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二战纸桥：两千对四百的再次伏击
原来，唐景崧自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出都南下，十二月入越，本意欲说服刘永福抗法，但旋即便传来李宝和谈的消息，于是唐景崧入越后仅与越南官方作了一些秘密接触，便又转回了广州。此后法方单方面推翻“李宝协议”，越南告警，唐景崧遂于光绪九年正月再度入越，并于三月初八，在山西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刘永福。
当时刘永福正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位置上，越南政府的墙头草政策是出名的。刘生怕万一法越妥协，自己白白做个牺牲品。他想投奔大清，重回祖国怀抱，但又怕清廷介意他的历史问题。于是遂萌生了先退往中越边界的保胜地区，经营一个新的山区基地的想法。但唐景崧的到来，使他改变了计划。
唐景崧开诚布公地告诉刘，天朝宽大为怀，凡我华夏子孙，但能御外侮，卫国疆者，皆是大清的好子民。保胜作“老巢”可以，但必要“守山西为门户”。盖“山西不守，则保胜之门户撤，而粮饷无源”，“势将坐毙”。如此，从刘个人讲，山西确实关系到黑旗军的生死存亡。从大清讲，刘能据山西与法人周旋，即是保卫了大清的本土。于公于私皆利，何尝不为？
唐景崧的分析令刘大为折服，唐遂趁热打铁，又提出三套方案供刘选择：
以保胜为老巢，以山西为门户，控制北圻，伺机南征，“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此上策也。”
“其次则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必有助者；不胜而忠义，人犹荣之。四海九州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身，无逾于此，此中策也。”
“如株守保胜，坐视国难，无功无名，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最终，刘选择了中策。
三月十九日（4月25日），刘永福亲率两千余名黑旗军精锐南下河内，同时还得到了越军的支持。越军虽战斗力极差，但数量多，用于后勤、警戒工作和辅助性游击战还是可以的。四月初，刘永福以优势兵力包围河内，他令黑旗军在河内之西，越军在河内之东，屡屡发起游击夜袭，又是炮击，又是火枪射击，令法军不胜其扰。
反观河内李维业的部队，算上后勤人员也不过200人。李维业更清楚的意识到，刘既熟知地利，又兼得人和。自己所能依仗者只有坚城。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远较安邺高明的战略，那就是固守待援。
法方自然不会坐视李部被歼，第一批援军300人于四月初八（5月14日）、初九（15日）两日陆续抵达河内，第二批主力2000人也开始集结，准备北上解围。而黑旗军由于缺乏攻城炮，只能徘徊于河内边缘。如此屯兵坚城之下，一旦法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但谁也没料到，李维业自己替刘永福解除了难题。
四月初三（5月9日），河内的东南城门上，出现了一张黑旗军致法军的战书，内云：
雄威大将军兼署三宣提督刘，威悬示决战事。照尔法匪，素称巨寇，为国所耻。每到人国，假称传道，实则蛊惑村愚，淫欲纵横；借名通商，实则阴谋土地。行则譬如禽兽，心则竟似虎狼。自抵越南，陷城戕官，罪难了发；占关夺税，恶不胜诛。以致民不聊生，国几穷窘，神民共怒，天地难容。本将军奉命讨贼，三军云集，枪炮如林，直讨尔鬼巢，扫清丑类。第国家之大事，不忍以河内而作战场，惟恐波及于商民，为此先行悬示。尔法匪既称本领，率乌合之众。与我虎狼之师在怀德府属旷野之地以作战场，两军相对，以决雌雄。倘尔畏惧不来，即宜自斩尔等统辖之首递来献纳，退还各处城池，本将军好生之德，留尔蚊虫。倘若迟疑不决，一旦兵临城下，寸草不留，祸福尤关，死生在即，尔等熟思之。切切特示。
这份战书大大激怒了李维业，紧接着在四月初九（5月15日）夜晚发生的事情，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事的流程。
当晚，四百名黑旗军夜袭河内郊外的一个所谓的法军堡垒（其实是一个教堂）。该处守军仅三十余人（其中5名法官水兵，其余为越南教民组成的伪军），激战一夜，黑旗军竟无功而返。这一战大大坚定了李维业的看法：“黑旗一军，不过中国刘某一人，号召无赖之徒，乌合之众，不值李某一击，前胜安邺，乃偶然事耳，何足为虑耶！”
他从根本上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一仗的胜利全仗防御之优，而非进攻所得。但他却昏头晕脑地决定开城迎战，主动出击，一举扫灭黑旗军。
而刘永福却是如此的精明。他很善于应变，所以坏事也才能变成好事，小败仗也才能换来大的胜利。他仍是老战略：诱敌深入，设伏歼敌。地点也还在纸桥。
一切，似乎只是历史的重演，只是胜得更加惊险。
四月十三日（5月19日）凌晨四时半，四百余名法军拖着三门新运到的65毫米野战炮出城作扫荡作战。当他们在八点半进至纸桥时，李维业感到地形不利（一边是泥泞的水田，另一边则是茂密的丛林，还有河堤），怀疑有伏兵，遂暂停前进，命令炮兵作火力侦察。
在河对岸设伏的是黑旗军右营，指挥官杨著恩，兵力三百余人，以河畔关帝庙为主阵地潜伏，待法军一部过河后伏击之，到时法军后队过桥困难，就将被黑旗军逐个击破，可谓另一种性质的半渡而击。在他们附近是吴凤典的左营（400人），后面大路上是黄守忠的前营（1000人），最后是刘的亲兵队（120人）。战前刘永福早有严令，黑旗军也不是第一次打这样的伏击。他们任凭法军开火，就是不还击。纵然为炮火所伤，亦坚忍不动。
如此良久，李维业遂判定没有伏兵，法军于是放胆深入。不料前军刚一过桥，即落入中方伏击圈中，指挥军官营长韦医中弹负伤（当天死于河内）。法军队形大乱。此时为上午九时。
对于法军，这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部队被河流所分割，中间只有一座桥梁作为狭窄的孔道，处于半渡遭伏的恶劣情况。但法军毕竟是欧洲劲旅，代理军官迅速稳定前锋部队，拼死抵抗，李则亲率后队过桥增援。
此时黑旗军的抵抗不能用激烈来形容，而只能用惨烈来描述。杨著恩在双腿中弹的情况下，坐地坚持指挥。双方短兵相接后，又亲手开枪射击，右腕中弹骨折，又换左手发枪，直至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第一梯队伏击部队被击溃后，黄守忠的前营随之与法军展开激战。法军鼓余勇，在已经冲破黑旗军右营的三道防线后，又连续冲破前营的三道防线中的两道。
似乎黑旗军这次已经难以逃脱“滑铁卢”的悲惨命运。可是，转机还是出人意料的产生了。
渡过纸桥后，在法军进军路线的右侧有一个大型村落。出于对黑旗军设伏的担心，李维业进军前特地先派出了法军上尉连长雅关率领该连进入该村落，在确认没有埋伏后，法军才全力向黑旗军的防线发起正面冲击。似乎是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法军在确认该村落已空无一人后，并未留兵设伏，而是把雅关的那个连也投入了正面作战。
就在法军正面攻击得利，一路猛进之时，吴凤典的左营（400人）忽然以一个惊人的迂回，借助那个村落的掩护，穿过一块干涸的稻田地，突然出现在了法军的侧翼。
事后李维业的参谋长马罗尔也不得不承认，黑旗军的这个迂回是相当漂亮，就算是“素有训练的欧洲军队也不能做得更好”。这批黑旗军将士一口气冲到离法军只有100公尺的地方，突然卧倒，乱枪齐发。
