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清明》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这首《清明》诗，问世一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钟爱。每当清明来临，人们在归家扫墓、祭奠先人的时候，总会自然而然地吟诵起这首诗。如果恰遇上阴雨的日子，那吟诵中总不免添上几分感伤的色彩。这么一首小诗何以如此动人心魄？盖因诗虽小而内涵丰富，有时间，有人物；有叙事，有对话；有写景，有抒情。诗中景物特征鲜明，“清明时节雨纷纷”成为长江中下游一带独特的时令标记；抒情引人共鸣，“路上行人欲断魂”总叫人产生思乡之幽情；而“牧童遥指杏花村”这特有的农村生活图景，又总能激起人们对古朴淳厚的农耕时代的向往。所以杜牧的《清明》诗实则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清明”的符号，后世诗家若想再作清明诗，多半恐怕是要望而却步的。
一首《清明》诗，使“杏花村”名满天下。一千二百年来，人们访之，咏之，考之，争之，试图从全国众多的杏花村中得出一个确定的意见，到底哪一个杏花村才真的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
流行的观点
杜牧笔下的“杏花村”究竟在何处，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山西汾阳县东的杏花村，二为安徽池州贵池县西郊的杏花村。
汾阳杏花村，相传自南北朝以来即以产“汾酒”著名，其酒享有“甘泉佳酿”的盛誉，还曾在1916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因为杜牧有《并州道中》一诗，有研究者便认为杜牧曾到过太原，因唐时并州州府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太原，而从太原到汾阳不过一百五十华里，因而推断出杜牧可能经太原往汾阳品汾酒。
贵池杏花村也是以产酒著名，据说有著名的“黄公酒垆”。尤其重要的是杜牧于公元844年9月至846年9月在池州任了两年的刺史，贵池即池州州府所在地。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同“杏花村贵池说”。清代的《江南通志》、《安徽通志》和明、清两代多种版本的《池州府志》、《贵池县志》上，均有明确的记载。清康熙年间贵池人郎遂还历经十一年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该志作为全国惟一的村级志被收入清乾隆朝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地理存目六），并撰《提要》。另据清光绪年间《安徽通志》称，清政府也将贵池杏花村专条收入《一统志》。正因为有这些权威的依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的《辞海》在“杏花村”词条下干脆就有这样的义项：
在安徽贵池市西。向以产酒著名。《江南通志》载：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即指此。
这就有点一锤定音的味道了。然而，无论是“杏花村汾阳说”，还是“杏花村贵池说”，都存在致命的弱点。
立论的基础
说“杏花村”在汾阳也好，说“杏花村”在贵池也好，都是把立论的基础放在“酒”上，即两处杏花村都是以产酒闻名，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清明》诗本身提供的信息，即便略有涉及，也不作全面的研究和科学的考证，只取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自然难免留有漏洞，难以让人信服。
杜牧“杏花村”考证之难，关键是《清明》诗没有编年；如果有编年，再结合诗人平生行迹，就容易得出结论了。也许正因为这个问题，一般杜牧的诗集都不选此诗。有这个难点，今天我们研究杜牧“杏花村”的归属地只能从诗的本身来寻找研究的线索。从诗的本身，我们应该可以提取以下信息：1。杜牧写该诗的时间在“清明时节”，即农历的三月上旬。“清明时节”不应该仅指清明这一天，而应该包含着清明节前后的几天。2。写诗的地点，或者是诗中所写事件发生的地点，应该是在一个春天多雨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村子叫杏花村，或者不叫杏花村但村中多杏花。那“杏花村”距驿道有一段距离，但又不是很远，恰好目光能及。3。“杏花村”是诗人路过的地方，而不是终点站，而且诗人是第一次路过，人地生疏，需问路于牧童。4。诗人此时心情惆怅，且旅途劳顿，急欲借酒浇愁，并借酒解乏。
这些信息其实是并不难提出的。这里不妨看看周汝昌先生在《唐诗鉴赏辞典》中的解释：
这一天正是清明佳节。诗人小杜，在行路中间，可巧遇上了雨。……这日的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这也正是春雨的特色。这“雨纷纷”，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的；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断魂”，是竭力形容那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在古代风俗中，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演观赏，或上坟扫墓；而今行人孤身赶路，触景伤怀，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又平添了一层愁绪。因而诗人用了“断魂”二字。……前二句交待了情景，接着写行人这时涌上心头的一个想法：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头的愁绪。…………
