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接到瞿琮打给我的电话，他很爽快地告诉我，《狗吞》写得很好，决定发创刊号要目上。并且，他还说：“小说就是这么写的，你写小说的感觉很好。”末了，瞿琮还征求我的意见，“你愿意当专业作家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商调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这令我感到意外。
那时瞿琮是军区创作室主任，我想他从基层要个把人应该不是件难事儿。
然而，太突然了，太意外了，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一个电话，三个惊喜：一是《狗吞》顺利通过。二是得到了名人的肯定，这一点对提振信心至关重要。自从李编关于“悟性”和“灵气”的谈话之后，我的信心一度几乎被粉碎了。“小说就是这么写的。”“你写小说的感觉很好。”这两句话可是出自名家之口，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还有，机遇，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前两件都是鼓励性的，高兴一下也就罢了，且不可太当回事儿，第三个事是绝对需要慎重选择和把握的。
瞿琮那时是人民解放军的文职将军，中国音乐协会副主席，是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后来还干过总政歌舞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他写的歌曲被唱红的就有几十首，一张口就能吟唱的如：《我爱你，中国》、《颂歌一曲唱韶山》、《颂歌献给毛主席》、《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亮走我也走》、《运动员进行曲》，还有数不尽的军旅歌曲如《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哨所的喇叭花》、《我为我的祖国骄傲》等等。瞿琮是我敬重的首长和老师，是全军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物。
之前，曾经奢望，若能与这位名人见一次面，让他给自己点拨一下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如今，不仅实现了，而且还受到了他的肯定。而且居然还告诉我，有意把我调到军区创作室当我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
那一天，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心绪完全无法平静下来，眼前飞舞着的尽是“专业作家”的光环。
这的确是个诱惑。
因为，从小我就拥有文学的梦想，那么这个文学梦想的内涵是什么呢？我问自己，其实我根本说不清。
当兵后因为绘画这个特长引发出一系列的借调和外出，无法得到连长指导员的认可，入不了党，当不了班长，更不用说穿四个兜的军装了。连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你就必须回到口口声声喊热爱、但打死都不想回去的那片故土。因此我虽然痛苦但又是非常痛快地焚烧了曾经深爱着的画具，结果真的就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但是后来我又暗恋上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下了这条贼船，又上了另一条盗船。我想我是狗改不了吃屎了。
在农场我干的很好，是的，班长呵护我，因此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有时近于苛刻，他说“你好是好，但美中还有不足。”我表面上接受了，但内心却有抵触。我想在农场我都累成那样了，怎么美中还有不足呢？班长知道我思想上有疙瘩，曾经约我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班长开门见山，他说你最近读的是什么书呀？我已经注意到了，什么《百年孤独》、《三个火枪手》、《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书名怪头怪脑的，估计不是什么好书。
我想解释，班长马上制止，说：“你不要说，你肯定有很多理由，可我不想听，而且我断定它没有《毛泽东选集》好，你敢说不是？”
这话我肯定不敢说，借十个胆给我也不敢说。
我知道班长对我好，属指令性谈话，勿需你解释什么。班长说，你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候，我不拉你谁拉你？我不拉你一把就把你毁了，那是害你。严是爱，你能不懂这个道理？班长要我表态，诚恳的表态，要从思想深处找原因。我不得不带着阶级感情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班长，这些书当然、不，是肯定没有《毛泽东选集》好。有一首歌唱的好：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革命的真理金光闪……”我这么说着，班长就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我那时是口服心有所不服，多少有点调侃班长。
后来我提干了，班长却回到大别山老区他的家乡继续务农。几十年之后，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心头时常涌起酸楚和感激，我衷心的对我的班长说声：“班长，我感谢您！我错了！我真错了！”
是呀，几十年过去了，铁的事实已经证明，班长是对的。他对我是真好而不是假好，他说过我有文化，特希望我有出息，改变农民身份。那时候我痴迷文学，文学这个东西像黑夜里“鬼打墙”一样，让我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班长的话没完全听进去，有时还有点讨厌他，还在心里骂他没文化，土包子。
