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不到一年，林紀、就有了身孕。林泌自己还像个孩子，本来是不打算这么早就要孩子的，国内的小姐妹们有的还没开始谈对象呢。可是母亲说那个洋女婿年龄太大了，还是事不宜迟的好。头三个月的妊娠反应一过，林沁就开始动心思。刚嫁过来那阵儿有一股子新鲜劲儿，看着屋里的摆设样样都觉得稀罕，心说自己长了这么大，不晓得世界上还有这样过日子的。时间一长，就觉得不顺眼了。她知道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经了原先那个女人的手，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别扭。林沁先是在家里把咖啡几挪个地儿，或是把柜子转个向，后来就干脆跟费奇说，要把旧房子卖了买新宅。费奇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事儿迟早有一天会被提出来的，便和颜悦色地劝道：“这不眼瞅着就要有孩子了吗，你知道孩子是什么？在两三岁以前就不是人类，是小猫、小狗、小动物。虽说屎尿不用操心，有尿不湿兜着，但你保不齐他一会儿打翻橘汁儿，一会儿吐了牛奶，或是把满手的番茄酱抹到沙发上，或是在墙壁上胡乱涂鸦。你不是不喜欢这儿吗？要我说，就先尽着她在这儿胡闹，等大一点，懂事了，再搬新家不迟。”
第二年春天快完的时候，林沁生下一个将近八磅的女孩儿。到底是年轻，从发作开始，三四个钟头就生下来了。孩子随着祖母取了一个很老气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昵称丽思，中文名字就用了 “丽思”这两个字。孩子的姥姥说，女孩儿，有没有姓无所谓。
丽思的眼睛像爸爸，一种淡淡的蓝，皮肤也像爸爸，白里透着红，头发像妈妈，油亮油亮的黑，但稍稍带一点儿自然卷，仿佛林沁小时候玩的洋娃娃。林沁唯一不称心的是那只小鼻子，扁扁的，塌塌的。护士笑了，说：“孩子还小呢，等骨路长出形状来就好了。”
丽思很乖巧，在月子里就不吵不闹，到了钟点吃，吃饱了睡。醒着的时候，睁着一双圆圆的火眼睛，头还不能动弹，眼珠子却能滴溜溜地转来转去，捕捉满世界的花花绿绿。有时候吃好了，睡好了，舒舒服服地躺在小床里，自个儿小嘴儿一例，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和两个小小的酒窝。有时候林沁忙，忘了给她换尿布，小家伙就皱起小眉头，撅撅嘴。林沁对费奇说：“别看我闺女不会说话，心里可明白着呢。”费奇就顺口应一句：“Of cause（可不）。”
等到丽思会爬了，会坐了，会扶着沙发桌子腿儿什么的站起来了，林沁就把她放在客厅的地毯上。丽思精力充沛，不停地摸爬滚打，但居然也是姑娘的模样儿，斯斯文文的。也许是来自妈妈的遗传，小姑娘天生爱干净，容不得自己一丁点儿的邋遢。手上身上要是沾了什么脏东西，就咿咿呀呀地叫唤，直到妈妈过来替她弄清爽了。林沁就说：“这孩子可不像你说的那么淘，要不咱们这就买房子搬家？”
说搬就搬。崴勒夫妇把旧房和地皮出了手，又往里添了两万美元，就在城东北新开发的蔷薇山庄买下了一栋崭新的小楼。
蔷薇山庄，英文叫Johnsville Heights，最早的中国人译为“强斯维尔山庄”，后来不知从谁开始，去掉英文中没有元音的“斯”和“尔”，叫成蔷薇山庄，就一直沿用下来了。几年前裴东平刚从得克萨斯转学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大片果园。记得有一个周末，几个中国学生带着裴东平夫妇骑车来这里摘草莓。春末夏初，原野上这里那里星星点点的小紫花开得正盛，苹果树、桃树和梨树刚开始挂果，只有紧贴着地皮儿从茂密的绿叶丛中探出头来的草莓一个个红得那么夺目、那么馋人。园子的主人递给 他们每人一只塑料袋，说你们尽管敞开肚皮吃，要带走的装满一袋算一块钱。