这一突发事件令法军阵脚大乱。当李维业发现最前面的一门野战炮有可能落入黑旗军之手时，他居然一马当先的冲了上去，组织士兵夺回了这门大炮并向后拉。结果，大炮被救了回去，作为司令官的李维业却被黑旗军的一名狙击手一枪击中肩部。冲上来的黑旗军士兵一齐举枪。离李最近的法军连长雅关飞身上前，用身体替长官挡住了第一轮射击。但刘永福是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的。他一声令下，全军反击。黑旗军趁乱斩杀了负伤的李维业（一说李维业当时并未被杀，而是被俘后被斩杀的。而且黑旗军将他的首级与手臂装在一个漆盒里埋在官道旁边受众人踩踏，以示侮辱。事见法人毕乐《李维业之死》）
指挥官的战死令法军士气大沮，他们开始撤退，居然也能一路安然无恙的退回河内。不要忘了，途中他们要边战边再次渡过纸桥。如果再考虑到，这次撤退是在失去了指挥官，“步兵连队与海军陆战队混在一起，从而完全妨碍了部队长官的协调一致、一切有效的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正所以法军能有这个撤退的好成绩，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河畔的大堤，法军将那几门65毫米野战炮拉上大堤，猛烈开火，黑旗军无法压制这个火力，只好放弃追击。
是役法军亡32人（其中27具尸体落入黑旗军手中），伤55人，合计87人。此外，法军还对战耗与战损物资进行了精确统计。是役法军共消耗子弹4090发，损失11支1878年造的步枪，还有一支枪的枪托和弹仓被击碎。此外还丢失了11套士兵的装备。“最后，还有4个人的靴子丢在了水田里”。至于黑旗军的伤亡及相关战耗与战损物资统计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刘永福的夫子自道是死50人，伤56人，但可信度很值得怀疑。
李德谈判，彻底谈崩
李维业阵亡的消息一经传出，中法两国再次迅速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中方认为：和平即将到来。
法方则认为：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大清国的政治精英们显然忽略了1883年巴黎的政治空气已根本不同于1873年。茹费理内阁绝不会善罢甘休，法国军方乃至议会也同样不会。
毫无疑问，巴黎已经愤怒。他们认为，堂堂法兰西上校为越南土寇所杀，实为法兰西之奇耻大辱。报纸也趁机造势，以此为国耻，终于激起法国民众的集体不理性，决定支持政府远征越南。一夜之间，从舆论到议会，纷纷主战。当然，他们主的是扫平“土匪”之战，而非中法之战。但在茹费理看来，黑旗军的背后必有大清的支援。乱麻要用快刀斩。民情的激动正有利于他的强硬立场。
在巴黎看来，宝海已经受了中国人太多的洗脑。所以决定以坚持对华强硬论著称的外交官——法国驻日本公使德理固（一译脱利古）代替宝海与中方谈判。
真是有趣，日本人和中国过不去，连带的驻日公使也和中国为难。
就这样，茹费理召回宝海，彻底毁弃了“李宝协议”，使中法和谈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零的起点上。
1883年6月6日（光绪九年五月初二），德理固抵沪，与李鸿章重开和谈。此君一张口就语惊四座：
第一，越南为一独立自主国家，而非任何人之属国。
第二，大清要尊重越南之主权完整，从此再不插手任何越南事务。
第三，对越南境内的反法势力，既不许明帮也不许暗助。像黑旗军那样带有明确中国背景的力量，尚需代为解决。
以上所列为中法和谈之基本条件。
对此，中方当然不会同意。
德理固哪里知道，大清国方面对“李宝协议”也多有不满呢。不仅清流们反对，疆臣们反对，连薛福成也觉得中国让步太多，并提出反议案：三分越南。即北圻归清，南圻归法，中圻归越充当清法之缓冲地带。
对于薛福成的这个提案，李鸿章掂量了一下，觉得太重，他还是坚持“李宝协议”：缓冲区还是要有的。越南，断不容拱手让人。当然，要把握好分寸。毕竟敌强我弱。
中方的强硬姿态激怒了远在巴黎的茹费理，在他的授意下，法军在海军少将孤拔的指挥下，于8月25日（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借越南国王嗣德帝逝世，幼主继位之机，攻占越南都城顺化，逼迫幼主签订了《法越第一次顺化条约》，“立新约二十七条，尽攘其兵权、利权、政权，并申明越境全归保护，中国不得干预。”越南小朝廷从此彻底沦为法国傀儡。法国同时还得到了在红河两岸设立兵站，驱逐黑旗军，保障越南北部的商贸活动顺利进行的授权。
同时，另一路法军则在西贡法军司令坡滑的率领下，顺红河扫荡前进，攻击了怀德、丹凤一线的黑旗军。是役由于法军的轻敌，虽经苦战，却未能扑捉歼灭黑旗军主力，只是将之逐退。这一战说明守方纵然装备较差，但只要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至少在正面交战中是可以击退优势敌军的。
这次挫败引发了法军内部的大反思与大检讨，主要的教训有二：
一、要进一步增强火力。
二、应避免与守军作正面作战。
相反，黑旗军系统作战力差的弱点，虽经是役暴露无遗，可惜却未能引发中方的及时反思。而且，就在这一战中，清军的正规军已经穿黑旗军军装参战，不能单独视为黑旗军的功劳。可是，国人不查，遂不免在书生中产生“黑旗军不可战胜”的错觉。这就为下一轮的较量结果埋下了一个不幸的伏笔。
军事上紧锣密鼓的同时，外交战线上也不轻松。德理固于八月十五（9月15日）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新方案，建议在北纬21°至北纬22°之间划定一线，以北至中国边界为中立区（实际上只包括谅山、高平两地），两国都不得进占，同时中国应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作为对法国让步的补偿。他还要求中国“不管越事”，不得“视越为属国”，也不得予以明助或暗助。
结果适得其反，清廷的主战声浪因之更为高涨。清流派健将张佩纶与陈宝琛甚至联名上疏，要“水军直趋顺化、陆军夹攻河内”。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新一轮的主战高潮却就此掀起。正如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八月初七写给老部下潘鼎新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政府附和清议，总欲以兵威铃制，坚主滇边不准通商之说。而徐晓山（广西巡抚徐延旭——笔者注）旷代英雄，更陈请红江亦不准通商。不知法越续约已议，准北圻归法兵保护，红江沿河准法人设营筑炮台。主人与客固大相判谬，将来何以结局耶？”
李鸿章也只有左支右绌，勉力为之。一面与德理固死缠滥斗；一面示意正在欧洲从事商务工作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从事两项工作：一、收集情报，二、制造舆论，以为腾挪。
结果是愈发令人心寒。
在欧洲，唐廷枢看到，“法之新闻纸，总以报复为心，并云中国不应管闲事。德国新闻纸故意煽之。惟英美报多有以法不宜与中国闹。至于意大利，本来无关进出，渠平日只见法国新报，总以渠占越南，系为通商起见，总以刘永福粤东强盗，总料中国断不发兵拒之。惟意大利心思，无不深恨法人。”所以唐廷枢由罗马动身时，“曾将法欺越之大略，授意新闻纸刻之，以动人心”。同时，利用当时法方对李鸿章可能被派往西南主持三省军务的恐慌，“广张声势，云中国既放傅相（指李鸿章——笔者注）为大帅，定必调集大兵，认真办理，断无苟且相就了事”。
但是，“人心”也好，“声势”也好，都是虚的，虚实要相生，才能济事，而大清偏偏最缺的就是这个“实”，所以唐廷枢最终也只能送给李鸿章如下一付药方：
