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羞辱交加，闭门不出。有一次他到西安，到行营主任蒋鼎文家做客。两人各有各的烦恼。说起胡宗南，蒋鼎文不无伤感地说：“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他，也找不着庙门。也摸不清他鬼头鬼脑的意图，真伤脑筋。”原来蒋鼎文统辖的第十战区，其主要部队都是蒋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的下属，胡手眼通天，经常不买蒋鼎文的账。虽然见面时胡总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叫，背地里全是自己的一套。
今天刘峙高兴，破例地也沾了点薄酒，而后半醉半醒地感叹：“保定战败后，由洛阳到宜昌，这一年多时间，我任人在委员长面前摆布，备受欺凌，但我总是以忍让为先。”
蒋鼎文见刘峙眼中含泪，便夺了他的酒杯，陪些好话：“经扶公东征西讨，论战功自当数一数二。他陈诚怎能……”
“我感谢你的雅意。”刘峙牢牢地抓住酒杯，但并不喝，不时用鼻子闻一闻，又大发感慨，“你刚才说到胡宗南这个学生，不必介意。君不见，窗外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请你去问长江里的水，古往今来，有多少是是非非，如今又在哪里？我们都不过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分一秒，又何必如此认真，自寻烦恼！”蒋鼎文点头称是。
回到洛阳自己家中，他又关上门，拿出一卷老子的《道德经》，对着窗外大声诵读：“智者劳，而仁者忧，无能者无所求……”
“大元帅的袖珍本”
上海沦陷之后，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陈诚问：“是否叫我守？”
蒋介石回答不是。陈诚又问：“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遂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刚开始撤离，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１２日，南京失陷。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他还兼任军委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委员长的替身”、“第二号人物”。武汉的外国记者因其身材矮小，又唯蒋是从，给他起了个有趣的绰号，叫“大元帅的袖珍本”。
陈诚对蒋介石奉之神明，无论公私场合，对蒋都推崇备至。说来也怪，他不仅性格如同蒋介石，后来连走路姿势、说话语调，甚至生活细节上也成了“小委员长”：不喝茶、不抽烟、不吃大荤。他在作报告时，一提到“委员长”三个字，总要肃然立正，将那特制的高底深筒带有铜扣的皮靴碰得脆响。台上立正，台下听报告的均得跟着立正。往往在一场报告中，他要多次提到“委员长”，这样，台上台下就会不断发出“咔、咔”的碰鞋声。每当他带人进入自己办公室时，一见到蒋介石像，也要立即行注目礼。他在接电话时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是蒋介石来的电话，他总是马上肃立恭听。所以，人们只要从他立正听电话的姿势中便可知是在与蒋通话。
对一般国民党元老和军政前辈，他也不敢怠慢。行文总是以字称公，如对程潜称颂公，对李宗仁称德公；对文职大员学者名流尊敬和蔼，行文以字称先生，如对孔祥熙称庸之先生，对胡适称适之先生，且多次叮嘱部下，对各界社会名流要格外礼遇，以免招致物议。对于各军将领，年长者称公，同辈者称兄，只是对下属却常发脾气。另外对能与自己抗衡的同僚比较刻薄，常加指责刁难。何应钦便是突出的一例。
这自然与蒋介石的偏向有关。蒋认为何不仅“功高德重”，难以驾驭，而且何是西南人。而蒋的劲敌李宗仁、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余汉谋等都是西南反蒋集团的主要成员。因此，蒋尤其顾虑西南人权势过重，时刻都注意何应钦的行动和态度，生怕一旦造成一个何系，将无法收拾。所以蒋便时时提拔陈诚，以对抗何应钦的势力。
蒋对何、陈的做法，不仅使蒋何之间的矛盾逐步扩大，而且何陈之间也更是日渐形同水火，明攻暗斗，愈演愈烈。凡是与何应钦有关系的人，只要碰上陈的马头，就会被陈千方百计撤换。就在这一年，一四○师师长宋思一因是何的人，刚编入陈诚的序列，进入湖南战地，陈诚就无缘无故地向宋的军团长李延年说：“将第一四○师解散，编入其他部队。”因李不赞成而未果。以后在战斗中，他又将宋调离师职，另派他的人接替。
陈诚能成为“第二号人物”，自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凡会带兵、能打仗的人，不论是亲还是疏，他都一样重用。所以，他那庞大军事集团中的将领，虽然主要是黄埔的，但也有不少是保定的、陆大的、日本士官的、云南讲武堂的，还有来自杂牌的行武军官，而且籍贯各异。
用人不疑是陈诚的一个长处。他不轻信谗言，也不容许部下互相攻讦。有的人在他面前进谗，说别人的坏话，他总是当即制止，并告诫说：“他的事有他的上级去管，用不着你来报告。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但是陈诚也有为部下护短的毛病。例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被人告发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时，大肆贪污腐化，蒋介石欲制其罪，陈诚便以“牟庭芳在天津病笃”为借口，搪塞过去，不了了之。
