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论，并说他曾撰有《春秋改制在义，不在事与文考》云云。对于“春秋在义不在事”，康有为举例说：“缘鲁以缘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知有事而不知有义，于是孔子之微言没，而《春秋》不可通矣。”《春秋》十二公，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那里都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他们的臆断，他们的附会，还只是对于这些他们认为确实存在着的人和事的一种“诠释”，一种“理解”。而到了康有为这里，这些人和事，却全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托”，这就是早期今文经学家的“不重事”被康有为改成了“不在事”，《春秋》的“事”也就是“史”的意义遂被康有为完全否定了。康有为之所以要将早期今文经学家的“春秋重义不重事”改成“春秋在义不在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早期今文经学家还多少孑遗着乾嘉考据学之“毒”，他们的“重义”，重得还不够彻底，也就是在他们身上还残存着“事”的影响。而“事”也就是“史”，对于康有为任情附会孔子，以达到利用孔子的护身符来推行他的维新变法的主张来说仍然是一重羁绊，一重障碍。因此，必须彻底否定《春秋》的“事”也就是“史”的意义，否则不能成康氏之效。这样，对于公羊学来说，康有为这一字之改，遂大大发展了公羊学任情附会的方法论；“六经皆史”，从“经”以“史”为干，“史”以“真”为先的角度看，康有为此举，真正是一字之改，严于斧钺了！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的求真精神，被康有为的这一字之改，被康有为的这个口号阉割得荡然无存了。
从“春秋在义不在事”出发，康有为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康有为的根本目的在于尊崇孔子，神化孔子，也就是神化康有为自己为维新变法的教主地位。但这一理论所造成的影响恰恰在于康有为不自觉地揭露了孔学的内在缺陷，从而贬损了孔子的形象。康氏以“考据”为幌子，他“证明”了孔子治学的任意性、武断性：为了“改制”，孔子可以置历史的真实于不顾，可以随心所欲地“托古”也就是伪造史实。这是康有为为我们塑造的一个孔子的“新”形象，这也是读《孔子改制考》后可以得出的一个明确结论。这就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孔子的形象。——孔子成为了一个“造伪”的专家。而孔子的“造伪”，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处在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也就是说，“孔学”不仅在一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上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不相容，而且，在学术层面上孔子也与“科学”的时代精神相抵牾。这样，当新文化运动清理了孔子不民主或反民主的思想以后，也就不得不更进一步地触及到对孔子，以及对以孔学为中心的传统儒学的清理，从而引发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高涨，引发疑古思潮的高涨。当然，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绝不是康有为的初衷，但康氏《孔子改制考》客观上所引出的结果就是如此。
三、从反疑“古”（古文经学）到疑古
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康有为所鼓吹的“疑古”，即以古文经学为全面打击的对象，并借助于疑古而在政治领域内掀起维新变法的巨澜，这或许要算是最绚丽多姿的一章了。然而，康有为所借助于今文经学的家派壁垒而上演的这一幕政治剧，其实并不符合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的“传统”。换言之，“疑古”它在清代的今文经学中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即由反对疑古而渐次发展到深自今文壁垒，高涨疑“古”（古文经学）旗帜。
如前所述，庄存与治学重今文却不斥古文，因此，庄氏没有疑“古”（文经学）的倾向。庄存与的治学持汉宋兼采的立场，正人心而有裨教化，这是庄氏治学的旨归所在。在乾隆中期以后那个吏治腐败、贪贿成风、民乱渐启的时代，收敛人心，这在庄存与看来是一个尤其紧迫而不可须臾息的严重问题，学之当否，皆须以此圭臬衡量裁断之。由此出发，庄存与非但不疑古（文经），甚至反对于疑古。他说：
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戒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
《（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为此，庄存与“乃计其委曲，思自晦其学，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势，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而晋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见。公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这里，庄存与对辨伪学的指责，完全站到了宋学家的立场上。开清代辨伪学先河的阎若璩之学，在庄存与的评判中成了为术浅且近的“小儿科”之学，认为就是因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清了《古文尚书》之伪，这才大大损伤了人心的教化。在庄氏看来，只要对人心教化有所裨益，伪造几部经书又算得了什么！这是庄氏对考信辨伪学的一般认识和褒贬去取的一般尺度。正因为庄存与将有裨人心教化放到了高于史实的首要地位，所以他并不在乎学术界的诟病，而敢于在自己的著述中屡屡称道早已被定为“铁案”的伪《古文尚书》中的相关篇目。
