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借了蒋鼎文的“胆”，回到重庆，硬着头皮跟杨庄丽摊牌。杨庄丽可不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人，从此跟刘峙闹翻了。
刘峙得了娇妻，更有些不理“朝政”，对重庆的防空设施疏忽大意，终于酿成了“防空洞大惨案”。
１９４２年夏季的一天，日寇出动三百多架飞机，对重庆市轮番实行疲劳轰炸。当时，防空司令部在校场口石灰市挖了一个特大的防空洞，可容纳几千人，但只有两个进出口，通风条件也差。这天，前两批敌机轰炸后，防空洞里的人都憋得难受，纷纷出来透透空气。正在这时，第三批敌机出现在天空，在外透气的人慌忙往回钻，里面的人还在往外走。洞口是楼梯式的，两边还坐满了人，后面的人一挤，前面的人跌倒，不能动弹，后面的又压上来，很快把两个洞口堵死。警报解除的时候，已有几千人闷死在洞里。这就是轰动全国的重庆“防空洞惨案”。惨案发生后，那个犯人组成的担架营被调来运尸。这些乌合之众只顾搜检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为了钱财也要把人弄死。身为防空司令的刘峙闻讯惊慌失措，命令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去搜查担架兵的腰包。这两个人也心领神会，将搜来的金银首饰、手表、钱财等装上小汽车，来来回回往刘峙家送了三趟。因姜、刘是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运来的财物都由杨氏点收。可三姨太黄佩芬不干了，仗着刘峙的宠爱，指挥人上去就抢，二姨娘在一旁也不甘心，叫她众多的儿女向父亲“开炮”……由此引发了一场家庭内战。
惨案发生后，社会舆论都集中到刘峙头上，他成了过街老鼠。国民党军委会只好组成由吴铁城、何成浚主持的特别军事法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刘峙情知罪过之大，和犯人一样坐在下面听审，低眉锁眼，狼狈不堪。何应钦、钱大钧等得知后，也觉丢脸，打电话给吴铁城：“不管怎么说，刘峙也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乱来！”刘峙本人也通过卫戍副司令贺国光给吴、何送去重礼，多方疏通，才免于出庭受审。
而后只被撤去了防空司令的兼职，由贺国光接任了事。
蒋鼎文与刘峙志趣相投。他在１９３８年改任陕西省主席、掌握西北军政大权以后，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他深知蒋介石对其部署的政策是“只准腐化，不许恶化”，贪污成性，狂嫖滥赌，成了有名的“腐化将军”。他曾对他的盟弟黄某说过：
“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元，每年支付５万元在上海消磨２０年，就可结束此生。”陕西省主席任内，他操纵省银行，先后两次发行辅币５５０万元，对西安物价飞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通过刘峙在重庆设立经营黄金、美钞办事处，专向“央行”购买黄金运到西安抛售，获取高利。据蒋鼎文的私人账房陆怡霖透露，当时蒋鼎文所聚敛的私产，数额巨大，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石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数。他将贪污所得，都用于挥霍享乐。他虽已娶一妻一妾，还强占了西安京剧名角粉牡丹，闹得满城风雨。当时，日军在黄河北岸济源县一带，到处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漫画，借以动摇军心。
侍从室琐事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岳州失守，日军逼近长沙外围。１２日上午９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在“焦土抗战”的错误政策下，造成了举国震惊的“长沙大火”，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造成了灾难性损失。张治中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处理完善后，他辞去湖南省主席职务，前往重庆。见到蒋介石，他表示想做一短时间休息。蒋没有同意，说：“还是要做工作嘛！”到第三天，蒋约他吃饭。
张治中看了看周围，在座的约有２０位客人，都是党政军高级干部。而他的座位却摆在首席。心中更是不安：我是解职之人，为何受此优待？莫非蒋也认为我不该受此处分……他毫无滋味地吃完饭，客人要告辞时，蒋介石把他留了下来。
蒋介石征询他的意见：“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愿意担任侍从室主任，愿意做哪样？”
张治中毫不犹豫：“训练委员会是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
蒋介石很高兴，连说：“那好，很好！”
于是，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６日，张治中就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
