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推崇“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一直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仁”这个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孔子第一个把“仁”同“爱人”联系起来，即把“爱人”作为“仁”的一个根本要求，从各个方面对“仁”作了全面的阐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积极方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特别是当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应当以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追求等方面，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这样，人和人之间就能够增强理解，就能够相互体贴和相互帮助，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容易化解了。孔子还从消极方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尽量不要损害别人，力求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凡是自己不愿意别人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事情，自己都应当自觉地不加于别人的头上，以免使别人受到伤害。墨子从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纠纷、祸乱，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所引起，即“不相爱”所引起的，因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墨子认为，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仁”就是“人”，就是“人心”。他以“良知”、“良能”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孔子和孟子有“关爱”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是自觉考虑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人本主义。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只要能发挥、扩充这种对人类的同情和慈爱，就可以使家庭和睦，使整个社会得到更加和谐的发展。“仁”不但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理论，而且又是实行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类，他们在最基本的方面，就必须有着共同的情感、欲望、要求和志趣，因此，只要拿自己作比喻，就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同情与爱护，就能够真正实现“爱人”的目的。孔子说的“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孟子说的“善推其所为”，就是对这一方法论言简意赅地概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往往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并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但是，以总的社会效果来看，这一人本主义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家庭、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应当说，仍然发生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以特有的民族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发展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启蒙主义思想，说明这种人本主义原则在社会发展中，既能够成为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又能够由强调人民的利益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始终亲人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3.提倡人伦价值，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责任。
《尚书》中就提出了“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尚书·尧典》），确立了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五种人伦关系道德要求。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则，认为“君”和“臣”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进一步规范了君臣之间相互关系中各自应有的态度。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墨子以“兼爱”出发，强调人伦关系的各方，都要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认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对中国自西周以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认为君和臣都有其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如果国君不能对臣下尽自己的义务，就会受到臣子的严厉报复。孟子还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的五伦关系，并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对维护封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五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我们必须加以摒除，但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应当加以批判地吸收。父母子女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长辈和幼辈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都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新兴人际关系，建立起新的道德原则，对于五伦关系中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等，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新的意义，对于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五伦”关系中，尤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父慈子孝”，是对“父子有亲”的进一步解释。“孝”被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只有能“善事父母”，才能对他人有信，对国家尽忠。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未仁之本与。”孝顺父母就不会犯上，显然，在当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同时也强调了“孝”是“仁”的根本，只有做到了“孝”，一即在家庭中能“善事父母”，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对待社会。中国传统伦理中把“善事父母”看做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最基本前提，把对待父母的态度作为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基础，这一思想，是有合理因素的。“善事父母”，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顺从，对父母的错误，也应当提出批评，进行谏诤。但是，在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孝”，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尊者讳”的烙印，在尊者与卑者的关系中，总是要压制卑者的权利。特别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过西汉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家的扭曲，对孝更作为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解释，这是我们在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的。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强调父母应该关心、爱护、养育、教育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应当孝敬自己的父母，体贴自己的双亲，并在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主动担负起赡养的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4.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在于人有道德，因而，人们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对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他人、对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要实现这种追求，就应当明智。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孟子把“智”看成是判断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认为“是非之心，智也”。在古人看来，“明智”则必须“好学”，学习既包括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也包括学习伦理道德知识，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圣贤由学而成，道德由学而进，才能由学而得，离开学将一事无成。《札记·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求人们通过勤奋学习，学以成德，学以成性，“变化气质”。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气质”，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的根本要求。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认为人生在世，虽不免一死，但有三种成就，可以在人们的心中长存不朽，其中最不朽的成就，就是个人的高尚品德。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并把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看做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孔子称赞他在“德行”方面最满意的学生颜回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追求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把无私无欲的“真人”、“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圣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中国传统道德对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总是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共同发展。尽管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这种精神境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人们仍然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诚挚态度，孜孜不懈地不断追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又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表现出为追求崇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
5.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
重视修养践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强调道德主体在完善自身中的主体能动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树立起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奋发志气，切磋践履，养心修身，变化气质，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人格目的。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不会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他说：“荀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他说：“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遥远而不可达到的，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修养，就一定可以达到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够达到道德理想的最高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不能执著追求的结果。墨家也非常强调“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注意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把“所染”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在提出道德境界的理论时，也认为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不同的层次，在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也必须要经过不同的阶段。但他们都一致强调，人们应当沿着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直至最终达到道德的高峰。
为了达到道德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要“克己”、“内讼”、“养心”、“慎独”，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强调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师”、“见善如不及，见不善为探汤”。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强调每天都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检查，以求在道德上能够不断地进步。孟子讲“养性”、“养气”，认为通过自己“持其志”的修养功夫，可以涵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就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就可以临危不惧，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宋明理学家们，更加重视修身养性的各种功夫，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证了“省察克治”、“操存夜气”、“惩岔窒欲”、“静坐持修”以及“居穷敬理”、“先立乎其大”等思想，这对于增强人们道德修养也有重要的作用。他们还特别注意到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认为道德理论和道德知识同一般理论和知识不同，它要求人们必须亲身去践履这些理论。宋代的思想家朱熹强调“道问学”和“尊德性”的统一，他根据《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岔窒欲，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们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他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反对道德理论同道德行为的背离。
以上五个方面，是对以儒、墨、道、法等各家的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概括。从这五个基本方面出发，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衍生出许多德目，并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爱国爱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尊师敬业等，都一直为人民所传颂并奉行，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除了这些具体的，还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民爱物、奋发图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经历过无数患难与困苦，但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说，这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分不开的。
正确对待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
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属于精华的部分，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属于糟粕的部分，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能全盘肯定、全面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全面抛弃。要看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否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剔除那些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成分，继承和弘扬优良的道德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