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说，“确实很幸运。不然总统先生可能会认为我们俩是商量好的。”
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埃尔金斯是布莱恩先生的挚友，也是总统先生的好朋友，他刚好进来，说他见过了总统。总统告诉他，他昨晚和我就智利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在这件事上观点很强硬。
“好了，总统先生，”参议员埃尔金斯说，“卡内基先生和你说话时，不可能像他和我说话时那么直接。他的感情十分强烈，但是和你谈话时，他肯定会有所保留。
总统先生回复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丝毫没有看出他有所保留的任何迹象。”
这次事件得到了调停，多亏了布莱恩先生的和平政策。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保证美国免于外交纠纷。他被认为是个好战的美国人，而实际上，正是他使总统让步。如果这件事换个人来做，可能民众还无法接受。
在那天的晚宴上，我和总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友好对话，但是他看上去身体不怎么好。我斗胆地建议他需要好好休息，不管怎样，他需要度个假。
他说他打算坐上缉私船离开几天，但是最高法庭的布拉德利法官刚刚去世，他必须要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我说有一个人选，不过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曾一起钓鱼，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无法客观地评价彼此，但是他可以去调查一下——匹兹堡的希雷斯先生。总统先生照做了，并任命了他。希雷斯先生得到了各地强烈的支持。如果哈里森总统发现希雷斯先生不是他想要找的人，那么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的推荐，总统先生都不会任命他。
在白令海的争端上，索尔兹伯里勋爵拒绝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总统对此感到十分的愤怒。总统决心拒绝对方提出的仲裁。在这件事上，布莱恩先生支持总统的决定，而且也对这件事感到愤愤不平。索尔兹伯里曾经通过大使对布莱恩先生的计划表示赞同，现在却反悔了。我发现他们两人都没有任何妥协的打算。而总统则是两个人中更为激动的一个。在单独和布莱恩先生谈话时，我向他解释说索尔兹伯里其实没有什么实权。迫于加拿大的压力，他无法履行当初他草率签下的协议。还有一个因素，他目前和纽芬兰岛还有争端，后者坚持这件事的解决方案也要考虑到它的利益。英国政府不会不理会加拿大和纽芬兰岛的不满。索尔兹伯里只能做到这点。过了一会，布莱恩被我说服了，并且成功地把总统拉入了同一战线。
白令海争端还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局面。一天，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了华盛顿，请布莱恩先生安排他与总统先生会面，就此问题进行协商。布莱恩先生回复说他会去见总统，第二天上午给约翰爵士答复。
这件事刚发生后，他告诉了我。当然，布莱恩先生说：我十分清楚，总统不会与约翰爵士和他的朋友进行官方的会晤，当他们打电话来询问时，我就会这么告诉他们。约翰爵士说加拿大是独立的，就像纽约州在联邦一样的独立。布莱恩先生回答说，他担心如果安排加拿大的总理和纽约州的官员们会晤，不久他和纽约州当局就会听到华盛顿关于此事的一些看法。
正是因为总统和布莱恩先生都深信，英国政府无法履行之前同意的协议，所以他们接受了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仲裁要求，相信他已经尽力了。布莱恩先生对此十分地失望。他曾建议英国和美国应该在白令海各设一条小船，行使同样的权力，对于两国的渔船都享有登船检查权和逮捕权——实际上就是联合警队。索尔兹伯里也有值得赞许的地方，他曾发电报给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为布莱恩先生想出的绝妙的建议而自豪。这本可以促成历史上第一次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力的合作——一次公正的、兄弟般的条约。朱利安爵士曾把这封电报给布莱恩先生看过。我写这件事是为了表明一点，能干的政治家们乐于并急于合作，但有时候却无法实现。
布莱恩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着开明的见解、可靠的判断，并一直向往和平。在智利的问题上，军力动员法的问题上，还有白令海的问题上，他都表现出冷静、智慧和对和平的追求。尤其是，他还拉近了说英语国家之间的联系。他感激法国曾在独立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点并没有让他失去理智。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与别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舌战。当时提到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场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说，在他们印象中，布莱恩先生总是对英国抱有敌意。布莱恩先生否认了这点。这很公平，因为我知道他的看法。他有关《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信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布莱恩先生回复道：
