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高祖继承了这种传统，更加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借鉴，更使他感到迫切。他从历史的借鉴中否定了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政策，采取了多种顺应历史前进的举措，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变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
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找寻借鉴。西周的统治者就认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是说，夏桀的亡国是殷纣的一面镜子。刘邦即位后，听了陆贾总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经验，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陆贾为他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被刘邦大加赞赏的《新语》，就是这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张释之也是因为“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矣”，而使汉文帝非常满意的。这种传统，到了唐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在高祖时开始修撰，太宗时完成的五代史中，不再像《汉书》、《三国志》那样，宣扬皇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而是从统治者本身去寻找政治上治乱兴衰的原因。
魏征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在论述北齐的灭亡时，明确论证了这种观点。他说：齐后主前后，齐国的各种条件没有变化，“太行、长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险不移也，帑藏输税之赋未亏也，士庶甲兵之众不缺也”；但为什么“前王用之而有余，后王守之而不足”呢？因为“前王之御时也，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雕墙峻宇，甘酒嗜音，鄽肆遍于宫园，禽色荒于外内，俾昼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佞阉处当轴之权，婢媪擅回天之力，卖官鬻狱，乱政淫刑，刳剖被于忠良，禄位加于权马，谗邪并进，法令多闻……于是土崩瓦解，众叛亲离，顾瞻周道，咸有西归之志。”总之，由于北齐后主“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因此，“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同样的客观条件，齐后主前后却有兴衰的不同，逻辑的结论，当然是齐后主的所做所为导致了国家的衰亡。
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魏征也同样从统治者本身去找原因。他说：“遐观列辟，篡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开地，高视五帝，俯协三五”，但后来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呢？因为有的君主是“中庸之才”，这种人“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有些投机取巧者，专门对这种君主投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促使其堕落腐化，以至于丧身亡国。陈朝就是这样。
陈“高祖拔起垄亩，有雄桀之姿……扫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坠。”到了世祖，“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陈后主就大不相同了，他“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殇瘁，不知稼穑艰难……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歌，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这样一来，陈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论及隋朝的灭亡时，魏征虽然赞扬过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禀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但他又指出，由于隋文帝“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再加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隋朝乱亡之兆，“起自高帝，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为什么隋朝乱亡之兆成于炀帝呢？因为隋炀帝“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故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隋浪潮。
以上情况说明，唐人不仅注意统一王朝的盛衰，也重视地区性政权的兴亡。这样广泛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前人没有的。同时，用对比的手法，指出在同样的条件下，前后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同，导致不同的后果。这样，就更有力地说明，国家的治乱兴衰决定于统治者的所作所为。
高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事实很多，他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围绕着怎样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问题从历史上寻找借鉴。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类同之处很多，所以，他特别重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在谈到秦亡汉兴时，高祖认为：“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这就是说，前代君主的过失，史书虽有记载，但后代君主还可以重蹈覆辙，这主要是有的臣下投其所好，不能如实反映情况。这就要求后代君主必须自觉听取正确意见，不要只听顺耳之言。秦亡汉兴就是这样，“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换言之，汉初的统治者纠正了秦的错误，才使汉朝兴盛起来。高祖正是以此为借鉴，才又认真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不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在高祖看来，“上下闻过，下不尽忠。”是君臣两方面的事；主骄矜，臣诌佞，是君臣两方面各自的表现。故而解决问题也需要从两方面考虑。除了自己要善于听取正确意见外，还要用人得当，使武臣文吏各发挥其长处，互相配合。显然，这比汉高祖仅只是“从谏如流”前进了一步。既然隋亡的教训促使他面对现实，可见他已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了。
