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热衷于祠堂祭祖问题的探讨。中国古代家庙祭祖的礼制以《礼记》王制、祭法两篇为经典，宋以降对祭祖礼俗的讨论以程颐、朱熹影响最大。士大夫的探讨往往联系这些学说，结合明代社会现实展开。兴化的士大夫关注族祠与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安置。事实上，兴化的宗族更多地突破了《家礼》的约束，祭祀始祖，并以程颐的观点为己辩护，成化以降兴盛的修建族祠也是以此为背景的。围绕明代宗族引出的主要讨论：一是祠堂功能与宗族制度化的问题，二是四亲之祭和始祖之祭的问题。明初的士大夫肯定朱熹《家礼》祠堂之制，主张以此指导建祠祭祖。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始祖祠堂日益增多，且祠制不一，一些士大夫主张用程朱的建祠祭祖之礼加以规范，反映了正德以前一些士大夫的看法。嘉靖以降的士大夫对程颐始祖之祭的主张和社会上的族祠更为认同，且这种认同更为自觉，强调折中程朱同时祭祀远祖和近祖。早在明初，士大夫就把建祠祭祖作为合族的手段，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更重视始祖祠堂管理族人的功能，强调其功能的多样化。
明代祠庙祭祖的特点是宗族联合建祠祭祖。兴化宗族在南宋已有合族祠堂，并出现“族祠”一词，明代则以这种脱离寺院择地另建祭祀始祖的族祠为特色。兴化族祠的设置一般是由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共同完成，族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宗族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我们收集的族祠祭祖事例中，以共设五室，中室祭祀始祖，左右祭祀支祖、先祖、近祖或兼而有之的形式为多。兴化族祠祖先龛位的设置表明，当地宗族是世代久远、房派分衍众多而且被组织化的宗族。徽州也以择地另建的宗祠较为普及，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徽州的大宗祠亦称统宗祠，特别强调统合诸支族人。明代中后期吉安大姓宗族兴建总祠合族，实际上吉安在元代已经出现个别总祠，至明代中后期则普遍化，吉安的大族以总祠为重要手段使宗族组织化。建祠不仅是为了祭祖、聚会以及办理族务，更重要的是以宗族之法维持礼法，翊辅教化，维护乡族社会秩序。
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兴起于永乐以后，正德以后加快了建祠速度，至明末建祠速度减慢。明代建祠祭祖有一个从前期家祠向中后期始祖祠，或曰从前期小宗祠向中后期宗祠演变的过程。兴化修建族祠是在成化以降兴盛的。徽州在成化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新建了众多的宗祠。总之，成化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建祠祭祖的兴盛期。明代地方志对祭礼的记载南方多于北方，这是祭礼的实行南方较北方为盛的反映。明代岁时节日中的祠祭活动增多，是实行祭礼的结果。祠祭流行省区与祭礼流行省区一致，均为南京、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而且岁时节日的祠祭记载仅见于这些南方地区，祠祭祖先的记载往往与宗族联系在一起，说明祠祭祖先是宗族建设的一部分。明代宗族势力盛于南方，尤以安徽、江西、福建为最。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在不同地域的兴起和普及具有时间上的差异。徽州、兴化、吉安以及江浙的一些地方是宗族制度发育最早的区域，宋元时期已有组织化的新形态宗族，在明代逐渐普及。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发育较晚，是以嘉靖时期“大礼议”为契机、以地区开发为背景迅速普及的。更有众多的地区在清代才普及祠祭祖先的。我们不能用一个地区的资料来说明明代整个时代的宗族状况。
明代宗族制度进一步发展、更加成熟，主要表现在宗族在建祠祭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修族谱、行墓祭、置祭田、讲乡约、设义塾等举措，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创新”来合族，维持乡族社会秩序。
其次，明代宗族的组织化是以乡约的推行为背景的。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教民榜文》是通过设立里老，并以里甲为基础，结合里社、社学、乡饮等制度，以调节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的制度性规定。《教民榜文》的颁布，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的初立。明代的乡约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教民榜文》及其相关制度是广义的乡约，而狭义者则是指设立约正宣讲六谕。前人多把明代乡约作狭义理解，如从广义理解明代乡约，更容易把握明朝国家的统治思想和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从而深化对宋以后社会变迁的认识。
明朝乡约有一个不断推行的过程，贯穿有明一代。明代乡约初建于洪武时的《教民榜文》，改造于正德时期的王阳明，重建并普及于嘉隆万时期。前人往往把明代乡约看作是王阳明实践的影响和嘉靖八年的推行，我们的考察证明这是不准确的。嘉靖至万历时期各地广泛举行乡约，京师、南京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都有推行乡约的大量事例。明朝政府与士大夫运用宋儒以教化维持社区社会秩序的政治主张，结合明代社会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乡约的时代，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统治特色，给予明代以及明以后社会历史以深刻的影响。
嘉靖以前宗族组织化形式比较具有多样性，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其表现，首先是以制定宗约族规为契机，设立族长、约正等管理人员，其次是同时结合修谱、建祠等宗族建设活动。宗族的这种自治活动，受到宣讲《圣谕六言》和官府推行乡约的重要影响。
