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躬行与笃行
一躬行与笃行意思相近，“躬行”是亲身实践之意，“笃行”是一心一意实行之意。儒家基本经典《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问思辨行”与（伏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修身的重要项目，历代思想家对此都有论述，但知与行作为哲学范畴在宋明理学中讨论最多。所以躬行、笃行各方面的含义，理学家所说最为深切著名，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合一等问题的考察，都得到超越前人的成果。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躬行实践的强调，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重实践、重道德修养、重实用技术等特点，这些特点对实践高于理论、实用高于玄想、务实不尚空言等民族性格的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应结合民族思维的这些特点和道德修养的具体项目，辨析其深切含义，是大有益处的。
二、慎言与慎动
慎言与慎动是指言语和行为要谨慎，勿放纵之意。中国最早的经典《诗经》、《佐传》中就有对慎言的记载。《诗经》以白玉之暇易磨，而言语中的错误难改来说明言语应该谨慎，应该深思熟虑而后提出。《左传》更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话，强调说话要有凭据，认为信口开河是结怨招祸的根由。孔子以“讷于言而谨于行”作为仁人的重要标志，反对言过其实，更反对巧言令色取悦于人。就连极少言道德修养的老子，也有“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样的隽语名言。《易传》把能否“谨言行”作为事之成败的重要因素，嵇康的《家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把谨言慎行引为训诫后代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更把言语行为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教导弟子多在言行上省察克制，不敢有丝毫放逸，并强调“慎独”，在人不知而己独知时检点行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慎言慎动的论述，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应该时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待人接物，谦虚谨慎，从日常行为上培养严谨的作风。当然，谨慎不至于拘泥，洒脱不至于放逸。
三、事上磨炼
事上磨炼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有价值的修养方法。孔子教人在具体事务上锻炼才干，磨炼意志。孟子认为实际事务甚至痛苦境地的磨炼是人担当大任的先决条件。宋明理学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更把事上磨炼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事上磨炼比书本所得更真实、更深切。事上磨炼既做了实事，又能在其中体验人生，增进修养。“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一般人的信条。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兴起，反对空疏讲论，提倡经世致用，更给事上磨炼增加了新内容。如明代王廷相的“习于己而不达于事者谓之腐儒”，“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还有胡居仁的“圣贤之学无不在实地上做”等等。
事上磨炼表明儒家注重现实、注重实际事务，把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培养理想人格作为根本修养方法。这对于现代人培养实际能力，磨炼意志，造就健全人格，丰富生活阅历，树立良好的责任感和人生观，都会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
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道德统帅知识，强调真和善的统一。至真至善，是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极致。至真至善的人，就是圣人。虽然称得上圣人的只是极少数，如儒家所谓圣人不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但历代都有士人把成圣贤作为最高目标。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仁智统一。仁的包蕴很广，涉及道德的各个方面；智，主要的意思是才能。另外，孔子认为“仁者不惧”，所以孔子的理想人格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勇气，也就是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奉行正义，始终不渝；《易传》的理想人格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说，是一个与天地精神为一的人。荀子和以后的儒家，又给圣人增添了新的内容，对理想人格所具有的“气象”和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作了具体描述。道家也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如庄子曾用“真人”、“神人”、“至人”表示他的理想人格。道家的理想人格，往往被赋予某些超人的性质，如庄子的所谓“登高不傈、稻火不伤、入水不溺”等等。而老子的思想人格，是与自然原始质朴为一的人，即所谓的“复归于婴儿”。儒道二家的人格理想相统一，便是魏晋的圣人观。它显著的特点是内圣外王。魏晋玄学的理想人格是人世而出世的，即“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宋明理学剔除了道家理想人格中的超人性质，把理想人格放在平实的、现世的基础上。理想人格是人世中的一员，他不是超人的存在，但他又难以企及，理想人格既切近又高远。宋明理学论证了理想人格的根据，认为理想人格代表了天道、诚；理想人格的气象，就是“啐面盎背”、“德润身”、“四时佳兴与人同”；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就是孔颜乐处；理想人格的修养特点，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理想人格的现实道路，就是格物致知、涵养用敬、致良知等。宋明理学对理想人格的各个方面都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作了充分阐发，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圣贤之学。宋明理学的圣贤观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才受到根本撼动。
