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惟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四十一）
【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好像整个厂里就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至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