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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古陵公安分局也是保良家管片的公安分局。保良家从鉴宁搬过来时,分局的一位领导还带着辖区派出所的所长,来家里拜访过保良的父亲。

时间已过去五年,这里没人还能认出保良,没人知道在这群涉嫌吸毒**的男女当中,有一个公安英模的儿子。

公安分局的大院里,正面居中是一座刚刚启用不久的新楼,原来的旧楼被相形见绌地挤在一边。保良和从夜总会带过来的三十多人,全被押在那座破旧的侧楼里面,在这里他们被勒令自己翻空衣服的口袋,和随身的背包挎包手包,包里的身份证件和可疑物品如小药瓶***之类,全被警察登记收走。然后被分开男女,押进了两间铁栅为墙的拘押室里。

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双手抱头,不许说话。保良低头看着自己的裤裆,心里懊悔得不停发抖,不知今夜这场突如其来的厄运,将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过程,才能结束。

铁栅外面,脚步凌乱。警察们互相说着今夜的工作安排,夹杂着无关紧要的几句玩笑。一个女人的声音像在哪里听过,带着耳熟的明快和清澈,随了那些脚步杂沓地走过去了。

保良微微抬头,看到了铁栅外面的情形,至少有七八个男女民警忙碌地进进出出。一个年轻高挑的女警挟着一叠卷宗,正向门外走去,有人叫她一声,和她说句什么,女警回首笑了一下,明眸皓齿,短发飘然。保良的心“倏”地一下,跳到了喉头,虽然只是回眸一笑,短促的瞬间,但保良完全可以确定,他耳中听到的名字,眼中看到的面容,分明就是那个曾经让他怦然心动的美丽校友,在靶场上百发百中的女生夏萱!

夏萱走出了铁栅外的屋子,保良心里忽然恐慌,他当然不想在这种地方,以这种关系,与这位他曾经梦到过的女孩,尴尬相逢。

很快,警察们开始往外叫人逐一讯问,保良也搞不清他是第几个被叫出去的。他被带到一间屋里,一进屋就被问及:“吃***了没有?”

保良本能地抵赖:“没有。”

警察程序般地马上不信:“真没有假没有?”

保良也程序般地再次撒谎:“真没有。”

警察也不多问,带他到了一间厕所,给他一只小玻璃瓶,让他往里尿尿。在警察的正面目视之下,保良怎么也尿不出来,使了半天劲尿出一点,尿液清白。但保良已绝望到大脑完全空洞,他心里明明知道,自己已不可能清白。

然后,又把他带回铁栅之内,他坐在地上,满脑子胡思乱想,幻想着今夜的一切麻烦都会平安过去,明天天亮之前,警察就会放了他们,他还赶得上早班的公交,还赶得上学校最近三令五申不准缺席的早操。

陆陆续续,铁栅里的人既有被叫出去又被带回来的,又有被叫出去就没再回来的,情势渐渐明朗。男的这边被留下来没放的,连保良在内只有五六个人。保良也不清楚女的那边,留了几个,放了几个,小乖是否也被验尿,尿液是否也不合格。

天亮了。保良再次被叫出铁栅,带到一间屋子,开始接受正式的讯问。他一进屋子脚步就开始迟钝,因为他看见坐在桌子另一面的三个警察当中,有一个女的,那正是夏萱。从夏萱看他的目光中保良彻底绝望,显然,她不但认出了保良,而且,惊诧异常。

位居中央的那位男警,命令保良坐下,随即开始讯问。保良眼睛躲避着夏萱,但能看出在这场讯问中,夏萱司职记录。

“你叫什么?”

“陆保良。”

其实保良进屋时就已经看见他的身份证被摆在桌上,但警察还要查户口似的从头问来。

“年龄?”

“十九。”

“干什么工作的?”

“学生。”

“哪个学校的?”

这句提问让保良情不自禁地扫了一眼左面的夏萱,夏萱低头记录,那瞬间保良似乎感觉得到,她的睫毛向保良这边挑了一下,但并未抬头。

“省公安学院。”

“什么?”中间的男警察似乎没有听清,“什么学院?”

