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局来电了，不同意我们的构想。”周恩来站起来，把手枪推到屁股后面去。
朱德不满地皱起了眉头，突然转过身子，握紧了拳头：“他们是害怕作战地区离根据地远了，又怕主力北上后敌人向根据地大举进攻，他们顶不住！”
“我看咱们先停一下，力争按我们的想法打。”周恩来果敢而又清晰地说。
“能拖得住吗？”
“我看够呛。”
周恩来的揣测果然不错。与他的建议相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作战方针的重点是要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局的电报措词严厉：
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
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
“这电报能把活人憋死。”周恩来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原定的计划有什么错？更没有什么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嘛！我再向他们申述。”
周恩来伏下身子草拟电报。朱德呸地唾了一口，急速地转过身子。他脱去军帽用手很快擦去大冬天跑出的汗，大声说：“干脆叫他们上来指挥算了！”
电报发出去了。到第二天，周恩来点上小油灯，还不见回电。焦急的心情迫使他又发去一封电报，强调：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人进攻与截击的观念……
还是没有同意。周恩来托着下巴踱来踱去，又坐到四方桌前：“不行，我还得争取。”写毕，周恩来向朱德念着要点：“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朱德拿过电文，远远地放在自己面前，接着用手指向上面戳了一下：“你列举了攻城的三条不利：损伤大；不能筹款；耗费时日。我看再加两条：一是易暴露企图；二是易受敌两面夹击。”
周恩来把两条加进去，把副官叫来：“十万火急，马上发给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
中共中央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是周恩来１９３０年在上海中央时亲自建立的，当时只通香港，因为中央苏区还没有电台。１９３１年红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电台后，就正式同上海中央通报了。中共的第一本高级密码，是周恩来编制的，并用他的代名“伍豪”来命名叫“豪电”，是１９３１年任弼时带到苏区中央局的。
局势的急剧发展，已不容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充分的讨论。蒋介石已增调部队作出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２月３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明“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
可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局却寸步不让，于次日复电：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攻击坚城……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布置……
周恩来接到电报，脸上的肌肉不断地牵动着，他皱起眉头，看了一眼王稼祥，低语说道：“你的这位老同学不知犯了什么邪。”
王稼祥扶了扶眼镜，生气地把手插进口袋里：“他就会坐在首都发号施令，左一道命令，右一个指示，根本不懂军事，还在那里瞎指挥！”
朱德也在闷头生气；“不理他！我们还按前几次老毛的办法，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我看那一招很灵。”
他们一面向中央局报告了部署，一面率队向南丰开进。１２日，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陈诚对此立即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六个团据城坚守，一面急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
建宁的指挥部里紧张到了极点。南丰城外的树林，已经处在敌人火力的直接威胁下。周恩来拿起了望远镜，几分钟默默地过去了，他的目光和朱德老练的眼睛相碰。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当机立断，不待请示中央，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军事部署。
留下少量部队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转移，吸引敌人的两个纵队；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山野昏暗，浓雾浸没山头。加上群众封锁消息，敌人大摇大摆地东进，不知不觉进入红军伏击圈；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出其不意地突然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军两个师几乎全歼。这一仗红军的指挥员极为认真。一军团长林彪亲自检查侦察员是否派出；师政委刘亚楼举着望远镜监视山下的一举一动；军团政委聂荣臻也在用望远镜观察，刚对团政委杨成武说了句：“这是紧要关头！”