宗族规范的大量出现是在嘉靖以降的明后期。明代大量出现族规，是实践宋儒修齐治平和重建宗族制度的主张。明代士大夫将朱熹《家礼》冠、婚、丧、祭四礼付诸实践，通过宗族移风易俗，特别是强调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也受到宋儒小宗法主张的影响。族规的兴起更是明代宗族组织化的产物。明代嘉靖以后宗族修谱并制定族规盛行，这与当时宗族建立祠堂的兴盛一致，是宗族组织化以宗族法控制族人的反映。以宗族为单位的族规的兴起成为一时风尚，明代的宗族规范除了宋元时代已有的家训名称外，出现了祠规、宗规、宗仪、宗范等有关宗族的用语，凸显了宗族制度的性质。宗族组织化与明朝宣讲圣谕和乡约制度有密切关系，明代宗族规范中宗约、家约、族约的较多出现是宗族乡约化的又一证明。明代族规的内容显示出时代的特点：伴随宗祠建设，族规偏重祭祖的规定；普及朱熹《家礼》对于冠、婚、丧、祭四礼的仪节，以移风易俗；赋予族长管理族人的权力，使宗族组织化。此外，强化伦理道德和睦族方面的内容也比较多。从明代族规形成的特点来看，可以分为统宗祠规，按照圣谕六言制定的，结合乡约制度所定的几种类型。
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明代的宗族乡约化是宋以后中国宗族组织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得到了加强。赋予宗族以族约、保甲、族长管理族人，就等于赋予宗族司法权，使其具有准地方官的性质，明朝政府还是很慎重的。地方政府也知道在实行乡约过程中，存在着约正副不得其人而假以事权，致使剖决词讼、查勘事情、清理课税被其所欺的情况。所以宗族能否组织化行使类似乡约和保甲的权力，最终的决定权操在政府手中，需经政府授权。对于宗族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授权，宗族领袖管理族人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度，且缺乏一定的合法性，族法不能超越国法。因此，宗族向政府申请批准行使管理权，其性质是族权必须受到政权的监控。就明代中后期的情形而言，毕竟政府同意了宗族在地方的管理权。因为政府也看到授权如果得人，宗族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好处。安徽的宗族乡约化突出，地方官十分明确地把宗族乡约化作为目标；宗族响应政府推行乡约，士大夫及其代表的宗族出于维护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通过宗族的乡约化使宗族组织化，从而强化对族人的管理。宗族申请地方政府批准族规主要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这是宗族强化对族人管理的年代，宗族首领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族人，请求政府支持，政府既把族规视为政权的补充也为了监控宗族，政权与族权的互动关系加强，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联手。
再次，明代士大夫丰富和发展了宋以来的宗族理论与思想。明代宗族制度发展与普及的重要推动者是士大夫，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一些主张，其中宋濂移风易俗的族治论、杨士奇维持与发展宗族的故家论、罗钦顺折中程朱的宗祠祭祖观点，都是有特色的。
宋濂的宗族思想是作为移风易俗提出的，即通过教化治理宗族，从而改造社会。宋濂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族治思想，具体落实为举行族会教化族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修谱崇本以维持世教等方面。他把宗祠主要作为教化场所、赋予族谱以“世教”的功能，均是以前罕及的论述。宋濂还把义门作为族治思想的现实楷模，强调以义门改变天下风习。士人应担负其化同姓美天下之俗的历史重任，是宋濂的又一重要思想。修齐治平是古代特别是宋以后儒家伦理政治的模式，宋濂把“化同姓之亲”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看待，则是“齐家”内容的变化，为士人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元明之际浙东宗族组织化加强的社会现象，与当地士大夫重视宗族建设不无关系。显示出此时该地域社会士人恢复华夏传统文化、复兴“先王之制”、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宋濂吸收了老师们重视宗族问题的思想，结合浙东民间宗族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族治思想，并传授给学生，使其发扬光大，反映出元末明初浙东族治思想的师承关系和地域特色。
江西的泰和以及吉安府多唐宋以来的世家大族，出了不少因科举成功而仕宦者，有重视儒学和文化的传统。泰和士人的文化修养深厚，泰和民间是一个耕读传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重视宗族的观念也有深厚的基础。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的核心是故家论。他的族谱序跋洋溢着对诗书、仁德传家的礼赞，揭示了望族存在的基础在于文化的传承。通过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我们看到明初泰和及吉安宗族势力强盛，这些宗族有不少出仕者，有的还位居高官，他们有因婚姻、师生、科举、同朝等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泰和及吉安是一个士大夫宗族为中心的社会。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主要探讨故家的维持与发展，将修谱的实质定位于延续故家的传统。杨士奇以内阁大学士的显赫地位以及其文集早在正统年间就已刊出，给予当地宗族以较大的影响。
明中叶罗钦顺的宗族观念受到了杨士奇的影响。特别是罗氏关于“文行”和谱牒与世家关系的论述，与杨士奇有关看法如出一辙。可以说，宗族的故家观念形成传统，一脉相传，反映出泰和世家大族为中心的社会特点。罗钦顺宗族观念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宗祠祭祖的观点，他把祠堂祭祖作为礼制讨论，认为程颐主张祭远祖、朱熹主张近祖均值得重视，并提出折中程朱的主张，既是保存二者精微之深意，也是从人情出发制定礼仪，而主张礼以义起，可以从权处理。罗氏基于家庙制度难行，祭祖可兴仁让，有裨于风化，肯定了参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的祠堂之制。罗氏不仅鼓励他人建祠祭祀始祖，还在本族设立大宗祠，身为著名学者而不惧对传统宗族制度的违礼逾制，或许反映了嘉靖初年士大夫宗族建设和维护社区社会秩序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