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天已经很热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中央局的一份长电，顿时像跌进结冰的洼地。这份长电实际上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长电劈头盖脑地把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意图批了一顿，而且武断地要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即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尽管包括各军团的领导也反对这个计划，但中央局强令执行。
红军兵分两路，给了蒋介石以喘息的机会。集结在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５０万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大战已一触即发。
也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预想不到的事。与中央苏区接壤的福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想与红军谋和，一致抗日，派来了周恩来在旅欧时熟识的吴明到延平前线联络。
“快把朱德同志叫来。”周恩来命令道，他想让朱德早些知道这个情况。他自己也和通讯员并肩快走。他很清楚，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结盟，不仅可以立即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并将由于得到盟友而大大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跟朱德一谈完，他马上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叫吴明带去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于９月间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红军尊重李德，把他看作是“太上皇”。可是这位“太上皇”蛮横粗暴，独断专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就会凭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一点制图技术，成天一人躲在房子里看着地图瞎指挥。谁提不同意见，他就冲着谁大叫大嚷，扬言要处分。
周恩来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有时他看见李德那高傲的眼睛，很想跟他说几句话或是提个建议，但是李德却把身子转过去，好像不认识周恩来一般。
周恩来的眉毛拧在一起，脸色如同挂了霜一般，眼睛含着沉郁凄楚的神色。他骑的那匹马也走着走着停下来，周恩来坐在马鞍上摇晃着，苦苦地捻着胡子。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蒋介石亲自带着５０万人，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
由于红军的东路军无法及时北上，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在２８日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使得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态势。
周恩来继续同十九路军秘密联络。１０月初，吴明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暗自到达瑞金。２６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相互间的敌对行动，临时划界而治；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那几天，周恩来突然脸上有了一丝笑意。正在红军危在旦夕之时，１１月２０日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不得不将原来用于进犯苏区的主力部队转向福建，使得被挤压的红军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会同朱德，不失时机地向赣东北根据地发出指示，集中兵力，截击敌行动部队。
朱德喊着：“命令三军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
周恩来摇了摇头：“我们现在哪有这样大的权力，我们的这个意见只有报给中央，等待他们的批准。”
朱德不满地摇摇头，沉默了。
周恩来把通讯员叫来，把上报文件和与十九路军来往的信件的抄件交给他，让他送到毛泽东手里，反复交代：“你不要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有人问起，就说我让你去给邓颖超送信。”同时，周恩来挑选了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去福建联络。
潘汉年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他很善于在各种人士之间穿梭引线。他走了。周恩来第二天就接到军委的复电：
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
周恩来的脸显然已转成了灰色，他迅速地眨着眼睛，脸部的肌肉神经质地痉挛。
他不相信这是军委的回电。尤其后面一句更让他难以接受：
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这个训令也使朱德失去了最后一点忍耐力。他向四周看了看，向篱笆扑去，拔起一根木桩，举起来就打……嘴里发狠地喊着。