杨成武热血涌上脑门，扬起驳壳枪，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说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啊！”聂荣臻自己也带着特务连冲下去，扑向谷底……
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五十九师师长。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架天线的人回来告诉聂荣臻说抓到一个俘虏，像个当官的。聂荣臻认识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忙问：
“脸上有没有麻子？”
电台的战士一回想，肯定地说：“有。”
聂荣臻兴奋地说：“就是他，快把他清查出来！”一查果然是。
紧接黄陂大兵团山地伏击战不久，３月２１日，又打了一个大仗，即着名的草台冈战斗。在中间出了几次危险：
一次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在一座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领导都在。会议开始后，来了两架敌机，因为天气不好，大家以为敌机找不到目标，听着外面的防空号，也没去躲避，若无其事地继续开会。
谁知敌机一到头顶就俯冲下来，扔下第一批炸弹。王稼祥忙停止会议，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叫大家到外面去隐蔽。刚走到门口，敌机又过来了。刚１８岁的萧华等青年军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撒腿就往外跑。周恩来猛一把把他拉进门坎内，大喊一声：“卧倒，快卧倒！”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轰隆一声，掀起和震落的尘土扑头盖脸地落了一身，周恩来护住了萧华，用手帕揩了揩脸，冲大伙一笑：“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给我们放炮庆祝呢。”但很快敛起笑容，浓烟过后，他发现王稼祥倒在地下，弹片打进了右腹部，炸断了肠子，周恩来立即叫军委卫生部长贺诚亲自带领医务组和警卫班，把王稼祥送到红军总医院抢救……
另一次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林彪正在前沿指挥位置写作战命令，敌机一颗炸弹下来，气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聂荣臻和另一名师长也被吹倒在地。他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又去指挥战斗……
也有许多趣事。从上海撤来的原特科的同志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大多能编能演，紧张的战事之余，还要创作一些节目演一演，鼓舞士气。罗瑞卿、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萧克、杨尚昆、萧华等人都成了战士剧社的名誉社员。《杀上庐山》
就是周恩来打的腹稿，由胡底编剧、讽刺蒋介石无能的话剧，以后演了好几年。
１９３３年３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经黄陂、草台冈两仗，歼敌近三万人。图为黄陂歼敌地点。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发生了一个大笑话：当时部队流行疟疾，在战斗中缴到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军团卫生部的人拿来上上下下看了看，又嗅了嗅，说是奎宁。大家一听如获至宝。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给他俩服用了。谁知黄科长几个人吃了药，竟然像发了疯似地从山下跑到山上，又从山上跑到山下，一边跑一边乱抓自己的心窝，龇牙咧嘴地在胸脯上擂鼓。人们都被黄科长的一反文雅常态惊呆了。这时卫生科长猛地想起：“不好！
这不是奎宁，是兴奋剂的吗啡！”
他这一说，人们顿时缓过神来，有人怀疑：“是敌人有意破坏吧！”
此话一出，便有人要遭殃。当时抓ＡＢ团的风还没过，首先就追查到军团部的医生游胜华，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红军自己培养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不会。往上追，追到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ＡＢ团？再往上追，追到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还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呢，像！这些被怀疑者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
聂荣臻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保卫局长罗瑞卿和他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聂荣臻给卫生部规定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一下，然后给狗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再给人服。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总算避免了。
陈诚发明喊“领袖”时立正