“省公安学院。”

“公安学院?”警察的发问停顿了一下,直到这个停顿足以释放完巨大的惊讶,“你是公院的学生?”

“是。”

“学什么专业的?”

“刑侦专业。”

“哟,看不出咱们还是同行啊,你上几年级了?”

“大一。”

又是一阵停顿,警官们似乎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保良能感觉得到,夏萱的头抬起来了,她在看他。尽管,他的双目低垂,但,他能感觉到那目光的疑惑和灼热。

“跟你说啊,你的尿样已经化验出来了。”正中的警察重新开口,“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药了没有。”

保良沉闷了片刻,低声说:“吃了。”

“吃的什么药?”

“***。”

“吃几次了?”

保良知道,此时此刻,在这间屋子里,他所说出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供证,都将决定命运前途。但他的抵抗已经彻底放弃,他决定从此照实坦白:

“两次,不,三次。”

“你知道吃***是吸毒性质的问题吗?你知道吃这玩意是违法行为吗?”

“知道。”

“知道,但还是要吃!那东西你是从哪儿弄到的?”

“朋友给的。”

“什么朋友,怎么给你的?”

……

一通审问,交待,然后在讯问笔录上按上手印。按手印时他与夏萱咫尺之间,看得见那双修长、干净的手,但他始终低眉垂目,不敢正视对面的眼睛。

然后,他没有再被带回铁栅,而是被正式收押在分局的拘留所内。

他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他肯定不会在今日被释放出去,肯定不能参加今天学校的早操,学校肯定会知道他因出入娱乐场所并服食***而被公安拘留,肯定会有不知什么级别的处分在未来恭候!

他想到了父亲。

父亲那张苍老的面容,让保良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事后保良才明白,古陵区公安分局对他的问题所认定的性质,比他自己的预计还要严重。他的问题被定性为:参与**集团活动,多次服食***等违禁毒品,妨害社会道德风化。处理意见为:收审教育三个月。

在保良刚刚被带到古陵分局的时候,他最初的焦虑,主要是能否赶上学院当天的早操,他已缺勤多次,影响已经不好。在他知道自己不但无缘早操,而且肯定要全天旷课之后,他主要的担忧,则是同学们知道这件丑闻之后的反映——震惊、不解、讪笑、讥讽、疏远、厌恶……以及,学校处分的程度——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他连留校察看都没有去想,他不过是去夜总会跳了几次舞,吃了些助兴的玩意儿,就算有损警院学生的形象,也没造成太大影响。他更多顾及的,是届时到看守所来领他出去的,究竟是班上的辅导员还是系里的某领导,他将何颜面对他们,他将怎样向他们开口恳求,恳求他们将这件丑事,向他的父亲隐瞒。

他那时怎能想到,两周之后,到看守所来把他接出去的,不是系里的领导,不是班上的辅导员老师,不是学校的任何干部,而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父亲是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保良关在分局看守所的,保良无由明了。父亲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的第一反应,保良也猜测不到。但他后来知道父亲为他找了省厅的领导,找了市局的领导,找了学院的领导,找了……很多很多领导,这些领导也都为保良的案子做了批示。分局的民警这下知道了,他们在夜总会抓的这个人,是一个老公安的儿子,是一级公安英模的儿子,是一个正准备子承父业,继承警察衣钵的青年。虽然各级领导的批示中,都首先强调了一定要依法办事,但也同时要求办案的古陵分局要详细调查,搞清原委,分清责任,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面面俱到的套话当中,倾向所指,还是听得出来的。

古陵分局照批示要求,重新做了细致调查,在这两周之内,找保良谈了多次,也提审了小乖和与保良同房跳舞的其他违法人员。最后撤消了原来做出的对保良收审教育三个月的处理决定,改为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分,从羁押之日起算。十五天后,保良走出这道高墙电网,和父亲面对面地站在了拘留所的门前。

