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的成立，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组织基础。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次领导了武装起义，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请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考察政治。考察之后，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并可“消除内乱”。为此，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骗局。1906年，清政府颁布上谕，改革官制。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期限为9年，实则阻挠立宪，引起立宪党人不满，在全国组织了4次请愿运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1909年，清政府被迫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次年又在北京设立资政院，由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组成。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下诏废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颁布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庆亲王奕勖（皇族）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任内阁协理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任民政部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皇族）任度支部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皇族）任海军部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皇族）任农工商部大臣，宗室寿耆（皇族）任理藩部大臣，荫昌（满族）任陆军部大臣，绍昌（皇族）任法部司法大臣，梁敦彦任外务部大臣，唐景崇任学部学务大臣，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
内阁名单公布后，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尤为气愤，认为内阁13人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占4名，这同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大为减少，因而讽刺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建立，完全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丑恶嘴脸。于是，一个要求撤销“皇族内阁”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
鉴于清廷倒行逆施，立宪党人相约提前进京，举行第二次全国谘议局联合会，商讨“倒阁”对策。因时局紧迫，到京代表多为各省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先后到京的14省代表计有：直隶阎凤阁、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闯、奉天袁金铠、吉林庆康、四川肖湘、河南方贞、陕西李良材、山西梁善济、安徽窦以钰、广西甘德蕃、福建刘崇佑、江西谢远涵、江苏雷奋等35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光”。6月4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督察院呈送《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该折强调指出：“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公例，在不令组织内阁之总理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势不得不然也……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隶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立宪党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阁的理由，但清廷为防范“权臣窃柄”、“鼎祚潜移”，拒不接受，未予答复。
6月23日，清政府颁布内阁属官官制，下设承宣厅、法制院、制诰局、叙官局、统计局、印铸局等机构，裁撤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查钦奉上谕处、批本处等衙门。并任命李家驹为内阁法制院院使，章宗祥为副使，吴廷燮、阮忠枢等为法制院参议，华世奎为内阁阁丞，赵廷珍为承宣厅厅长，杨寿枢为制诰局局长，宝铭为叙官局局长，杨度为统计局局长，陆宗舆为印铸局局长。这是皇族内阁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官制文件和任官的名单，与立宪派的要求差距甚大。
7月4日，谘议局联合会呈递《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呈》一折，请督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世界各国苟号称立宪，既无一不求此与原则相吻合”。立宪党奋起“倒阁”，但回天乏力。7月5日，清廷发布《各省谘议局议员请另组内阁议近嚣张当遵宪法大纲不得干请谕》，呵斥立宪党：“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进嚣张。若不亟宜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至此，“倒阁”运动失败，清廷“预备立宪”的欺骗性暴露无遗。一贯思想保守的张謇也不得不承认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第三次请愿运动失败和“倒阁”请愿碰壁，使立宪派对清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因对清廷绝望和受革命影响，立宪党开始分化，使很大一部分立宪党人纷纷转向革命，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被迫改组内阁，授命袁世凯重组“完全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