在通往南昌行营的路上，一匹白马驮着他的主人。他已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而是脑袋耷拉在胸前，不时闭上眼睛。他是陈诚。一个月之内，两次丧师，多年经营毁于一旦。十一师出发时，师长萧乾独出心裁，发给每人一条绳子，说是谁捆绑红军回来即可领赏，不曾想大都成了红军的俘虏。本来一个满员师，现在连炊事兵加进去也不到一个团。蒋介石听到败绩，气得七窍生烟，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忿忿地写下：“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见了手谕，神魂颠倒地哭了两天，在手谕后面写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几个字。他这次面见蒋介石，自己已十分愧疚，更忐忑不安的是，败讯传出，蒋军内部舆论哗然，说他是常败将军。何应钦、熊式辉借题发挥，致函蒋介石说：“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
陈诚慢腾腾地走着，已经忘记了那是严冬还是盛夏，只顾想着自己的退路，不觉已到了蒋介石行营门前。越往房间里走，他那种痛苦的感觉越强烈。他站在蒋介石面前，低下头，准备听像他自己训斥部下的那样：“你们怎不去死，打败仗有何面目见人！”
蒋介石使劲盯着他。越是不说话，陈诚越感到芒刺在背。
蒋介石却突然面善地招呼他坐下，一句责怪的话没说，反而自责道：“这回长官伤亡之多，是我带兵以来从没有过的。我自当参谋到现在，从没有这样失败过！”
陈诚把头低得更低：“这不是领袖的错，责任在我。”
“我们失败并不可怕，”蒋介石摸完自己的脉搏以后说，“可怕的是江西完全匪化的有六个县，共军已经发展到３０万，其扰乱范围在２０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连我们的家乡浙江，甚至海南岛都有赤匪在活动！这样下去，天下将不姓蒋，也不姓汪，倒要姓朱，姓周或者姓毛了！”
“我没想到周恩来也能指挥打仗，也能计从孙武，诱我们上当。”
“他懂什么孙武，还不是前几次毛泽东运用的那几套不成规的小小计谋。我的感觉是七分政治还是没有到家！这一套东西周恩来倒是精通得很。他们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唯组织严密。所以我有个打算，在庐山办几期训练团，由我亲任团长，你具体负责，当副团长，一定要训出精兵强将，我不信剿灭不了共产党！”
陈诚双脚跟一并，响亮答应：“领袖如此信任辞修，辞修虽万死不辞！”他的这个一听“领袖”或“委员长”就立正的动作，以后便由庐山传遍国民党所有部队，也成了陈诚的一大发明。
陈诚败兴而来，乘兴而归。他还不知道他的夫人谭祥早已与宋美龄通了气，帮陈诚向蒋介石求过情。蒋介石并不怀疑陈诚的才能，只是觉得部队作风不行，所以想通过训练团改变全军面貌，集中全力对付朱德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
陈诚刚走，蒋介石的老同学张群带领戴岳和德国顾问造访。说起四次“剿共”
的失败，张群献计：“我们要学习《水浒传》里的祝家庄，在苏区里到处依靠大户人家，建立坚强据点。”
戴岳也说：“红军炮兵少，应该多修碉堡。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大绅士家家有碉堡，土匪革命军也没有办法。”
德国顾问点头称道：“很好很好。要用碉堡，汽车路把红军包围起来，一圈又一圈，加上铁丝网，层层包围，越来越密，看红军往哪里跑。”
蒋介石据此制定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策略。最后，蒋介石竟欣喜地笑了起来：
“哈哈，这可有办法了！一两个月内就开始，再来一次大围剿！”
蒋介石返回庐山，去给训练团和第一批学员训话。他越讲越激动：“……我们子弹打完了，枪上还有刺刀，我们可以用刺刀来刺死敌人；刺刀用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枪杆可以打敌人；枪杆也打断了的时候，我们还有两只手、两只脚，可以用拳来打敌人，用脚来踢敌人——这都是天地父母为我们生来打敌人的！我们如果两只手、两只脚都断了，或不能用了，我们还有一个口，口里有牙齿，可以咬敌人；有舌头可以骂敌人！……一定要把这些天生的武器用尽——牙齿掉了，舌头断了，然后才可以去死，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和总理的信徒！……”
这一番“拼掉牙齿”的讲话，的确令学员吃惊不小。有的一边听，就觉得从骨头里往外冒凉气，牙床咯咯打战……蒋介石讲完，自己也累得躺在藤椅上呼呼喘气。
外面求见的戴笠等了很久才让进去。戴笠走近报告：“委员长，冯玉祥又出事了！”
戴笠“他有什么事？”蒋介石还在藤椅上前后摇晃着。
“他同吉鸿昌、方振武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要出发抗日。”
“叫他们抗日去，我自有办法对付。”蒋介石冷冷地笑道，“你回头转告何应钦，日本人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集中兵力，想一切办法包围冯玉祥，叫他赶快垮台。共产党方面有什么消息？”
戴笠报告：“据匪区来的情报称，毛泽东因与周恩来意见不合，已被排斥在外。我们的空军起了很大作用，王稼祥被炸伤，险些送命。”
“传令嘉奖飞行员。周恩来呢？”
“没有炸到他，炸弹只扔到门口。要是炸到房子里面就好了，共产党的首脑都在里面开会。
有一个迹象请委员长明察，就是周恩来最近在组织开办间谍班，他亲自讲话，匪军都新配置了电台……”
“搞到他们的密码没有？”
“没有。密码更换很勤，不易搞到。”
“周恩来就会搞这一套。你要加紧刺探情报，以保证我们这次围剿的胜利。前几次的失败，跟我们的情报不灵有很大关系。”
戴笠继续报告：“最近福建方面有些不稳，似有反叛动向。”
“是不是共产党策动的？要密切注意李济深，桂系与我始终没有同心过！如果他们捣乱，围剿又要半途而废，一定要控制共产党与李济深他们搭上钩，我们精力兵力有限，所以要叫敬之对日本人放宽条件，放宽，我们好腾出手来全力围剿赤匪！”蒋介石恼火地几乎跺着脚说话。
“太上皇”李德“两个拳头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