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经世与求真，是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命题。从孔子的“《春秋》经世”起，经世致用历来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延至近代，因社会的急剧变迁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进程，这一命题不断改变着其形态。它既受时代、社会的制约，由此决定着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特点，同时，它也予社会以有力的影响与推动，由此构成了其双向的关系。联系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考察其发展演变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予以现代新的诠释，以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史学实践，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近代有两次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第一次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发端于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主要代表。第二次思潮的发动，则主要在甲午战争前后至20世纪初期，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与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史学的发展。二次思潮前后相继，均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联。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其“经世致用”的内容及特点，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形式也就不同。
近代第一次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由龚自珍、魏源倡导于前，张穆、何秋涛等继之于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龚自珍被誉为“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在青年时代即开始“究心经世之务”。针对当时“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的流俗之见，他力倡“尊史”之说，认为今日所谓的“经”，不过是古代之史，史学是关系到国家盛衰之学。他认为自周以上，史非特为一代之学，同时为一代之治。指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并强调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在《古史钩沉论》中，他把史强调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并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说法作了发挥，提出了“尊史”的主张。魏源深愤“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同样十分重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龚、魏两人相率倡导史学要经世致用。龚自珍认为要知道社会变化的大道理，首先就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他说：“欲以其言辞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他看到史书对“探世变”的作用，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因而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治学之道，要做到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终极；综百氏之所谭，而知其义例”，达到“我从而管钥之，百物为我隶用”。魏源论学，同样以“通经致用”为主旨，认为学问必“施于政事”，然后其用始著，主张“贯经术、政务、文章于一”，集治、道、学三位于一体。他反对当时“史官以蝇头小楷，徘律八韵为报国华国之极事”，认为古代的孔子、老子便注意所以救治之道，因此称孔子之书为“经世之书”，称老子之书为“救世书也”。指出古人“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强调史学研究要学以致用，认为有用的史书应该是医治社会弊病的药物，“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指出必须“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重视和联系社会实际来治学办事。
从经世致用出发，龚、魏两人对封建正统的汉学考据、宋学义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龚自珍认为，考据训诂只是治学的一个阶梯，不能把它当作治学的终极目的，因而他极力反对脱离实际的繁琐考据。他借庄存与的话说：“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甚至批评乾嘉大师钱大昕“考证琐碎，绝无关系，而文笔亦拙，无动人处”。魏源对汉学的繁琐与宋学的空腐均予以抨击。他指出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从事的都是“争治训诂音声，爪剖析”瑏瑠的工作，批评乾嘉学者“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瑏瑡，对当时流行的繁琐考据，尖锐地斥之为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都用到无用的地方。对脱离现实空谈性理的宋学，他同样不以为然。在《默觚》中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总之，两者均有弊端，“畸于虚而言之无物，畸于实而言无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他们强调要学以致用，在其倡导下，形成了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时代剧烈变动和社会思潮长期发展的结果。15、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迁，中国文化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到19世纪上半叶，昔日的“天朝”已因其落后而变得颟顸老态，清朝的统治正处于由盛而衰的急剧转折时期。
所谓的康乾盛世，早已成为残阳夕照。自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间，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吏治极端腐败，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渐趋尖锐。至鸦片战争前夕，又出现鸦片走私猖獗，烟毒遍于全国，白银大量外流，政府财政枯竭。在封建统治衰微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所轰开，古老的封建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陷入了困境，突然暴露了其海溃鱼烂的底蕴，并预示着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封闭性和政治体制的僵滞性，其运作机制日益老化，又缺乏动力朝新的社会形态转变，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因大陆与海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被迫拖入到了近代世界竞争的格局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正是在这种深刻的时代转换中酝酿、发展起来的。
内忧外患的时局，唤醒了当时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还自许为国家治病的“医国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包世臣、黄爵滋、姚莹、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徐继畬等。这批人被后来的史家称之为“经世派”。嘉道间的经世派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了当时四伏的社会危机，预感到了社会大动荡的风暴即将来临。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揭露。他们议论时政，更大声疾呼“变法”，强烈地主张因时而变，革新图治，更张现行的腐朽政治，提出了不少社会改革的方案，并把其视野扩大到所谓的“夷务”方面。林则徐、龚自珍等人的思想变化，正反映出那时的民族危机和封建统治危机，引起了社会存在的变动，并由此引起了思想、学术层面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便敏锐地感觉到封建社会已进入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处于“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境地，当时的社会，犹如满身长满疥癣、四肢被缚的病体，已病入膏肓。以后的魏源更是指出当时所处的严酷局面。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要求变法更张，以挽救社会危机。在学术上，则倡导经世致用的传统，力图将其从脱离实际的歧路转移到注重现实问题的方向上来。