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有圣人、亚圣、贤人之分。明代思想家王廷相说：“圣人，道德之宗正，仁义礼乐之宰摄，世固不获见之矣。其次莫如亚圣者，契道之真，以命令于一世焉。”圣人，则孔子；亚圣，则颜回、孟子；贤人，则历代大哲。理想人格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境界。圣贤气象，是他们精神境界的外在表现；圣贤功业，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发出的作为。对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历代儒者都有论述，至宋明集其大成。如：圣贤志气如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能知几，能审位，能践形，不怨天，不尤人，圣人之辞简，其理浑……圣人的精神境界是纯粹而完美的，是难以企及的，但又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又是可以努力修养达到的。
一、君子与圣贤
君子即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人。圣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指理想的、完美的人格。圣人在层次上高于贤人。儒家所说的圣人，多为上古时代的帝王及贤臣，如尧、舜、禹、周公、孔子等，儒家还构造了一个圣圣相传的“道德”，树立了一群不同时代的人格典范。
中国关于君子和圣贤的论述极多，涉及何为君子、圣贤，圣贤的精神境界及其外在表现，修养成圣贤的途径等等。可以说，中国是个崇拜圣贤的国家，儒家学说从广义上说可以说是成圣成贤的一套理论。许多理学家也称自己讲求的学说为“圣学”。中国古代典籍对君子和圣贤有许多描述。孔子以“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说君子，以“博施济众”而又有崇高道德的人为圣人。这些说法，为以后的君子、圣人定下了标准。君子重在个人品德，圣贤则道德功业并重。
君子、圣贤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层次，是历代士人的追求目标。历史上圣贤的人格和功业，曾激励过无数人努力奋斗。只要剔除其中不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成分，古代圣贤的许多方面仍然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我们需要新时代的君子和圣贤。
二、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孔子称赞他的弟子颜回粗陋的饮食，偏僻的居处，一般人难以忍受，颜回却不改其乐。此后，孔颜乐处成了安贫乐道的代名词，成了儒家注重精神享受，以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内心愉悦的代名词。孟子的所谓“大丈夫”，其表现之一就是“贫贱不能移”。西汉杨雄说“圣人乐天知命”，把孔颜之乐放在高于世俗富贵之乐的地位。在宋明理学中，孔颜乐处更成了初学者立志，富贵者自警，穷乏者保持廉操的座右铭。周敦颐教少年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并在其著作《通书》中专辟“颜子”一章。程颐因一篇《颜子所好何学》受到太学祭酒胡瑗的赏识。张载认为颜子好学不倦，具有仁智品德。朱熹把孔颜乐处扩大为与天地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孔颜乐处也就是存理去欲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明代薛碹指出孔颜乐处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靠身体上的自苦，而是靠刻苦励志、道德修养来达到的。
孔颜乐处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也还是需要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人的思想，人的精神追求。它能够激励人们不畏艰苦的生活，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去追求自己的道德理想、精神享受。当然，追求道德理想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决不能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三、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最早是孟子提出的。孟子认为，道德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就会产生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鼓舞人为实现道义而勇往直前。浩然之气不同于匹夫之勇，它是由道德修养产生的，并且要用道德修养去保护它、加强它。养浩然之气不能间断，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培养。它积累至极，可以“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并不神秘，它实际上是由道德修养而产生的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浩然之气千百年来成了鼓舞志士仁人不畏艰险，不恤死亡，决意行道的精神力量。
浩然之气在宋明理学中得到特别发挥。宋明理学家推崇孟子，把养浩然之气被当作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二程、张载、朱熹、王阳明都有许多论述，他们在论述中提出了各自的道德修养理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培养浩然之气，需要为道义勇往直前，需要在各种非正义面前为正义而斗争。这种精神的力量在现代乃至未来的社会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至于正义、道义，其具体内容则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原则，这反映在伦理学上就是真善合一。中国哲学的许多命题是关于天道的，也是关于人道的。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学说，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和宇宙普遍法则本质上是同一的，修养的极致是与天为一。《易传》认为，圣人应该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到汉代，兴起统天地人为一的理论模式，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笼罩一切。魏晋玄学亦讨论“天人之际”，认为圣人“体冲和以通无（道）”。宋明理学把天人合一学说推到一个更广阔的阶段。程颐、朱熹认为宇宙根本法则与具体事物上体现的理是一致的，提出格物致知与涵养主敬的修养方法。陆九渊认为心中之理与宇宙之理“至当归一，精义无二”，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等命题。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天地之化与君子之德原无异理”，并认为人可以载成辅相天地。
天人合一可以从许多方面解释和发挥，我们今天除了把天看做人生活的环境、活动的背景因而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求得人与自然的协调平衡之外，也应具有与天地万物为一的胸怀，使自然法则成为增进道德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