可谁又料到，一个意外的发现，会转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捷径来。
无意中，薛福成得到一个信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国出于排斥其他列强的目的，强迫大清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中英互立保护舟山条约》五款，“其第三款：中国依允英国之兵退出舟山以后，亦不让与别国。第四款：英国依允嗣后有别国攻打舟山一带地方，英国必为之保守，务当将舟山送还中国。”不仅如此，条约内还载明，“此事系两国交谊和好”，英国免费去做，“不须中国出款”。
薛福成立即明白了英国的动机：舟山靠近上海与长江口，“若一旦有事，而被他国侵占，则于英国之香港商务与东方贸易最有妨碍。”如果英国不守第四款之约，“则我亦不守第三款之约”，两国的“损益得失”实在是半斤八两。既然“立约之初，具有深意”，按照国际公法的传统，“自应永远遵行”。“况英为著名大国，必不甘心让法，而自废前约”。虽说中国筹防“不宜借力外人”，但以目前形势而言，又确实需要借助这个条约压制法国的海权优势。
问题是在大清国现在刊行的外交条约中，找不到这个条约的内容，原件据说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可是，询问英国在浙东的领事，再咨询一些西方的权威报刊，却又都坚称确实曾有这个条约。薛福成转而想到军机处与内阁当存有当初外交谈判的记录，或许可以拿出来作证。
可惜醇亲王不能理解，竟批示说，其他机构的相关档案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现在刊行各国约章，既无前条，则当时纵有此议，而历年已久，条约屡修，似不足以为据。……况中国土地当由中国自行保守，不应借助于（外）人致生枝节。”最后还特别强调“定海为该道管辖，地关紧要，自宜竭力筹防，应如何设法布置，以期周妥，随时禀商渐抚院暨提军门核示遵行”。总之，要自力更生、大干苦干，更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要老想着耍小聪明。
同时，英国方面的后续反应也不乐观。英国驻宁波领事表示，由于中英后来又签署了新的条约（《中英天津条约》），所以英国并不准备履行保护定海的旧约。
但薛福成却并未因总理衙门与英国领事的“泼冷水”而放弃自己的计划。在薛福成看来，“若中国毫无备御，而求助外人，固多流弊。”可现在军情紧急，也只有出此下策，“非欲必得英助，不过藉以牵制法人”。
于是他撰写了《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一文，译成英文后寄往伦敦各报馆刊登。该文认为，保护舟山符合英国利益，如法国占据定海，香港的贸易必定衰落，英国的商贸利益就会大受损害。该文更指出，像英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只有按照国际公法遵守旧约，才能更好地维护既得利益，也才能树立大国风范。至于新约、旧约之争，“按各国订立新约，必将旧约声明作为废纸，方不照行，此地球公法也。查中英天津条约，并未声明将保护舟山之约作为废纸。”所以仍有效用。
此文一出，英国朝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履行旧约。
结果，“英国不愿开罪法国，初不欲明言保护舟山，迨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扬言要往占普陀”，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始奉政府之命，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了英国不宣布保护舟山以妨碍法国行动，但法国也决不进攻舟山的秘密协议。从而使中方得以全力于镇海的守备，大大减轻了军事压力。
刘爵帅远赴台湾
浙东的难题算是得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处理，台湾就少不了一场硬仗了。
台湾难守，难就难在它与舟山一样孤悬海外。可比舟山更远离大陆，而价值更大。虽说台湾远大于舟山，可以提前屯兵储粮，但当时台湾是标准的落后地区，“百货皆取资于内地”，本身供给力太差，离现代化战争的后勤要求相去太远，所以兵多了缺粮缺弹，兵少了又不顶用。一开战，四面环海的台湾就将成为一个彻底孤立的战场。清军在必然失去制海权的情况下，只能利用法军的空隙，以小船偷运人员粮弹过海，偶加接济。
又由于连接两岸的海线电报迄今无着落，所以两岸的讯息沟通也是原始的，在军情似火的战争中，却只能阅读已成历史的滞后信息。这无疑将严重干扰两岸将领的指挥，所以基本上是个各自为战的局面，大陆地区尚能互相协商，台湾守军却只能靠主将的判断与决心。