高祖的《罢贡异物诏》更能说明问题。他开头就说：“逸游损德，昔贤贻训；玩物丧志，前典格言；西旅献獒，召公于是作诫；东齐馈乐，尼父所以离心；隋末无道，肆极奢靡，内骋倡优之乐，外崇耳目之娱，冠盖相望，征求不息，公利扰遽，徭费无穷。”显然这都是总结过去。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他又针锋相对地说：“朕受命君临，志在命俭约，日旰忘食，昧爽求衣，纂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抑止。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委宜停断。”这更清楚地说明高祖的现实措施是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前提的。
武德七年四月，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制定新的律令，高祖也总结了有关的经验和教训。他说：制定律令，非常重要。“所以禁暴惩奸，宏风阐化。安民立教，莫此为先。”但是，“秦并天下，堕灭礼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骚然，遂以颠覆，汉氏拨乱。思易前轨，虽务从约法，蠲削严科，尚行菹醢之诛，尤设黔黎之禁。安民之道，突有未宏，刑措之风，以兹莫致。”魏晋以后，以上流弊更有发展。到了隋朝，“虽云厘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由于律令很不完备，可以随意解释，故使“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刊改，卒以无成”。因此，他要“补千年之坠典，拯百王之宿弊，思所以正本证源，式清流末，永垂宪则，贻范后昆。爰命群才，修订律令。”他还指出，修订律令要考虑到历史的发展，时代的不同；必须“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以体要”。在这个诏书中，高祖首先肯定制定律令非常必要，接着就指出破坏律令或律令很不完备带来的后果，最后说明他制定了适合时宜的新律令。非常明显，高祖是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颁布新的律令的。
正确认识历史的发展，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的必要条件。高祖正是在这方面为“贞观之治”开创了先河。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样明确地把历史当做镜子，正是唐人超过前人的地方。太宗还更概括地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诌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显然，这比高祖总结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历史更有普遍意义。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后者对前者有继承发展的关系。先有具体的论述，后有抽象的概括，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唐高祖、唐太宗当然也不会例外。
综上所述，唐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人。他们不仅总结统一王朝的治乱盛衰，也注意了分裂时期地区性政权的兴亡；不仅深入分析历代某人某事的成败原因，同时也善于综合概括带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这些事实，都与高祖密切相关。由于高祖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史书有“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作用，所以命魏征等人修撰五代史，借修史的机会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由于高祖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故而采取了多种符合社会实际的政策，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促使太宗进一步从深度和广度上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这种意义上说，高祖对“贞观之治”的形式确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纳谏，作为太宗的美德已屡见于史书，但高祖的纳谏却很少有人注意。其实，高祖的纳谏才更应受到重视。他十分清楚，隋炀帝身首异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拒谏饰非，偏听偏信，致使众叛亲离，不知死之将至。针对这种情况，他必然要虚心求谏，听取各种意见。因此，高祖纳谏是他顺应历史前进的要求，是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客观需要。这样一来，太宗纳谏只能是对高祖纳谏的继续和发展。
高祖由于意识到秦二世、隋炀帝饰非拒谏所导致的结果，故而他非常重视臣僚们的进谏。
武德元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为了高祖不忘隋亡唐兴的历史，特意讲了一套应重视纳谏的道理。他说：“臣闻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故也。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自谓德盛唐尧，功过夏禹，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严父之法，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人人乐业，谁能摇动者乎？”孙伏伽还告诫高祖说：“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难也。”在孙伏伽看来，君主不闻其过就会失去天下。高祖看了孙伏伽的上疏，非常高兴，对其赐帛三百匹，以示奖励。
君主必须纳谏的道理，太宗将其更加深化了。他说：“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鉴已过。如善为文章，工诸技艺，皆自谓己善，他人不及。”其实，自认为好的文章往往有“芜音拙句”。梳发必须要有明镜，才能看清自己的形容。按照这种道理，君主必须有匡谏之臣，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他还根据自己的体会说：君主“一日万机，一人听断，细微差僻，安能尽美？唯有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其进喻启沃，有同明镜。分明善恶，嘹见己形。”孙伏伽用简单的比喻方法，以君臣、父子的关系，联系到隋炀帝败亡的实际，说明君主必须纳谏的原因。太宗则从皇帝日理万机，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尽善尽美的道理，把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具体事实理论化了。显然，这是由浅入深，由具体事实到抽象概括的进一步发展。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太宗的纳谏美德也是对高祖的继承和发展。