陈诚不喜欢搞什么排场，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算比较廉洁奉公。抗战初期，有一次，他到巴东视察，六战区留守处主任温良发动当地县政府组织欢迎，大摆筵席，满桌海味。陈诚一看便大发雷霆：“怪不得老百姓要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点也不错。抗战期间，大后方生活那样困难，你们从哪里搞到的海味？一定要彻底追查！”温良因被骂得狗血淋头，后来急得双目失明。
因为陈诚是以十一师、十八军起家的，而“十一”两字可并为土字；“十八”
两字可并为木字，所以在国民党军里常将陈诚系称为“土木系”。
实际上，蒋介石容许何应钦与陈诚两大派系并立，是玩弄二臣争宠的手法，并以陈诚抑制何应钦势力的发展，这就更多地使二人结怨。
——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感到何应钦揽权过多，便对何说：“敬之啊，你兼职太多，怕忙不过来吧，还是保举一个人来接替军政部长职务吧。”
何应钦还没转过弯来：“不，我忙得过来，忙得过来。”
当蒋介石第二次提起此事时，何才恍然大悟：蒋意在陈。便对旁人说：“陈诚算个什么东西！我当军长时，他才当连长。要我保个人，我就保墨三！”报告呈上去，蒋介石批了四个字：辞修如何？何应钦纵然心中一百个不愿意，但知蒋意已决，也只好改保陈诚了。
然而这期间，“八大金刚”又发生了许多事……
远航日本投纸弹
钱大钧就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以后，对空军的军令、技术、总务、防空四个厅重新安排了人选，并任命了辖属三个军的司令。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９日，日军出动了四十余架飞机，轰炸武汉三镇，中国空军起飞迎战，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日机被击落２１架，国民党仅损失九架。事后，钱大钧异常兴奋，想出一个远航日本本土夜投“纸弹”的计划。
蒋介石开始一听吃了一惊：“飞到日本本土，我们的飞机能行吗？”
钱大钧考虑得很周密：“如果挂炸弹的话，肯定飞不到；所以只能带纸弹。”
“何谓纸弹？”
“纸弹即宣传弹。我们要在宣传单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害人害己的暴行，我想这比炸弹的威力还大。”
蒋介石同意了：“不妨一试。但计划必须周密，万无一失。”
钱大钧觉得如从武汉起飞，回程燃料都不够。他找驻成都的飞行十四中队队长徐升焕商量，这次艰巨任务由这个中队的八个人去完成。徐升焕说：“东海之滨有个丽水机场，略加修缮，就可利用。飞机先夜航抵丽，加足汽油，加挂备用油箱，就可起航。”
“有把握吗？”钱大钧有些担心。
徐升焕点点头。
“好，就按此行动！”钱大钧下了最后命令。
５月１７日，十四中队由成都飞到汉口。１８日，在武昌官邸，钱大钧将蒋介石与宋美龄请出来，接见出征健儿。同日下午，钱大钧又召见徐升焕等八人，郑重地对他们说：“此行任务非同一般，虽然艰巨，但决不强迫命令，必须出于自愿，你们还可以考虑一个小时，而后答复我。”
钱的话音刚落，徐等八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弟兄都愿意这样干，请看我们的决心！”八人当场写了志愿书。１９日晚上，他们驾驶“马丁”号飞机从起飞基地给军事委员会发来电报，内称：职谨率全体人员向领袖暨诸位长官行致敬礼，以示接受此项工作之莫大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飞机起飞后，一直和地面电台保持联系。
钱大钧通宵守在电话机旁，不时与电台互通电话。他脸上带着执行神秘任务时的那种激动，除了电话声音，其他都用手势示意，谁也不敢发出声响。当钱大钧那叫人捉摸不透的神秘脸上，突然闪现出高兴的神情，人们松了一口气，知道计划已经完成。是的，飞机于凌晨２时４５分飞临日本九州上空，躲过探照灯的照射和高射炮的射击，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地上空，将２０万张传单投掷下去。传单上写的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飞机胜利返航。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惊，防空部队也慌了手脚。它激励了中国兵士的士气和民心，并受到国际上的赞誉。
徐升焕等返回武昌时，钱大钧穿戴一新，笑眯眯地到机场迎接，并让他的女儿向英雄们献花。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领导人董必武等也到机场欢迎，并向空军英雄赠送了锦旗。徐升焕告诉钱大钧，日本本土防空设施相当幼稚，中国飞机撒完传单返航时，眼底下的日本城市才实施灯火管制。钱大钧感叹：如有足够的飞机去抄了他们的后路就好了……
钱大钧也因此受到嘉奖。
可好景不长，钱大钧改不了贪财的毛病。当宋美龄把一笔特别费批给他让他犒劳有功人员时，他却把这笔钱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人员。有人将此事向蒋介石告密，蒋一怒之下，下令将钱大钧革职查办。钱大钧在成都一下失意近两年。
刘峙也因飞机的事，虚惊一场。
春天的时候，蒋介石又飞向开封开军事会议。刘峙接到通知后，与幕僚商议如何布置警戒。有人突发奇想，建议发个假警报，叫大家都进防空洞，做到彻底肃静回避。刘峙被前些事情弄怕了，遇事都没了主意，只要众人说行，他也就认可。而他越是小心翼翼，越发错误百出……
白崇禧的座机先到，正想着陆，就看见地面的高射炮对空猛打，炮弹凌空开花。
