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有罪，人人得而诛之，那就是合法地杀人；如果伤及无辜，那就是滥杀，这里说的是后者。历史上滥杀无辜的例子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打败纸上谈兵的赵括，坑杀四十万赵兵。后来白起被秦昭王赐死，一开始他还觉得冤枉，后来一想，叹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也算是对因果报应有了点体会。
最可怕的杀人是农民起义军。黄巢攻进长安的时候，“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张献忠更残忍，他“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辄悒悒不乐。”他曾经以开科取士的名义把天下的举子都聚到青羊宫，全部杀掉，光文人留下的笔墨就堆成了一座大坟丘。占领成都后，他把很多老百姓坑杀在中园内，又杀各卫所在籍的军人九十八万。
皇帝杀人虽然合法，但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滥杀。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杀宰相胡惟庸，杀大将蓝玉，涉案人员有数万人，明初的功臣几乎全被杀光。据吴晗先生统计，朱元璋杀掉的王公大臣、儒士文人等共有十几万人。
比杀人更酷虐的是吃人。鲁迅先生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深夜睡不着觉，翻开历史书，于满纸的“仁义道德”之外，从字缝里看出两个字是“吃人”。这里的吃人是抽象意义上的吃人，即封建制度对人的压迫与戕害，并不是真的吃人。真的吃人同样不绝于书。
这段漫长的吃人史大约是从商纣吃起的。当时朝中有三公，即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九侯、鄂侯。其中九侯的女儿嫁给了纣王，这女子不喜欢做淫荡之事，纣王就把她杀了，做成肉脯（就是人肉干）送给九侯吃。鄂侯出面劝止纣王，纣王又把肉脯送给鄂侯品尝。
到了齐桓公的时候，他对亲信的大臣说“惟蒸婴儿之未尝”，善于逢迎的易牙听后，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蒸肉给桓公吃。
隋末战乱，出了个吃人魔王，名字叫朱粲，这家伙专门欺负弱者，常拿妇女、儿童开刀。“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颜之推之子）谪官在南阳，粲初引为宾客，其后无食，阖家皆为所噉。”除了解腹中之饥，朱粲还经常报复性吃人。“散骑常侍段确，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确怒，骂曰：‘狂贼入朝，为一头奴耳，复得噉人乎？’粲于座收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你看，他明明知道醉酒的人味道不好吃，可是因为要报复，不管三七二十一，杀了分给大伙一块吃。
安史之乱，唐朝大将张巡、许远镇守睢阳城，被困时间太长，城中可吃的越来越少，“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当时睢阳城内总共只有数万人，张巡、许远的部队就吃掉了二三万。
唐末黄巢起义的时候，连年战乱，“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硙，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就是把人活生生地扔到磨盘上碾碎，然后连骨头带肉一块吃下去，真是把人等同于畜牲了。史书上还有很多“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类的记载，看多了，就会想起孟子的一句名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
人性中的兽性不除，人的生命就得不到尊重。这是封建社会最可怕的遗毒之一，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时刻警醒的地方。
原载《大公报》2008年4月28日
李鸿章看球
李国文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多年前，英式足球，正是草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作为满清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衣服。而满清的朝服，是长袍加御赐黄马褂，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里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看去，不得要领，况且，这一身行头，只配坐在太师椅上，要不就在八人大轿里，在露天球场上，便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于是。他就要告退了。
不知有人做过考证没有？中国人是谁第一个到国外去看足球比赛的。这光荣大概非李鸿章莫属了。
这位满清特使，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谬矣哉，谬矣哉！”
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贵宾。