在这样一个闭锁恶劣的战场上作战，只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于不可能中求可能。指挥官必须具备充分的主动精神，钢铁般的意志，上佳的军事素养，更要有超强的人格感召力，以将激励将士追随他一起所向无前。
大清国里有这样的将领吗？有。此人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刘铭传。
自上次告病回籍之后，刘铭传名义上是在籍养病，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大潜山，而是在人文古都南京。他在秦淮河畔，筑水榭一座，“精美为一时之冠”。在这里，他与文人墨客们吟诗为文，畅论古今，似乎有意要忘掉曾经的沙场百战。但李鸿章知道，他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有了李鸿章的理解和上下活动，朝廷终于决定重新启用刘铭传，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接掌台湾防务。对此，刘铭传的反应却空前消极，一会说“眼疾”，一会说年迈，迟迟不领朝命。东南战氛日炽，刘省三却挟美姬、乘画舫，一路游西湖去了。
玄机何在？原来，明清两朝，重文轻武之风日盛，发展到光绪朝，文职与武职的差别已大到惊人的程度。在国人的心目中，只有科举出身才是正途，其他都是邪门歪道。一品武官不及三品文官，在大清国早已是不成文的法规。以武职而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名虽光鲜，却只有兵权而无筹饷之权，日后更绝无出任封疆大吏的可能。
所以刘铭传的筑水榭于秦淮河畔，谈文论诗也好；还是刊行诗集，广交文人朋友，都是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介武夫，更非那些通常武举出身的粗鄙武夫。
他此刻的躲闪，未尝不可说是一种“要挟”，他要借这个机会由文转武。所以数闪之后，他终于向李鸿章交了底：“非封疆，勿相溷也。”
李鸿章能不懂吗？事实上早在同治九年，李鸿章就开始做这个准备了。
当时左宗棠督师平回乱，李鸿章特保奏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西军务，为老左打下手。其实既是磨练刘，更是为刘的由武转文埋伏笔。可惜刘太气盛，左的眼界又太高。后者连李鸿章都不放眼里，又如何瞧得起刘麻子？湘军上下又无不怨恨刘铭传尹隆河之战的以败为胜，及构陷鲍超，终以刘铭传同治十年的告病回籍结束。这次刘再提旧事，李鸿章也只有勉力为之，开始上下活动起来。
有些话是不方便由李鸿章说出来的。结果是张之洞当了这个保荐人。他在十二月初六（1月3日）的上奏中，建议破格予刘以文职。之不过在张的构想里，刘是用来“帮办津防”的，而李却要让他去台湾独当一面。
最后还是太后下了决断，批准刘铭传转为文职。
于是也才有了召刘铭传入京陛见的上谕。
三月二十六日（4月22日），清廷颁旨命刘铭传进京陛见。
刘铭传先到南京，拜会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接着又于五月二十日（6月13日）由海路抵达天津，拜会了他的老领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在天津，他同时还见到了刚刚南放的张之洞、张佩纶，与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群贤相见，谈兴甚浓。而李、刘二人的密谈更具深度。他们不仅商讨了洋务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更细谈了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很快就将通过刘铭传的陛见，直达天听。
闰五月初二（6月24日），刘铭传乘陛见之机，呈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除了再次强调了引进西式武备，加紧组建现代海军的重要性外。刘更详细分析了目前的中国海防局面，他认为：“中国海口分歧，万无处处设防之理。用兵之道，实宜合不宜分；守御之机，在扼要尤在守险。查各国以商埠为要区，轮船以煤炭为性命，如将各商埠及产煤之处布置周密，守御得宜，各国商贾货财皆已入吾掌握。其兵轮久居海中，既无煤炭，又无淡水，即得我沿海一州一邑无关大居之区。坚力一持，当可不战自固。”同时刘更强调要塞本身不足为恃，关键在精兵利械，形成由海到岸，由岸到内陆的一体化防御系统。如此正面无虚，更防敌“由他口潜登”，袭我后路。
此折一上，清廷顿觉眼前一亮，立即将此折转发沿海各省督抚作内参。并于闰五月初四（6月26日）正式降旨，特别恩准一等男爵刘铭传由武转文，以前任直隶提督名义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全台镇、道各官悉听节制。