以后，中央局和军委又多次来电，严格限制朱德、周恩来的行动。一忍再忍的周恩来终于被激怒了，他向中央局负责人博古和军委负责人项英发去一封电报，申明：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周恩来的电报不但没有改变中共中央的偏见，反而招惹得“太上皇”大发雷霆。他骑上马，来到前线，在周恩来身旁跳下马，把缰绳狠狠地甩给卫兵。约莫有五分钟，他们谁也不说话，默默地步行。似乎，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吵就要爆发了。
周恩来已经准备承受一切后果。李德也显得异常激动。他打量了一下周恩来，把皮帽子直压到眼睛上面，激烈地但非常清楚地让翻译说：“中央局决定取消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的名义和组织，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
“那这些部队谁来指挥？”周恩来诧异地问。
“由军委直接指挥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我呢？”
李德是个大高个，瘦瘦的，蓝眼珠，三十四五岁，他用肩膀挤开周恩来的警卫员，两手叉腰傲慢地说：“你回瑞金。前线部队的事你不要过问！”
周恩来气得一扭身要走，回身对李德吼了几句：“你简直是对一个下级军官说话，狗屁不通！……”
李德不懂地望着翻译。周恩来讥讽地朝翻译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翻后面一句。
蒋介石利用特务杀人
啪！蒋介石把有关“福建事变”的电报拍在桌子上，破口大骂：“十九路军背后戳我一刀，吃里爬外的东西！”
坐在对面的汪精卫火上浇油：“福建算什么！章太炎那老家伙，我们说察哈尔赤化了，他在苏州偏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马相伯９４了，他在上海欢迎马占山，头一句就说，第一杯酒恭贺冯玉祥先生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收复更多的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
蒋介石不愿听这些，他的心思还搅在“福建事变”中。
汪精卫轧出苗头，马上扯过话题：“打败冯玉祥靠日本军队柴山、冈村宁次等帮忙；制服蔡廷锴最好由日本海军来几艘大军舰，十九路军吃得住两面夹攻？”
蒋介石呼地站起来：“现在最要紧的是切断蔡廷锴和周恩来的联系，如果这两股祸水合成一股，不要说消灭赤匪，恐怕连我们自身都难保了！赶快让何敬之在北平出面与日军联系，调兵到福建！”
“大可不必。”汪精卫胸有成竹，“他是北平行营主任，而且也来不及，你还是就近找个将领去吧。”
蒋介石觉得派将领太引人注目，不如由张群、陈仪介绍黄郛去日本，李择一去上海，分头向日本请救兵。蒋介石自己从江西抽调一部分军队向福建进兵，南京又派兵从浙江及江西、福建之间，共分三路进攻。蒋介石特别吩咐：“集中空军轰炸，起很大作用。北边打败冯玉祥也靠空军，不过那由日本多出力量，这回要看我们自己的空军。上百架飞机猛炸，什么阵地也守不住，什么军队也要垮！”
１２月１１日，马江上来了四艘日本军舰，大炮对准十九路军，日本人到处贴标语：中日合作，消灭十九路军！
蒋介石又派人到福建，用大量金钱收买了杂牌军刘和鼎、卢兴邦和厦门市长黄强等人，从内部进行破坏。蒋介石部队越过浙江边界到建瓯一带和十九路军接火，打了十天，蒋军难占上风，蒋介石命令空军一连轰炸几天，十九路军将士依然坚守。
蒋介石又运动十九路军谭启秀倒戈，十九路军的前线崩溃，才退至闽西南。蒋介石又用大量金钱拉拢陈济棠、李宗仁，让他们也进攻福建。于是十九路军四面受敌，又寡众悬殊，终于败北。蔡廷锴等逃去香港，部将区寿年等为蒋介石所收编。
在这前后，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经常找一些看上眼的将领来议军议政。他感叹道：
“无论冯玉祥，无论蔡廷锴，集中军力，几十天，几个月，多花点钱，就能解决。
唯独共产党手里的军队，越打越多，是何道理？”
有的说：“共产党善于蛊惑人心，常借什么抗日来博得同情！”
也有的说：“是我们内部不团结，不能捏成一个拳头对付共产党！”
还有的说：“最要命的是那些领着我们薪水又反过来骂我们的所谓民主人士！
像杨杏佛、史量才之流，专门煽动老百姓同情共产党！”
会上，蒋介石捻着几根短胡须不吭声，会后就召来戴笠，命令他给这些“穷酸”们一点颜色看看。
戴笠领命找到杭州警官学校，向教务主任赵龙文交代一番，赵龙文一口答应，除掉史量才。戴笠到上海，却意外地在杜月笙家里碰到史量才。史量才还把戴笠当个人看，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雨农兄，您是能在委员长面前说上话的人，希望有句话转给委员长。”
戴笠不动声色：“有什么话只管说。”
“我是个小资本家，并不是共产党。我想，中国人受了日本侵略，要求抗日，只不过希望不当亡国奴而已。为什么就接到黑信，里边有甚至要我脑袋的口气。我史某没有多大胆量，只不过还想替中国人说句良心话。”
戴笠不住地用手帕包着那张长长的马脸擤鼻涕，发出马一样的响鼻，又像马一样地点头：“史先生为民众喉舌，令人起敬。你能如此与我坦言，不愧为斗士。我以后要多多向你请教，最近不出门吧？”
“想去一趟杭州……”
“兄弟一定奉陪。”
１１月３日，史量才果然到了西湖。正坐私人汽车急驰，忽然迎面一辆黑车开过来了，到跟前紧急刹车，史量才正在奇怪，从车里已走出三名大汉，向他连连开枪，然后驾车离去。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害了。半年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已被刺杀。
蒋介石在舆论之下，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密侦察，迅速结案。鲁涤平不敢怠慢，急忙追查，发现黑色轿车是警官学校的，又是赵龙文派遣，情知事情不好，肯定与上面有关，急得去向太太求教良策。姨太太一通埋怨：“叫你少管闲事，你不听，今天看你如何收场？”