新闻纸已摇动人心，法国添兵未有定局，外部去电能了则了，此时傅相必要心软口硬，方好转机。中国硬，法国必软。……所谓心软者，固不可随新公使所欲，亦不可坚心拒之。在我等生长于中华，何尝不想傅相大兵到河内，将法兵驱逐出境，以为中国壮气？无如心有所惧者，华兵难以敌法，即使众能胜寡，渠已先占地势，筑了炮台，恐枪不能敌炮。若全粤之兵兼傅相洋枪队尽往东京，法人既有铁甲兵船，保无分兵攻取羊城，以使我首尾难以兼顾？所以弟用心软二字者，系指不可激成打仗之局耳。转瞬戈理拔（即孤拔——笔者注）可到海防，水陆并进，东京定必为渠所有，滇粤之兵，未必能以取胜。傅相练军，此时尚在申江，既不敢航海而进，必取道西江，如是则东京之援，恐鞭长不及矣。噫！使中国早兴铁路，何至今日调兵有如此之难哉？是此事无论和与战，一经大局定妥，务必求傅相奏请招商开办铁路，方能立富强之基也。
可惜大清国的精英们，平时只晓得反对修铁路，建电报，此时倒逞起了英雄好汉。大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以为软柿子好捏，却从不曾认真想过当年德意志何以能胜法兰西，自然也就没人去听唐道员的肺腑之言了。
但该说的话，唐廷枢还是要说，因为至少还有一个听众：李鸿章。
所以唐廷枢又说，“弟之所忧者仍有三焉：夫法人向称强国，虽有德国之败，不数年间已将巨款清还，巴黎焕然一新，今日骑上虎背，焉肯自己下马？若中国不格外将就，必不容易了结，其一；法原系王主之国，今变民主之国，人心尚未大定，国中仍恩旧制者颇多，其今日骂外部之人，多非有心帮中国者，乃欲复旧制之人也。今之大臣，欲久享其禄，以为非开疆辟土无以坚人心，所以连年有都尔斯（即突尼斯——笔者注）、马地加时格（即马达加斯加——笔者注）、越南之军事。前者都尔斯已为渠所得，连日电报又云法兵已破马地加时格京城。有此二胜，渠心更觉高兴可知，其二；此时外部虽不敢开口加饷增兵，但渠料所去五千之众已足敷衍。若中国合越攻之，渠再请添兵未迟，所以事不易了者，其三；且下月初间即散议院，又需九、十月方能会议，其六、七、八月军事，任由外、兵部去办，所需兵饷，亦任渠向别款挪移，将来得胜，无难添款拔还。闻都尔斯初议亦是五百万法郎，今竟用至一万万，而绅院亦不拒之，是其明证。”
“总之，法人做事从不肯认错”，强弱相形，大清也只有当忍则忍，知耻而后勇，去追赶列强。
但这些话终究也只能在李唐之间说。国内舆论的主战声浪日趋高涨。攻击的焦点也日趋集中的李鸿章的身上。德理固也越逼越紧。法方开出的新要求是：“自沿海某处起至红江上游之保胜止，就纬线之二十一度及二十二度之间，定一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并不是政治权利的分界，而是通商分界。界南自然是归法国占据，并施其权力。但界北却不允许中国占据，也不许中国施其权力。而中国付出的却很多：放弃越南，通商云南。
李鸿章知事不可为，但又不敢断然向德理固掀翻底牌，怕与前段谈判落差太大，造成中法彻底决裂。也只好借口已奉旨回津，暗示德理固不妨与之回津叙谈，或干脆入京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或由曾候与法外部商议。
对此，法方一片震怒。
在法国人的思维中，李鸿章既已承诺有全权，现在又推三推四。实则是总理衙门，李鸿章与曾纪泽在联合愚弄法国。“故与李交涉则推曾，向曾交涉则推李，向总署交涉则推二人。”（德理固语）
他们从不曾换位思考过李鸿章、曾纪泽与总理衙门的难处。
德理固遂于九月（10月）离华，重回日本做大使去了。
条约没签，法国代表倒气跑了。李鸿章鼻子一动，俨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举目四望，却还是四个字：无路可退。
天兵入越
外交陷入僵局，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较量却日趋激烈。
东线黄桂兰军以谅山为基地，稳步前进，已控制北宁。西线刘永福军在唐景崧的激励下，也已进占山西。从军事地理上讲，清军的选点不错。北宁、山西一带是北越重要的粮产区，南如河内，北如谅山，皆仰给于该区。在没有铁路，交通原始的北越，就地取粮对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有重大意义。再者，山西、北宁，互为犄角，虎视河内，控制着红河水道，立使法军如坐针毡。反之，法军若要继续北上，也必须过这把门二虎之关。这就注定了中法双方无不对这一地区取势在必得之心。
1883年11月底，清廷发布了划分东西战场的指示。考虑到西南地区特殊的地形，清廷决定以云南、广西为基地，兵分两路进兵北越。这样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东西两个战场。西战场由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重点经营山西。东战场则由新任命的广西巡抚徐延旭负责，重点经营北宁。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壮族。值太平天国内战之际，以秀才办团练，积军功至封疆大吏，可谓大清国的一大传奇老将。
如果说岑毓英尚可谓沙场老将，那徐延旭就有问题了。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此后长期任职于西南地区。光绪元年（1875年），曾奉命带兵入越追剿私通法国的流窜“巨匪”黄崇英，一战成擒，遂得“知兵”之名。他又利用接待越南贡使的机会，搜集整理了大批关于越南“地势民风，政教禁令”以及中越边境卡隘道路情形的资料，编辑成多种小册子，一时在智识阶层中广为流传。今天看来，他这些小册子也就是个普及读本的水平，中间还不乏硬伤性错误，可在当年，却使他成了大清国的头号越南事务专家。
更有机缘的是，徐延旭一向乐于助人，得过他救济的读书人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于是乎，张佩纶带头，陈宝琛、张之洞助势，徐延旭的大名终于直达天听。
既知兵，又熟悉越南事务，这样的官员不用，还用谁？
朝廷遂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破格擢升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继于五月十九日发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徐延旭——笔者注）到任后，倘边防紧急，即着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徐延旭就这样成了驻越清军的实际统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更“准其专折奏事”，真是空前的恩宠。他们显然忘了，法军不同于土寇；徐大人也并不懂现代战争。
这还不算，为了让徐延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内阁学士周德润、廖寿恒，詹事府詹事洪钧等清流派健将们的努力下，先后将广西提督冯子材与广西巡抚倪文蔚请走。因为前者曾于同治十年参劾过时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而后者在张佩纶看来：“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才非将才也。……若量移内地，而别简知兵大员巡抚广西，庶中原得一贤抚，沿疆得一边材，亦两全之道也。”话说得还算客气。到周德润与洪钧的奏折里倪文蔚就成了“才略素短”和“局量稍隘”了。
冯子材一看形势不妙，遂抢先于六月托病辞去广西提督职务（遗缺由黄桂兰接任）。倪文蔚则于九月初九日调补广东巡抚，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
事后看来，倪文蔚固然不知兵，但徐延旭也好不哪去。倒是冯子材因祸得福，后文还会有交代。