“遥”，字面意义是远。然而这里不可拘守此义。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隐约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帘——“酒望子”来了。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周先生的解读实在是十分贴切十分形象，它好就好在突出了诗的意境，再现了杜牧当年过“杏花村”的情景，这情景的要素便是笔者在前面提出的四条。这四条是捆绑在一起的，同时具备了才行，而不仅仅是“酒”。其实在诗中，“酒”只是一个道具，正如周先生说的，是用来驱寒、用来浇愁的，“酒”映照出来的是人的心境。心境不合，光有酒管什么用呢？正因为此，这酒也无须是“名酒”，诗人本是路过，并非专程冲着“名酒”来的。倒是酒店（“酒家”）是重要的，没酒店就没人卖酒，没人卖酒就喝不了酒。所以诗人“借问”的是酒店而不是“酒”，“牧童遥指”的也是酒店而非“名酒”（牧童年幼，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是“名酒”）。当然，“杏花村”也许真的产“名酒”，但也可能只是农家自酿的普通的酒。对照这番解读，汾阳杏花村和贵池杏花村虽然都是产酒的“名村”，但在其他方面确还存在一些难解的疑问。
牵强的“汾阳说”
先说汾阳的杏花村。
古代汾阳有无杏花村？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池州日报》曾刊载郎世清先生的文章《“杏花村汾阳说”质疑》，该文中说：“笔者翻阅乾隆年间《汾阳县志》，查无‘杏花村’；在《艺文》卷中，收录古人诗作多多，但查无唐、宋、元、明、清等历代诗人吟咏汾阳杏花村的诗篇；更无记游之类的文章。”如果郎文所引资料准确，那么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的。
二是遍考杜牧的生平资料，没有他到过山西的文字记载，清乾隆《汾阳县志》的《艺文》卷中，共收有九位唐代诗人的十二首诗作，但无杜牧之名。晚唐和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以及古《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也没有杜牧到过山西境内的记载。说杜牧到过山西者的唯一举证，就是前面说到的那首《并州道中》的诗。但这首诗是否真的是杜牧的作品是存在疑问的。这首诗收在杜牧的《樊川文集·别集》中。《樊川文集》本集二十卷是杜牧生前嘱托其外甥裴延翰集辑并作序的，可信度高，而其《别集》和《外集》是由宋人集辑的，多有错误，可信度较差。缪钺先生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在编《杜牧诗选》时在《前言》中写道：“别集中如《边上晚秋》、《青冢》、《边上闻胡笳三首》、《并州道中》诸诗，也都可疑。我以前作杜牧之年谱，考订杜牧生平事迹，每年行踪，历历可考，他未尝到过并州与边塞，这些诗可能也是他人作品混入者。”
最重要的是山西的气候。赵济、陈传康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地理》中指出：全国各地的干湿季节变化可以归纳为七大类型，其中华北为“夏雨春旱型”，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为“春雨、梅雨、伏旱型”。我国降水量的空间分布是从东、南两个方向向西北内陆减少，东南沿海的粤、闽、台和浙南的降水量一般都在1800—2000mm左右，长江中下游流域为1000—1600mm，到了秦淮线一带大致为800mm，黄河下游、陕甘南部、华北平原约为500—600mm。又指出：华北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湿润气候，降水集中在夏季，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55％—75％，春季降水仅占全年降水的10％—20％，春旱夏涝发生频繁。这种降水量少、春旱夏涝的气候特征在山西应该说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除了降水少，华北地区的雨型也与淮河平原及其以南地区不一样。淮河平原及其以南地区的降水具有准静止锋性质，雨型是“连阴雨”，而淮河平原以北地区的降水呈过境锋性质，不具有“连阴雨”特点。所以无论是雨季、雨量还是雨型，在山西都很难形成“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
有人要说，凡事都有例外，也许杜牧去的那一年的春天，恰恰就春雨绵绵了。可惜这种假设不能成立，因为那唯一的例证——《并州道中》否定了这种假设。我且将这首诗录在这里，读者一看便会明白——行役我方倦，苦吟谁复闻？
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
极目无人迹，回头送雁群。
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假如我们同意杜牧正是在写这首《并州道中》的时候到了并州，并前往了汾阳品汾酒，那这“戍楼春带雪”的景象与“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如何放到一起呢？所以，唯一的假设也不能成立，“清明时节雨纷纷”绝不是写的汾阳，杜牧诗中的“杏花村”也绝不是产汾酒的汾阳杏花村。
也许从前的研究者也早已注意到“杏花村汾阳说”的牵强，所以在1999年版《辞海》中所录“杏花村”词条下还有这样的义项：
在山西汾阳市东部。相传自南北朝以来，即以产“汾酒”著名，享有“甘泉佳酿”之誉。
只说它是汾酒的产地，却只字不提它与杜牧“杏花村”的关系，可见编者的态度了。