但是，在当时，我也很快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是的，真的不对，再一次深刻认识到班长对我真好而不是假好，我想我不能让班长失望。最后，我诚恳地表了决心：“班长，你放心，我保证，决不重犯。”
班长虽然是兵头将尾，但班长又被称之为“军中之母，”班长这一关过不好，连长、指导员那里你就别想听到一句好话。提干的时候，营教导员找我谈话，除了指出我写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之外，就是用中国最民间的、最古老的、也最能撼动人心的俗语开导我，“艺人不掌权、掌权非艺人。你写什么写？写出来有什么用？能有多大出息？”后来还有不少领导在对待写小说问题上提出过种种批评。这些都是对的。教导员的帮助简直如兄长般关怀，这种关怀是关怀到根子上了。可我还是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像没有长记性一样，一不留神就又拿起了笔偷偷地写起来。我的创作生活像是共产党的早期的地下活动，晚上在自己的寝室写稿，得把厚厚的窗帘拉上，台灯罩上再盖块布。有一次，灯泡把盖布烧燃了，差点引发火灾。
一个做着文学梦的青年人从来不敢把写作摊在阳光下进行，这是很可悲的事，现在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啊，人生能有几次？如若成了专业作家，写作就成了堂堂正正的职业，是的，与任何职业一样的神圣，再也不用偷鸡摸狗般写作了，应该是人生的美事。
然而，我始终下不了决心。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四岁了，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研究作家成名年龄，发现绝大多数作家成名都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像巴金、王蒙等人都在二十出头便驰名文坛。王勃十六七岁写出《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黄宗江九岁就一鸣惊人。还有很多很多，不好意思再列举了。我呢，都三十四了，尚未有一篇像样的东西出世呢？而且我还知道，我的基础差底子薄，名著读的也不多，就连四大古典名著还没认真读完呢。
小时候饿肚子，没有书读。后来有了“文革”，好家伙，“红小兵”、“红卫兵”，红袖章箍在胳膊上，一天到晚“闹革命”去了，哪里读什么书噢。总之，该受的教育而没受到，受到的教育也不系统，更没有多少积累，怎么厚积薄发？我想，就是当上专业作家也终难成大器呀！
那天，在一个晚宴上我碰到了女作家成平。成平是原武汉军区的专业作家，后到广州军区创作室了。她的中篇小说《干杯吧，女兵》，被拍成电影而一炮走红。成平为人忠厚，谦和，是可敬的大姐形象。席间，我悄悄把瞿琮邀我到军区创作室的事跟她说了，请她帮我拿主意。
当时，成平没说什么，宴散了，她就约我散步，散步的时候她问我是什么想法，我就很真实地告诉她我此时的心态：很激动，很矛盾，两难选择，放弃可惜，选择了又害怕。
在成平大姐沉默的时候，我还向她介绍了李文编辑对我的评价和忠告。后来，成平说：“主意最终还是你自己拿，依我看，你最好还是别干专业，这碗饭的确不好吃。继续在仕途上发展吧，把文学作为爱好挺好。”
成平特别加重了语气，说：“文学这东西，玩玩而已。”
听了成平大姐的话，我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很感激、很委婉、很诚恳地给瞿琮回了个电话。
我依依不舍地放弃了。
轻易就放弃了人家给自己创造的这么好的机会，怕瞿琮心有不悦，怕他说我不识好歹，就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解释了一番，瞿琮没有生气，很爽朗地回答我：“你的想法是对的，完全理解。”
8
不久，接到广州军区文化部通知，要我参加中越边境采访创作活动。发通知之前，军区文化部分管基层创作的干事节兄先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为纪念对越反击战胜利十周年，军区组织战区有点实力的业余作者，沿广西边防前线走一趟，搞点采访创作，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参加。
我很想参加，但单位人少事多，怕头儿不放，就嘱节兄把通知写硬朗一点，指令性和约束力强点，下级服从上级嘛。
果然，接到通知后，头儿眉头皱的很紧，甚至还不着边际的发了几句牢骚，无奈，不敢抗上，提笔画押：“按通知要求办。”
一周之后，我们在广州集结，乘车向东线的第一站广西凭祥进发。
所谓东线西线，是指中央军委对越作战的两个方向，广州军区所辖的广西边境，称为东线，原昆明军区所辖的云南边境，成为西线。当年徐怀中写了一部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中篇小说《西线轶事》，曾轰动一时，就是写云南战场的。
大巴行驶在南国的土地上。
南国的夏季满眼飘绿，瓜果的香味也沁人心脾。收割香蕉和菠萝的果农在田间忙碌，田边的公路上停放着装满水果的汽车和拖拉机。装车的果农见有军车驶过，便停下手中的活计擦把汗，向我们挥挥手，脸上带着热情的微笑。
大巴越往南行就越靠近中越边界，军人、军营、军车就多了起来，覆盖着绿色伪装网的坦克和火炮整齐列队在军营里，哨兵庄重地向我们行军礼，前线和战场的气氛越来越浓。
一个和平年代的兵，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战争，也没有接触过战事，这种气氛使人感觉到肃穆和紧张，很自然使我又想到了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