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再拨回1883年的年末。法军进攻在即，徐延旭虽已进驻谅山，但以种种借口不再前进，而将北宁守备扔给了本就不和的黄桂兰与赵沃。
作为淮军宿将的黄桂兰，其勇敢无人质疑，战前也表示：“与之开仗，决其胜负，则提督等效力疆场，是其分也，誓不与彼族共地同生。”但是此君知识结构严重老化，已不足应付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战争。至于广西候补道赵沃，同样是个现代化战争的门外汉，只是依仗徐延旭的信任，和此前剿匪的军功，才得以与黄桂兰分任右路、左路统领。一开始黄桂兰率左路军驻北宁，赵沃率右路军驻太原，还算相安无事，自1883年12月初集中驻守北宁之后，摩擦不断，徐延旭不闻不问，大局遂为之败坏。西线的岑毓英则尚未起程出关，山西的防务实际上由刘永福与唐景崧负责。
这就形成了清军主力（三十余营桂军，万余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指挥）驻北宁；刘永福与唐景崧率3000黑旗军，另加2000清军（滇军三营，桂军两营）、2000越军（越北圻统智黄佐炎率领）驻山西的局面。两军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成了法军的心腹大患。
法方策略
“李德谈判”破裂之后，法军于1883年10月25日成立了以海军少将孤拔为总司令的远征军，统一指挥北圻的法军。他们的任务是武力夺取北圻，强行驱逐黑旗军与驻越清军。
孤拔兵力有限，至12月初仅有9000人，所能集中的机动打击力量只有6000人，不可能同时攻取山西和北宁。但若能集中于一个战场，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要知道，黑旗军迄至怀德、丹凤作战前尚未与人数超过1000的法军打过正规战。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军此次派一个海军少将统一指挥作战，正是要充分发挥两军种的密切协同作战。海军将提供适于内河的炮舰与运输船，支援陆军，作逐个击破的进攻。
既是逐个击破，就要慎重确定先后次序。河内、山西与北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钝角等腰三角形，法军控制的河内就是“大角”，而清军则挂在“大边”的两端上。考虑到越南复杂的地形与落后的交通，两股清军想实现相互间的直接增援是非常困难的，较可行的增援方法便是围魏救赵。即当处于内线的法军攻击其中一股清军时，另一股清军便趁机偷袭河内。这一点，法军不得不防。
再进一步讲，从山西与北宁到河内的距离，均为约40公里。但二者一在红河南岸，一在红河北岸。这就决定了法军攻击的先后顺序是先山西后北宁。为什么呢？因为1200米宽的红河是一个巨大的地障。若先攻北宁，法军就要连续渡过红河与新河（今急流河），这不仅构成前进中的障碍，万一失利又将变成后退中的陷阱。若山西方向的黑旗军再乘虚偷袭河内，法军就会进退失据，甚至全军尽墨。
相反，若先攻山西的黑旗军，北宁的清军就必须连续跨越上述两条大河，才能攻击河内。以清军的组织水平和随军工程力量，这是不可想象的。渡河本身已很困难，至于将清军本就不多的重武器运过红河就更困难。更何况法军早在红河南岸修好了一座坚固的碉堡，“内装一门120毫米大炮，该碉堡不仅位置居高临下，而且坐落在来自北宁的各条公路的交叉点上。因此，敌人必须首先攻占这座工事，但他们尚无这样的力量去冒风险，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没有必要担心敌人会从北宁方面发动任何攻击。”
而法军顺红河西攻山西，正好充分发挥其水陆联合打击力量的优势。具体到对山西的攻略，孤拔的计划是：绕开守军苦心经营的东城正面防线。利用法国的水军优势，顺红河迂回守军右翼，先摧毁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再攻克城北的堤岸阵地，如此一路将主力推进到城西，切断守军退路，聚而歼之。如果守军以攻对攻，也切断法军的退路，后者也不担心，因为他们真正的交通线并不在陆上，而是红河。
但先攻山西也有很多困难。当时可供法国军舰从河内到山西的水道只有一条红河，而红河在山西与河内之间“有五个河套”，“在每个河套处形成了沙滩和流沙，使航道完全堵塞。从9月份起，吃水线不会超过一点五米。”
所以直到11月中旬，孤拔还在犹豫。“先打山西还是先打北宁，我还不能确定……我将根据到那时所了解的情况，根据我炮舰能开到的地区水的深度来决定。”这里孤拔所考虑的，也正是李鸿章战前所最担心的，即如何充分发挥法军的水上力量优势，以事半功倍的非对称作战击败清军。最终，法军依靠领先的知识与技能，在对红河进行了大量探测后，还是找到了一条可供军舰于11月份通行的航线。
法军在战术上的准备也很充分，他们反复分析了黑旗军的战术特点，认为黑旗军虽然准备低劣，但斗志旺盛，勇于发动敢死冲锋，尤其擅长贴身肉搏。相反法军的优势主要在组织与火力。所以黑旗军总是巧妙的利用地形、密林与夜晚的掩护，悄悄接近法军，突然发动集群冲锋，与法军贴身混战。如此一来，法军关于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训练、协同……统统失灵，火力优势也荡然无存。
所以此次作战，法军注重维持组织的完整性，强调各兵种间的密切协同，高度发挥火力优势来对付黑旗军的集群冲锋。
制定计划的同时，法军的后勤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他们集中兵力，聚集粮弹，加宽道路，整顿河运，征召民夫。大有灭此朝食之气。
同时，外交战线也在忙碌。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九日，曾纪泽与茹费理连锁会晤。曾纪泽提出了中方的最低要求：以红江作为中法政治势力的分界，即北宁与山西必须交由大清负责守备。
对此，茹费理表示无法接受。因为“山西、北宁、河内为东京鼎足要害之地，譬如门户锁钥。倘听敌人占据山西、北宁，势成犄角，则河内永无安枕之日”，无异于“法无所取偿，而中国坐收广地之利”。相反，茹费理的方案是沿中国边界的山区分界，因为“大凡立界首重山险，江河次之，今欲舍高山就纡回湾转之红江，殊非笃论。”“中国本有山岭之界在此，足称天堑。”自然无须沿红江分界。
外交协商无果，新的爆炸性消息却不断传来。十一月初七，法国下院就越南增饷问题，进行了表决。这场辩论自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迄今已逾半年，可谓“马拉松式”辩论。为阻止法国增加远东军费，曾纪泽进了最大努力，先后争取到八十余名议员反对该提案，但终于寡不敌众，茹费理的提案最终还是以三百余票赞同获得通过。茹费理乘胜进军，于十一月十五日提出新一轮增加军费的提案。十一月二十日，法国议院投票表决，再次以压倒多数票通过。
法国人刀已出鞘，大清国内，清流派的又一个健将张之洞却又唱起了不急不缓的高调。时间是下院第一次表决的六天前（光绪九年的十一月初一）。他认为，中法和战事关大局，固宜集思广益，但“制胜之要，则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耳。”一句话，关键就在于年过半百的皇太后与未成年的皇上能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一致对外。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心定则气壮，气壮则力果；心定则神闲，神闲则智出。主饷主兵，任谋任战，各竭其能，各效其力，十八省合为一身，南北洋联为一气，人谋既和，天道佑之。诚能如是，不必合天下之全力，即广东省城之义民，足以破法人而有余矣！”
