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开始进入文明的时代——夏代，中国古代石雕艺术也结束了它的早期起源、发展阶段，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在被认为是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距今4000至3500年左右）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品种较多的石雕制品。就工具而言，有石杵、臼、刀、箭、斧、凿等，与前期相比，其精美的程度皆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石磬、仿制的石贝等等。二里头文化的石雕精品，要首推一件羊头石杵。它是巧妙地利用了圆柱体石杵的上端，依稀圆雕出可辨的绵羊头形，其抽象明快而对称的样式，体现了简洁粗犷的刀法，也具有图案化的装饰特点。它上承原始陶羊塑（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羊）的造型风格，是独具时代特色的商周石雕的先声。
继二里头文化之后，是二里冈文化，代表商代中期的遗存。这时的石器生产仍占重要地位，当时盛行各种陶塑制品，却罕见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
直到殷墟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027），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石雕艺术又重新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晚商的石雕作品称得上是形式多样，有圆雕、浮雕和透雕的人物、动物和工艺品。
出自安阳四盘磨的白石箕踞人像，双手着地，身躯后倾，衣裤周身刻画有兽面纹，头戴箍形帽。体势具有随意恣放的特点，面部表情呈凝神沉思之状。
此雕像衣着华丽，当为贵族形象，其坐姿为箕踞，为东夷的旧俗，正好交代了商人与东夷同源的关系，因此石雕的历史价值远高于其艺术价值。
晚商著名的人物雕像，还有出自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的白石人残像，殷墟妇好墓的376号石人。这些人物刻画细致，服饰发式清晰可辨，是古代雕刻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表现，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观摹的范本。例如，妇好石人，写实而不重酷似，反而取得了古朴自然的生动效果。其头戴弁冠，辫发盘头，是我们研究了解商人生活习俗最为形象具体的资料。《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件跽坐石人为裸像，正好是反映了商人不以裸体为耻的上古民俗。另外，白石人残像，其所刻画的衣纹和坐姿也十分清晰和生动，是研究中国上古服饰和民俗不可多得的精品。李济博士曾指出，这一石刻的坐姿，往往是用于中国的礼仪场合，如皇帝接见官员时。这种“正坐”的姿势一直持续到汉末，而日本的“正坐”是通过朝鲜而接受中国的这种礼仪的影响的。
晚商石雕中还有一件著名的线刻浮雕神人像。这种形式也见于玉雕，它作兽面人身的蹲踞之形，显然是神灵的化身。据认为商周的兽面纹是时王和祖神的象征，此神人作兽面和蹲踞之状，形象威严狞厉，正是时人膜拜祖神的证据。
商人社会中盛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动物也是时人崇拜的神灵，因而石雕艺术家尤其善于表现形形色色的动物世界。
大型的动物石雕多见于王都安阳殷墟。侯家庄出土的石鹗，造型粗重，周身有线刻纹饰。是一种不拘泥原型的再创造。其尖喙和突目勾活了猛禽的本质特征和凶狠的个性，其余细部皆被略去，其下之足粗细不一，是为了支撑平衡。也避免了单调感，其身上的羽毛和双翼则用线刻纹表示。这种于圆雕造型中融入图案装饰的手法，是商代雕塑区别于史前雕塑而形成独自风格的显著特点。
从文化特征、宗教的强化以及艺术风格的变化，我们也可察觉到商周社会与原始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出土于殷墟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白色大理石兽首人身跽坐像，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转折。
这尊石雕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司芬克斯”。古代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司芬克斯，是古埃及法老王和神灵的化身，源自古代的图腾崇拜，即原始人都把自己的神圣祖先想象塑造成某种动物神灵，进入阶级社会，最有权威的君王祖神，其化身自然也就成了人兽的混合体。如同狮身人面像的起源，商人以鸟为图腾，所以他们雕刻神秘而有威力的石鹗，作为宫廷建筑和贵族阴宅的守护神。这些大型石雕背部都有凹槽，是为了便于安置而凿制的。
兽首人身跽坐像，面目狰狞恐怖，线刻纹以夔纹作为对称兽面纹的主题，这种双关的图案装饰语言，在青铜器装饰纹样中最为常见。它作为守护神的化身，与狮身人面像的功能也是一致的，一方面它是体现了商王至高无上的威严和神力，另一方面它作为宗教的精神力量，对时人也起到威吓和震慑的作用。
晚商大型石雕的造型通常洗练而抽象，并体现了商周艺术特有的华丽而繁缛的图案装饰风格。但是，晚商石雕风格并不单纯。如妇好墓的376号石人就不加任何修饰；另一件石虎，是用带条状纹的红褐色石料制作的，恰似虎身的斑纹，与“俏色玉雕”的技法同出一辙。
可以说，殷墟妇好墓就是一座商代雕塑艺术的宝库，除了大量的玉雕，其中还有石豆、石鸬鹚、石蝉、石熊、石磬、石牛等精湛的艺术品。这些发现表明，商代艺术既有其神秘庄严狞厉的一面，也有表现艺术家热爱生活和向往自然的一面。