白崇禧疑是日寇已攻占开封，急令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刘峙一听，糟了！这才想起忘了通知防空部队。等他急令停止炮击时，蒋介石的座机已徐徐降落。
刘峙慌忙前往晋谒蒋介石，刚走到蒋下榻的官邸，就上来几个侍卫，不容分说，将刘峙五花大绑起来。刘峙看见张治中的身影一闪，急赤白脸地喊：“文白兄，我是经扶啊！”
张治中闻声止步，哼了一声：“晓得是你，抓的就是你！”
“别开玩笑了，”刘峙还没反应过来，“我又不是韩复榘，从未违抗命令呀！”
“你比他更重，你要打死委员长，不绑你绑谁？牵进去！”
侍卫把他先牵到来开会的钱大钧面前。刘峙一个箭步上前，苦笑道：“慕尹兄，我是经扶，我一向忠心耿耿，怎敢打委员长呢，你替我说说情吧！”
钱大钧抓耳挠腮：“你祸闯大了，我无法可想，有话直接找委员长去说，由他发落吧。”
侍卫把刘峙带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一见刘峙被五花大绑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便背过身去问道：“开炮打我们的座机是何用意？”
刘峙申明原委，蒋介石指头点着他说：“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你这样带兵还了得！”他不愿多说，朝房外挥了挥手。张治中明白蒋的意思，上来给刘松了绑。出了门，刘峙才顺过气来，又朝张治中嘻嘻笑起来：“原来文白兄是唱的苦肉计呀，感谢感谢！今晚我请客！”
张治中摇头叹息：“你呀，你呀……”他咽下本想说的一句话。人们都在背后骂刘峙是“刘木大”。
也许是为了报复，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日，日寇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溪口小镇，将临剡溪而筑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回乡居住的新居文昌阁洋楼全部炸毁，其他少数民房也遭炸，无人伤亡。全溪口镇唯一被炸死的一个人，就是蒋介石的原配、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日机并未炸毛氏居住的丰镐房，当时毛氏患疾，行走不便，闻敌机轰炸，逃进一条小巷内，适遇民房被炸塌，毛氏被压死在瓦砾中。
日寇单单炸死毛氏，增加了蒋氏父子对日寇的仇恨。当时在江西出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蒋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号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后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示复仇之志。
“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
“刘木大”无大长进，于１９３９年１月调到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他以为蛰居大后方，是个捞钱的好差事，便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提出成立防空部队直属防空司令部。于是，名义上便有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一大堆单位。实际上，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卫戍总部的部队顶替，连原卫戍总部劳动队的犯人也摇身一变成了担架营。这些人都是些扒手盗贼，平时司令部长官让他们穿上便衣或军装到街上去行窃，盗来的财物给总队和长官们平分。只在有警报的时候他们才充当担架队，到指定地点集合。
这样，原先部队的军饷便悄悄流进了刘峙的腰包。
钱一多了他又生事。他本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旧式婚姻，他在十来岁时受父母之命娶进的。杨氏体格魁梧，面相凶悍，识钱不识字。但她对刘峙却是一往情深，主持家政也是好手，两人相敬为安。独有一件事让杨氏放心不下，就是自己不能生育。有一年刘峙去广东，她看好一个丫环，性情好，模样也好，便买来给刘峙做姨太太，刘峙开始觉得不雅，但后来也不在意了。这个丫环前后生了六个子女。但杨庄丽却要孩子们叫她“妈妈”，叫丫环“姨娘”，气得丫环哭了一场又一场。
到了重庆，刘峙贪足了钱，便经常出入歌台舞榭，结交上流社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深夜才归。杨庄丽起了疑心，悄悄去打探，才知刘峙迷上了一个叫黄佩芬的女子。黄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又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了三年书，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琴，说得一口流利的京腔，刘峙被迷得神魂颠倒。
刘峙想把黄佩芬娶过来，又怕杨庄丽反对，苦恼之极，去找西安的蒋鼎文求教。
蒋鼎文拍拍刘峙的背，不屑一顾地仰头一笑：“你说你喜不喜欢她吧？”
“那还用说！”
“喜欢到几分？”
“十分，不，十二分！”
“那你就义无反顾，娶！”
“杨庄丽怎么办？她性子刚烈，弄不好出了人命……”
“要不说你经扶公官越大，胆子越小！她女人再闹，也不过是姑嫂斗法，你冷她三天，生米做成饭，不怕她不坐过来。记住：你越怕她，她就越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