第二次来，就是在林沁的新房子里开派对了。中国叫“贺新居”，美国叫“暖房”（Warm up）。老美大概是觉得新盖的房子冷飕飕的，没有人气儿，所以要请亲戚朋友们来闹一闹，闹暖和了才好住人。时隔三四年，蔷薇山庄已是旧貌换新颜，原先的果园被星罗棋布的小洋楼取代。来的路上，裴东平开着车试图凭记忆找寻那片草莓园的旧址，结果草莓园没找着，倒差点儿把自个儿给转丢了。
因为是“暖房”，客人们送的礼物也都讲究带点儿“暖”气儿，其中以花色品种各异的蜡烛居多。林沁谢过众人，拆开包装，将蜡烛一一点燃，再由着费奇楼上楼下，窗前案头，摆得哪儿哪儿都是。天黑了，林沁也不叫开灯，几十个人便在一片融融烛光之中，美美地吃了一顿中西合璧的自助式晚餐——厨房还没拾掇出来，油盐酱醋也没备齐，所以全靠客人们事先在各自家中烧好了饭菜带来一一那情景真的是十分梦幻，让人恍若置身仙境 一般。
只有裴东平夫妇别出心裁，送的是从国内买来的春节花灯， 一个围了肚兜的胖娃娃骑着一尾鲜红的鲤鱼。林沁将花灯挂在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只挂钩上，那原本是用来挂花盆的。一接电源，花灯不单亮了，还慢悠悠地转圈，还有江南丝竹很轻盈土飘洒出来，是《春江花月夜》，惹得洋男洋女们啧啧赞叹不已。林沁桶捅楚亚宁，悄声说：“快瞧我闺女。”
楚亚宁看时，丽思正颤巍巍扶着自己的小桌子站起来，伸出一只粉白如莲藕的小胖胳膊，朝着旋转的花灯上上下下地舞动。小姑娘小嘴半张，一条清清亮亮的小哈喇子挂在下巴颏上一晃一晃地荡着秋千。
楚亚宁不觉心头一动。有个孩子真好，她想。
4
新加坡的工程做得很地道，客户满意得不得了，丹尼尔的倒挂眉毛舒展开了，公司里其他的工程师们也对裴东平客气起来，向他请教有关合同方面的问题时，言语之间不时夹带着“Sir”或 “Yes，sir”。也许是为了有所表示，丹尼尔催着律师，只用了一年半的工夫，就把裴东平夫妇的绿卡给办下来了。
那天是星期五，裴东平请了一整天假，带着楚亚宁一起去移民局办理最后的手续。一年多来，夫妻俩没少在这个衙门进进出出，看够了那帮子“狗官”们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傲慢嘴脸。今天就不同了，当裴东平和楚亚宁起身离开时，移民官居然满脸堆笑，还抢先几步为楚亚宁拉门。
站在移民局的大门口，裴东平松开领带，意气风发地说：“走，亚宁，咱们找个地方撮一顿去。说，想吃什么？”
两个人来到弗莱斯大学附近的一家“星期五餐厅”，英文叫“T.G.T. Friday”，是Thank God，It’Friday（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的缩写。楚亚宁拿起菜单刚翻了两页，就用上牙齿咬住了下嘴唇。裴东平说：“没事儿，点，咱们有卡啦。”
“有卡啦？花了八九千就换来两张半个巴掌大的纸片。”
“老婆啊，”裴东平用了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千万不能小瞧了这两张纸片。多少水灵灵的大姑娘啊，就为了这么一张纸片，把自己嫁给了一个糟老头子。”边说还边用手指关节在桌子上敲两下。
“你现在不是有卡了吗，也可以去找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又来了，又来了。没劲了不是。”
楚亚宁抿着嘴儿笑，又把手里的菜单翻来倒去研究了半天，挑了两客不算太贵的主菜。任裴东平如何劝说，愣是没舍得点头台和甜点，倒是给裴东平要了一罐进口的“青岛”啤酒。