保良进入拘留所第一天就受到同牢押犯的欺负,一场恶斗之后浑身暗伤。第三天拘留所知道了保良的出身背景,给予了特别关照,民警亲自进号嘱咐老押犯不得欺负新押犯,同号的犯人这才知道这小伙子来头不小。之后保良没再挨打,但这十五天的拘留生活对他来说,如同百年炼狱一般。十五天,他吃不进任何食物,不想与任何人交谈。白天,他的思想极度混乱,既有与世隔绝的恐慌,又害怕走出这里重返自由。晚上,即便在轮班站岗监视号内犯人睡觉之外,他也从未有过彻底熟睡的一刻。十五天后,他拿着警察发还给他的身份证,钱包,还有那只镶钻的白金耳环,走出拘留所大门的时候,父亲也许已经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那个英俊挺拔的警院学生,田径高手,阳光少年,而是一个骨瘦如柴,弱不禁风,面色枯萎的释囚,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真正的吸毒者。

他站在父亲面前,摇摇晃晃,变得细长的脖子,几乎撑不住微微颤抖的头。他听见父亲开口叫了他一声:“保良”,他再也忍不住滚滚泪水,张开双臂抱住了父亲。

父亲一动不动地让他抱着,他能感觉到父亲和他一样也在哭泣,不一样的是父亲把哭泣全部压在肺腑,除了胸腔起伏之外,不让自己露出一丝唏嘘。很久之后父亲才移动残疾的双腿,毅然离开保良虚弱的身躯,转身向大路走去。

保良失去支撑,身体晃了一下,他可怜地叫了一声:“爸,您原谅我吗?”

父亲站住了,他站得很稳,双脚一点也不像患有残疾,就像一个永远不倒的英雄。他转身,走回来,没有停顿,没有犹豫,扬起了巨大的手掌,用尽全力抽在保良的脸上,一掌就把这个不肖之子打倒在地!

父亲含泪看一眼倒在地上的保良,再次转身,走了。脚跛得历害。

陆保良参加**派对,吃***,吸**,受到公安机关查处的丑闻,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花样的版本,在省公安学院风一样地传开。教室中、食堂里、宿舍内,无人不谈。保良回到学校的第二天,还出了早操,还上了一天课,晚上还到图书馆去找了老师规定看的书。晚上睡觉前,同宿舍比较要好的同学还私下里向他问了问情况,做了朋友式的安慰与规劝。第三天,辅导员老师叫保良到系主任办公室去一趟。在系主任办公室里,系主任,还有另一位保良并不熟悉的学生处的老师,向他宣布了省公安学院刚刚做出的关于开除保良学籍的决定。

保良已经有所预料,他已经学会把事情想到最坏,但在听到系主任以平缓而又沉着的声音宣读决定的时候,他仍然感到全身每块肌肉都在发抖。在系主任宣读完毕并例行公事地征求他对处理决定的意见时,保良已经抖得口齿不清:

“你们……你们跟我爸爸……说了吗?”

系主任说:“学院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已经和你父亲谈过了。你父亲对学院的决定,表示理解,没有意见。”

保良本想做些申辩,做些恳求,但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像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像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像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

父亲不来找他,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渴望父亲的脚步突然自远而近,突然敲响他的房门。他渴望父亲进来找他谈谈,哪怕狠狠骂他、打他、听他忏悔、听他痛哭。他渴望他们父子间能够面对面地,无论以什么方式,让这件令父亲蒙羞的事情就此成为历史,让这耻辱的一页,毁掉父亲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页,就此翻过。

但父亲不来找他,不想面对。

一周之后,保良走出了卧室,走出了家门,走到了刺眼的阳光下,他仰头望天,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是不是已经崩溃,是不是已经双耳失聪……他看见的太阳,依然光芒万道;他看到的天空,依然碧蓝耀眼;他听到街上人声鼎沸,车鸣声咽。他的身体虽然虚弱,但四肢还能活动自如,器官感觉,敏锐如初。

他顺着大街走,走了很久很久。

从搬到省城上中学开始,他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以一个闲人的身份,以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心情,在大街上,在摩肩接踵的人海中,如此盲目地,随波逐流。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李臣工作的台球馆里。

台球馆里,顾客不多,“啪啪”的击球声刺激着保良的耳膜。他看见了李臣,李臣穿着深色的西服,和一个送饮料的服务员交待着什么,举手扬眉,一招一式,全都像模像样。李臣也看见他了,迎着他走过来,一脸惊讶:“哟,保良,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课?”