军人是战争的产物，没有战争，军人存在的意义就不大。过去读书，讲义上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最高表现形式。课堂上的东西理解不深刻。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后，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曾经的苏联老大哥面前，我们都是小兄弟。中苏友好的时候，越南与两边都好，两边得利。美国发动侵越战争，中国人讲义气，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勒紧裤腰带支援他们，钱也出了，物也送了，命都不要了，同志加兄弟嘛！够哥们吧！可中苏交恶了，越南耍滑头，一看苏联比中国强些，就投靠了苏联。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投靠也没关系，但你不能讨好苏联就反过来作践中国，典型忘恩负义的小人。后来我们跟美国建交，他更受不了了，公然的挑衅。中国人本不是好战的角儿，但政治手段外交途径拿他没办法，只有教训一下了。
中国人已经好多年没有打仗了，“文革”十年，军队又是重灾区。当时，虽然这一仗非打不可，但是，这一仗打不打得赢，上上下下都没底。越南军队不一样，一直都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不能小瞧他们，真正的全民皆兵啊。小平先生访问美国，说要教训教训越南，风也放出去了，狠话也说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吧。
于是，一九七九年春节刚过，国人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慵懒与祥和之中，中国政府突然向世界宣布：“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规模内，打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
于是，二月十七日的凌晨，我国政府选择了这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就开战了，在中越边境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万炮齐发，炮弹拖着火舌飞向越南的阵地。疯狂的炮击过后，数十万中国军人以雷霆万钧之势，越过边境，向越南的纵深推进。
然而，人民解放军遭到越军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之顽强超出预料，大有欲进不得、欲罢不能之势。好在中国军人不怕死，在“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充满着血腥口号的感召和激励下，中国军队最终一路冲杀，占领了高平和梁山，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央军委发撤军令，参战部队毫不恋战，立即撤退回国，并向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地教训了越南，但没有占他们一寸土地。
中国赢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种惨痛牵扯着十一亿中国人的神经，以致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还能感受到它的隐痛。
三月十六日撤军，广义上说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对峙了十年。这十年间，无论是西线还是东线，几乎天天都有冷枪冷炮。
由东向西，凭祥、龙州、靖西、那坡，从友谊关、法卡山再到以各个海拔高度命名的高地。我们从坑道到战壕，由战壕钻进猫耳洞，见识了中国军人的清贫和耐苦能力。听基层指挥官讲述着往日的战斗故事和今日戍边的豪迈我们都很沉重，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女作家们很感动，就不停地抹着眼泪，随后抱着十多公斤重的炮弹壳，与前线的官兵们簇拥着照了很多照片。
国与国的对立，两军的对峙与仇视，都是政治上的事，老百姓不懂政治，也不想关心政治，他们不管那么多，边境城镇悄然涌动起边境贸易。老百姓终究是要吃饭的，熬不住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劫难，尽管疯长的草丛里，坑坑洼洼的路上，掩埋着要命的地雷，他们也顾不了断胳膊断腿甚至丢命的危险，在枪口下做起了小生意。我们的军车在小镇上穿过，从恐惧和游移不安的眼神里，能判断哪些是越南边民。军队一般不干预民间活动，何况我们曾经是兄弟姐妹呢。
边境行有两个画面使我震惊并陷入痛苦的思考，一个是在某边境县的烈士陵园，面前展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烈士墓群，这片墓地只有十年的历史，墓地四周的松柏青翠葱茏，都正年轻，潮湿的泥土里安眠着数千条年轻的生命。
有生以来，没有目睹过如此壮观的墓群。
它有种巨大的震撼力，有种凝滞的气氛，这种气氛能抑制人的呼吸，使人产生窒息感。
墓碑排列整齐，从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都是一条直线，这使我想到阅兵场上军人的队列，军人的职责使然，生时，站如松，坐如钟，要显示出顶天立地的男儿威武形象。即便他们倒下了，也不乱方阵，也像生时一样，保持着军人的威严与刚毅。长眠了，也要躺出军人的尊严与体面。
作家们无语，站在墓群里凝望着一块块墓碑。
每块墓碑上都有一片瓷像，那是烈士的肖像，在肖像的下面，镂刻着烈士的姓名、籍贯、年龄、军龄、职务。有的战士只有十八九岁，这个年龄是个刚成年的孩子，他们还没有机会享受生活，因为是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选择了死亡。看着战士花季的年龄和稚嫩的面容，我的心被揪得很紧，鼻子一阵阵发酸。我们默默地向烈士鞠躬，然后摘一些野花儿，放在年轻烈士墓前。
作家们许久没有离开墓地，在这里，生者虽然无法用语言与死者交流，但死者的音容笑貌对生者心灵会带来强烈的、巨大的撞击。同时，我很遗憾而且痛心地发现，这个数百亩大的墓地长出了没膝深的杂草，杂草的疯势说明了人们对烈士们的忽略甚至遗忘。
守园老人无精打采，我们的汽车到了门前，老人还在打瞌睡，喇叭响了好几声他才醒来，伸了个懒腰，把门打开后，我们还未进门他就又闭上两眼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