那万一打输了呢？
张之洞说：“万一屡战不胜，多索兵费若千万，亦不过多扣一年洋税三四成而已；即他国亦欲均沾，不过以合众通商一策了之，于我无甚出入也。若战而胜，则越地可保，兵费可免，国势可强。夫必战并无不测之虞，罢兵则必受要挟之累，利害相权，岂有罢兵之理乎？”
与张之洞的高调遥相呼应的，是慈禧太后忽然莫名其妙膨胀起来的自信心。她一扫此前“刘永福未可深恃”的担心，先是在八月初四（9月4日）以往来边营、联络刘永福有功为依据，赏唐景崧四品衔。一个月后，则赋予了唐景崧以激励刘永福再接再厉、继续抗法的重任。同时，广西巡抚倪文蔚及其后任徐延旭相继接到相同的指示，奉命督饬关外防军，接济黑旗军。似乎是考虑到了西南地区的民穷财单，慈禧索性在9月22日假小皇帝之手颁发谕旨，由中央宣布公开拨给刘永福10万两白银应急。同时调集军队自广西、云南进入越南北部地区。
张之洞话说得潇洒，西太后调兵遣将得痛快。可惜，在国际关系中，潇洒与痛快都是要讲实力的。就在法国下院表决10天之后，他们心目中的无敌部队——黑旗军，丢掉了重镇山西。
战场素描
作为越南山西省省会的山西城，北靠沱江、宣江、富良江（红河的一部分）三江交汇的三江口（又名白鹤、屯鹤），西通兴化，东接河内（相距35公里），水陆交通枢纽所集，是由北圻进入中国云南的枢纽要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具体到山西城本身。该城背水环山，易守难攻。本城建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上，距红河约2公里，呈一个巨大的同心双层城墙防御结构。外围砌有5米高的砖墙，形成纵横均为300米的四方城廓。城墙上插满了外突两米，交叉相系的竹桩，防止入侵者登城。每面城墙的中央均有一座直径达30米的半圆形箭楼。城廓内有一座高18米的塔楼，作为制高点可俯瞰全城。城墙外则有护城河掩护。河宽约20米，深约3米，内注1米深的泥水，进了城内，还有一堵高四至五米的土质女墙，墙上有炮眼，墙外有5米宽的注水壕沟。沟上布满由未经修剪的干竹构成的鹿砦。沟与墙之间，还有一道三至四米宽的坡径，长满八至十米高的青竹。
山西城外围的村庄与庙宇均被加固成据点，以竹丛和土墙屏护，墙上开有射击孔。城北5里处的河堤高出地面5米，瞰制红河河道，是法军水路迂回的大障碍，自然也就成了刘永福重点经营的防御据点。
守军首先将河堤加固为一个巨大的炮台。“在两条河堤顶端，架着两门有掩体的大炮，可对着河堤纵射，这些大炮由两座小碉堡保护着。北面的碉堡装有六门有掩体的火炮，可向河流轰击；南面的碉堡则可向河堤与山西城之间的地段扫荡。”
守军同时又在河堤东部靠近红河的浮沙村周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内的火器可对红河作横向扫射，同时在红河岸边布置了一门可纵向射击的160毫米口径的火炮（有坚固掩体的屏护）。这样就置进攻的法军于可怕的交叉火力之中。
从河堤到北门还修筑了五道木栅工事，以作后续抵抗。
双方实力对比
从守备兵力上讲，除刘永福的三千余黑旗军与黄佐炎的二千余越军外，黄桂兰派出了贾文贵、田福志两营，岑毓英派出了莫东成等三营增援山西。这五营兵力按编制应有2500人，但实际上不过1600人左右。他们穿黑旗军军装，打黑旗军旗号，协防山西，这样山西守军的兵力就达到了近七千人。清军还相继将几批军火、粮饷暗济刘永福，其中包括二十余尊铲去字迹的云南自铸开花炮。但到山西会战爆发前夕，五营清军中的三营又被调走。这样守军的人数当在六千余人之数。
最后的部署为：七营守北门河堤（黑旗军右营、武烈营、新兵四营，桂军李应章营），四营守东门（黑旗军的前、左、正、副四营），一个半营守南门（黑旗军李唐营，桂军贾文贵半营），滇军三营守西门。另黄佐炎的2000越军则散布南门外的乡村中。刘永福在外城指挥作战，唐景崧率80名亲兵坐镇内城。
十一月十一日（12月10日），刘永福命以前穿黑旗军军装、打黑旗军旗号的清军，换上正规军装，升大清军旗，“列队三日，以示（山西）为我（正规）军驻扎之地，犯必开仗。”
山西是这样失守的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6000法军分为水陆两队离开河内，直开山西。水路以大炮舰3艘、小炮舰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陆路则以二千六百余人经丹凤渡喝江，取陆道逼山西。战斗在十一月十五日（12月14日）上午九时打响，于十一月十七日（12月16日）深夜结束。虽然守军早已获悉法军的行动，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守备工作，也并非没获得援助，但最终依然无法改变山西失守的悲剧结局，原因就在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太大。
从兵力上讲，守方7000，攻方6000，守军略占数量优势，再考虑到我守彼攻，这个优势也就更大。可是单纯的数字与防御本身都不足以构成战斗力。我们常说，决定胜负的本本因素是人。这话对不对？对，很对。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这个概念。
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比爪论牙，人类远不如老虎，但人类却可以坐在老虎皮上，原因就在于人类“善假于物”。什么“物”？“物”就是载体，就是平台，就是力量倍增器。往前推导，有“物”的研制与生产；向后延伸，又引出“物”的组合与应用。具体到军事领域：
你能给士兵提供什么样的武器，我能给士兵提供什么样的武器，这是知识与财富的差距。
同样的武器，你怎么组合，我怎么搭配，这是思想的差距。
你能征到什么样的士兵，我能征到什么样的士兵，这是国民素质的差距。
同样的士兵，你能打什么仗，我能打什么仗，这是教育与训练的差异。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物”的差异归根结底也是“人”的差距。所以说富国强兵的根本在教育。大清国的可怜，正在于李鸿章要对科举制度来点小手术，也要被骂成以夷变夏。到头来，枪不如人，炮不如人，组织训练后勤亦样样不如人。如此“不如人”还能打胜仗，那么知识的作用，生产力的进步意义何在？
具体来看山西之战。
十一月十五日（2月14日）上午九时，法军在舰炮与哈齐开斯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大举进攻浮沙村。激战至中午十二时，浮沙村易手。刘永福急调东门的黑旗军前来增援，发起反攻。约五个营的黑旗军穿插至陆上法军与水路法舰之间，侧击法军。对于这次穿插，英国随军记者斯各特如是评论：“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的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
似乎第二次纸桥大战的一幕又要重演。可是，那次黑旗军之所以能一口气冲到法军100公尺处乱枪齐发，是因为李维业缺乏足够的兵力与火力。这一次，吸取了以往多次受挫教训的法军已经做了预防准备。
孤拔见状不妙，立即下令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防御。以密集的野炮火力加机枪扫射，最终遏制了黑旗军的进攻。下午四时，法军在连续击退黑旗军两次大规模反攻后转守为攻，激烈的争夺战围绕河堤工事而展开。
黑旗军借助茂密的竹林掩护，射出致命的枪弹。在法军受伤人员中，有一位军官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中的梅斯会战，他说，这一战黑旗军的步枪火力超过了他在普法战争中亲身经历的两场战斗中的德军火力。甚至连素以勇猛著称的非洲外籍兵团中的一队士兵也丧失了进攻意志，无论长官如何“威吓、请求及命令”，他们就是不离开防御所。苦战持续到一小时后，法军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终于夺取了关系全局的河堤防线。据斯各特记载，守军在撤离河堤防线后，还没忘了不时停下来向后面的法军开火。