那天晚上,半夜三更,在菲菲姨夫的小吃店里,“鉴宁三雄”喝得一醉方休,大家全都酒后失形。李臣狂笑不止,刘存亮则一醉就哭。说起鉴宁老家,说起老家那座红色的山丘,说起山丘上那座形同古堡的废窑,说起站在窑顶放眼滔滔河水的满腔豪情,说起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衣食住行的艰辛不易,怎能不一怀愁绪,双泪横流,连李臣的笑声里,都含了一丝难掩的唏嘘。

但保良没哭。

保良也醉了,但他没哭。

保良问李臣:“李臣,你现在最想要的,最最想要的是什么?”

李臣说:“我最最想要的,是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咱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在省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每月挣的这点工资提成,有将近一半是他妈给房东挣的。”

保良问刘存亮;“存亮,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刘存亮说:“钱!”

保良说:“钱?就这么简单?”

刘存亮说:“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房子、事业、要啥有啥。你说吃了***想啥有啥,还不就是那么一会儿,药劲儿一过,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保良说:“不是有钱才有事业,顺序应该正好相反,只有事业好了,才会有钱。”

刘存亮不以为然,他虽然醉了,但对金钱这根命弦,依旧清晰了然:“像我们这种中专学历的文盲,家里又没背景,要想事业成功,熬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行。只有先挣出钱来,再靠钱做本,才能干出事业。”

李臣不屑地反驳:“没有事业拿什么挣钱,抢银行去?别说让你去当抢匪,上次让你去装警察,你都哆哆嗦嗦。”

刘存亮也不屑地反驳:“只有你才会傻到去抢银行,发财的办法多了,只要会动脑筋。”

李臣说:“你倒说说,你动的什么脑筋?你来省城也一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你这脑袋有什么不同。”

保良说:“存亮一直买彩票啊,说不定哪天就中!”

李臣说:“买彩票是靠天吃饭,脑筋再傻也有中的。”

刘存亮说:“买彩票的讲究其实很多,在哪个点买,选什么号码,中奖的概率绝对不同,这方面我研究了很久,不跟你说罢了。”

李臣说:“嗬,是吗,那这发财的诀窍还是你自己好好捂着去吧,说不定还能捂出个金蛋来呢,小心别捂馊了就行。”

李臣转脸又问保良:“保良你最想要的,倒是什么?”

保良说:“我最想要的,是回公安学院上课去,那件事只是我做的一个噩梦,等我醒过来以后,才知道什么事其实都没发生。”

李臣说:“咳,这是废话,等于没说。”

刘存亮说:“你不想找你姐姐了吗,你妈去世以前,不是让你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姐姐吗?”

整个晚上,只有这句话让保良喉咙发紧,双目湿润。他想了一下,不知是突然清醒还是真的醉了,舌头麻木地叨咕了一句:“不找了,再找下去,我自己就该丢了。”

那天半夜他们醉醺醺地离开小吃店,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把他们拉到了幸福新村,那是李臣、刘存亮的住处。保良忘了他们是怎么上楼开门,又怎么躺在了床上,只知道他们衣裤未去,横竖无形,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从那天开始,保良常常就在这里过夜。家对保良来说,就像一座坟墓,没有光亮,了无声息。他不再希望见到父亲,他甚至有意回避父亲,偶尔和父亲在卫生间门口或过道上相见,父亲也是目中无人地沉着脸无声走过,那气氛压得保良连叫他一声“爸”的本能,都被窒息。

反倒是杨阿姨,对他多少还有一些亲切,他回家时,就给他端些饭菜,提醒他早点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不要整日无所事事,荒废了大好青春。保良想,不管杨阿姨是对他真好还是嫌他在家白吃白住,他的确需要重新计划人生。无论父亲是否还会对他负责到底,他首先应当做到的,是自己养活自己。

他决定出去寻找工作,他先去找李臣出些主意,在李臣家他意外见到了刚从鉴宁回来的陶菲菲。陶菲菲比过去瘦了许多,但反而增加了几分少女的美丽。她妈妈患了严重的哮喘,行走躺卧都很痛苦。她离开老家重返省城的目的,就是想尽快为母亲挣出药费。