有了绿卡，楚亚宁就开始正正经经地找工作，再打扮得款款的去面试。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栏里列了不少不算太费劲的体力活儿，比如在照相馆里洗相片，或是在酒厂里做包装，都是女人们能干的。弗莱斯最早只是一座乡间小镇，就着四周围土地的出产开广儿家诸如酿酒类、奶制品类和干果食品类的传统企业。后来有了弗莱斯大学，变成一座大学城，这才带动起其他的许多服务性行业和现代化高科技产业。
楚亚宁是不要再做体力活儿了。前些年打黑工，藏着掖着干的尽是这种活儿。有一回在一家果汁厂拣水果，一个季节下来浑身上下全是烂果子发了酵的酸味，抹多少肥皂都洗不去。还有一次去餐馆刷碗，两只纤纤细手在碱水里泡得走了形，让裴东平心疼了好一阵子，从此再不叫她洗家里的碗了。
只是，这些打黑工的“工作经验”全都不登大雅之堂，不敢写进履历表里去。好在楚亚宁的英文还能对付，从前在国内就是教初中的英语老师，后来总算在一家非赢利的慈善机构找到一份簿记秘书的职位，月工资一千出头。
5
用楚亚宁的话说，她和裴东平是“插友”，也就是说，他俩是在插队的时候认识的。
高中毕业后，楚亚宁的同学们都去了北京附近的郊区，只有她一个人跑得老远，乘了两天两宿的火车，又坐了大半天的轮船，最后来到父亲楚云田的老家四川，一个长江边上的小村庄。村子就叫楚家坝，二十多户人家只有户外姓，其余的全姓楚，而且全都和楚亚宁沾亲带故，往上有爷爷，叔叔辈儿的，往下能数到侄孙子辈儿。
楚云田家里原是本地的大财东。要说大，也不太确切，看跟谁比了。楚家现躲在一片山坳里，全村不过百十来亩地，楚亚宁的爷爷就占尽了坝子上那四十几亩上好的水田和将近三分之一的坡地。楚云田年轻的时候出去读书，顺长江而下先到了汉口，又去了上海，“八一三”以后跟着逃难的人往内地跑，本来是想回老家的，但战乱时期，哪由得你？最后竟身不由己地跑出了国境线，跑到了越南。逃难的路上，当时刚二十出头的楚云田在昆明遇到了 一位从天津过来的女学生，她便是后来楚亚宁的母亲。八年抗战，有家难回，楚家夫妇就踏踏实实地在南洋做起了生意，他们开过水果铺、米面行、绸缎庄，后来还办了一家肥車厂。待到小鬼子投降，夫妻俩打点家当回国时，膝下已经有了两女一儿，大女儿楚亚琼，儿子楚亚非，和二女儿楚亚蒂。
楚亚宁比姐姐哥哥们小了十多岁，她常跟人讲，自己的出生说得好听点是一个意外，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个错误。母亲在四十岁上突然发现怀孕了，据说还曾试着站在倒立的水桶上往下跳，但是最终，小生命顽强地战胜了所有要将它扼杀的企图，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1960年初，大姐楚亚琼大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到了大西北。楚亚琼不愿意去，知道去了就再也别想回北京，于是由父母出面把她办到香港，嫁给了父亲一位昔日老友的独生子，那时楚亚宁刚刚上小学。接下来便是文化大革命，楚亚非和楚亚蒂大学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先是楚亚蒂去了陕西，后来就在那边结婚生子过日子了。楚亚非从小体质差，上大学时休过一年学，又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楚家夫妇想方设法将他留在了身边。剩下的就是老闺女楚亚宁了，中学毕业后铁定逃不过上山下乡这条路，楚老先生左思右想，让她去了老家，图的是有亲戚乡邻们照应。
楚亚宁却不以为然，心说恶霸地主的后代，不让人批斗就算不错了，还想上哪儿去讨那一份照应？在楚家坝落脚的第三天，队长根据公社的布置，请贫协主席给知识青年们忆苦思甜。这位贫协主席也姓楚，当年曾是楚亚宁爷爷家的长工。他先讲他从小父母双亡，如何地孤苦伶仃挨门乞讨，后来是好心的楚家老爷子收留了他。知青们个个瞪圆了眼睛，犹如听天方夜谭一般。及至后来，一位不甘心的男生问，你在地主家这么些年，有没有挨过打？那楚主席翻转着眼珠子想了想，说是有那么一次，因为我丢了一把镰子，被绑在桂圆树下痛打了一顿。末了又加上一句：“都是为了教育我。”弄得知青们哭笑不得。