由于高祖认识到纳谏的重要意义，所以，对于有益的批评，他都能认真考虑。孙伏伽曾批评他说：“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有献鹞鹐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事卢牟之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岂此物哉！”这就是说，高祖刚做皇帝就接受别人玩乐方面的贡献，把皇帝降低到一般少年人的水平，皇帝的需求决不在这些方面。
孙伏伽还批评说：“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臣窃思审，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之。”孙伏伽认为，“此谓淫风，不可不改。”
孙伏伽还根据“性相近而习相远”的道理，要求慎重选择皇太子身边的群僚，决不能使“无义之人，及先来无赖，家门不能邕睦，及好奢华驰猎驭射，专作慢游狗马声色歌舞之人”接近太子，以免对太子有不良的影响。
高祖对这些批评和建议都愉快地接受了。这充分反映了高祖很富有进取心的精神状态。这正是一个开国君主，一心要把国家推向富强，并极力巩固自己地位的真实反映。太宗正是继承了这种精神状态，才促使形成“贞观之治”的。
富有进取心的精神状态，还表现在高祖要求臣下如实地反映情况方面。他在《令陈直言诏》中，尖锐地批评那些“表疏因循，尚多迂诞；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玉，深相佞媚，假托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这种反对因循守旧，不肯直言，华而不实，空话连篇的求实作风，正是开国君主进取精神的另一种表现。
武德四年，唐军平定了王世充，镇压了窦建德起义军后，高祖先后下过《平窦建德大赦诏》、《平王世充大赦诏》，表示“大赦天下”，但忽而又“责其党与，并令配迁。”为此，孙伏伽又批评他道：“臣闻王言无戏，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言之出口，不可不慎……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断当，许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后，即便无事。因何王世充及窦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为取则？”在孙伏伽看来，皇帝决不可失信于人，否则，就会失去民心。高祖接受了批评。同时，孙伏伽还建议设置谏官，以利于高祖纳谏，也被高祖采纳了。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高祖能够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经过自己的分析，最后做出决定。例如，由于突厥频繁的向内地进攻，唐朝经常要兴师动众，挥兵北上。这样一来，运送军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运送军粮的困难，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上表请求在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时议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动众，书奏不肯。静频上书，辞甚切至。于是征静入朝，与裴寂、萧瑀、封德彝等争论于殿庭，寂等不能屈，竟从静议。岁收数千斛，高祖善之，令检校并州大总管”。为了屯田问题，把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集中于殿庭，当面讨论，最后，既采纳了窦静的意见，收到了实效，也没有责怪固执己见的裴寂等人。这种作法，显然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发表有益的意见。
由于按照窦静的主张进行屯田的效果很好，故而接着又有秦王李世民请求增置屯田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境内，也得到了高祖的支持。
高祖不仅可以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最后做出决策，而且当有人和他本人的意见不一致，有所争执时，他也可以考虑别人的意见，适当采纳。例如，武德二年，高祖曾命殿内监窦诞和右卫将军宇文歆帮助齐王元吉镇守太原。当时，李元吉骄奢淫逸，残暴异常，任意田猎，蹂践百姓禾稼，夺民财物，还随意射人，观其避箭。窦诞听之任之，随声附和。宇文歆则如实向高祖反映道：“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供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兽畜，取之殆尽。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分遣左右，戏为攻战，至相击刺，疻伤致死。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果然不出所料，当刘武周兵临太原城下时，李元吉弃城逃跑，奔赴长安。太原失守，高祖怒不可遏。他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李纲不同意这种看法，当面反驳道：“赖歆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高祖认为宇文歆有罪，李纲认为他有功，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反驳皇帝的意见，当然非同小可。因此，李纲又进一步解释他自己的看法说：“齐王年少，肆行骄逸，放纵左右，侵渔百姓，诞曾无谏止，乃随顺掩藏，以成其衅，此诞之罪。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歆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窃以为过。”高祖认为李纲之言颇有道理，遂于第二天“召纲入，升御座”，并对他说：“今我有公，遂使刑罚不滥。元吉自恶，结怨于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制禁。”经过李纲的解释，高祖好像恍然大悟，既不再追究宇文歆的责任，又指出了李纲的片面看法。因为李纲认为李元吉之过，在于窦诞不谏。高祖明确指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制禁。”这样一来，解脱了所有的有关者，而只认为“元吉自恶，结怨于人”，当然可以使臣僚们心悦诚服，忠于自己。
