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海德格尔
生活在上海的人们的眼睛不免是轻松又劳碌的。夜色中的南京路商业街上闪烁的霓虹招牌，人民广场地铁站里煽情而夸张的内衣广告，报亭玻璃窗上悬挂着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时尚杂志，42路公交车身上花花绿绿的大幅广告，三联书店里一本本图文并茂的《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和《毛诗品物图考》……无不都是想以图像来讨好你的眼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不得不承认，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图像给你的眼睛带来了一种赏心悦目的轻松感。当然，不用说，当你置身于一个被图像狂轰滥炸的境况中时，那你感受到的只能是疲劳和麻木了。
一、以眼代脑：阅读风尚的当代转向
（一）图像探因：技术支持·现代情绪·商业原则
图像的出现和风行，使得它从以往的装饰性地位一下子跻身到与文字平行，甚至超越文字的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读图时代”的来临。信息的数字化处理、现代照排技术及印刷工业，都为“读图时代”的来临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可能。而图像的大量出现和流行又在潜移默化中使你调整对社会的认知方式，进而制约并规范着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也就是说，你将来的知识获得也许不再是主要来源于传统的文本读物，而是来自照片、漫画、VCD等以图像为主体的资料。
那么，如何命名当下社会的这一阅读时尚，与你能否觉察到它正在呈现的（阵势）相比起来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也许，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考察这一现象在当下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搜索图像的历史链接，以及作为都市大众文化形态之一的图像在市民精神文化建构过程中起了怎样的功用，等等。
总的看来，图像在当下社会风行的原因大致有三：信息社会的技术支持，都市社会的现代情绪和市场社会的商业原则。
1.信息社会的技术支持
从客观上来看，信息社会下的数字高科技为图像便捷地批量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农业社会中，图像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美术价值和意义，当然，正是这种手工创造的低效率、高技巧、少数量、高成本使得那时的图像（图画）就显得弥足珍贵。
它也多在文人士大夫之类的精英阶层、皇室家族和宫廷侍臣之类的政治权势圈子中赏玩、珍藏和流传。
19世纪达盖尔银版摄影技术（透镜成像物理原理和感光材料的化学反应）的出现，对传统的再现性绘画是个致命的打击。
所谓画师繁琐复杂的技法和费尽神智的劳作，一夜间就能被完全不需要多少绘画专业技能训练的人迅速拷贝出来。既然再现性的绘画在“维肖”的层面上不敌新兴技术，那它只好转向另一种富于创造、想象、抽象能力的绘画样式，即：现代派绘画技法。于是，马蒂斯代表的“野兽派”、康定斯基代表的表现主义、毕加索和勃拉克代表的立体主义等抽象美术应运而生。这是技术对于美术造成的“威胁”和美术自身的革新，不用说，30年代前后《良友》画报在上海的出现和风行其实就与摄影技术的成熟有关，这时图像就具备“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前提条件了。
到20世纪末以至今天，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令人眼花缭乱地更新换代，图像信息的数字化存贮和处理，使得图像的制作和处理变得异常便捷，只要不讲求专业的摄影要求，“摄影技术”对普通人来说几乎不算是什么技术要求了，只要条件具备，每个人随时随处都会成为一个图像的制造者、处理者和享用者。看来，数字社会中图像的大量涌现是大势所趋，没法逆转了。
2.都市社会的现代情绪
从主观上来看，图像的风行与现代都市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有关。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近代中国都市的发展促成了一种科层化、技术化的都市生活组织形式，而这是保证一个都市各行业的群体能协调运作的必要手段。克服一种自由散漫，或者说诗意的生活态度，固然保证了整体意义上的可管理化和可操作性，但却牺牲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诗性的感悟。正是这种都市生活的技术化，带来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和日趋加快的生活节奏，使得现代人始终挥拂不去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焦灼感，始终处于一种趋乐避苦、少哲思、少顿悟、少耐力的精神状态。
我们知道，文字的出现对于历史文献典籍的流传散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正是文字在给人们带来交流的便捷的同时，它使得人对丰富的生活质地缺乏一种直观形象的感受，进而使得人们失却了对外界的感性把握。而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又很少有时间、有耐心去翻阅那些纯粹的文字东西，无意去体会文字游戏的机智所带来的思维快感，但又不愿意对外界一无所知，毕竟还有了解信息，包括享受文化的需求，怎么办呢？图像的出现恰好迎合了他们的“胃口”，使得他们能迅速、形象、直观、有选择地了解他们所想了解的信息。