“当我成为国务卿，着手处理这件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通知我们，你们陛下所‘期望’的，而我们的国务卿总是告诉你们，我们总统“斗胆希望”的。当我收到了一封快信，告知我们，你们陛下的期望后，我回复了，并告知你们我们总统的‘期望’。”
“那么，你承认了是你改变了信件的措辞？”对方的话就像一支利箭射向他。
他飞快地作出了回应：“只不过是因为情况改变了。美国已经过了用‘斗胆希望’来回应‘期望’的阶段。我只是学习你们的榜样，要是女皇陛下用的是‘斗胆希望’，那么美国总统也会用这个词。只要你们用的是‘期望’，我恐怕美国也会一直用‘期望’来回敬。”
在一次晚宴上，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和苏格兰钢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
泰南德爵士作为宾客出席。
晚餐期间，张伯伦先生说他的朋友卡内基是个好人，看到他成功，他们都十分高兴。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每年给他100万英镑甚至更多的补贴，就因为他生产了钢轨？
“好了，”布莱恩先生说道，“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对于铁路很感兴趣，我们曾经以每吨90美元的价格从你们那进口钢轨——一分钱都不能少。现在，就在我这次离开美国前，我和卡内基签下了一份大合同，每吨钢轨30美元。我认为，如果不是卡内基和其他人顶着风险在我国投资制造业，我们现在还在以9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你们购买钢轨。”
查尔斯爵士插话说：“你说的对，90美元一吨是我们协商好的卖给外国人的价格。”
布莱恩先生笑着评价道：“张伯伦先生，我觉得你对我们的朋友卡内基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是啊，”他回答道，“怎么可能？查尔斯爵士这样出卖我。”大家一起笑了。
布莱恩是个少见的健谈的人，他讲话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从来没听到他讲故事或者演讲时，用过任何不合适的字词，即使是最挑剔的听众，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他的反应就像捕兽夹一样快，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同伴，他造就了一位优秀而又谨慎的总统。他是真正的保守人士，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主张和平。
在英国和苏格兰时，约翰·海是我们的常客。1898年，在他来斯基沃拜访我们的前夜，麦金莱总统把他召回国，任命他为国务卿。那届政府几乎没有这个任命过程的记录。他用绝对的自信和真诚鼓舞人民，并且有着远大的志向。他憎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做的最残忍的却又最无效的蠢事”。
我在伦敦遇到了他和亨利·怀特，当时我正准备去纽约，此时菲律宾问题正好是个热点话题。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的观点是相似的，认为这严重背离了我们传统的政策。美国一向避免占有远距离和不相邻的领土，保证国家势力在北美洲范围内，尤其要避免卷入军国主义的漩涡。海、怀特和我，在海的伦敦办公室一起握手，就此达成了共识。之前，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短笺：
伦敦1898年8月22日亲爱的卡内基：
感谢你寄来的斯基沃松鸡肉和你的来信。上周时，我收到并阅读了这封信，看到那些善意和赞扬的话语时，觉得既严肃又有趣。
当大家期待我做这份工作时，我觉得他们在谈论的是另一个人。我希望，直至我正式离职，我可以保持友善的形象。
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你发表在《美国北方》的文章，以我现在的处境，我无法表达是否同意你的观点。我脑中唯一的问题是，现在我们从菲律宾撤兵的可能性有多少。我相当庆幸，这个重大问题没有交给我来处理。
命运真是奇妙，他庆幸不会由他来处理的问题，最终还是落到他身上。
最初在义和团事件上，他是唯一一个支持中国的人，而且也成功地维护了和平条约。他把英国看成是我们种族的一部分，对她有深厚的感情。总统在这点上也是彻底支持他的。他们对于英国反对其他欧洲国家，在古巴战争中支持西班牙，感到十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