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道论的主要内容是“仁”，他把道分为仁与不仁两个方面，主张仁道而反对不仁之道。孟子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仁的核心是“爱人”，所以道应该表现为爱人、忠恕、孝悌等品德。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他的弟子曾参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道论的最大特点是，其道不是最高概念的道，不是本体意义上的道，而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道，是人道而不是天道。
《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对《易经》的注释与阐发，《易传》中也有着丰富的道论思想，道在《易传》中出现了大约100次，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易传》中的道它包括的内容主要有阴阳之道、形上之道、三才之道等，但仍以人道范畴为主。阴阳之道在《易传》中得到比较系统的阐述，《易传·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对道的一种很好的说明，道与器物不同，道是形而上的，它具有本根的性质。《易传·说卦》：“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这里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才之道，尤其对道教的影响最大。《易传》吸收了老子阴阳道、形而上道等思想，与老子的道论也有相异之处，但道在《易传》中并非最高哲学范畴，与它同样重要的范畴还有天、太极、易等。
墨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家、道家的地位相当，但是在道论方面却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达到形而上。《墨子》一书中用了很多道的概念，基本上都属于人道的范围，有的道的概念很具体，如“舟车之道”“衣裳之道”；有的道的概念很抽象，如“有与无之道”；有的道的概念会牵扯上政治，如“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暴人之道”；有的道的概念会涉及文化伦理，如“儒之道”“知者之道”“君子之道”“人臣之道”。所以《墨子》认为，这些人类社会的规范，都来自于天志与上帝，都服从于天志与上帝。
兵家也有自己的道论，称为“兵道”。孙武是春秋末期兵家的代表人物，《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孙子认为，道为“安国全军之道”，是治军用兵的原则。在治军方面，他提出以道为首的五事原则：“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曰将，五日法。”(《计篇》)而对于战争的一般规律，他也进行了总结，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兵者，诡道也。”(《计篇》)孙子的道论也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但是这仅限于人道中的兵道，缺少一种天道的思想。
法家的前期人物有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他们提出了因天道而任法的思想。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深受老子道论的影响，他在《解老》一文中将道理解为自然界的总规律，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稽也。”(《韩非子·解老》)韩非子道论的主要内容是因道全法的思想，道为法的根本，法为了道而设立。他说：“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韩非子的道论与孔子不同，兼言天道与人道，更接近道家。但他与老子的道论也不同，老子重天道，韩非子重人道，而人道就是法。
综上所述，道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最高范畴，其他的范畴都是从属于道的。在中国文化与哲学史上，自从老子创立道统哲学，提出作为万物之源的“母体道”和自然法则“规则道”后，后世哲学家虽然也提出过另外一些的最高范畴，但大多数都是换汤不换药。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致力于干好那些该给老百姓干的事情，对鬼神则敬而远之，这就是智了。”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艰难的事则为先，享受的事情则放在后，这就是仁。”
【品故事，明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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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死后，曹丕代汉立魏。在西蜀的刘备手下将领在这个时候也劝刘备称帝，以重整旗鼓，恢复汉室。可是刘备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最后诸葛亮也来劝说，结果刘备就欣然同意了。
诸葛亮对刘备说，这么长时间以来，许多的将士都是跟着您转战南北，不辞辛苦，目的就在于建功之后能够立业，从而得到一点封赏。“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果你不就帝位，这些士大夫就会重寻明主，没有一个人敢于追随你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之言，称帝而封功臣，奖赏将士，此举大获人心。
六、《大学》“修齐治平”的现代启示
第一，“修齐治平”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遵循一条“内圣外王”的道路，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可以赋予这几句话新的含义：国民素质的基础是公民的道德素质，因此需要引导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这样也就是做到了爱岗敬业，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同时能够让孩子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每个公民的自身素质也都提高了，都能够自觉的力求为社会、为国家多做贡献，这样以来国家就能兴旺，这也就是所谓的“治国”。我们展望未来，中国要成为强国，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既要学习他国先进的经验，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即做到了“平天下”。
在“修齐治平”的思想中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主动入世的精神。对于这种积极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态度，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领导干部能以民族精神中的这种积极的人生理念为依靠，那么当我们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就能够自觉抵御环境中的不良风气。如果以“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的民族精神作为奋斗的目标，每个人都会以一种谦虚、踏实、终身学习的态度去不断完善自身。
第二，“修齐治平”中体现了道德发展的顺序性
有许多心理学家都试图研究和解决道德发展的阶段问题，比如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我们熟知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实际上也蕴含着对道德发展的“阶段性、顺序性”的思考。《礼记·大学》明确提出自己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此，《大学》中试图先分析个体的认知心理状态，把它分为“止、定、静、安、虑、得”，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基于这样的考虑，要达到教育的最高目标“止于至善”，就要区分“本末”和先后顺序，这也就是所谓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中提出人的完善的逻辑程序，也就是一个人修养的先后顺序，它可以分为八个步骤，人们俗称“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它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体现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个“八条目”中，根本是“修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从《大学》的原话中可以看出这一顺序的重要性：“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第三，与西方当代所流行的道德发展顺序性做比较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科尔伯格在对青少年儿童的道德判断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追踪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他扩展了皮亚杰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他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如果把科尔伯格的思路和《大学》中的思路作一比较，可看出两者都认识到道德发展的阶段性、顺序性。不过，前者是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从认识判断力的发展顺序去思考这一问题，而《大学》则着眼于从人伦、从个人道德与社会政治的实现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
就思考的某些内容而言，两者之间也表现出思维的相似性。科尔伯格涉及道德认知发展中的不同水平的发展变化，从功利主义、服从权威等较低水平到个体判断的较高水平——从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出发，如正义、公平、平等、个人的尊严、良心、良知、生命的价值、自由等为依据。如果把这一点同《大学》中提出的从“修身”的水平发展到“平天下”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一致性。
从“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意义来理解，如果一个人想要达到“治国”的境界，他就要更多地从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如果要达到“平天下”的境界，恐怕他就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从普遍的人性来思考问题，要思考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原则。二者在考虑一个人的道德最高水平——“至善”时都想到了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和术语。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要求一个日本士兵去参加战争，那他该怎么办呢？出于狭隘的“爱国”思想和日本政府的逼迫，他似乎应该参加，而出于普遍的道德良心，或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他就不应该参加。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的指导原则，是最高境界了吧。社会缺失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办事情，做到十分，恰如其分，这就是中庸，办到九分或者十一分，就不是中庸。急了不是中庸，慢了不是中庸，不急不慢才是中庸。过去经济的发展总是急于求成，用搞政治的方法来搞经济，这就不是中庸，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才是中庸。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把别的国家看成永久的敌人，这不是中庸，看作无条件的朋友，也不是中庸。既看到友好的因素，又看到敌对和不和谐的因素，这才是中庸。
【品故事，明心志】
上下级之间一个标准
汉文帝有一次在中渭桥上乘马行走，一个人从桥下经过时惊到了汉文帝的车马，结果汉文帝叫士兵把这个人逮住，交给张释之处理。
张释之说：“他违反了天子过，行人应停止行走的法律，应当罚他钱。”汉文帝听后很不高兴，张释之说，“法律是皇帝和百姓都要遵守的，如何处置要按法律办，今天冒犯了天子，就不按法律办事，而要加重罪行，这样一来，百姓还相信法律吗？我是执法者，执法者的职责就是要按法律规定，公平处置。如不公平处理，天下的官吏使用法律都可以偏颇，这样一来，百姓还怎样行事呢？”
汉文帝很同意张释之的意见。最后严明法制，使得民心大顺，社会趋于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