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河和黄茵河，两条小河汊子，都发源于西南部熊家寨，绕着我们村一片方圆约八公里的低矮山地，一左一右，最后在东北方向交汇，流入青龙河。柳林河的河水，一滴一滴从山间的岩缝里渗出，在干涸的河床上，在大块大块的鹅卵石下蹑手蹑脚地潜行，九拐十八弯后，汇流到十几里路外的塔桥集，终于有了一点河的模样，在小石桥下跌落出哗哗的水声。
居住在两条河汊子两岸，来自四个大队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们就要毕业了。入学考试在河汊子之外的杉村岗中学举行。考试只考两门：语文和数学。考试前一天，老师带着同学们去杉树岗中学提前看考场。站在考场的门口，班主任马老师一反常态，笑眯眯的。他把我和马珂民同学拉到一边，对我说钱阆你要帮一帮马珂民，好歹你们同学一场。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座位在马珂民的前排。是巧合，还是故意安排，我不得而知。马珂民是班主任的侄子，也是政治老师的侄子。这样推测，我五年级的学习成绩应该是比较好吧。经过二、三、四年级的沉沦，我的成绩终于有了一点起色。
可我不愿意帮马珂民，不愿意让他看我的答案。不是怕他的分数比我高把我比下去。他根本就是我的仇人。我骨子里愿意帮别人的，特别是考试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高考那一年，后排的一个哥们吹捧了我两句，我就同意考试的时候展开卷子给他看。后来，有一位监考老师一声不吭地把我的卷子折叠起来，我才不敢“帮”那名考生。
我跟马珂民是因为什么结的仇，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前一个冬天，上课前，我在教室里跟马珂民起争执，打起来了。他抄板凳要砸我，我不怵他，转身从冬柴堆里抽出一根胳膊粗细的栎树棍一棍子抡下去，打到他的脸上，顿时鲜血直流。好险，差一点点就打到他的眼睛。我有点后怕。马珂民当场扔下手里的板凳，坐回座位，嚎啕大哭。上课铃响了，政治老师走进教室。看见她侄子在哭，顿时火冒三丈。她命令我走到讲台前，当前全班同学的面，用细竹条抽我的手。边抽边喊：“叫你手贱，叫你手贱！”每年冬天，我的手都会冻得红肿。政治老师再用细竹条抽打，钻心的疼痛之后，我的两只手又破了好几道口子，鲜血淋漓。原来还有的一点懊悔全部变成了愤怒。让我在考场上“帮”马珂民？门都没有，窗户都没有！
考完试，我跟村里其他的孩子一样，立即投身到水深火热的农业生产中。放牛、砍柴、薅地或者其它的小事情，日复一日。
夏天，让人又爱又恨。恨它，因为酷热，因为蝉鸣，因为暴雨，因为电闪雷鸣，因为蚊虫叮咬。爱它，因为假期，因为午睡，因为游泳，因为自由自在，因为轻衣薄衫。
又是一个阴雨天，下着小雨。钱方银爷爷从塔桥赶集回来，专程跑到我家门口。“狗娃子，杉树岗学校在街上放榜，你考上了，快去瞧瞧吧！”说完，他一瘸一拐地走了，他的腿先天残疾。
我刚刚放完牛回家，快要吃午饭了。我觉得还是先到塔桥看看放的什么榜才安心。爹妈也都催我去看。于是，我把裤腿高高地挽起，光着脚丫子，不打伞，不穿雨衣，冒着毛毛细雨，向三里外的塔桥跑去。
天地之间一片雾雨濛濛，一路泥泞。塔桥离杉树岗中学一里之遥，是远近闻名的小集市。我跑到塔桥集，发现那天正好逢集，街上的人很多。国营商店的北墙上用红纸张贴着入学考试所有考生的姓名和成绩。400多人参加考试，录取108人。榜上最惹眼的是三名同学两门课总成绩考了0分，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同学，我的死党张正西。当然，最让我高兴的是，第一名是我的同班同学邹琳，她的总分是128分。她一直是那么优秀。我的总分考了86分，平均每门成绩是43分，竟然是第八名！所以，考试的时候，你的对手是谁非常重要。我暗自庆幸。
我急切地在榜上搜寻熟悉的名字，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全身湿透，光着脚丫子站在乌黑的烂泥里。通过考试，而且成绩不错，那种感觉真好。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钱琨也被录取了。大家一看学费，吓了一跳：14元！1984年，14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据说县水泥厂上班的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只有30多元。村里的人都感叹：读书读不起喽！
多少钱都得读。14块钱，不就是50斤米么。姐和村里几个学生早一年读的初中，一年的学费也只有七块。过了一年，学费直接加倍。农民们都有田地耕种，麦稻的收获都归自己，学费虽然涨了，还是有能力负担的。我们家每年能收到3000-5000斤水稻，500多斤小麦，折算成钱，也相当于是1000元左右的收入。当然，要挣到这1000元，费老鼻子劲。