古代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故而很少有人敢冒犯他的尊严。唐初的皇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太宗曾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所以，他要臣僚们对他的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这一点，也和高祖有共同之处。例如，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谏议大夫苏世长在披香殿（在武功庆善宫）侍宴时，他指桑骂槐地说：“此殿隋炀帝所作耶，是何雕丽之若此也？”高祖立即指责说：“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设诡疑而言炀帝乎？”苏世长又说：“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均为纣王所造）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作此，诚非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为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初有天下，而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苏世长是在王世充失败后才投降唐朝的隋臣，他居然敢当面把唐高祖比做亡国之君殷纣王、隋炀帝，真可谓胆大妄为。但是，高祖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不悦，反而“深然之”。
在这方面，高祖比太宗还更高明些。太宗虽然要求臣僚们“言朕过失”，但他真正碰到有人当众批评时，他就怒不可遏了。有一次，他罢朝大发雷霆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当长孙皇后问他为谁而发怒时，他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对他大加赞扬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这样，太宗才又高兴起来。
高祖则截然不同，当殷纣王早已遭人唾骂，大家又都对隋炀帝深恶痛绝的时候，苏世长竟敢把他和殷纣王、隋炀帝相比，他也毫无责怪之意，当然更显得难能可贵。这主要是由于他认识到“隋氏以主骄臣诌亡天下”，从而“虚心求谏”，并要求臣僚们“有怀必尽，勿自隐也”的结果。由此看来，在怎样对待自己的过失方面，从高祖到太宗，是一脉相承的。
高祖是从随末农民战争的风浪中起家的，随炀帝那种擅权弄法，炙手可热的后果，他是历历在目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言行颇为谨慎，力求不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武德元年年底，高祖刚做皇帝不久，“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洪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高祖接受了李素立的意见，收回了自己的命令。从此以后，李素立受到了重用，很快被提升为侍御史（监察御史是正八品，侍御史为从六品）。另外，孙伏伽也曾向他建议说：“往者天下未平，威权需应机而作；今四方既定，设法须与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也同样得到了高祖的重视。从这些情况看来，好像是皇帝的权威受到了限制，但实际上却大大提高了高祖的威望。
在封建社会里，法是统治集团意志的集中体现。至高无上的皇帝，如果按法办事，必然得到统治集团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如果像隋炀帝那样，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则必然为统治集团所抛弃。因为当时法的作用就是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奴役合法化、固定化。皇帝如果不受法的任何约束，必然使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和统治不能合法化、固定化。随炀帝的暴政导致了农民起义，正是这种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也往往把法视为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东西。所以，当大家认为的“清官”敢于说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时候，就会得到被奴役者的喝彩。反之，一些暴君、污吏，迷信自己的权威，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时候，就会遭到人民的反对，以致失去一切，断送自己。正因为如此，高祖能够听取谏言，不随意违法，收到了巩固其地位的效果。
在一般人看来，纳谏属于政治范畴。是否重视纳谏，是评论政治家的重要内容。高祖在政治方面的纳谏，以上已举多例。但在军事方面的纳谏还鲜为人知，故再举例加以说明。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正月，高祖还未做皇帝，他以唐王的身份命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十余万人进军东都。四月，又主动撤军。撤军的理由，李世民说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但“根本未固”的含义是什么呢？只有从开府仪同三司韦云起的上表中才能知其大概。
韦云起针对唐军东进上表道：“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未蒙安养，频年不熟，关内阻饥。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窃狗盗，犹为国忧。周至、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北有师都，连结胡寇，斯乃国家腹心之疾也。舍此不图，而窥兵函、洛，若师出之后，内盗乘虚，一旦有变，祸将不小。臣谓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悬绝，无能为害。待有余力，方可讨之。今内难未弭，且宜弘于度外。如臣愚见，请暂戢兵，务穑劝农，安人和众，关中小盗，自然宁息。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非常清楚，关中的生产尚未恢复，民生问题尚未解决，因而长安周围铤而走险者尚多，甚至“京城之内，每夜贼发”。而且还有梁师都勾结突厥的骚扰。这就是关中还不巩固的原因所在。由于韦云起的上表有理有据，致使高祖改变了军事行动。武德四年平定东都，正在韦云起预料的“三年之后”。事实证明，唐军西撤，先巩固关中，后来在统一战争中采取先西后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更有力地说明了高祖在军事行动上纳谏的重要意义。
事实证明，高祖也并非对所有的谏言都能全部接受。礼部尚书李纲就曾说过：“陛下功成业泰，颇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凯，所言如石投水，安敢久为尚书。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对高祖的建议是“如石投水”，对李建成的建议也不被采纳，所以导致李纲“请退”。可见，高祖拒绝别人的意见也并非偶然。事实上也不是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