菲菲比过去也沉默了许多,连保良被公安拘留,被学校开除这等沧桑变故,也没有在她脸上激起太大反响。她甚至还用几分祸福两可的表情,淡淡地对保良说道:这下好了,你现在可以跟我们平起平坐了。明天咱俩可以一起出门,搭个伴去找工作。”

第二天保良真的和菲菲搭伴,满街转悠着去找工作。这时的保良,已经身无分文,又不想厚颜去向父亲讨要,所以在外面吃饭坐车,都由菲菲付账。保良每次见到菲菲打开她那越来越瘪的钱夹,心里就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知道自己吃进的每一口饭食,都是在吞吃菲菲母亲的血肉。那些钱本来应该用去减轻她母亲的病痛,现在却变成了米面,在菲菲的注视之下,一口一口地吃进自己的肚中。

保良手机里的话费也所剩不多了。他把手机呼叫转接到了李臣的手机上,以防父亲或杨阿姨突然想要找他。这天李臣的手机果然接了一个要找保良的电话,来电的是个女的,李臣再三盘问,也没问出那个女人姓甚名谁。那女的只告诉李臣她是保良的一个朋友,让保良有空给她回个电话。

保良回了。

回了才知道这个女的名叫叶子,才想起她是和小乖在夜总会里一起玩儿的一个女的。叶子也许只是她的一个别称,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假名。

叶子说有件事想和保良见个面。

保良问:“什么事呀。”

叶子说:“电话里说不清,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最好见面谈谈。”

保良和叶子就约在了离幸福新村不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见了面叶子把他领到了附近一个安静的茶馆。叶子的年龄比小乖略大一些,涂抹脂粉也有二十**的模样。按保良的估计,她过去可能也是被某个大款包过的二奶,如今也和小乖一样,成了一个积蓄不多的“怨妇”。

见了叶子保良自然会问起小乖,问她是被公安关着还是已经放了。叶子说早就放了,也是和保良一样,拘了十多天,罚了一笔钱,就让马老板给保出去了。

保良问:“她现在呢,还跟马老板在一起吗?”

叶子说:“没有,前几天小乖跳楼了,在医院抢救了四天,昨天死掉了。”

保良吓了一跳:“跳楼,为什么?”

叶子谈谈地说;“咳,都是***吃的,小乖离不开那个。说是不吃了不吃了,结果和朋友出去玩儿,一玩儿又吃了。她也是太寂寞了,她不爱那个姓马的,姓马的玩腻了她也很少找她了。她靠那姓马的养着,又不能自由自在地公开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过日子,所以就觉得***是最好的东西,吃了想什么来什么,吃了倍儿飞,飞的感觉倒是真挺好的。”

保良似乎明白了,他想起小乖有一次就差点从六楼夜总会的窗口飞出去,要不是被他一把抱下来,早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叶子说:“幸亏当时我不在,小乖从窗口一飞出去,这事可就闹大了,当时和她一个包房玩儿的人全让警察抓走了,查出谁吃***还是轻的,差点没让警察怀疑是谁成心把小乖推下去的。”

保良让这个恐怖的消息弄得心情惶惶,闷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表示一下遗憾还是表示一下惋惜。叶子说:“不过小乖这人还挺仗义的,我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她还有口气呢,她让我去她家帮她清理一下东西,把存折的钱取出来给她爸爸妈妈寄去。还让我把抽屉里这张名片找出来交给你。我听到小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保良接过叶子递过来的那张名片,名片上写的名字是马加林,还有马加林公司办事处的地址电话。不过这上面的地址与保良去过的那个办事处完全不同,那是一个陌生的街区,是一个陌生的门牌号码。

“这是马加林过去的住处,认识小乖以后才给小乖租了她现在的那套房子。他公司办事处也就搬了。”

保良半懂不懂地点头,说:“她让你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没跟你说吗?”

“她说她对不起你,她答应你的事还没办成。她说马加林过去住的这个房子,是跟一个叫权虎的人租的。你要找这个权虎对吗?也许权虎又把这房租给其他人了。你到这儿要是能找到租房的人,那肯定就能找到权虎啦!”