鲁涤平又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又叫戴笠想办法，吩咐不能露了马脚。
戴笠主意多。不出三天，鲁涤平突然“中风”死了。他的姨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大喊：“你死得不明不白，冤哪！”不几天，这位姨太太也突然“失踪”了……
蒋介石安顿好后方，携兵带将，卷土又向苏区扑来……
“三人团”率部转移节节抵抗变成了节节败退，红军不得不大规模转移。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一个“三人团”。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工作的实行。陈毅在老营盘右大腿负了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难以随军长征。他在１０月９日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第二天，周恩来来到医院看望陈毅。
他让要起身的陈毅躺好：“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早知这样不该把你留下。”
陈毅虽然不太情愿，但仍表示服从：“不留我留谁？这一带我陈某人说句话还会有人响应。”
周恩来也赞成：“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经验，还是你留下来作用多些。你同项英同志一道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
但不和主力在一起，困难肯定更大……”
两人沉默了一阵，依依不舍地握别。
周恩来又来到邓颖超处。邓颖超还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
周恩来把自己的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和几件换洗的衣服打了卷，坐在邓颖超床边：
“你收拾收拾，一起走吧。”
邓颖超还太清楚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我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还是留下，等你们回来。”
周恩来一言难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
“走不动，还让人家抬……”
“这是组织决定，个人不能改变。你准备准备，同董老、徐老他们编在干部休养连，随卫生部行动。”
长征开始并没有设想二万五千里，只想把部队拉到湘西再说。一开始像是大搬家。每个军团都有上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团卫生部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打仗，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后来晚上行军，天亮后宿营，体力消耗很大，许多新兵、民夫渐渐掉队。不到三个月，部队减员一半以上……
１１月，红军开始突破湘粤边境，朝湘桂边境突进。蒋介石急令桂军的白崇禧准备迎战。白崇禧派飞机侦察，见整个蒋军正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有七天停止不前。正在纳闷，潜伏在蒋军中央、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的王建平（白的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发来密电：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白崇禧把兵团部参谋长汤篧叫来，出示王建平的电报，一撇嘴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我现在就到龙虎关去，你也在今晚赶到平乐来，召集民团指挥官蒋如荃和县长、乡长到平乐开会。你先打电话叫蒋如荃准备，你有时间也可以到龙虎关去看看沿途公路桥梁车渡的情况。今晚到平乐再见。”
汤篧稍犹豫：“这个电报靠得住吗？如果把主力扼守龙虎关，万一共军由灌阳、全县亡命突入，不怕夏威支持不住而蒙受重大损失吗？”
白崇禧勃然大怒：“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
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如果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你快去照办，不必多言。”
汤篧到了龙虎关，见沿途无数民夫抢修公路桥梁，彻夜不停，连妇女小孩也都加入。晚７时，白崇禧在平乐准时开会，当众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并于当晚下达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主要内容是：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红军主力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文市、石塘，沿桂北直趋贵州。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号及群众；同时，将侵入桂境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部加以缴械。所不同者，红军的伤病号都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万周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绝不再进入广西境，即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