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四十二）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就在这年冬天，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
二车间有个女工，叫陈花娇，二十八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六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冬季的泥水活并不多，因此花娇的丈夫准备早点回家过年，他要妻子花娇跟他一块回去。花娇说，厂里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丈夫很固执，坚持要花娇跟他一起走，火车票都买好了。花娇只好去跟厂里请假，车间主任不准。花娇无奈，只好去退了一张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恼火，临走怨恨地对花娇说：“你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去了。”谁知，这气句话竟成谶语。
花娇的丈夫走了之后，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小小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二十八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六岁的小女儿和六十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捐，厂里的每个人都往那个用红纸糊起来的募捐箱里塞了钱，我塞进去五十元。厂里处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十分的大。我和花娇虽不在一个车间，但曾在一个小组里呆过，我们还曾一起去月浦镇看过电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挣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将来脱离农村苦海。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是因为花娇这件意外事件，我决定回家过春节。这是我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决定回家过春节。以前的春节一直没有勇气回去，但是，花娇的离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回家了。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棉毛内衣，给妹妹买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个春节过得少有的温馨。继父很自豪地逢人就夸我的能干，把我带回去的香烟四处散发。而我每天呆在家里，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年的离家出走曾被村人作为“私奔”话题传得沸沸扬扬，自尊依然有点难以接受。在家里呆到第三天的时候，父母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了唇枪舌剑，吵得鸡犬不宁。我的心渐渐凉起来，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临走的时候，妹妹可怜兮兮地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那里很苦的，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吵架时那种可怕的嘴脸。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把妹妹也带到了上海。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我把妹妹带到厂里，把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拷边。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么孤单了。写作也更为勤奋。此时，我开始把写作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