开学了，我惊喜地发现，我们的英语老师是熊五更！他太牛了！他不但从小学调到初中，还能教这么现代的课程。熊老师鼓动同学们订阅报纸杂志，我觉得熊老师是对的。我订阅了《学英语》和《中学生之友》。那是我第一次订阅杂志和报纸。第一期《学英语》送到时，我们刚刚学完二十六个字母，看那报纸跟简直跟看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我还是很高兴。
我们钱洼村终于有十个人读初中了。一个周末，大小初中生们站在门合东拉西扯，大家都是校友嘛。有一个人问我：“钱阆，你们班女生多不多？”我说多。他又问：“你们班女生长得漂亮不？”我说：“不知道。她们长得又高又粗。”这个回答应该非常滑稽可笑，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这个“又高又粗”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在村里也流传了好几年。至于它为什么好笑，我到高中才明白。
不幸的是，我完全不适应新课程，成绩一落千丈。我不理解负数，不喜欢数学老师。期中考试，我的数学考了史无前例的低分数：11分。即使是熊老师的英语课，我一直搞不清楚字母b和d谁是谁。熊老师说，不是学过拼音吗？一个是“波”，一个是“得”。我说我没有学过拼音。熊老师的鼻子都气歪了。我真的不是故意气他的，直到初三下学期，我才知道“汉语拼音方案”、声母表、韵母表这些东西。
可能是受到《中学生之友》的启发，我又想写诗了。我真的写了一首诗。很兴奋地拿给爹妈看，说我要投稿。
到现在我都无法相信，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投稿”这么一件高级的事。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想要投稿。爹看我那兴奋的样子，狐疑地问道：“你写的么鬼东西？拿来我瞧。”
我用十二万分的认真态度把那首诗誊写在一张信纸上。爹接过去，站在堂屋门口，斜靠在门上，然后一字一句地念道：“啊，故乡。每天给我一轮初升的朝阳。啊，故乡，每晚给我一屋平静的清凉。我愿意当一块抹布，把你擦得熠熠生光”。
爹看完了，把那张纸塞还给我。“写的是么鬼嘿？我看没有人要。”爹当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不懂诗，不懂得欣赏，那个“熠熠生光”用的多高级呀。姐则说不对不对，应该是熠熠生辉才对。我说你懂不懂，生辉生光不都一样吗？我要押韵我就要用生光你管不着。我感觉我的诗可能不是很好，但大家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去。1984年冬，我不知道往哪里投稿。那首诗就这么夭折了。
我们班一位同学是我的偶像。他叫熊光胤，好像比我大两岁。他的个头比我高，还蓄了一抹小胡子，挺帅的样子。他的成绩就不错。喜欢写诗，一手钢笔字写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我们聊得很投机。我已经不记得我跟他聊什么。只记得他曾经把“幼稚”误念成“幼雅”，我得意洋洋地纠正了他。多少年之后，他还说我是他的一字之师。
我个头小，被分到第一排。同桌从他父亲的医院里拿来几个***，吹成气球。我们在班里追逐击打那个“气球”，玩得不亦乐乎，也不知道害臊。
即使在那样懵懂无知的年龄里，我还是偷偷地喜欢着一个女生。她剪着一头短发，走起路来一冲一冲地，很精神。她总是一幅笑眯眯的神情。那年月，有什么事值得那么高兴呢？我很好奇。恐怕我最喜欢看的，非常有可能是她那厚厚的下嘴唇，看起来像要撒娇一样咕嘟着。可惜，二年级，就没有看见她，可能转学了，更有可能是辍学了。
后来，我假装去找熊光胤玩，去过她们村几趟，也没有看到她。不过，她长得既不高也不粗。
那一年，在期中考试后的全校师生总结大会上，我还见到一个女生，我整整恨了她一年。我姐钱闵读初一，我读五年级。一天晚上，她带回来一本作文选。我要看，钱闵不给看，说是借她同学郑小红的，还说我的手太脏。我说我洗手。钱闵仍然不同意。还在一个劲儿地吹嘘郑小红的学习成绩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地爱干净，作文怎么就成范文在大会上宣读等等。
越是不让看，我就越想看。趁钱闵不注意，我一把抢过那本作文选。于是干干净净的封面上留下几道乌黑的手印。钱闵还真拿那郑小红挺当回事，竟然急得哭了。害得我又被妈抽了两竹条子。第二天放学回来，钱闵又向妈告状说，郑小红再也不肯借书给她了，都是钱阆害的！我又被爹骂了一通。这个郑小红，肯定头发乱得像鸡窝，长着一脸雀斑，黑不溜秋，一幅凶神恶煞般的相貌。我这个人记性好，还爱记仇，于是郑小红这个名字我就牢牢地记住了。
让我惊奇的是，郑小红真的是第一名，她被请到主席台上给大家念她的作文。她大眼睛，皮肤白，一幅文文静静的样子，没有雀斑，一点也不难看，她也是长得不高也不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