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潮剧戏谚在其他剧种的戏谚里也能闻知，且认同。其中，关乎戏剧的外部规律的，比如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之类，为数不少。潮剧戏谚有云：“棚顶做戏棚下有。”棚即戏台，棚顶即戏台上，从前的潮汕少有固定戏台，不比晋豫、中原显赫地，层台飞阁，急管繁弦，此地大多临时搭戏棚。这戏谚的意思是，台上的人物和情节，在台下的生活中往往可以看到。又有戏谚云：“做戏有世情”、“看假戏流真目汁”（“目汁”系潮语方言，即眼泪）。与前谚同理，戏台反映生活，有世俗相，有人情味。还有一些戏台楹联，“乾坤一场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鉴，对影莫言身外身”、“面目总非真，借己证人由他去做：事情多不假，观今鉴古要你思量”，也都在阐发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道理。另外，关乎戏剧的内部规律的，比如戏剧结构之类，也有所涉及。有一副潮剧的戏联换了个幽默的说法，颇耐人寻味：“爱看早点来，大文章全靠起首；要离慢些去，好结局还在后头。”这副戏联以“早来”和“慢去”妙赞戏剧的“开头”与“结尾”，实际上说的是戏剧结构的学问，这使我联想起焦菊隐先生关于“豹头·熊腰·凤尾”的立论。再有，关乎演员的修养和敬业精神的，诸如“戏令如军令”（戏剧是综合性艺术，集体性强，因此戏令如同军令），“上棚无喊”（上场前无须舞台监督“喊场”通知）等，也都使我联想起人艺演员的座右铭——“戏比天大”！
我更感兴趣的是潮剧戏谚中较之其他剧种戛戛独造的部分，其间有一个光芒四射的思想——尊崇演员。
演员作为戏剧中最重要的元素，在潮剧戏谚里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评价。有一句戏谚叫“做戏状元才”。在中国社会漫长的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演员历来被人们称作优伶，与娼妓同列，更蔑称“戏子”，足见地位之低下，唯独我潮戏谚将“戏子”比作人皆称羡的尊贵的人杰——状元！我听说家乡从前有个令人深思的习俗，每当戏班下乡演出，开饭之际总有三二村妇前来索取几粒“戏饭”，她要给在学就读的学生吃，她们坚信，吃过“戏饭”的孩子一定可以像演员一样聪明，将来得中状元。另一句戏谚更有过之：“三年能出一状元，十年难出一小生。”我们无须探讨“难出”小生演员的技术原因，诸如唱曲负荷大、调门高，与“乌衫”（即青衣）配搭的重头戏多等等，我们必须明了的是人们对小生演员的艺术价值的认可、肯定和颂扬。“十年难出一小生”，与此句式相类的说法当然还有，比如说韩愈，这位曾经的潮州父母官，因为他的功业千秋不朽，在他身后耸起了韩山，淌过了韩江，“从此江山改姓韩”！或日：“千年难出一韩愈！”不过，那是不同领域的事了，比不得的！
尤其独特的是尊丑。潮剧戏谚有云：“无丑不成戏。”说的是丑行在全剧中不可或缺的分量。又云：“花旦三分丑。”说的是丑行对其他行当、尤其是带有喜剧色彩的行当在审美上的影响。更有丑角自身的特殊性，如戏谚“无技不成丑”，这个“技”须是高超之“技”，唯丑独有之技，皮影步、狗步、摇肩磨步、草猴拳、仿生身段、瞎子身段、女丑身段、折扇特技、烛台特技、椅子特技、溜梯特技、吊绳特技、活髯特技、柴脚特技、旋袍特技……真个无技不高超！又如戏谚“花旦平肚脐，小生平胸前，老生平下颏，乌面平目眉，老丑四散来”，指的是各行当表演时候手部动作的基本区位，大致都有规范，唯独丑行则是没有规范的规范，“四散来”当然不是任意胡来，而是丑行表演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的生动体现。尊丑，也许不独囿于潮剧，另一些古老剧种或有耳闻：尊丑，也许可以追溯到唐朝，据说唐明皇打过鼓．演过丑角，他是祖师爷，梨园子弟便认可打鼓佬得以位居九龙口，更认可丑角得以坐戏箱。尊丑之说，能有系统、成格局，仿佛认可一个不成文的法规，那得数潮剧！潮人尊丑，老少咸悉，妇孺皆知。有戏谚说，“好深波（一种高边锣，潮剧的特殊乐器），会压棚（造就音乐气氛，起到压台的效果）；好老丑，在下半夜。”
从前戏演整夜，下半夜戏尤为精彩，全靠好角。啊，因为尊丑，连丑角的道白也回转出新义，戏谚说“老丑说白话”，白话便是地方方言，老丑的道白是群众好懂的大实话，这情形昆曲、京剧亦相类，然则不同的是潮剧老丑的这个“白话”引申出入际交往的新概念——不要闪烁其辞，不要拖泥带水，要开门见山，要直截了当。
潮剧戏谚还有一些不同凡俗的亮点。比如对艺术的欣赏追求一个“静”字。有一句戏谚，叫“静过老三正”。“老三正”是从前的潮剧戏班老三正顺班，因其演出风格细腻，剧场效果甚佳，民谣说，“老三正，无看心头痛”
（意谓看不到老三正顺的戏，心中十分痛惜）。大艺术家于是之曾对我说过，“演员在舞台上感觉最好的时刻，不是热烈的掌声，也不是哄堂大笑，而是静，观众静静地听着，一点声息都没有，连掉根针都听得见。”我想，这与一般追求“闹热”的欣赏趣味大相径庭，此间有品位之分，有格调之别。与此相链接的还有另一句戏谚，叫“戏臭多诙谐”，这个“诙谐”不是表现智慧的幽默，而是低级趣味的搞笑、噱头、花架子等等。又比如对剧目的选择、排演乃至营销，有一句戏谚叫做“生戏熟乞食”。说的是两般极致，一种效果。乞食（潮语作名词，当乞丐解）乞讨，人地愈熟愈好，熟能造就一种感情的投入：演戏则相反，要到剧团少去的地方，要演观众少见的剧目，生能唤起新鲜的感觉。戏要生甚至还包含另一种意思，即新生面，刻意求新，大胆创新，花样翻新，推陈出新…，，啊，我们不要低估了戏谚的审美价值。
