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过于耿直会让人四处碰壁
邓肯是美国19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小时候耿直纯真，坦率得出奇。有一年圣诞节，学校举行庆祝大会，老师一边分糖果，一边说：“小朋友们，这是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的礼物……”邓肯听到后马上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骗人！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老师很生气，但还是压住心中的怒火，改口说：“相信圣诞老人的乖女孩才能得到糖果。”“我才不稀罕糖果。”邓肯回答。结果老师勃然大怒，不仅没给她糖果，还让她在教室外站了一堂课。
看完这个故事，很多人可能会奇怪：不对啊，美国人不是最欣赏直接、坦率、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人吗？不错，但美国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而人性最普遍的弱点之一就是讨厌和自己对着干的人，而不论那些人的言行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真理。
毫无疑问，邓肯式的耿直是一种本质上的人性优点。在现实生活中，性情耿直、说话耿直、做事耿直的人，也大多是不折不扣的卫道者，是正义感的代言人，是最值得结交的对象。然而，人世间的事情往往这么矛盾：这些最值得结交的人，往往成为众矢之的；那些毫无疑问的真话、最值得听取的忠言，往往为他们带来麻烦，甚至直接导致不幸。
然而这并不是说，耿直就一定是幸福的天敌。道德与幸福从来都不矛盾，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必要的智慧和技巧。性情耿直，尤其是过于耿直者，往往不知迂回变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精神固然可嘉，但绝不值得效法。
“耿直”是绝对的褒义词，但耿直得过了头，就是“倔强”和“不近人情”。耿介刚直的性格，决定了性情耿直者见不得邪恶，容不下龌龊，甚至到了眼里不揉一粒砂的地步，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且毫无策略，甚至干脆就不屑于采取任何策略，这就直接决定了他们多舛的命运。民间所谓的“好人无长命，祸害一千年”大概就是据此而来。
哲学家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好话不受欢迎、好人不得幸福”的社会现象，绝非一己之力甚至其他力量所能改变的。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性的弱点终究会普遍存在。我们必须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努力做个智慧型的好人，而不是令时人与后世唏嘘的殉道者。
我们并不反对耿直，但耿直是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其中的尺度，就会走向极端，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乃至水火不容。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是绝对的人格缺陷。海瑞是不是耿直？史书上记载他居然为维护清名，狠心逼死了自己的幼女，原因则是女儿私自接受了一位男子的一块饼。这与其说是耿直，不如说是冷酷、迂腐。而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话说，海瑞“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但不可充栋梁”，因为他虽有原则，却没器量；虽有操守，但太教条；虽有政德，却无政绩，真可谓入木三分。
人一旦过于耿直，就容易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直至把本不应成为敌人的人都发展成敌人。殊不知，即便是小人，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应该争取的，而打击敌人，更是离不开必要的策略。
耿直有时候等同于强硬，而强硬的另一面则是脆弱。古人云：“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一个人过于耿直、强硬，几乎等同于跟自己的幸福过不去。
