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篇讲演的得分是全班最高的，所以我相信你能够胜任。 当然不光是这些，我们也査看了你近年来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虽然不是很热情，像有的同行那样和委托人一见如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但处事沉稳，令人感觉可靠，值得信任。你虽然不似有的雄辩家一样在法庭上或咄咄逼人，以气势压倒对方，或妙语连珠，时有奇招出手，但是你思维敏捷，陈述清晰，而且遇事冷静，常常能以柔克刚，化险为夷。应该说，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
叶小坷并没有把这些泛泛的赞美之词往心里去，仍循着自己的思路问道：“请告诉我，卡克斯先生，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加盟，或者说，我能在哪方面加强公诉方的证言？”
这句话一语中的，泰勒·卡克斯稍事斟酌，方才答道：“被告已经准备向法庭承认‘有罪’，所以我们反而没有太多的机会向陪审团陈述其犯罪事实。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猜得到了，法庭辩论的重点将是丁玉娴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何达富的。也就是说，被告方退了一步，反倒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将会在法庭上指责丁玉娴骗取绿卡，图谋财产，而我方却成了被告，要替丁玉娴辩护。你说，还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吗？”
泰勒的顾虑不无道理，在没有确信叶小坷是否决定加入公诉方之前，他本不应该向一个不相干的人透露这些只属于双方律师之间的信息，更不用说承认自己一方的弱点了。但既然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泰勒就准备豁出去了。他非常诚恳地接着说道：“你知道，一般的美国人对这类事情是很有看法的。如果陪审团接受了被告方的观点，认定丁玉娴一开头就不怀好意，毫无诚信可言，那何达富的行为虽然在事实上与‘正当防卫’相去甚远，陪审团也可能会参照故意杀人罪的最低限，或过失杀人罪的最高限，只判他十五年。”
叶小坷心里倏然一惊。十五年，对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而言，亦不啻于无期徒刑。当这个数字从泰勒的嘴里说出来时，竟是如此地轻描淡写，就好像在市场上买一把青菜萝卜，随口与人讨价还价一样。叶小坷于是说：“卡克斯先生，我可能帮不上你什么忙。丁玉娴虽然是我的老主顾了，但她做下的事情已然人所共知。我恐怕无法提供你想要的东西，也无法提供于丁玉娴有利的材料。”
话到此处按说就应该收线了，泰勒·卡克斯抢前一步，道：“等等，叶女士，请你再想一想。丁玉娴将在法庭上受到变相的审判，而她本人已经不在人世。她不是有口难辩，她根本就没有替自己辩护的可能。你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你不认为人的本性本来也有善良的一面，本来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于人吗？丁玉娴就算有千错万错，就算是为自己的行为提不出一丁点儿站得住脚的理由，她总多少还有一些苦衷，还有一些不得已吧？我们为什么会设立法庭，法律为什么规定双方都必须有代理律师？这不仅仅是为了惩恶，不仅仅是为了申冤，更是为了让双方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难道你不觉得，有时候让真相大白于大下，比将恶人送上绞刑架更重要吗？还是那句话，叶女士，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曾经接触过她，倾听过她，你曾亲眼目睹过她的无奈、犹豫，甚或痛苦，了解她内心的挣扎，了解她的思前想后，和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你是目前在这世界上唯 一能够替丁玉娴发出声音的人，唯一可以成为她代言人的人。就算你不打算替她辩白，也可以到法庭上去，把她的故事告诉陪审团吧。”
叶小何听见电话那端传来咕噜咕噜喝水的声音。泰勒·卡克斯一气儿说了那么大的一篇话，确实够累的。以同行人的目光，叶小柯也不得不佩服泰勒的口才和说服人的本领，甚至不得不承认他讲的多少有些道理。
听到叶小坷不再言语，也没有马上挂断电话，泰勒·卡克斯知道他这一番话产生了效果，于是说：“叶女士，我恭候你的回音。”略顿了顿，又说，“你看把你的办公室安排在我的隔壁， 怎么样？”
48