十一

这是一个座落在旧城古巷中的安静的院落,院境不大,却包容着一座爬满绿萝的老式砖楼。砖楼也不大,却保留着经年累月的木檐陈瓦,看上去很有些来历似的。保良不懂建筑,但知道城市的建筑就是城市的历史。从这座城市在历史中保良推断,这座旧楼大概是哪个日本鬼子或国民党大吏的一座官邸,或是某个阔佬包养姨太的行馆。

保良记得姐姐过去说过,权虎曾计划在省城买下一幢老建筑或者老院子,开一家“百万豪庭”的分店。权虎和他爸爸在北京和上海都受到启发,发现那些大城市里的老旧建筑,有不少被利用做了餐厅会所,那些老房子稍加装点就会别有风格,很投洋人与文人的胃口。省城也有不少这类宅子院子,但多数残损失修,若不趁价格尚低赶快收进,等到省城的人学了北京上海的风气忽然觉悟,再买,那就来不及了。

保良想,这个院子,这座旧楼,八成就是权家那时买下来的,也许买下来时落了权虎个人的名字,所以没在“百万公司”倾覆之际被法院罚没。

保良站在这个小院的门口,敲响了院门。院门的木头发出的声音,就像它筋络毕现的外观一样,沙哑而又残破。

院里无人应声。

保良用手推门,门竟歪歪斜斜地开了。

保良跨过门坎,走了进去,走到院子当中,喊了一声:“有人吗?”

依然无人应答。

保良走到旧楼的正门,以手推之,门页紧锁。沿外廊行至侧门,以手推之,侧门嘎吱作响,顿然洞开。保良试探着由此进入,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楼内走廊宽阔,房顶很高,光线暗淡,多半房间空空荡荡,少数尚存一些桌椅沙发。楼梯设在大门正对的厅堂中央,油漆早已褪尽,扶手大多残颓。清晨的斜阳从楼梯转角的圆窗射了进来,竟然绚烂如烟。

保良又喊:“有人吗?”

不知是空楼回音,还是楼内有人,楼上隐约有些响动。保良先是吓了一跳,后又凝神静息,才听出那响动果然来自楼上,从一个方向渐渐移向梯口,直到变成清晰的脚步,那脚步声很慢很慢,却让整个摇摇欲坠的楼梯,发出令人心悸的震动。

“咚!咚!咚!”

保良刚刚压抑住胸口的狂跳,就在圆窗斜射的晨曦中看到一个男人的剪影。这剪影有点像个幻觉,迫使保良再次发出声音,试图确认:

“有人吗?”

楼梯的转角处终于发出回声:“你是谁?”那声音让保良稍觉耳熟。

“我找权虎,他在这儿吗?”

“你是谁?”

脚步声再次响起,被刺眼的阳光反衬着的剪影开始向下移动,面孔进入阳光不及的暗处,五官反而得以辨清。

“你不是……权……权三枪吗?”

“你是谁?”

暗处的面孔再次发问,话音中流露着诧异和警觉。保良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大声报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知道权三枪与他的姐夫权虎,自小亲如一母同胞的兄弟。

“我是陆保珍的弟弟,我是保良!”

“保良?”

“对,我是保良,我们家搬到省城来了。”

“啊,你是保珍的弟弟!”

权三枪的声音热情起来,原来的疑惑荡然而去。他走下楼梯上前打量保良的眉眼身材,然后用笑容表示了确认。

“对,你是保良。你长这么高啦,你都成个大人啦!”

保良除了心花怒放的笑容,几乎找不出恰当的语言,他虽然尚未见到姐姐,但与权三枪的意外相逢,让他此时此刻,对与姐姐很快就要团聚,已经深信不疑。

“对,我都上……”保良本想说我都上大学了,话未说全幸好刹住,机灵地改为,“我都上完高中了,我高中毕业都快一年了,我今年已经十九了。”

在保良的印象中,权三枪算得上是条彪形大汉,但现在保良和他站在一起,人虽不及权三枪的魁梧,个头却足以和他比肩。权三枪投向保良的目光,不得不从俯视变为平视,他说:“可不是吗,这都五六年过去了。你那时才这么高,现在都比我高了吧。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保良兴奋得难以自已,权三枪以前常受权虎委托,开车到保良家接保良和姐姐去找权虎,不是去郊外兜风,就是上“百万豪庭”吃饭,所以权三枪在保良的记忆中,始终与快乐共存。