当然，一味的圆滑也不可取。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耿直的人。但一股脑儿的耿直并不可取。耿直固然可贵，但也要看时机，看场合，看对象。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魏征本是太子李建成的臣子，“玄武门之变”后，很多太子党成员都被或剿灭或打压，唯独魏征因其耿直的品性深得李世民的赞赏，没被牵连，反而因祸得福。此后他与李世民相处17年，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感慨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到晚年，唐太宗竟然派人将魏征的墓碑砸毁，只差没有掘墓鞭尸。究其原因，也不外乎魏征生前总是面折廷诤，往往弄得李世民面红耳赤，下不了台，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可见，即使是为了别人好，即使对方是像唐太宗那样的“贤君”，也不能像魏征那样一味地耿直。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也是可以修炼、优化的。而耿直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多些变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了自己的幸福，耿直型性格的人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应该讲究一些策略和艺术。对于原则性问题，必须坚持，但也应该是智慧型的坚持，而不是毫无策略的那种，而对于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不影响大局的小节，不妨装点糊涂，这样既能使自己的人生少些磕磕碰碰，也有利于团结，减少内耗，实现自我与团队的和谐发展。
2.“实话实说”不如“实话巧说”
一个人是圆滑还是耿直，往往体现在说话方面。一般来说，谁也不喜欢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就一定喜欢“实话实说”的人，相反，还有很多人因为在不恰当的时机、不恰当的地点，说了实话、真话、直话引发别人乃至众人的不满，甚至祸从口出，为自己招来无妄之灾。
“实话实说”，我很拥护。它是一种难得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能够一生坚持说实话、讲真话，那么基本可以确定他是个道德操守较高的人。但另一方面，“实话实话”其实也几乎是“不会说话”的同义词。
常言道：好人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说话，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安身立命的工具，至关重要。说话也是一种艺术，能直观地展示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比如有一次，大诗人拜伦看到一位盲人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自幼失明，望君怜悯”，可他手里的破盆却空空如也，没有人怜悯他。拜伦稍一思索，挥笔将牌子上的字改成“春天已到，我却看不见”，路人见了，纷纷解囊——是什么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呢？是这种艺术化的“实话实说”，也就是“实话巧说”。
民间往往以“竹筒倒豆子”来形容一个人说话直来直去、坦诚、无保留，各类影视作品中也有“江湖儿女、快人快语”的说法，大都有褒义色彩，然而稍具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谁都真的在人生这座江湖中不问青红皂白地直来直去、没有任何保留地快人快语，他的江湖必定风波险恶，路途难行。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在文章中讲过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大户人家喜添人丁，于是大宴宾客，一些穷乡亲也在受邀之列。其中一位见到孩子就说：“虎父无犬子，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更有钱。”于是他受到了礼遇。另一个客人见到孩子后说：“看这孩子，一脸福相，将来一定会当官。”于是他被待为上宾。唯独有一人，见到孩子后说：“这孩子啊……我说句实话吧，将来一定会死……”结果被主人骂了出去。谁知没几天，那个孩子居然真的死掉了。但主人并不因此佩服他的眼力，相反还认定孩子是被他咒死的。
事实上，平心静气地想想，又有哪个孩子将来不会死呢？这是自然规律。然而类似的真话又何须人讲？这种真话于情不近，于礼不合，除了伤人，毫无益处。
古人云：伤人之言，深如矛戟。尖锐的刀枪刺伤人的身体，经过治疗还可以愈合，但是那些刺人的话对人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却是任何药物都无能为力的，一旦说出，伤害的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事实上，人世间大多数不幸与灾祸也多半是由于这种语言的伤害引起的。所以，说话切不可唯真、唯直、唯实，一定要尽量说得委婉温和些。如果实在不会说，就闭上嘴巴。
上面的故事或许是杜撰的，但类似的真人真事却并不鲜见。相比较而言，那个不会说话的人只是被骂出门外，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在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因为不讲策略地说直话、说真话、说实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科学界如哥白尼，文学界如但丁，政治界更是多如牛毛。