他的《左氏春秋考证》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怀疑《左传》的学术专著。刘逢禄站在今文经学的家派立场上对于《左传》提出了全面质疑，谓《左氏》不传《春秋》，系刘歆伪造，其中的“君子曰”、“书曰”等皆为刘歆所增。刘逢禄撰写《左氏春秋考证》之际，正时值中国多变之秋的前夜。思想界因思“致用”而求“变”，对乾嘉考据学风感到不满的思潮正在滋长，因此对于乾嘉考据学者所信奉的古文经学感到不满，转而选择今文经学的学者正在增多，今文经学的家派势力也在逐渐增大。在疑古学上，接着刘逢禄以后，龚自珍疑中古文，魏源疑《毛诗》，疑杜林所传至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邵懿辰疑《逸礼》，这可以看出疑古正在由怀疑《左传》一部书向怀疑古文经学的其他典籍蔓延。然而，上述学者对古文经学的怀疑，都还只是就古文经学的某一部典籍的怀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他始对古文经学施行一网打尽的全面攻击。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内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作了如下概括：“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造；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此外，康有为大大凸显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一面，而根本无视自西汉起就存在着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杂采互用”与“合流”的事实。到康有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变成水火不兼容的了。这个观点，直接影响着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史学，影响着顾颉刚等人对今古文经的认识，以至于一直到今天，今古文经两派之间泾渭分明，冰炭难容的观点仍然被一部分学者坚持着，因而这一问题仍然是学术界需要化大力气予以清理的一个难点问题。而这个观点的有力鼓吹者，正是康有为和他的《新学伪经考》。
从康有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疑古思潮的影响来看，康有为彻底否定了古文经学。经学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表，古文经学典籍占据了经学的大部（今文经学的典籍大都已散佚），因此，在经学即将死亡的前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给予了经学以致命的一击，对于古文经学的彻底否定，就暗合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怀疑与批判的疑古思潮的需要；康有为的疑古，又有一个“考据”的外表，他以“考据”的面目出现，这就造成了似乎正是康有为在坚持着乾嘉考据学风的假象。而乾嘉考据学的学风，又符合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精神”的某种理解。以此，康有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此走红，这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康有为“疑古”的主要著作是《两考》。《两考》中《新学伪经考》判定二千年来文人士大夫所信奉的儒学典籍文本为伪学，是一堆由刘歆伪造的废纸，目的原来是要求人们返回真正的孔子儒学，返回今文经学；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又将孔子说成是一个为了“改制”可以任意“托古”也就是可以任意捏造史实的人物，这就又将由孔子修订的“真经”也推到了“伪书”——实质上也同样是“伪经”——的泥沼。从康有为的主观立场来说，他当然是拥戴孔子、神化孔子的。然而，恰恰由于康有为用“考据”的手段撰写的《两考》，用了使人们信以为“科学”的方法，来触及儒学的所有文本结晶：他既论证了古文经学的不可信，同时又论证了孔子的“托古改制”以后的产品——《六经》同样的不可信。《六经》中的历史成分在康有为的“考证”下已经消失殆尽了。孔子创立的儒学元典中所有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已经是完全不可以信赖的了。无怪胡适、顾颉刚要比崔述更进一步，要从疑“传注”进而怀疑“经”本身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康有为，他从“尊孔”的原点出发，但最后的结果，却走向了尊孔的反面，走向了“损孔”和“贱孔”，从而揭开了五四以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疑古思潮大涌动的序幕。
对近代资治学风的一点思考
对于近代以来将学术作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工具来使用的资治学风应当怎么看？马克思说过，没有科学的意义，并不等于没有历史的意义。那么，从“历史”的意义来说，从“政治史”的意义来看，首先，经世资治的学风在中国近代的勃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学风，在政治史上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当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头等大事时，学术思想的“历史意义”也就是“政治意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义”，这一点毫无疑义。学术思想的“科学”意义也就是“学术”意义退居“二线”，在“资治”的治学观下似乎也有坚强的理由。关于资治治学观的“政治”价值，现存所有的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乃至于一般的历史学教科书中都已作了大量的、足够详尽的肯定性评价和阐述。对于资治治学观在政治史上的进步意义，我也完全赞同现存的所有肯定性的、正面的评价。因此，如果本书对此再作赘述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