还是刘爵帅聪明，来了个名利双收。李中堂也不容易，什么样的门生、部属都要照顾。其实这也正是李鸿章一生用人的特点，用人就要用其长。短处人人都有，抓住不放，不就“因噎废食”了吗？你不用刘铭传，谁守台湾？
目的达到，形势紧急，刘铭传已无暇在京师多留。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他向太后、皇上陛辞请训，接着又接受了醇亲王象征性的“方略指导”后，就匆匆赶去了天津。
十四日（6日）刘铭传至天津，接受了李鸿章实质性的“方略指导”，同时也接受了李鸿章的一份大礼。原来，李鸿章深虑刘铭传“临难渡台，孤身无助，不克妥筹防务，且恐难控台军”，遂于淮军旧部中精选出陆军教官100人，炮兵教官30人，水雷教官4人，合计骨干134人，会同铭军旧将记名提督王贵扬等十余名干将，由刘铭传带往台湾，作为扩军、抗法的骨干。
李鸿章同时承诺，将筹足毛瑟式后装步枪3000杆，配齐子弹，送往台湾，另再由南洋资助前装炮10尊，后装小炮20尊，水雷数十具，用于基隆防务。刘铭传更提出，此行途经上海，有必要选购一批得力枪炮，到台后则大力整修炮台体系，一共约需银40万两。这个筹款的难事，也由李鸿章负责协调解决。
送走刘铭传，李鸿章就开始处理福州问题了。
福州问题逆向行棋
鉴于福州的重要性，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案就是死守。但此路不通。
从地势上讲，“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建海口倚险天生”，“自入口至马江，百六十里，两山夹水，极其纡曲……狭处只可过一轮船。”似乎正是打防御战的大好所在。可惜：
从海军实力上讲，中法军舰差距太大，以木质风帆战船去攻法军的铁甲舰，只能是送死。但华舰不攻法舰，法舰未必不来攻华舰。法国海军一旦行动，大清水师仍然只有束手待毙。
从防御上讲，“闽自长门、金牌起，至田螺湾止，均是暗台，炮门外向甚窄，填彻坚固，不能回捩反攻……其炮本系英土杂糅，均非上品。惟长门有克虏伯二十一生的迈当大炮一尊，十七生的迈当次炮四尊，奈安置太密，炮路只顾一隅，失巨炮灵活速远之妙。”
从指挥系统上讲，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之间的关系已经错综复杂，朝廷又加派了一个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可谓十羊九牧。
最后，从国际关系的大视野看福州问题，大清水师虽然和法国相比落后，但与当时的日本海军基本上是同一个档次的。与其毫无意义的牺牲在对法战争中，不如保留下来对付日本。
综合上述各点，非常善于逆向思维的李鸿章开出了药方：
与其让法军聚而歼之，不如化整为零，将福州的军舰分散到沿海各港口中，依托岸防工事取防守态势。如此法国人攻破一港，至多击沉一两艘军舰，诚如狮子扑兔，得不偿失，我方军舰在避开其打击舰队的锋芒后，偶尔抽有利时机出港，针对其后勤船队打个游击战，给他添点麻烦还是可以的。目下，北洋、南洋两支水师由于空间阻隔，暂时可保无虞。马尾水师则时刻有灭顶之灾，所有要立即疏散。
正是有了李鸿章如此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马尾水师才化整为领，分驶各港驻防。所以当光绪十年六月，孤拔率领法国军舰，打着亲善访问的幌子，突然闯入马尾军港时，这里早已是鸟去笼空了。而李中堂想干的还不止于此。
在李鸿章看来，光疏散水师是不够的。马尾水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岸上的福州船政局。一旦战火波及福州，朝廷20年的心血，数百万两白银的投入就将付之东流，更何况厂中机器与尚未完工的舰船，价值又不止此数。中国造船业等于又要从零开始，不仅与西洋的差距将拉大，更将让东洋捡一个天大的便宜——因为这座借助法国顾问和法国技术建立的造船厂和当时的法国造船业相比，虽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东亚却是首屈一指的，至少日本就没有如此规模的造船厂。
可是，水师可以疏散，人员物资可以转移，偌大个船厂，如何疏散？
李鸿章再次发挥逆向思维，提出了一个更难以为时人接受的方案：不守。
既不与之战于马尾，也不与之战于船厂。抓紧时间疏散人员物资，全力退守福州省城。法军登陆，就扔个空厂给他。然后集中力量于他处（比如越南）与之较劲，也占点地质与之交换。战争结束，船厂还是中国的船厂。就算法军破坏了厂房，终究损失有限。
可惜，李鸿章说的苦口婆心，但从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到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尤其是那位刚到任的钦差大臣张佩纶，没有一个把李鸿章的建议当回事。
马尾的悲剧就此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