一星期以后，叶小柯开始每周抽出二至四天的时间到地区检察院办公室上班。在给泰勒·卡克斯最后的答复之前，她不是没有过冥思苦想，辗转反侧。在世人的眼中，何达富的确是冤得慌。单凭法院在离婚判决中给了丁玉娴那么大的一笔财产，就已经有路见不平者在数落叶小坷的不是了。但是泰勒说得不错，丁玉娴有权让法庭也听到她的声音、她的故事。叶小坷想，我并不偏向任何一方，我只是到那里向陪审团述说一个我所知道的丁玉娴，让他们看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丁玉娴。That’s it（如此而已）。至丁他们将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不过，叶小柯还是动了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她刚在电话上听到泰勒的邀请时，不仅是惊，而且是喜。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那是多少同行梦寐以求的职位，那简直就是吃律师饭的皇粮啊。每年有那么多的人戴着博士帽从各大学的法学院里毕业出来，又有那么多的人通过各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在外行人看来，律师的形象就是靠着张嘴皮子挣大钱，殊不知在这一行中混也是有难处的。如果你去随便哪家猎头公司打听打听，他们的第一大主顾十之八九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待业律师们。像叶小柯这样，毕业十年，能自己开出一间小小的事务所，接一些诸如移民、离婚、车祸赔偿之类的案子，又在若干中国人的公司里兼着法律顾问的头衔，就算是很不错的了，但也是吃了上顿找下顿，长期在报纸上打着广告，还不知道办完这桩案子，下一位委托人在哪儿呢。
当叶小坷听到泰勒·卡克斯一款一款地道出了她的经历，心头又是一喜。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调查过她的背景和资历，准备正式接纳她了。叶小坷可是知道进检察长办公室有多不容易，难得空出一个缺来，寄求职信申请的人能绕着法庭大楼外的广场排三大圈长队。就算在第一轮淘汰中能幸免于难，还有接下来的那些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面试，不厌其刁不厌其怪的问卷，令好多人往往过五关斩六将，脱掉了几层皮，到头来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等到下一次再有机会时，这些落榜者仍然会厉兵秣马、跃跃欲试。因为检察长办公室就是一个门槛，一个台阶，只有跨越了这一步，你才有可能升到那些政府部门中令人羡慕的位置上去，比如检察长，比如法官，等等。虽说叶小坷性情淡泊，与世无争，从不以功名为念，但有这等送上门来的机会，又何乐而不为呢？
叶小坷从文件柜里翻找出所有关于丁玉娴的档案和录音磁带。从为她女儿办移民的第一次面晤开始，一页一页往下读，直到最后一页法庭下达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单是丁玉娴在美国全部经历的写照，也浓缩了她的一生。叶小坷手勤，笔头也快，每次与丁玉娴见面时都详细记录了她们之间的问答、对话。因为两个人常常是泛泛而谈，交谈中的许多内容在办理移民和离婚的过程中都没有派上用场，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现在用了心细细地重新读来，便有了与往常不同的感受。
丁玉娴是在上海长大的，高中毕业正碰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敢跟同学们一道上山下乡，便赶在学校派人上门动员之前把自己匆匆忙忙地嫁出去了。丈夫是哥哥在大学里的同学，学的是工科，却喜欢文学艺术，颇有些才气。也是因了“文革”的缘故，还没毕业就被发配到了贵州的大山里去搞三线建设。丁玉娴本来是不舍得离开上海的，无奈家中的老房子被造反派没收，二家三代挤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亭子间里，实在是没有立足之地。
丁玉娴在贵州一呆八年，养了儿子，做了八年的家庭妇女。别的家属都会到食堂或采石场找点零活儿补贴家用，但是丈夫心疼她，不叫她出去，还常说上海的女人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更何况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丁玉娴了。好在婆家还算宽裕，每每寄些钱来，也顺带捎来些上海流行的“奇装异服”，逢到端午中秋，还会有城隍庙的粽子、杏花楼的月饼。过了好多年，丁玉娴仍时常和儿女们讲起，每次邮递员在她家门口高喊： “丁玉娴，盖章！”左邻右舍的女人们便会探出头来，用了羡慕的目光盯牢她手里的包裹，努力地想猜出其中的内容。丁玉娴讲完总不忘加上一句：“在贵州人的眼里，上海就跟美国一样。”
丁玉娴跟着丈夫到香港的时候，儿子已经上小学了。夫妻俩原本是想回上海的，跑了两年都没有办成，公公和婆婆就说：“要不往香港试试？”一试，还真成了。丈夫虽说进过大学，但只念到了二年级，最要命的是英语，除了“哈啰”一句不会，只好在亲戚开的一间码头货栈里打打杂。丁玉娴本来也想出去找事做，无奈很快又怀孕了，不到两年，家里添了个女儿。丁玉娴有时候忍不住要发几句牢骚，说：“讲起来好听哦，香港，日子过得还不如贵州适意。”不过总算他们夫妻感情不错，毕竟是患难过来的，到后来过习惯了，也还能似从前一般，于茶余饭后谈诗论画，抚琴弈棋，在捉襟见肘的拮据中享受一份难得的情趣。
惨就惨在连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得长久。儿子上高中的第二年，从大海上吹来一股极强劲的台风，掀塌了货栈，梁折瓦崩，把丈夫给活活地埋在一片破砖碎砾断垣残壁中了。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发下来的时候，正值儿子考大学，丁玉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便将所有的钱一个铜钿不剩地替儿子缴了学杂费，她知道这也是丈夫的毕生心愿，只盼着儿女们能受到不错的教育，今后比父辈混得出息些。等那场台风的印象在人们的记忆里变得模糊起来了，就有热心的熟人朋友开始起劲地给丁玉娴介绍对象，其实应该叫做老伴儿更合适，见过的几个，全都上了一把年纪，全都透出些许龙钟老态，这倒也罢了。或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丁玉娴过去的日子穷是穷点，但她始终怀念已故丈夫的那股子儒雅劲儿，便也始终挑不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