概而言之，龚、魏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的反映，是其对时代变动作出的一种回应。梁启超说：“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正指出了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的这一时代特征。在近代尖锐的社会矛盾刺激下，社会变迁与深重的民族危机逼迫着人们，首先是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去思考，去寻求，去筹谋挽救之道。因此，随着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危机的加深，一部分比较“新潮”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认清世界大势，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以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生存，于是开始冲破旧思想的樊篱，从埋头考据转向经世致用，遂开士大夫议论朝政之风。在由传统向近现代化过渡的转折中，其初始阶段的这一变化，显然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一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从内在的学术理路上说，又与乾嘉学术的衰落有关。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回归与继承。梁启超曾概括晚清学术史的重要特征是“以复古为解放”，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在这一问题上，确符合历史的实际。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师，他们身当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于晚明以来士人空谈心性、空言误国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极力提倡“经世致用”。顾炎武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救世”正是其学术宗旨之所在。他认为，“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强调：“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主张“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王夫之则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指出：“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从中找出“经世之大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当前的现实服务。浙东学派的开山祖黄宗羲，他认为古代学者著书立说，“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指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诸大师的说法，都包含着关心世事，以天下兴亡为重，要求史著有补于治道时政，有利于国计民生，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在学术史上，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是重要的环节。而清朝统治者在巩固其统治地位之后，为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反抗意识，加强了对文化学术的控制。一方面屡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开“博学鸿词科”，设《四库》馆，以此笼络士人。在残酷镇压与羁縻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政策下，由顾炎武等倡导的经世思潮终于归于寂灭，士人视接触现实为畏途，而由其开创的考证学却勃然兴起。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之当时承平日久，经济比较繁荣，为学者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于是乾嘉间的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的势力，一时从风而靡，成为当时整个史学界的主流。乾嘉学者埋首于故纸堆中，如鲁迅先生所说：“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作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虽说其在古籍整理和考订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在方法论上也有独到之处，但结果只是被清廷用来作为粉饰所谓“乾嘉盛世”的点缀品。从总体上说，他们虽然袭用了顾炎武等人的考据方法，但却失去了那种参预现实、触及时弊的勇气，抛掉了其“经世致用”治学的主要精神。“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的这一名联，正典型地道出了当时一般学者的心态与风貌。
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在乾嘉竞尚考据之时，虽说也有章学诚这样的独行之士，批评当时的考据学琐碎饾饤，“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高倡“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但因其不合时宜，故言者谆谆，而应者寥寥，终至落落寡合。甚至在他死后，一些著述都把其姓错刻成“张”字，于此可见一斑。而随着时势的变化，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也逐渐衰落。至嘉道之际，其弊端日益暴露。这一时期，考据学因其繁琐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学术的发展，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如李兆洛便批评乾嘉考据已为“八股”文章，成为一些人“藉以取名”、“希取富贵”的工具，谓其繁琐的学风，“波流至今日而极，而掇拾愈细，其味愈薄，亦稍稍有厌之者矣”。表明在考据学的营垒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张瑛也对其“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的繁芜，对其脱离现实的倾向提出批评，讥刺其“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沈垚更是批评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欺蒙，学术衰而心术坏。”指出其治学是舍本逐末，于“一拇一指，察及罗纹之疏密，辨其爪之长短厚薄可谓细矣，而于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通识，况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这些表明，繁琐考据无济于事的致命弱点已充分暴露，乾嘉学术已入颓境，再加上时势的变化，因此，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一种学术的发展，只能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再度受到重视。由此学人渐而分化、转向，从原先的锐意训诂考据，转向关注现实问题和近代史事，经世致用的精神得以发扬，学术风气为之改观。于此可见，由清初顾炎武等人的讲求经世致用，一变而为乾嘉考据学的盛行，再至晚清经世史学的重兴，正是学术发展所经历的曲折的逻辑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龚、魏等倡导史以经世，既是对18世纪以来统治中国学术的繁琐汉学的否定，又是对明末清初顾炎武等倡导的“经学正以经世务”的继承和回归。
剧烈的社会变动，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动。虽说在形式上是“以复古为解放”，但时代形势在变，因而其中又孕育着新的导向和新的表征。剖析这一史学经世思潮，有两个明显的指向。首先，由于封建社会所出现的危机，引起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脱离实际和崇尚空疏的学风，转向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一些与现实联系密切的课题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诸如与政治、经济、军事相关的选题，当代史如清史，尤其是鸦片战争史的研究，等等。其次，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人们开始注意外国，寻求有关域外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这一时期，外国史地的研究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对于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显示出在史学研究中孕育着新的研究方向。从经世思潮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后者的研究取向更能体现出其近代化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