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中国人是在五四以来才兴白话小说白话散文诗一样，《堂·吉诃德》在17世纪西班牙也还是一种新的文学体式。除了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堂·吉诃德》便是欧洲最早的散文长篇。在整个欧洲现实主义长篇创作中起到了开先河之作用。
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会凭空产生，《堂·吉诃德》也是在英雄史诗、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等文学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作者继承前人创作经验又不断创作的成果。在塞万提斯看来，骑士小说的可取之处是“题材众多”、“不受韵律拘束”，作家完全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史诗、抒情诗、悲喜剧都可以。塞万提斯作为一种文体尝试，在《堂·吉诃德》中充分表现了波澜壮阔的西班牙社会内容以及变化着的人情世故，呈现了各种人物为了生存而忙碌操劳的景观，众生世相一网打尽。骑士比武场面的“决斗”笑料百出。西班牙士兵的英勇不屈和命运悲惨，被俘虏人的苦难经历和忍辱负重无不令观者为之动容。世事的艰辛、活人的艰难、时代的无道弊病、骄横淫逸的贵族、赤贫的贩夫走卒、薄幸的情郎，芸芸众生，呼之欲出。无不受惠于骑士小说提供的养料。
塞万提斯也摒弃了骑士小说的不足：情节的荒唐脱离现实的内容，人物专写上层贵族、骑士、王公、夫人、小姐等等，下层劳动人民被排斥出描写之列，虽偶有涉及也是竭力去丑化。这些在塞万提斯那里都得到了较好的更正。仅把主仆二人的游侠活动安排在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下，以疯颠滑稽的外表作为修辞策略，对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封建专政社会的腐朽进行了尽情的抨击与揭露。主仆二人便是执行作者这一意图的两个功能性符号一般，用他们的行踪、见闻来串连起了一个活动的社会画面。他通过这一形式，批判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婚姻、教育、文学、社会风尚等一系列问题，以堂·吉诃德的理性大力进攻黑暗社会，展现光明未来，以桑丘的智慧来安排生活事务。在理想与现实相对应的基础上冷嘲热讽、旁敲侧击，一反骑士文学内容庸俗浮躁、浅陋的苍白无力，对西班牙社会进行深刻解剖同时，对西班牙人性的重构起到了超出预料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塞万提斯对流浪汉小说也作了批判的继承。既往的流浪汉小说，多以主人公流浪生活为线索，描写下层平民生活为题材，并从下层人物角度去观察和讽刺某些社会现象，作为16世纪中叶产生的流浪汉小说，冲破了骑士传奇反映生活的范围，注入了现实主义的活力，重视人物性格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模样。也反映社会各层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胆地讽刺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西班牙社会的腐朽破落，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受到广泛欢迎，代表作有无名氏的《小癞子》（1553年）。
塞万提斯克服了流浪汉小说主人公怀疑人生、玩世不恭的悲观思想，发展了骑士小说里面英雄人物为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神，把自己较多的同情和爱交给了堂·吉诃德，使这个初看受人嘲笑的可笑骑士从黑暗的时代中矗立起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滑稽英雄。
堂·吉诃德作为喜剧性人物能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激烈的言辞，顽强的追求，非用疯人语言不可，令读者笑过之后，无不肃然起敬，再读便受到鼓励和教育。塞万提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多是善良、智慧、乐观的性格，这也一反流浪汉小说的悲观气氛。好心的女仆玛利托内斯，分赃公平的强盗罗益·吉那特，受到种族歧视迫害的摩尔人李果德，都对西班牙人民给以正面的肯定。总之，塞万提斯是一个宽厚的长者，生活对他虽然不公，命运对他也不幸，可他却寄希望于整个人生，一直乐观地爱着祖国，关心着人民的前途。这才使他成为了一代受尊重的大师。对此，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塞万提斯在武侠小说中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写，掺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诗人海涅充分肯定了塞万提斯在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贡献。他还说，正如同我们把莎士比亚推崇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一样，“我们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
塞万提斯在运用民间口语、谚语方面做出了榜样。前文说过他是第一位运用西班牙语言写小说的人，他在《堂·吉诃德》中对西班牙人民的口语作了大量加工提炼工作，使他的语言不仅具有了民族语言风格，而且也为后代的作家用母语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而且人物语言也极合乎身份，讲求谈吐得体。堂·吉诃德则是学识广博，思维敏捷，高谈阔论，斯文雅致，用词较准。桑丘则是另一路风格，农村语言朴素自然，一串串的民间俗语，而且表意确切，令人无不叫绝。在语言这个文学本体上可算是树立了新的榜样。就连马克思这样的文章大家，都赞不绝口。他和恩格斯都喜欢塞万提斯的语言。马克思还特意以《堂·吉诃德》为教材，为李卜克内西讲授西班牙语。文学大师首先应是语言大师，塞万提斯当仁不让。
文学语言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人们，语言最忌空话、套话、大而无当的废话，最讲求情感特征，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想法，才是好的语言。而今世界范围内的写作发展态势，日渐重视语言为主体的文体学方法。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发展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进展惊人之快。写作者无不在语言上下功夫，力求体现个性，形成风格。作家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文体的兴起与衰亡也实在是语言上的改变。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引起重视。而塞万提斯的语言特点还有待于我们深入去研究。
西班牙《工人世界》报认为：“所有的语言不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谈吐，而是人民的、清楚有力的精确的语言”。塞万提斯语言的大众化、精确为人公认。研究者还统计过全书应用的谚语有250多条之多，其中4/5集中在桑丘身上。神父说：“这潘沙一家人都是肚子里装着一大桶俗语来投生的。”桑丘老婆、女儿也一样本事大。此外，儿童歌谣也编进书中，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纯相天成，毫不藻饰，把这些生长于下里巴人中的宝贝语言一经改造，就成了妙语连珠的活动的蹦跳的语言，轻风细雨一般，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对风景的描写都很具体，且服务于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对人物外貌描写也是神来妙笔，让我们一闭眼就会看到“堂·吉诃德先生说话时，似乎是一直骑在他的高马上的，而桑丘则仿佛一直坐在他那谦卑的驴子上（海涅语）”。就连堂·吉诃德的瘦马和桑丘的灰色驴子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堂·吉诃德》这部巨著也有些不足之处，但也算是白璧微瑕。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局限，主人公单枪匹马寻找“黄金时代”，去实行“乌托邦”式的骑士功业。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其次对西班牙的宗教裁叛所的火刑，作者作了有意的回避，这也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致，大约他不想把麻烦惹大。
《堂·吉诃德》长篇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是较松散。尤其作者怕冗长叙事吸引不住观者，特意又穿插一些小故事在里边，结果成了美人脸上的疤痕，这也是作家开始时的不太自信所致。游离于整个作品之外，显得无关紧要。
还有小说体例上前后不大统一。原来计划写四卷，后来篇幅加长，等于是个扩建工程，所以设计思想并不连贯。此外还有一些疏漏之处也为行家一再指出。如堂·吉诃德的宝剑被苦役犯拿走了，后来又回到手中。桑丘的“灰点儿”丢了，没找就又骑在了跨下，等等。这是篇幅太长了，作者还没有照应到之处。这或许也是作家年迈之后，老眼昏花，再加生活伙食不太高，居住条件差，让天才的构思总受到环境干扰所致。因为谁都得承认，写作时首先得有个适宜的环境才好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