说到《外滩画报》这份报纸的名字，其主编陈岚尼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到，虽然他们报纸上图像的比重与其他报纸相比，要大一些，要重一些，但他们仍觉得做得不够，她说：“上海可能有一些读画报的传统吧，我们也受到《良友》画报的一些启发，在《良友》画报的时代，上海相对于全国来说，它的都市生活形态比较现代化，这与今天我们的生活形态有些相似，而图像正是这样的生活较好的表现形式。”可见，正是这么一种都市生存环境下的现代情绪促生了图像在当今社会的流行。
3.市场社会的商业原则
有了技术上的客观支持和现代情绪的主观因素，就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它还一直存在着一个丰厚的商业传统，图像的流行其实也与上海相对发达的商业传统有关。
我们知道，上海是现代化起步较早的都市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城市之一。现代意义上都市的工商业特性使得它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特性形成了显著的区别，商品经济的交易原则逐步代替了农业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原则，并上升为一种追求财富和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原则。这一商业原则逐渐成为上海最为显著、最为发达的一种价值观，而这又与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遭遇等因素有关。
那么，当图像这种艺术样式与市民的阅读、审美趣味两相契合，并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时，通过对文化商品的工业制作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自然就成为典型的商业社会中典型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机器复制的时代中，文化商品的工业化批量生产，自然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仅以图书为例，我们在书店看到的不光是引进的一些国外图文书籍，如《音乐的历史》、《阿波罗艺术史》、《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等，也不光是一些消闲轻松类的图文书籍，如《梦幻旅游·中国卷》、《城记》等，一些严肃的学术名著、历史典籍、小说现在也都一一图文化，如《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美的历程》（李泽厚）、《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毛诗品物图考》等，这些图书或彩印，或铜版纸，寓严肃于轻松，传高雅于流行，印制精美，价格不菲，但又备受当下社会人们的青睐。商家也不失时机，要么大举引进，要么推陈出新，广为印制，为图像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看出，商业的交易原则以及追求实利的本质，使得这种与市民阅读口味两相契合的图像被广泛地复制出来。
（二）两大功能：审美作用与娱乐作用
初步分析了图像在当下社会流行的原因后，我们再看作为大众文化形态之属的图像在市民文化生活和精神建构中起着怎样的功用。
1.形式上的“无用之用”
这里所说的图像虽不是专从美术的角度来讨论的，但市民接触到的各种形式的图像，漫画也好，招牌也好，月份牌也好，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审美因素，这是图像自身的外部特征决定的，也是文字所不具有的。
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几十年后，当鲁迅温馨地回忆起幼年私塾里的生活时，他仍掩饰不住那份“爱美的天性”——对图画的渴求和满足，而图像在这里又能较纯粹地给人一种“无用之用”的艺术和美的享受。“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这是鲁迅早年对美术的本质的看法。
虽然他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也不免有将美术当成与社会抗争的工具的意思，但即使到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
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这是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同样，鲁迅在赠送许广平画谱前所题的诗中也写着“聊借画图怡倦眼”的句子，可见他对图像的审美功用是一贯重视的，而图像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大家审美的需要，这是从图像的形式来看。
2.内容上的“展卷玩赏”
从内容上来看，图像又为市民提供着一种休闲娱乐的艺术样式，也就是图像的娱乐作用。而这又与图像的大众性有关，因为它是面向普通市民的一种“大众文化”，主要是着眼于城市各个阶层的读者，尤其是中下层受较少教育的读者，甚至文盲。“因为文字有深浅，非尽人所能阅读，若借图画表现，可以使村夫稚子，都能一目了然。”“故士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男子可观也，内而螓首蛾眉，自必添妆罢针余之雅谑。”