满清政府的洋务派李鸿章，作为皇帝的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访问英国。在伦敦，自然是上宾款待，优礼有加。如果说对他那套袍子马褂，翎子顶戴的穿着，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还能忍受的话，对他那种万邦皆臣于我的思维方式，和颐指气使的老爷气派，肯定就看不惯了。但洋人利之所趋，还是想办法巴结他。因为。当时的日不落帝国和沙皇俄国，都想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李是个用得着的关键人物。所以，英国政府想尽办法，在他前往庆贺俄皇加冕以后，特地派船到克里米亚去接他，一路军舰护航。在炮声中登岸，这也是大英帝国生怕俄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才到底把李鸿章请去伦敦一游的。
记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其中描写了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的一个小镜头。这位洋务派居然呸的一声，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随地吐出了一口痰。高尔基虽是革命的进步作家，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也还摆脱不了西方人的偏见。一直到如今，还是有些外国议员。总是想办法挑你的不是和不足，糟蹋中国或中国人。所以，高尔基在作品中突出这个细节，不过是这位大作家难能免俗的表现罢了。但对旧时的中国人而言，也都见怪不怪。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其《坟》一书中谈照相的文章，曾讽刺中国人到照相馆拍照，非要有一只痰盂放在脚下。说明中国人气管里多分泌物。那么晚清的李鸿章，这一口痰，就更不值得当回事了。
李鸿章这次访问英伦，有许多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演义，流传下来，成为趣谈。据说，英国绅士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极多，譬如吃烤鸡，原来是不允许用手抓来吃的，先用手按住，再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切割下来，然后，将刀按牢了鸡，再把插在鸡身上的叉子抽出来。戳上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老实说，这种相当繁文缛礼的吃法，并不可取。而且，在光洁的餐盘上。肢解这只滚来滑去的油旺旺烤鸡，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要比刘姥姥用象牙筷挟鸽子蛋还费劲。李鸿章不听洋人这一套，毫不客气地就用手抓起撕来吃。在座的主人和陪客，都是戴着莎士比亚式褶领的文明人士，面露愕然之色，不知所措。一是出于礼貌，一是出于对贵客的尊敬。大家也就照方抓药。仿效李鸿章先生吃鸡的方式。开了这个先例，从此英国人在餐桌上吃鸡的时候，就得到了解放，可以直接动手而不必使用刀叉了。
还有一件笑谈，也是有关饮食的，据说，这位大臣，在伦敦作客期间。上顿下顿的西餐，吃得很不耐烦了。那时。伦教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作西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在这位特使的下榻处，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馋涎欲滴。忙向通事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无妨入座。尽情享用，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吧舌。称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目。
有一年，我到英国，走了几个地方，吃了一些饭店，却从来没在菜单上看到“李鸿章杂碎”，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或许要到更高级的餐厅，才能点到这道名菜；或许压根儿就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演义。但我通过李鸿章的这些趣闻轶事，不禁想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就是东西方的民族差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别，好坏之分；所以，我对一些人的高见，外国的，就一定好，中国的，就一定不好：洋人说的话，就一定高明，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不高明。从来是不大相信的。
某些先生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定势，一定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很大程度上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屁股由于落后挨打得太多。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矮化现象。一个人，见了洋人，一下子先矮上半截。自然腰就直不起来。所以，也就难怪阿Q一见假洋鬼子的文明棍，脖子就不由自主地缩起，准备挨揍。