丁玉娴后来对叶小柯说，她决定跟着何达富来美国，倒真不是看上了他的钱财。只想着他从没结过婚，心里便少了几分别扭。又觉得，如果能离开那块搂不亲抱不热、只会惹她触景生情伤心落泪的土地，倒是最好不过的。前夫的骨灰早就送回了上海，丁玉娴对香港已然没什么可眷念的，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两个孩子。她告诉叶小柯，还是在香港刚刚见过两次面，开始论及婚嫁的时候，她就和老何说好了，女儿今后是一定要带去美国的。至干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自应另当别论了。
丁玉娴说，她从来没有向何达富提出过任何关于财产的要求。还是在他们新婚燕尔，老何领着她满世界串门儿。老何的朋友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台湾老兵，做的都是蓝领行当，谁家也找不出比丁玉娴更俏丽更带书卷气的媳妇来。所以每到一处，老何的耳朵里必被灌满了或雅或俗的各种赞誉之词。有一天晚上老何喝多了，心里头又着实欢喜，回家的路上便唠唠叨叨地说，要和丁玉娴白头偕老。还说丁玉娴比他小出一轮，人又不笨，现在就要开始教她一些生意上的事情，等有朝一日自己做不动了，丁玉娴便是何家的掌门奶奶。丁玉娴懒散惯了，原本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只当又是他酒后胡言，真就没有往心里去，哪知何达富第二天酒醒之后，又将同样的话说了一遍。等过了一个星期，便挑了一个厂子里没有要紧事的日子，真的就带着丁玉娴去了市政厅，把房子的户主和洗衣坊的业主都添上了妻子的名字。
再说丁玉娴这边，初到异国他乡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无穷无尽的烦恼便堵满心头。不为别的，皆因何达富人虽老实，却是一个文化不髙的大老粗，不仅和丁玉娴的前夫有着天壤之別，而且和她的家庭、她的孩子，还有周围这许多年来结交的圈子里的人全不是一回事。尽管在香港见过两面，丁玉娴也多少有一些思想准备，但万万料想不到，真正一天一天地过起日子来，却是这般地难忍难熬。
说起他们离婚的事，据丁玉娴的女儿讲，她妈妈嫁过来不到半年，就想着要走。是她吵着闹着非要妈妈先把她的移民办好了再说。这一办就是一年多。等女儿终于过来了，丁玉娴开心了一段时日，但到底还是搁不住，于是又旧话重提起来，当然没敢跟何达富提，只在背地里和女儿嘀咕。女儿小小年纪，在世故人情方面却是一个鬼机灵，比丁玉娴多了不止一百个心眼儿，说妈妈你已经苦苦地熬了一年多了，何不再忍一忍，等过了两年的坎儿再说。女儿指的是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凡靠着结婚办绿卡的，如果在不到两年里就离了婚，那绿卡便会自行作废。丁玉娴是这么一个女人，小时候听父母的，过去听前夫的，现在老了，又听孩子们的。便依女儿所言行事，挨过了年底——她和老何是在十二月结的婚。
丁玉娴不动声色地跑了一趟市政厅，花十美元买来一份《离婚申请表》。因为是英文，又厚，连表格带说明总共五十多页，她便让女儿帮着逐项填写。别的还好说，两个人没有孩子，美国又不兴过问离婚的缘由，认为那是两口子之间的私事。唯一搞不清爽的就是财产分割。丁玉娴说，我知道支票上面也印了我的名字，女儿说，那银行里的钱就应该一人一半了。又问房子，丁玉娴说不知道，但好像记得在什么文件上签过字。母女俩便在家里翻箱倒柜一通忙，却什么都没找到。女儿私下里一打听，才知道在美国，无论什么样的文件都是可以到市政厅的档案室去查的。这一查，便如同挖出了一个金娃娃。不但房契上面有丁玉娴的名字，连洗衣坊也有她一半的股份。
女儿说，妈妈你得请律师了。你本来就担心他不会放你走，现在看来，你要是跟他协议离婚，准保打破脑袋也得不全你那一份。丁玉娴有些犹豫，女儿又说，这一点儿也不违法，不拿白不拿，再说你也是这个岁数了，连养老的钱还没着落呢。你不为我们想，也该为你自己想想。丁玉娴这才幡然醒悟，想自己是顾头不顾尾了，光琢磨着怎么离婚，却忘了考虑离婚以后怎么生活。于是，又听了一回女儿的话，打电话和叶小柯约了时间。
…………
叶小坷推开跟前的文件，疲惫地合上双眼，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在鼻梁上轻轻搓揉按摩。这还是上小学时老师教的眼睛保健操，多少年了，都成了习惯。
叶小坷心里有了几分底。丁玉娴确实算不上一个“邪恶女人”。说实话，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和他们那一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老是被命运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叶小柯不是一个信命的人，但丁玉娴一生苍凉，临到老了刚想要顺手捞一把不义之财，便连性命也葬送了，你说这不是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