“贵池说”的疑点
长期以来，贵池杏花村作为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建立在三个基石上：一是贵池确有一个杏花村，且以产酒著名；二是杜牧曾任池州刺史，其州府所在地就是贵池；三是池州地处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气候特征是春天多雨，常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有这三个基石，如果不做深入的研究，很容易产生简单的认同。事实正是这样，提出“杏花村贵池说”的人们正是这样推理的：杜牧在任池州刺史时的某一天，下着蒙蒙细雨，杜牧因为心情不好，一个人往郊外走去，想要寻一个饮酒的地方，于是向路上的放牛娃询问，放牛娃便用手指着告诉他：前面杏花村有好酒。
事情就这么简单，然而疑问也是这么简单：
第一，杏花村近在肘腋之间，（明嘉靖二十年《池州府志》：“杏花村在城西里许”），杜牧作为一州刺史，辖区内有这么一个名胜，他能不知道？还用得着问路于放牛娃吗？
第二，或曰：杜牧是第一次去杏花村，所以要问路。但杜牧作为一州刺史，最高行政长官，为什么不带随从作为向导，偏要去问路于放牛娃呢？
第三，又或曰：杜牧是刚赴池州任时去杏花村的，第一次到，所以要问。那么，人们也要问：杜牧是什么季节去的池州？走的是什么路线？可有人接待？
这就要回到我前面提出的四条立论基础上来。要证明杜牧“杏花村”在池州，仅有前面提到的三个基石是不够的，还必须弄清楚杜牧第一次来池州的时间、线路、情景、心情诸要素。
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杜牧的《祭故处州李使君文》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回顾他初赴池州刺史任时的情形，兹录于下：
及我南去，君刺池阳，我守黄州，葭苇之场。唯君书信，前后相望，辞意纤悉，勉我自强。律我性情，补短裁长，一函每发，沉忧并忘。幸会交代，沿楫若飞，江山九月，凉风吹衣。为别几时，多少欢悲，志业益广，不可窥知。
长人之术，酋为吏师，纵酒十日，舞袖僛垂，语公之余，且及其私，许以季女，配我长儿。（《杜牧全集》卷14）这一段文字中含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呢？第一，杜牧于会昌四年（844）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他往池州赴任的时间是农历九月。关于这，各种写杜牧生平的书籍都是这么记载，应无异议。第二，杜牧走的不是旱路，而是水路，从黄州乘船东下直达池州。两州均临长江，这么走是最方便的。第三，池州原刺史是李方玄，杜牧去是接替李任刺史的。而李则改任处州刺史，但新的任命文书还没到他就去世了（杜牧有诗名《池州李使君殁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所以杜牧的这篇祭文是“祭故处州李使君”。第四，杜牧与李方玄是故交，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京城相遇，都还没长胡须（《祭故处州李使君文》：“忆昔相遇，两未生须”）。大和七年（833）两人又在宣州见面，高谈放论，欢聚多日。杜牧任黄州刺史期间，两人常有书信往来，所谓“唯君书信，前后相望”。第五，杜牧去池州赴任，因能再次与李方玄相会，所以他心情急迫而兴奋。“幸会交代”，是说为能碰上接替李方玄的职务这么一个机会而感到幸运。“沿楫若飞”，是说船行得很快，表现了杜牧急切兴奋的心情。第六，在池州与李方玄相聚的那些日子，两人相处得十分快乐，“纵酒十日”，还有歌舞助兴。谈论的问题除了公务，还有私事，就是在这次会面期间，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李方玄将小女儿许配给了杜牧的大儿子。由此可以看出，杜牧第一次去池州，不是在“清明时节”去的，而是在九月。选择的线路不是旱路（“路上”），而是水路，是乘快船去的。他这次去不仅仅是履新，还是会友，因而心情急切而兴奋，没有任何“断魂”的迹象。到池州后，与友人欢聚，连续十天吃酒，欣赏歌舞，谈论公事，又畅叙友情，心情一直都是很好的。据此，说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就是池州贵池的杏花村也是失之草率的。
可贵的质疑和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江乐山先生就发现了“杏花村贵池说”的不可靠，并发表《杏花村考》一文（载于湖北大学《中学语文》1986年第8期），在文中提出：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其实就在齐安（湖北黄州）的麻城县古镇歧亭镇旁。江文认为，“杜牧调池州是在会昌四年（公元844）的‘穷秋’，而不是清明”，“到贵池后，即使于某清明节外游过杏花村，其路程很近，因杏花村就在贵池西郊一公里处，故不会产生‘断魂’之感，也不会孤身冒雨赶路。”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他这种大胆质疑的学术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江文在考证“杏花村”在歧亭的这一论题上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证明“歧亭处于洛阳至黄州的要道上，是南朝以来的古城”，镇北五里处有杏花村，村中有美酒；杜牧任黄州刺史时曾上黄陂（唐时属黄州，今武汉市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有《题木兰庙》一诗为证），这一日可能正是清明，杜牧在路经歧亭时可能到“杏花村”饮酒，并作《清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