河堤防线的失守，令刘永福既惊且怒。唐景崧建议收兵入城，“分段固守”。但刘永福认为，若不能规复河堤防线，任凭法军水陆夹击，我军则坐困愁城，必难久撑。于是唐景崧又提出了“夜袭”的建议。这个建议为诸将一致采纳。
刘永福悬重赏组织了敢死队，决定于当晚四更发起反攻。并宣布：第一个登上河堤者，准保守备花翎。
十六日（15日）凌晨一时许，夜袭如期发起。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守军突然以火箭猛射前一天还是黑旗军兵营的法军临时宿营地，同时以手持大刀的突击兵排除竹制障碍物，突入法军阵地。由于当晚月色极佳，所以限制了黑旗军的奇袭效果。相反却有利于法军发挥其火力优势。激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清军三次杀入法军阵地，又三次被法军赶出。当黑旗军最终决定放弃夜袭时，他们并不清楚的是，法军也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非洲外籍兵团的奋勇作战，才勉强稳住战线。当法军听到清军撤退的号筒声时，无不连呼幸运。
外围战斗至此结束。法军死亡失踪共计70人，受伤180人（内两名上尉与一名中尉战死，10名军官受伤）。清军伤亡再次不详。
总的来讲，第一天上午主宰战场的是法军的舰炮。其超强的火力，轻而易举的把守军长期经营的“浮沙要塞”轰成了焦土。下午和晚上主宰战场的是法军有素的训练再加机关枪与速射炮。它们共同粉碎了守军的反击，攻克了城北河堤阵地，又击退了守军的大规模夜袭，守住了白天的战果。
第二天双方都忙于调兵谴将，很少直接冲突，只有法军进行了一整天的火力打击。第三天，交战的重点转向西门。西门守军薄弱，又最为难守，城墙正面中间还有一个30米宽的斜面缺口。但法军仍经历了一天激战，才在黄昏突入城内。在攻城的过程中，法军又付出了15人阵亡（内上尉一人），60人受伤（内军官5人）的代价。守军进行了顽强的巷战，但已难以挽回大势，遂于深夜经南门和东们退出城外，绕道撤往兴化。
是役法军死伤411人，黑旗军50名伤员被俘，死伤不详。
占领山西后，法军进行了全面的物资搜索，据孤拔递交海军部的公文中显示，法军共计缴获：
金银与钱币：6262枚安南银元，5枚金币，66块大银锭，1381根银条，264根小银条，7块小银锭，8000串铜钱，2只装满账册票据的箱子。
其他物品：200件无艺术价值的铜制品（如香炉、高脚杯、烛台等），350件茶杯、茶托、烛台等锡制品，两口精致大钟，262块铅锭，18块锡板，100块铸铁板，1个中国烧磁花瓶，两张描金漆安南桌子，1张床。
生活必需品：650万公升稻谷，6万升大米，1万升粗盐，10筐碳。
武器：7门青铜膛线炮，2门青铜滑膛大炮，7门12厘米青铜滑膛炮，1门8厘米青铜滑膛炮，46门青铜小炮，39门大口径铸铁炮，88支守城用枪或轻型长炮，371支步枪。
弹药：15万发雷明顿枪弹，1万发温彻斯特连珠枪弹，2700发供1867年式步枪用枪弹，2000发1866年式步枪用枪弹，1500发左轮手枪弹，1500公斤安南火药，两箱英制狩猎用火药，10万枚雷管。
虽然物资上收获颇丰，但法军还是连夜上演了山西之战的最后一幕：大屠杀。事见英国战地记者登在《泰晤士报》上的采访。对此，法国人自己也有记录。如法人迪克·德·龙莱的《在东京（1883—1885年）——逸事叙述》中，就曾记有：“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和其他士兵对该城进行了六小时的抢劫，杀死了二百名安南人和躲在屋里面的黑旗军。此外，俘虏统统被枪毙，一个也不留。每次枪毙四至六个，有时更多些。他们被带到河边，枪响人倒，河水即把他们冲走。”
整个会战期间，北宁清军按兵不动，原定由云南方向派来的援军也迟迟未能赶到前线。
何以如此迟缓？且听岑毓英的夫子自道：“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兴化，陆路一千一百余里；即由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数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
一句话：缺少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相反，“洋人用兵，持有电线数万里，军情瞬息可达；又有轮船载运粮饷军装，数十万斤之重，数日可至，数其军火充裕，每战辄数昼夜不停。官军文报既多迟滞，挽运更属艰难。以滇、粤比较，则滇军尤难。”岑毓英到保胜将及十日，“而各营弃勇到者未及一半，军火军装亦赶运不及”。
后来清政府还想组建一个统一指挥东西战场的前敌机构，由岑毓英负责。可岑代理总督却不敢接招，原因也很简单：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机构很容易建立，事实上的统一指挥却不可能，可天大的责任却要他一个人负。这个黑锅，岑毓英可不想，更不敢去背。
打来打去，最倒霉的还是越南老百姓。法军为防黑旗军死灰复燃，所以严禁土民拥有兵器。但法军自身兵力有限，所能控御者，实在只是少数几个大城池，偶尔才对城外进行扫荡或排查。这就使红河地区出现了大片的真空地带，填补这个真空的力量便是各路盗匪。土民手无寸铁，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也去做盗匪，要么便是被盗匪焚掠枪杀。否则也就只有“跟着强者走”，寻求庇护。谁是能克制盗匪的强者？一曰官府，一曰法军。可这两强现在恰恰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上。结果，“附法者受越官之残害，不附法者受法兵之杀伤，进退维谷，岂不哀哉！”
李鸿章的误算
法军攻克山西的消息一经传出，巴黎与北京立时都陷入了巨大的震荡中。所不同的是。法国人是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居然出现了“山西的辉煌遮掩了色当的灰暗”的新闻报道。想当年普法色当一战，法国三军尽墨，皇帝被虏，真是狼狈何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宝座也随之丧失。这个“灰暗”是山西的“辉煌”所能遮掩的吗？巴黎政坛的轻浮风气由此可见，茹费理内阁的悲剧结局也从此埋下伏笔。
相反，清廷方面则是一片手忙脚乱。战前无比乐观的清廷众臣终于意识到他们严重错估了敌我实力对比，于事很多人提出撤离北宁等关外据点，撤军回国布防，争取外交解决。
但是战前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李鸿章看来，当此黑旗新败之时议和，大清必然损失惨重，所谓英、德的介入调停全无实效，因为政治是实力的游戏。
相反，北宁是大清长期经营的国防重镇，黄桂兰是淮军老将，足堪一战。从时间上讲，冬天快到了，到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要暂停。只要能拖到冬天，法军劳师远征无果，我方就可以选择较佳机会主动与法方恢复和谈，争取较佳的结局。现在放弃北宁，岂非功亏一篑？
当然，李鸿章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
第一，“倪、徐二君，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实不可信。”
第二，双方战斗力存在差距。