楚亚宁还有一位小叔叔留在楚家坝，被队上派了一个最轻闲的活儿，管着村里的代销店。楚亚宁一开始住在一户贫下中农家里，不敢跟还戴着地主帽儿的小叔叔来往。久而久之，楚亚宁发现，当地的人们并不那么恨她爷爷，就是对小叔叔，除了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被拉到公社的台子上去陪斗一番，还有每年十天和其他地富反坏分子一起进山修水利，平时从没人拿他当另类看待。反倒听老人们经常念叨，说楚老爷子的儿女们个个出息，都在外面做着大事。还说现上那四十几亩田的土质太过丁黏瓷，以前在楚老爷子手里时，每隔三年五载，都要请人从河滩挑来沙子，撒在田里混匀了，使其疏松透气。现在倒好，二十多年没人给掺过沙子，那土地是越来越板结，庄稼也越来越不肯长了。
楚亚宁在楚家坝插队不到半年，就有指示一级一级地传下来，说从今往后不再搞单个儿插队，而是把知识青年们拢到一堆儿，办青年点。知青们都是由县里发放口粮，用不着自己种田糊口，公社便在山里划出一大片荒坡，让他们在那里植树造林办果园。
那年农忙双抢的季节，知青点来了一个小伙子，接管了原先司务长的活儿。楚亚宁一开始并不知道此人的来历，只感觉他一来，灶房里烧的饭菜就变得可口了。虽然还是缺油少荤腥，虽然还是各村送来的老菜帮子，但菜却淘洗得干净，也切得细了，咸淡适中不说，有时候还会撒上点儿野地里刨来的葱蒜，或雨后林子里拾来的蘑菇，那菜香味儿一下子就给勾出来了。
没过几天，楚亚宁便打听明白了。其实也不用打听，因为总能听见人说起。小伙子姓裴名东平，是从县城里下来的。因为他篮球打得不错，又写得一手好文章，遂被公社小学堂“借调”去 当了民办教师。每年农忙时节，学堂里的妹娃们都要放回村子里帮忙干活，老师们便也各回各家，裴东平就来了知青点。还是在先前知识青年们走村串户相互蹭吃蹭喝的时候，众人就知道裴东平厨艺非凡，故而他一来，原先的司务长便拱手让贤，任由他操持了灶房。
裴东平在本县下放的知青中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曾经是县中学有名的笔杆子，现在在小学堂里代着课，同时主持着公社每次的知识青年墙报，听说有时候还要被差到办公室，替社长或书记代笔起草报告讲话之类的官样文章。裴东平进了知青点的灶房，女孩子们便喜欢有事无事地往那里跑，或是跟司务长要口水喝，或是装模作样地打听今天中午饭吃些什么。裴东平不即不离，对男生女生一律地一视同仁，弄得有的女孩子心里头越发痒痒了。
这天傍晚，裴东平敲开了女生宿舍的门，在众目睽睽之下叫出楚亚宁。裴东平和楚亚宁就站在外面的院坝子里，看得见两间宿舍大门洞开处，煤油灯投下无数人头攒动的影子，便知道众人都隔墙竖起了耳朵。
裴东平直截了当地说，早就听农民们讲，楚家坝来了一位会说官话的北京知青，是早年楚大财东家的孙小姐，一直想登门造访，可就是找不着机会。楚亚宁问有什么事吗，说得这么郑重？裴东平说，公社小学的代课老师做的是全活儿，一个人管一个年级，其实也就是一个班，语文算术音乐体育样样都得教。按照省里的教学大纲，语文课是应该讲普通话的，但他在本地土生土长，从小就只会讲本地的土语方言。虽说能听懂广播里面的普通话，可每次在语文课上一开口，不光逗得孩子们翻跟头打把式地乐，连他自己也觉得阴阳怪气的，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楚亚宁笑了：“你是想跟我学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