《申报》老板美查（ErnestMajor）谈到他创办《点石斋画报》的目的时这样说：“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赏，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可以看出，在这里，图像没有文人学士的清雅高超，也没有现实政治的束缚羁绊，文艺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扬，这多少触及到一些文艺的特质。林语堂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说，“其实画报之未列入‘文学’，倒是画报之幸，一登彼辈所谓‘大雅之堂’，便要失了生趣，要脱离与吾人最切身关系的种种细小人生问题。在我看来，今日画报比文字刊物接近人生的切身问题，而比文字刊物进步。”
从娱乐性上来看，造成图像对中国文艺的两种重要传统“道统”和“学统”解构的原因，正是上海“商统”文化的形成。正是那种华洋同居，五方杂处，中西对流的都市上海使得大众文化有机会有条件得到充分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迥异于传统文艺的另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即，将文艺作为一种为了谋求最大商业利润，追求最大经济效果的手段或者说工具，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商统”。这也是在上海所形成的最主要的，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
这样看来，文艺（包括图像）在上海并没有获得其真正的独立性和审美性，而这一点往往是有些论者所没注意到，并盲目地感到乐观的地方。就是说，文艺虽然好不容易摆脱了源远流长的“学统”和“道统”的纠缠不休，但是它马上又陷入到“商统”编织的罗网之中。
“商统”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图像形式，内容的选择以及价值的取向。但不管怎么说，他同时解除了图像“道统”和“学统”的两种束缚，多多少少恢复了它的通俗性，给都市大众提供了一种文化娱乐功能。“展卷玩赏，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减负”后的画报一身轻松，渐渐成为市民最为理想的休闲品。这从20世纪30年代连环画在上海风行的盛况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境用茅盾的话来说就是：“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只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条凳。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那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门槛’，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没一定。……这些小书摊无形中就成为上海大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
由是观之，从形式上看，图像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种“无用之用”的审美作用，使得他们能以此来满足那份“爱美的天性”；从内容上看，图像以其大众性的艺术样式为广大市民提供一种娱乐作用，可供他们在“茗余酒后，展卷玩赏”。当然，具体的图像样式发挥的作用也应当是不同的，比如月份牌的广告作用，木刻的战斗作用，漫画的讽刺作用，宣传画的宣传作用，等等，不一而足，但从都市生活中大众文化一面来考察的话，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其最基本的两大功能。
（三）图像地位：与文字“争锋”
1.重视图像：淹没在一片“文本主义”者的责难声中
在精英的视野里，与文字相比，图像始终处于一个“贱卑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利奥塔在其著作《话语，图像》中就“反对那种认为文本与话语优于经验、感官及图像的文本主义看法，主张感官和经验优于抽象物和概念”，他“批判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对感官的贬抑，并试图消解‘那片自柏拉图以来就以灰色面纱般的言说掩盖了感性的东西的阴云，感性的东西一直被视为是非真实的存在，它们很少被认真对待过，或是被纳入到真理之中，因为在人们看来，它们乃是和错误、怀疑、修辞学家、画家、雇佣兵、放荡不羁者以及唯物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利奥塔正是图像／文字对立关系中被贬抑一方的捍卫者。
现在，我们大约仍还持有这种观点，即“读图”仅是一种无知无识的少儿或俗人的“专利”。与抽象的文字相比，图像在大多数人的内心里未免还是轻视的，也有人对图像在当下文化生活中的“霸权”地位和图像对人们的“宰制”不无担忧，因为对图像的迷恋会导致对文字的陌生，这些都多少与精英知识分子对自己拥有的话语权力受到图像的“挑战”而产生的焦灼感有关，他们竭力维护着自己的“一方净土”不为他人所觊觎和侵占，从深层上看，这其实也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关系，以及大众文化兴起的间接反映。
那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图像到底肤浅、低俗吗？最早提出“读图时代”这个词的广州花城出版社编辑钟洁玲女士对笔者说起了当时的情况和她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