在封建年代，帝王们往往自称“真龙天子”，臣子们则形容侍候君王为“伴君如伴虎”，龙也好，虎也罢，都是不一高兴就要人命的恶兽。有些君王或许能宽容地接纳臣子的意见，但也有其底限，说具体点就是龙有“逆鳞”，虎有“老虎屁股”，别人不得碰触，否则他们那仁慈宽厚的面目就会荡然无存，会毫不留情地置他的“爱卿”于死地。所以，封建士大夫们历来推崇慎言。宁可不说，也不乱说。
其实普通人也有各自的隐私及底限，或者是不光彩的经历，没有人愿意被人提起这些，更不愿意在有关颜面、利益的场合被人提起。现代社会，帝王早已成为历史，但谨言慎行什么时代相信都不是坏事。因为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直话导致合作伙伴拂袖而去，因为说了一句实话被上司砸了饭碗，因为说了一句真话导致夫妻不合、朋友失义，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有这些教训都在提醒我们，有些话虽是真理，但很多时候，没必要把它挂在嘴边上，有些时候，还要学会说些“善意的谎言”。
性情耿直者大都有一种悲剧情结，如古人提倡的“文死谏、武死战”，客观地说，这里面既有高尚情操，也有愚忠的成分。而且，死战不一定能保家卫国，死谏也往往难以达成最初的目的。为了国家的安危，不惜自己的生命，固然值得赞美，但若能学会变通，做到既能成事又能保身，岂不更好？
这么说，绝不是让人没有任何底限的明哲保身，与真话、直话、实话绝缘，那样的人，即便能保住性命，获得幸福，也是可耻的人生，贬值的幸福。有些话该讲时是必须要讲的，关键要看怎么讲。如果能变“直来直去”为“曲径通幽”，把原本刺耳的话讲得顺耳，又哪来的麻烦与祸患？
3.刚柔并济，方圆兼备
讲一段颇有意思的传奇故事：
北宋末年，有个叫谢石的著名相士，擅长测字，无测不准。金兵攻占北方后，谢石逃到了临安。这天，一个姓宋的人忽然找到谢石，说自己一向硬朗，忽然感觉身体不适，请先生为我一测。谢石把手中的毛笔递给他，这个人就在纸上写了一个“申”字，写到最后一笔也就是中间的一竖时，由于笔上的墨不足，笔划就显得有些枯燥。谢石看了，眉头一皱，刚要说什么，忽然有人叫走了这个人，说是有急事。望着此人远去的背影，谢石对旁边的人说：“唉，这个人必死无疑，最迟不过明日申时。”那人将信将疑，特意留心，结果第二天午时未到，前来测字的宋某就死了。那人便问谢石是从哪里看出来的，谢石对他说：“首先，”申“字是中间加了一横的”中“字，这在测字上表示这个人非常忠厚。其次，”申“字的笔划全部由横竖组成，没有撇捺，这表示他性格刚介耿直，但是不知机变，也不懂得婉转迂回。第三，他写的”申“字中间那一竖既硬又楞，说明此人很有志向，但却难以和别人合作，所以他压力很大，必需独自一人撑起一番事业。第四，由于性格耿直，所以他会吃不少亏，也当不了大官，不过，由于”申“字可以看成两个”中“字，这说明耿直虽然影响了他，但也曾成就他——正是因为他的耿直，他一生中曾两次被领导看中，委以重任。第五，”申“字去掉两头便是一个”田“字，他的字中有枯笔，他又是来测性命的，说明丹田已燥，必死无疑，且不出明日申时。”后来，那人又暗中询问宋某的经历，结果与谢石所说一模一样。惊奇之余，便广为宣扬，谢石遂名满天下。
首先要说的是，历史上大多数的有关测字之类的玄之又玄的小故事，大都是后世测字先生们编造出来用以宣扬测字术，以便混碗饭吃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灾祸与幸福，都是不可预测的。你若相信这些，到头来也只能是为测字先生的幸福贡献一份力量而已。不过，故事中谢石的分析还是颇有道理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耿直成就了很多人，也毁误了很多人，而一个普遍的原因就在于性情耿直者虽说忠诚可靠，刚直不阿，却有先天的“枯笔”，即不知机变，不善迂回，因此即便他们回馈给社会的是坦诚和真实，而得到的也往往是无人理解、无人认同的不幸结局。个别人能碰上伯乐，但因其忠厚耿直的个性，终究又不免被排斥出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性情耿直者的先天“枯笔”就一定会导致其人生的“败笔”。他们只不过是过于耿直，只要肯放下自己性格中过硬的那部分，代之以柔韧、平和，他们就能达到“刚柔并济，方圆兼备”的理想境界。从这方面来说，这未必不是性情耿直者的先天优势。毕竟，让一个耿直的人变得圆融些，远比让一个油头滑脑的人变得耿直些容易得多。对前者而言，所欠缺的只是一些技巧。而对后者来说，所欠缺的却往往是道德。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明知道过于耿直不好但还是对耿直者持认同、欣赏态度，明知圆滑未必就是弱点但又往往不喜欢乃至鄙视那些圆滑过头的人的原因所在。
我们来看一个技巧型的案例：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有一年，某西域小国派使臣送来一封国书，不巧此书乃番文写就，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识得。这可怎么办呢？想我堂堂大国，居然无一人通晓番文，岂不被番国耻笑？于是唐玄宗下旨：“满朝文武，三日之内，若无人识此番书，一概停俸；六日无人识此番书，一概停职；九日无人识此番书，一概问罪。”
第二天，贺知章上奏说，自己的“谪仙小友”李白恰好认识番文。玄宗一听大喜，立即派太监宣李白入朝。但李白对太监说：“君不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朝中大臣都是饱学之士，何必问及草莽？草民无才寡识，万万不敢奉诏，恐得罪于朝中权贵。”太监只得向玄宗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