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殿堂中的瑰宝，完全是由它自身的价值和功用所决定的。存史、资政、教化等功能是方志价值的全面概括，而存史则是其前提和基础。
《宣德宁夏志》的价值正是主要表现在它的存史意义上。从本志产生的年代上看，它撰写于明宣德年间，所记载的内容，除了追溯事物的发端外，还着重记述了宁夏地区从元末至明宣德末的各项事业和各方面的大事。而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战乱频繁的动荡年代。甚至直到明朝开国以后，整个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残元复辟势力和明廷的激烈军事斗争、对峙之中。所以正史和其他史籍对于这一阶段历史的记载一般都较为简略或失误较多。虽然明代编修过《元史》和《新元史》，但对于西北地区的记述，疏漏之处之多早已引起批评。而《宣德宁夏志》不仅是我国现存西北地区明代最早成书唯一的一部志书，而且是明代北方“九边重镇”军事要区的第一部方志。
从全国来看，自洪武至宣德间修成的方志，现存志书只有几种，可见对于《宣德宁夏志》的存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事实上它所起到的证史之讹和补史之缺的作用也是明显的。
首先，对于宁夏地区于“元末复置行省”的重要问题，《宣德宁夏志》提供了唯一的十分宝贵的资料。现在几乎所有正史、野史和笔记等史书，都只记载了宁夏曾于元初设过行省，后合并于甘肃省而降为宁夏府路的定论。而只有《宣德宁夏志》提出宁夏元末又恢复了行省的建置。清朝史志大家章学诚曾指出，地方志有“二便”，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朱栴身临其境，记载为时不远的宁夏地方行政设置的史实是可信的。作为正史的《元史》由于仓促编印，对宁夏地区不甚了解，因而疏谬较多。正是因为《元史》之误导才导致其后各种史书也就以讹传讹。
其次，《宣德宁夏志》不仅起到了补史之缺之功能，还起到了正史之讹的作用。关于明初宁夏地区设置军卫的时间问题，《宣德宁夏志》纠正了《明史》的误载。《宣德宁夏志》收录了《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的碑文。现存宁夏各种志书对这篇碑文几乎都有收录，但均缺录碑阴的内容，唯有《宣德宁夏志》记录了碑阴的文字。碑阴文字纠正了碑铭不是西夏天庆三年（1196年）所刻，而是西夏天授礼法延元年（1038年）的产物，也为研究西夏佛教史提供了一条资料。
当然，在肯定《宣德宁夏志》的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产物，又是出自一位帝室王爷之手的“官修政书”，必然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志书中用大量篇幅表彰了所谓英雄，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持敌视态度，辱称他们为“胡寇”“夷虏”，称他们的指挥将领为“胡酋”“贼首”等。对中原内部的造反者，也统斥为“寇贼”。另外，志书中充满了封建迷信的内容，不仅在《祥异》中有集中的反映，还分别在《山川》中有龙王托梦预告天气，《古迹》中有文殊菩萨现身、显灵，《祠庙》中有神仙入梦等荒诞的记载。但是瑕不掩瑜，《宣德宁夏志》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不能否认或低估，它仍然是一部国内少有、西北独有、海内外罕见的珍稀孤本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