从数量上说，法军“新旧合计一万数千人”，清军则“滇、桂两军及刘团合计则将三万人”，法军实不占上风。李鸿章坚信，如果只是在“陆路交战，似足以相敌”。问题出在“法所据之海防、南定、河内、海阳、山西各处，河套环绕，利用舟师。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水陆相依，最为稳固。”相比之下，清军“仅赖营垒炮台，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无法有效封锁水路，所以难以抵挡法军的水陆夹攻。这就使清军的数量优势打了折扣。山西的失守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李鸿章建议立即进行塞河工程，防止法军故伎重演。
从装备上讲，法军人手一杆后膛枪，“操练熟悉，弹药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清军“滇桂各营后膛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不仅晓山（徐延旭——笔者注）于此事隔膜。即彦卿（岑毓英——笔者注）久统滇军剿回匪，亦只惯用内地枪炮，于洋器究少阅历”。
当然，清军也有优势，那就是复杂的地形。具体说就是多山（所幸兴化、宣光、太原一带，跬步皆山），所以利于伏击，而且可以“人自为战”，抵消法军的组织优势。只要能有效“塞河拦阻”，“彼仅以陆队攻我台垒，坚忍苦守，未必骤下。即一处被陷，亦未必处处瓦解也”。
只要军事上能“拖”，外交上就能“转”。如是始可体面收场，化呆着为活棋。
那么李中堂分析的是对还是错呢？
事实证明，李中堂对敌我优劣的分析，尤其对法军水陆协同作战的敏锐担忧，是极其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他才抓住了核心问题：河防。可惜终究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还是犯了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严重低估了法国陆军的战斗力。
说来，李鸿章对西洋海军的威胁和强大始终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但他对西洋陆军的认识却未免太拘泥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经验，却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那些由冒险家、雇佣兵、流浪汉组成的助剿洋枪队，并不能代表欧洲一流精兵的水平；
二、从太平天国战争到现在，欧洲军队又有了新的发展，李鸿章的认识并不深刻。
而且，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于遥远的两广、云南地区终究不很了解。他虽然知道这些地区的部队装备落后，却不知道战斗素质更差。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多兵种密切协同的陆战威力，更将看到大部分清军士兵连最基本的瞄准方法都不太熟悉，往往法军还未进入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弹药，且暴露位置。作战时又往往“聚成一处，若法用连珠炮攻击，所伤必多。”反而不如长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的黑旗军战斗素质高！这却是嘲笑黑旗军是“土寇伎俩”的李中堂所没有料到的。
更可悲的是，李鸿章的主战得到采纳，但关键性的建议却一条也没付诸实施。徐延旭还是受重用，黄桂兰与赵沃还是闹矛盾。塞河虽然批准，但经费直到最后也没落实，工程自然也就始终没有实际进行。事实上，就算李的“塞河”构想实现，在一场单纯的陆地较量中。北宁也是守不住的。只不过中方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予法军更大的杀伤罢了。可事实呢？由于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北宁守军的河防工事到战前也未落实。这就为北宁之战预先填塞了悲剧与闹剧的双重色调。
闹剧般的北宁之战
从“李德谈判”破裂，到法军攻击北宁，历史给了大清国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徐延旭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倒没闲着。自出关以来，老徐“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各种物资支援前线，“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徐帅一腔愤恨，不得一战，灭此朝食。”
张树声也承认，“滇桂边军整旅入越，徐藩司延旭愤法侵越，慷慨布置，有灭此朝食之志；于越将刘永福维持调护，不迭余力；唐主事景崧并入为谋主，调遣官军。”
能说徐大人不爱国吗？能说他不忠于职守吗？要是这点能耐都没有，就凭那几本小册子，糊弄一般人还成，要让张佩纶、张之洞与陈宝琛为他摇旗呐喊，那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可见对徐延旭，绝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老迈昏聩”盖棺定论。他也看到：“我师骤退固不可，我师久驻亦无味。”但中央要打，他也只有希望自己搞好后勤，以让黄桂兰与他信任的赵沃全力以赴地与法夷决战。他却从未看清黄桂兰的知识老化与赵沃的纸上谈兵，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空有驱夷之志、惜无驱夷之才的半瓶醋。他更不知道，就是这两匹下驷，现在又闹起了窝里斗。偏偏两人的报告又都报喜不告忧，只可怜了徐延旭，一个人蒙在鼓里，还以为驾驭得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呢。
但徐延旭人毕竟是老了。算一算，都是快七十的人了，一时拼命还行，老这么折腾可就受不了喽。既然北宁的物资已囤积如山，自己这个运输大队长也就该下岗了。所以他才在光绪九年八月，托广西按察使国英向倪文蔚代为告病：“现年六十余，不比前次出关，年力正强。边地水土恶劣，无医无药，病势难望就痊。求移退驻南宁地方，最好能回桂林省城调理。”但盛名之下，又岂容你随便金盆洗手？倪文蔚拒绝了徐延旭的告病转请，京中的徐派支持者们也力顶老徐，并不惜运作前述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徐延旭无奈，只有于十月上折谢恩时，自己提出了老病缠身，乞归故里的请求，不料又被大伙理解成了谦虚。结果，他没等来皇上的批文，却等来了法国人的进攻。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六日（1884年2月12日），新到任的陆军将领米乐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后者转任远东舰队司令，升任中将，重新负责海战。对大清国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妙的消息，它意味着这场冲突即将扩大到新的海域。
光绪十年一月（1884年2月）由于得到了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的增援，米乐的兵力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为便于指挥，米乐将地面部队分成第一与第二两个旅，分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