侍从室除了帮助蒋介石料理案牍，陪见宾客，以及随蒋出发各地，还负有保卫蒋介石安全之责。这是由一个警卫大队和着便服的侍卫官和卫士组成的机构。这些人员都被列入侍一处第三组的编制内。侍从室自１９３６年改组后，由钱大钧担任侍卫长，它的规模不算很大，但地位已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蒋介石的统治权力更为集中，已经基本上形成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内廷”了。到张治中，侍从室一处主任已由钱大钧和林蔚相继担任过，他算第三任。（张治中之后，第四任是贺耀组；第五任是林蔚；第六任是钱大钧；第七任是商震，侍从室到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被撤销了。）在钱大钧任上，他与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都比较接近；同桂系的关系也不即不离。陈诚同钱大钧虽有师生之谊，但由于陈对钱大钧虽表面尊敬，却暗中排挤他。钱大钧为人圆滑，但胸无城府，性情偏激。他对上级恭顺，然在同寅之间，却易发生龃龉。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学生也假以辞色，因而在统治集团中嫉恨他的人渐多，在蒋介石面前，他的政治地位也不那么稳固了。
张治中上任后，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尽职尽力，很得蒋的赏识。
昆仑关战役后，张治中陪蒋到桂林。为了整饬军纪，他约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参谋长林蔚等，开了一个小组会议，说服白、陈以身作则，厉行赏罚，从行营主任、政治部长自请降级起，依次处分了一大批将领。他把处分拟完后，面呈蒋介石。蒋大为动容，说：“很好。”又问：“怎么来的？”
张治中回答：“昨晚我们四个人商量，非严明赏罚不可！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第二天，到柳州开军事会议，会议开幕前，蒋便照张等拟的，当场正式宣布。自此项命令颁布后，士气为之一振。
为使高级干部之间保持协调，张治中也费了很多心力。有一次，为解决四川方面的问题，蒋要何应钦总长到成都去料理，何不愿去。蒋不悦，同张治中说：“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
张治中马上劝解：“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我有法子让他去。”
蒋介石疑疑惑惑地望了一眼张治中。张治中出来之后，就往见何应钦，劝道：
“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对吧？”
何应钦想想也是这个理，便答应了。
第二天，蒋介石追问张治中：“怎么样，何部长去不去？”
“去呀。”张治中回答得很爽快。蒋介石忙问：“你同他怎么讲的？”
张治中把前面的话学说了一遍，最后一句是：“我同他说，我们干部一定要为领袖分忧分劳。”蒋介石颔首连说好。
滇缅公路通车后，在“运输第一”的口号下，蒋介石要自兼运输统制局局长，并在成立运输统制局的签呈上，写了“自兼”两个大字，等于下了一道手令。张治中觉得领袖兼这样一个职务，实在不合适，就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何应钦没有多想，兼就兼吧。张治中就自作主张写了一个签，提出由何兼之。蒋介石看了签呈，又在上面批了一个更大的“可”
字。谁知这件事倒给何应钦惹了麻烦。这个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流弊百出，怨声载道，“屎盆子”扣到了何应钦的头上。何应钦是个能忍则忍的人，直到这个局撤销，何应钦才倒出苦衷：“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如果我不做，委员长就会自兼，那就不大合适。但我做了以后，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这个话只有张治中最能听出弦外之音。
蒋介石的个性很强，往往对一件事会有自己的成见，所以一般人轻易不敢直言。
张治中敢于直言又经常被采纳，是蒋介石看出了张治中的一片忠诚。张治中陪蒋介石到了柳州，然后随蒋从桂林坐火车去开会，于早８时抵达，住羊角山。到１１时，忽来警报，但接着没了消息。张陪蒋吃午饭，吃完了，也没有听到情报，张觉得有些蹊跷。蒋躺下休息了。张治中从楼上下来，刚把上衣脱了，忽又想起：何不打一个电话问问防空司令部呢？他刚把话筒拿到手，就听得一片嗡嗡的声音，敌机袭来了！他急忙穿上衣服，叫副官速请蒋下楼。这时，敌机业已临头，张治中一看周围也没有好的防空洞，只有一个一丈多高、一丈多深的天然石洞，便招呼蒋进去躲避。
抬头一看：敌机共五六十架，九架一批，分批来袭，集中投弹，数百枚炸弹落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洞内泥土被气浪推得翻滚，硝烟弥漫。张治中与蒋介石坐在里面，躺在地下的随从人员，一个个都被泥土掩蔽了。张治中判定，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行止被敌特探听到了，才来轰炸的。他庆幸敌机没有炸火车，如果那样就更险了。随从副官也在说：这一次比前一次在武昌省政府防空洞所受的敌机威胁更厉害。
大轰炸之后，蒋介石从石洞里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扭头看了一眼张治中，又去主持军事会议去了。
张治中为蒋想得很周到。他想在重庆郊外盖一栋房子，以备蒋在城中的官邸万一被炸时好用。有一天，随便谈起这件事，蒋很有兴趣，问：“预备在什么地方盖？
一同去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