商代石雕还具有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那就是石雕开始融入建筑艺术的行列，从此，它就成为古代宫廷、陵园和各种大型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周承殷制，西周至东周初期并没有产生什么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与商代一样，周代的玉、石工艺品制作都是在同一作坊里进行的，所以我们在西周至东周初的礼器中，也发现有石雕作品。其类型有璧、环、瑗、璜、圭、璋、琮以及戈、斧、戚、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这些器物是作为标志贵族身份等级尊卑的礼器，所以制作都十分精美。
大孔的璧环类石雕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常见的装饰品了，如大汶口文化的石璧环，此外还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石璜。然而，就是这些实用的装饰品和器具，进入文明时代，加工日趋精致，在艺术品表达的观念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不光是标志身份等级的礼器，而且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仪纲常和伦理道德的观念。
例如，《说文》说：“璧圆像天”，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象征天的璧也就成了祭天的礼器。不仅如此，它还有敛尸、等贵贱、馈赠、辟邪和系佩等用途。再如，“半璧日璜”，为常见的佩饰，它尚有“礼地之北方”的祭祀用途。
《说文》还说，“石之美有五德”，这是将玉、石混为一谈，不过它也反映美的石雕作品，同样是时人伦理道德观念的象征。如《周礼·考工记》说，“琬圭九寸而缫，以像德……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我们在周代的圭、璋之类的礼器中，的确看到了不少石制品，它们与玉器一样，都具有各种功能和美学的象征意义。
西周缺乏风格样式突出的石雕作品，我们认为这与周人的禁欲思想（见《尚书·酒诰》）和敬天保民的守成态度有关。但是随着各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前期在石雕艺术上沉闷无为的格局便被打破。面对着政治变革和战争风云的洗礼，春秋的孔子曾发出过“礼崩乐坏”的哀叹，然而事实上旧世界的动荡却促进了中原列国的繁荣，开明的政治也鼓舞了古先民在各个领域内进行创造的勇气，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真正伟大的复兴时期。
春秋战国的石雕虽然罕见独立的作品，但石雕的技艺却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例如，周代所制的礼乐器石磬，已作成精美规整的磬折的形式，它们不仅合乎音律，而且音域逐渐丰富宽广，从而形成所谓“编磬”，有专业的击磬乐手。
这是古代石雕造型艺术促进古代乐舞发展的明证。
先秦文字有一项突出的功能，那就是书史记事，但它们通常都是被镌刻在青铜器上的。到了春秋，刻石文字开始与石雕艺术融为一体，陕西凤翔发现的秦襄公时代的10个石鼓，就属于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这10个雕凿而成的石鼓上，均有篆文刻成的四言诗一首，内容主要是叙述秦国贵族的田猎生活，格调与诗经中的《秦风》很接近，也属古典文学中的佳作。另外，石鼓造型长宽比和谐，曲面的变化极为自然朴实，也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河光刻石》有2行19字，也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
战国平山中山国3号墓所出的两件大型石雕板，是当时浅浮雕形式的代表作。它是由许多小石板拼连而成，长45厘米，宽40.2厘米，其四周以涡纹为饰，这也是当时玉雕中最常见的纹样，石雕板内按方格均布着虎形、兽面、蟠螭等装饰母题，这些穿插缠绕变化极为巧妙的纹饰，与当时青铜器装饰中习见的手法同出一辙，皆体现了华美绚丽的装饰风格。这种石雕板，据认为是早期的象棋盘，因每方各有六子，所以又称为“六博”。这就是六博局工艺石雕。另外，铁制雕刻工具的广泛应用，也为开拓更广阔的石雕艺术领域提供了前提。
安徽寿县朱家集曾出土过一件圆雕石卧牛，它仍具有简括抽象的造型特点，但已失去商代石牛那种融入华美图案装饰的风格。可见，当时的雕刻家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器的创作上。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眼光移到另一种小件的石雕工艺品上，那就是石刻的肖形印。
春秋战国开始流行的肖形印，事实上也是古代石雕技法在雕刻印章中的移植。
例如，从印章的外观造型来说，它有圆形、长条形或折矩形，印体上部的印钮有鼻钮、坛钮、覆斗钮、亭钮、兽钮等，都是具有形式美感的几何体，或为抽象优雅的兽形圆雕装饰。肖形印有一部分印文属美术化了的古汉字，如西周的龙纹印和鸟纹印，战国巴蜀人的图画印章和中原的肖形印，内容十分广泛，有鸟兽、人物、神怪等图像，实际上是石雕线刻和浅浮雕技术在印文镂刻中的应用，也是先秦古石雕成就的一个缩影。
从前述的秦石鼓，我们已知道秦人在春秋战国的石刻艺术领域中独树一帜。事实上，秦人还在王宫陵园中采用石雕作建筑的装饰点缀，如在陕西凤翔西村的秦雍都的宫室陵园（春秋）旧址中，就曾发现过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秦昭王在兴建成阳横桥的过程中，还令人雕刻忖留神石像；秦人还在著名的都江堰雕刻镇水石牛和三尊石人水尺。进入秦始皇时代，中国的石雕艺术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