妄自尊大，不能提倡，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数典忘祖，那就更不应该。东西方文化都有它自身发展变革的过程，凡落后的民风民俗，陈旧的陋规恶习，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杜绝开化的民族惰性，都会在时代的进步中或快或慢地改变过来。李鸿章在彼得堡的博览会的那一口痰，受到高尔基的讥诮，其实，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也许并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中亚地区早就有了公共澡塘的卫生设施。可那时的欧洲人，连厕所的概念还没有呢！巴黎的贵妇，在街道上还随地便溺呢！
因此，我常常怀疑那些吃了太多的洋杂碎。而食洋不化的“精英”之类。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时，那一脸的鄙夷和不屑，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西崽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相”，到底还有多远？
原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12期
如果腐败入了军
刘诚龙
闲读阎崇年先生的《清朝六十年》，其中有一句话印象特深，他说清朝灭大明，凭的仅是努尔哈赤老父亲遗留的13副铠甲与其所带的40来号人马。13副铠甲戳穿秦岭，戳穿昆仑，戳穿泰山，戳穿三山五岳而刃不卷，锋更利，其可讶也欤？而当时，大明莫说有四亿人口，四千万怕是绰绰有余的吧，努尔哈赤四十人，大明对付金清，百万比一，即使搞“人海战术”，也不在话下啊，再而言之，其时之金清，人口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万，估计所有的人口从八十老头到八岁娃娃全部来当兵，也可能不及大明军队人口的一半的一半。但是，小蛇硬是吞了大象。中国有所谓以少胜多的战役，与金清对大明比，根本就不算什么，真正以少胜多的，恐怕是清对明的这场战争吧。
我原先特别佩服努尔哈赤的胆略与勇气，13副铠甲40来号人马，居然敢“虽千万人，吾往矣”。现在，我想，即或是胆小如鼠之辈，恐怕也是都敢的，这大明之“千万人”，实在是纸糊的大老虎，不堪一击的。看那天天荷枪的军队，是一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努尔哈赤的胆气所来何自了。
明朝后期的官吏已经是廉耻丧尽，政德全无，他们公然贪污，无所顾忌，他们天天也去上班，不过不是去干事的，是去搞腐败的，“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而且根本就不掩饰，互相吹嘘，以谁贪得多为荣耀：“每以得利为夸，惟以得利为夸。”官吏之腐败，固然无可救药，但是每朝每代都是如此，未必有如明朝那么容易摧枯拉朽，兵败如山倒。
对，兵败如山倒，只有兵也“腐败”了，则什么铁打的江山、铜制的江山都将哗啦啦似大厦倒，倒得一塌糊涂。
明朝，文臣爱钱若命，武将呢，也是爱钱若命。军队里的腐败触目惊心，官僚队伍有的腐败，它都有；官僚队伍里没有的腐败，它也有。比如买官卖官，士兵当“排长”，有“定价”，排长当“连长”，有“定价”，连长当“营长”，有“定价”，每升一级，都需要用钱来买，与官僚队伍里“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既跑又送，提拔重用”几无二致。除此，明朝的军队还发明了一种“买闲”的腐败“新途径”，就是说，你这当兵的不想在训练场上吃苦是吧，那好，你交一笔钱，你就可以不操不练，无须“沙场秋点兵”，天天呆在被窝里睡懒觉可，去玩牌逛窑子也可；你既想让家里挂着“军属光荣”的匾额又想去经商赚钱是吧，那好，你交一笔钱，就可去贩盐去卖布去开五金器具店，而且你再交一笔钱，那军马也可以归你驱遣去搞运输，价格是每马月纳三百余钱。
军队是不能搞经营的，军队一搞经营，那就是“武人都惜命，武人只爱钱”了。而明朝的军队特别喜欢搞“经营”，其搞经营手法有二，一是给商人“当保镖”，“搞走私”，比如自汉有“盐铁论”以来，食盐作为“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一直是由国家搞“垄断经营”的，“专买专卖”的，但是其中利润很高，所以也一直为盐贩子所眈眈窥视。明朝的私盐贩子找到了一顶特别坚固的保护伞，那就是军队，他们花一笔钱，给某军官，然后这军官就派一个班一个排“武装护送”，“军车”谁敢阻拦？一路通行，所以不但“往往受财故纵”，而且“往往接受盐徒财物，护送私盐出境。”二者呢，自己干脆搞起了“第二职业”。明朝为让军队“减轻财政负担”，曾经开了“政策口子”，搞“军垦”，到后来，这军垦几乎变成了军官家的“私田”，他们“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而且利用“军官身份”，一分钱的税都不纳：“凡应纳屯粮，悉置之度外。”农民种田，需要纳税，军官驱使士兵给其种田，使的资源是国家土地，用的佣工是国家发工资的人，却所有的收获“颗粒归己”，全部自肥。明英宗时有名为田礼者，“侵占屯地4100余顷，递年不输子粒。”
历朝历代，国家对军队的拨款是占财政大头的，其中的“人头经费”绝对是“打足预算”的，明朝的武将在这方面“开动脑筋”，一者发扬了腐败“老传统”，直接克扣士兵粮饷，如果财政是按人头每人每月Ｎ两银子拨付，他那里就折半，另外一半就入了私囊，贪了这一半，明朝的军官还是不满足啊，他们想，若是全部都归自己，多好，半贪了之后，想全贪，他们想的办法是，士兵死了，不上报，这还不行，士兵“自然死亡”毕竟不多嘛，那就逼迫士兵“逃亡”吧，那就放纵士兵“逃跑”吧，所以，许多连排，士兵空了一小半，而上报的人数依然“记录在册”，上头得按“花名册拨款”啊，这笔收入不少，天启年间，有名为毛文龙者，通过这种方式冒领“饷银数十万”。到了明朝崇祯帝，军队号称“数百万”，其中的“水分”也许很大很大的吧，除了崇祯相信他拥有“百万雄师”之外，可能没多少人相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