他的目标很明确：北宁。
北宁，位于谅山、海阳、河内、山西与太原之间的重镇。从河内到北宁，沿途山川纵横，行动困难。北宁外围，高山耸峙，河流环绕，大片大片的水田地泥泞没膝，绝对的易守难攻。现在又集中了2000名清军，囤积了大量作战物资，更让法军如芒在背。
米乐通过他所掌握的情报，发现清军的防御重正面轻侧面后，而以往的战斗经验又表明，清军非常敏感自己的侧翼与退路。同时从军事地理上看，北宁夹在新河与太平江之间，两河大抵平行。这就为法军利用水上优势迂回包抄清军提供了便利。于是米乐决定，以少数兵力坚守山西阻击西线清军攻击河内，一部守备河内；同时集中主力12000人攻击北宁。
法军首先大造声势，作出由嘉林（在河内东北）渡新河，沿大道正攻北宁的假象。实则正面只放少数兵力佯动，伪装大部队，吸引清军注意力。主力则顺太平江迂回至北宁侧翼，水陆并进，一举控制北宁东北的制高点涌球。居高临下，炮轰全城。使清军的心理防线与物质防线同时崩溃。
成败的关键在情报。法军的情报工作主要分两大类展开。一为隐藏己方意图，一为刺探中方情报。
按理说，双方体貌特征差异巨大，反间工作应该不难做。实则不然。
法军情报处从越南天主教民中精选出二百余名自愿者，经过培训后渗入清军地盘，不露声色的搞到了大批珍贵情报。到开战前，清军各级指挥的姓名，背景及相互关系，各部队的军服、旗帜、装备情况，甚至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法军都已了如指掌。而清军呢？
黄桂兰与赵沃，两个人，四只眼，始终牢牢钉在正面防线上。虽然早有当地商民提醒二人注意涌球。“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但两人的眼球还是只盯着正面，而只放了两个营守涌球。在他们看来，涌球是大后方，无须过于感冒。黄桂兰还觉得，法军的“攻城利器除大炮外，亦无良策。北宁距新河三十余里，部队必须由陆路以至涌球，河水浅涸，仅容小舟，不能载运大炮；该处离北宁尚十余里，而安勇防营离涌球亦止十里，彼族振旅而来，未必不虑我蹑其后。”却不料法军以快打多，不等清军“蹑其后”，北宁已经失守。米乐遂得以瞒天过海，一路批亢捣虚。
光绪十年二月六日（3月3日）下午，法军离开河内，开始行动。二月十一日（3月8日）攻陷了四营清军驻守的扶朗。黄桂兰深知大战在即，遂急调驻守三江口的党敏宣部八营清军回援北宁。但党敏宣却不愿此时进入北宁这座熔炉，又自持有赵沃撑腰，竟拒不服从黄的调令。
十四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合围北宁。当天，法军测绘人员在攻占的清军前沿堡垒内设立了瞭望所。军官们从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清军阵地，观察人员每两小时换班一次。观测结果直接在地图上标出，再由当地人与翻译检查出各点的位置和名称，最后由绘图员制出新的平面图和立体图。
十五日，法军全线出击，慈山、新河、三江口同时告警。进攻中法军还使用了军用气球，用于侦察和校正着弹点。黄桂兰前一天（十四日）始派出千余援军加强涌球，但当法军于十五日展开攻势，这批援军又被他调往其他方向，遂使水路进攻的法军得以在当天下午轻取涌球。然后拽炮上山，居高俯击，“弹三落”，举城军民便开始争先恐后的逃跑。清军经营逾年的北宁重镇，就这样落入敌手。只可怜了老徐费死八难运来的如山物资，既没有转运，也没有破坏，统统成了法军的战利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弹三落”者，究竟是放了三炮，还是进行了三轮火力急袭呢？想来应该是后者。但无论是哪一者，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法军轻取北宁。
整个战斗，法军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死26人、伤25人。攻方12000人，守方58营24000人，却如此终局，连法军将领米乐也大为不解：“华军为数达二三万人，经营守备累月，锐卒名将云集，乃望风溃退，以城畀法。”真是难以理解。
正是这一仗，让越南人猛然认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于是，一贯善于打顺风旗的越南小朝廷忽然不再喊抗法了，相反，甘心当法人的附庸。地方实力派也开始主动与法军合作，大清国的军威国威则一落千丈。
东线战斗的同时，西线清军基本上无所作为。岑毓英整编了刘永福的黑旗军，给了他12个营的编制，可谓优礼有加。但当岑调刘增援北宁时，刘却因记恨山西之战时北宁清军的无作为而闹起了小脾气。多亏唐景崧反复开导，刘永福才率军驰援。但兵行半途，就传来了北宁失守的消息，于是刘永福又退了回去。而东线清军的溃败则才刚刚开始。
相对于桂军，粤军的表现更令人无奈。
战前张佩纶便已在奏疏中指出：“粤兵习悍而惰，各营互为党援，持博场，通海盗，而营伍额缺如各省书吏额缺，富家据缺为利，雇人充伍，而食其息，往往富庇兵，兵庇盗。”同治五年的广东巡抚蒋益澧想革除积弊，却反在次年遭既得利益者的弹劾走人。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有此前车之鉴，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轻举妄动的结果，就是粤军战时的“平日散住民房，诱拐妇女，强拉米粮，越民恨入骨髓”，就是“专以抢掠妇女赴粤东贩卖为事，军中妇女多于勇丁，敌来即各顾家口溃退”。
北宁之战后，法军派出两支轻装部队疾追败退的清军，扩张战果。一路由波里也率2000人，带8天口粮，向太原方向追击。一路由尼格里率2000人，带6天口粮，向谅江方向追击。波里也轻取太原，但旋因战线太长，而奉命主动放弃。尼格里于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克谅江，次日克左溪，接着又克郎甲，中方大批物资来不及转移，也来不及销毁，皆入法军之手。
在法军的急追猛赶之下，两万清军一路溃散，大多不知所终，只有少数经谅江、太原一路败回到谅山、镇南关一带，才勉强收住脚板。
三月（4月）初，法军开始收缩战线，转移打击重心。他们以少量兵力扼守郎甲，牵制东线清军，然后集中主力转向西战场，一口气将岑毓英所部逐回到保胜、河口一带。兴化、临洮、宣光等重镇尽入法军囊中。
法军占据江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至此完全实现。
以法军的实力其实还能继续进攻，但与茹费理相似，米乐也是个较有远见的人物。在后者看来，北宁大捷虽然战果辉煌，仍只是一场击溃战而非歼灭战。大清国内的后备力量更是数量超级巨大，他们虽然不足以击败法军，但无疑可以制造巨大的麻烦。如果政府真的已经决定，要与大清维持长久的睦邻关系，而排除了大举进攻东南沿海的计划，则陆军在越南的战斗自无需过多浪费法兰西宝贵的血液。所以当法军将三角洲的大城池全部拿下后，米乐就停止了军事行动。在他看来，剩下的问题应该用外交而非大炮与刺刀解决。同理，他也不主张在赔款问题上激怒中国，从而为已经定格的结局再去浪费宝贵的血液。
回顾这一期的战斗，法军参谋业务的精熟，战前情报收集的认真全面，计划制定的周详完备，多兵种之间协同之密切如一，都远胜清军与黑旗军。所以才能避实击虚，两线转战，将清军逐个击破。
于是，问题的决定权再次由战场转到外交场合。只是光绪十年三月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一次和谈并未谈出真正的和平，反而开启了一段更激烈的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