我同《读书》
我同三联书店结交的时代。是一个全民思考的时代。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了。虽然自上而下都在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解放也要有足资参照的思想材料，像“文革”中那样除了“红宝书”什么都不许看、什么都不许想，还谈何思想解放！
那时，人民出版社大体还是马恩列斯毛，尽管大家未必真正读懂了，但至少已经耳熟能详，若是还按原样诠释，中国很难走出已有的模式。商务印书馆的书，重点是汉译名着，自然都是好书，不过一来这些书难啃，二来这些经典学术名着与当前的思想实际总觉隔了一层。三联的书不同，它选择的书，是那些既能传递新的思想信息，又读来颇有趣味的书籍。譬如房龙的《宽容》，在经历了思想禁锢文化专制的时代，经历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连家庭中也斗来斗去毫不宽容的时代，读来犹如一阵清风沁人心脾。其他如《人类群星闪耀时》、《文明与野蛮》、《欧洲文化的起源》等等，都畅销一时，对打开眼界、解放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还在“三联书店”真正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之前就已创办的《读书》杂志，更是因其明晰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清新的文风，受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喜爱。“读书无禁区”在今天听来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类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文化垃圾的时代尚未完全过去之时，这一声呐喊，真有石破天惊的气势。那个时期，三联书店真受欢迎。有人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并非夸大其词。
不过，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同三联书店也只是一个书籍爱好者同一家出版社的关系——它印书，我买书。
同三联书店较为密切的联系，开始于一九九〇年。《读书》杂志的赵丽雅女士突然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为《读书》写一些稿件。我对《读书》向有好感，承蒙邀约，就把正好写就的几首诗词连同丁聪先生配好的画一并寄给了她。几首诗的总题是《玩具杂咏》。这类咏物诗词大体都有弦外之音。譬如“牵线偶”：“婉转盘旋一线牵，几人识得个中奸。乌头白面曹瞒戏，幕后无人总枉然。”又如“笑弥勒”：“莫道有容乃大，休夸无欲则刚。心肝脾肺在何方？装甚圣贤模样！惯会推三阻四，偏能作势装腔。呵呵长笑混时光，好个滑头和尚。”其中所刺，不难会意。刚刚经历了一场所谓“风波”，报刊编辑都如惊弓之鸟，小心得紧。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我本以为未必能够刊载，不料很快便刊登出来。
后来，沈昌文先生告诉我，吕叔湘前辈等给予了我意料之外的赞赏。于是，接着又陆续写了几首“文化杂咏”。快到岁尾的时候，赵丽雅女士又来找我，希望我同丁聪先生为《读书》连续写一些图文相配的文字。她已先问过丁先生，丁先生说：“你去问陈四益。”我同她素昧平生，只是看她名字，心想大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因为那时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正畅销行时，那个时代出生的女孩叫丽雅的很多。赵丽雅不善言辞，但她的诚挚使你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她说：你的文章只有《读书》最适合。这句话说得似乎很平常，但很令我开心，因为《读书》
在当时知识界的影响我是知道的。说我的文章适合《读书》，在我听来就不是拉稿的套语，而是一种评价。于是，我们说定，把我正在写着的“新百喻”系列搬到《读书》上连载。
“新百喻”搬上《读书》，我也就同这家杂志结下了近二十年的不解之缘。先是封二上的“新百喻”后来又加上封三的“诗画话”，前用文言，后用白话，于是“陈文丁画”渐渐成为《读书》的一个“品牌”，我也成了《读书》的“铁杆儿”作者。
萧乾先生问我，为什么同丁聪先生能合作这样长的时间而不中辍？除了丁先生同我的愉快合作，与读书的几位编辑也大有相关。
赵丽雅是我同《读书》结缘的最早一位编辑，剪着像男孩子一样的发式，从朝内大街到我工作地点的宣武门，总是骑一辆自行车，酷暑严冬，都是如此。接触多了，我知道因为赶上“文革”，酷爱读书的她没能进入大学。她开过卡车，卖过西瓜，然后在倒霉的“文革”终于结束之后，凭着自学的才干考入《读书》，当了编辑。她一面编稿，一面自己也写文章。起先我不知道她用什么笔名，过了很久，才知《读书》上那些用诗经诗句作笔名的，大抵出自她手，文章清丽脱俗，思路细密，体会入微。这些笔名中的“扬之水”，后来成了她常用的笔名。现在她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因为她的几部精彩学术专着，知道扬之水的多，知道赵丽雅的反倒不多了。她好像没有太多的嗜好，唯一不变的嗜好就是买书。她做编辑工作的细致，也像她后来做学问那样。现在说到书刊，有一句“无错不成书”的熟语。但我的稿件凡赵丽雅经手，几乎没有什么舛错，可见错漏的出现，还在编辑的水准与敬业的精神。有了电脑、手机，编辑与作者的联络，大都是电邮与短信。
这当然很便捷，但赵丽雅始终是用信件。一封短短的信，几行工整娟秀的小楷，或是催稿，或是质疑，或是转来一封读者来信，信上她认为重要的话，还画上了横线或着重号，总让你感到编辑的认真与周到。同这样的编辑打交道，我也就不能不认真周到了。
《读书》的主编，也是三联的老总那时是沈昌文。他的作风又是另外一路。他的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这些熟人又大多是他的作者。他有时会登门拜访，有时会邀集聚餐，无论登门还是聚餐，都十分随意。他从不在什么五星级酒店请客，也从不一摆几桌，大多是五六人、七八人，找一家不起眼的饭店，但菜肴总是颇有特色。他的小本上记有许多老的、新的餐馆电话，如果谁要想请朋友聚聚而又不知何处有佳肴，问问沈昌文先生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所费不多而又令客人满意。吃饭的时候，没见他正襟危坐地谈论什么要务，大多是海阔天空一顿神聊。但在这样的神聊中，他已经捕捉到了需要的信息，结识和联络了许多重要的作者，办完了该办的“公务”。这办法是读书人最喜欢的。听前辈们说，当年聂绀弩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时候，也是这个作风。在他主持《读书》的时候，每月都有一次“读书日”活动。一封短简，通知一下时间，然后就请君随意，有意就来，无暇就算，有事就走，无事就留，绝对宽松。“读书日”也没什么主题或议题，更没有什么“主旨报告”或“中心发言”。主办者只是提供一间清净的场所，准备一些茶点，如此而已。但大家都愿意去，因为到那里可以见见多时不见的朋友，也可以结识一些久已仰慕的前辈或新知。起初，由于书荒，“读书日”还提供一些新版的热销书，后来买书不难，也就连这也免了。沈昌文先生和《读书》的几位编辑，此时便穿梭于作者读者之间，在闲谈之中把约稿之类的事情办妥了。
一家刊物要办得好，总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为此办刊物的人有时必须冒一点风险。回顾“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历程，有时不免失笑，但那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戴个墨镜，穿条牛仔裤，就被认为是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八十年代初，唱歌用点气声就成了靡靡之音：八十年代中，披肩发、超短裙都是“自由化”的表现，有一段时间披肩发的女子进北京市委都要给一个发箍扎成马尾才许进入。这些事今天听来已如天方夜谭。《读书》在思想开放方面向来走得略略靠前，为此，沈昌文先生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一次，他笑眯眯地对我讲：在中宣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像《读书》这样的刊物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一位副部长说：我们就是要保留这样一个刊物，好让人们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想什么。我听后不由畅怀大笑。看来，在《读书》上写文章，就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嫌。好在这顶帽子戴了又摘，摘了又戴，已经好几个回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见的多了，也就吓不着什么人了。后来，胡乔木也把自己的文章交由《读书》刊登，大概那顶“内部”核定的帽子，又可以摘掉了。看沈昌文的回忆文字，念念不忘胡乔木对《读书》的这个支持，也足见当时压力之大。《读书》能坚持这许多年，沈昌文先生功不可没。这也证明，事涉思想、理论、文化等等问题，在上者总要谨慎、宽容为好。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不要以为一声令下就能如何如何。思想的历程表明，只有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才能调动起思想的创造力，才能有思想的突破、理论的发展。任何一个社会，新理论的创造都要靠无数思想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所能垄断的。
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时，守旧势力的压制或可收效于一时，终究还是不能阻挡新思潮的兴起。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只是有的人至今不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