“我一直在找我姐,有个朋友认识和我姐夫做生意的一个老板,告诉我这个地方,我没想到还真能找到你们。你和我姐夫他们还在一起吗,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

“当然还在一起。你姐姐也挺想你的,还老提起你来。她也挺想她妈妈的,可她还是有点怕她爸爸。她也找过你们,可你们好像早搬走了,都不知道你们搬到哪里去了。”

保良脸上笑着,眼睛忽然有些酸涩,笑声中也不由带出了一声啼泣:“……我可找到我姐姐了!我妈已经不在了,她死的时候,死的时候,让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我姐,我妈死的时候,就是想见我姐……”

“啊,你妈妈已经去世了?”

权三枪脸上现出惊讶。保良母亲去世时才五十二岁,本不到油干灯尽的年龄。

保良的母亲权三枪也认得的,以前来保良家也伯母伯母地叫着,如今斯人已去,不免长叹几声。权三枪又问起了保良的父亲,保良父亲曾有恩于权三枪,他那条残腿,就是为权三枪瘸的。

保良简单说了父亲的情况,说父亲已经退休,保良母亲去世后又重新找了老伴,现在生活还好。保良没说自己被学校开除这段经历,也没说他与父亲之间,尚未解除的隔阂。

权三枪也简单说了权虎和姐姐的情况,权虎和姐姐早就不在本地本省,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从权三枪的口中保良知道,姐姐虽然也曾找过他们,但姐姐并不知道父亲对她和权虎的婚姻,是否已经接受,是否可以默许,所以对与家庭和解,对与父母团聚,一直心怀顾虑。

保良不敢说父亲早已原谅了姐姐,也不敢说那桩事过境迁的婚姻和两家已成历史的恩怨,在父亲这边早已不再挂齿,但当权三枪提出可否见见保良的父亲,把保良姐姐的心情及近况,当面做个转告时,保良立刻下意识地感觉,这不仅是父亲最终原谅姐姐的一个转折,而且,甚至,很可能也是父亲赦免宽容他的一个契由,是恢复父女和父子关系的一个天赐良机。

因为在保良的心底,始终保留着一个信念,那就是:“血浓于水,情大于恨”。不管有多少前嫌旧隙,父亲实际上还在爱着姐姐,姐姐也实际上还在爱着父亲,只不过他们各自碍着自己的脸面,谁也不肯率先低头,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臂。

这个清晨也许让保良一生不会忘记,他万分激动,无比兴奋地带着权三枪离开这座旧楼、这个院落,向他家住的方向走去。权三枪还提了一只手提包,装了一提包从鉴宁带来的鉴宁柑橘,做为送给保良父亲的礼物。鉴宁柑橘是鉴宁的地方特产,在全省全国一向非常著名。省城虽然也有卖的,但那感觉当然和从鉴宁直接带过来的,截然不同。

乘出租车从这条旧城老巷出发,到保良家所住的街区,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在路上权三枪也谈到了这个院子,和保良已知的情况大体相同。这院子的主人目前仍是权虎,当初权家十分便宜地买下这里,确实计划开个餐厅,后来因为权虎和保良姐姐的婚恋之事闹得不可开交而拖延下来。拖延下来的过程权三枪不说保良也都知晓——后来权虎带着姐姐私奔,再后来权家突然出了事情,权虎虽然无辜,但本钱已然殆尽,这座本可大有前途的院子于是闲置于今。权三枪前些天从南方过来办事,顺便代权虎看看这座宅子,如能碰到合适买家,只要价钱不亏当初,顺便卖掉也未尝不可。从权三枪的话里保良不难听出,南方的生意并不好做,权虎和姐姐现在的生活,也显然不像过去那么宽裕。

出租车把他们带到保良家的巷口时天已大亮,街上的行人车辆渐渐多了,但小巷似乎依然朦胧未醒,整条巷子鸦雀无声。保良兴冲冲带着权三枪进了他家的小院,他用钥匙打开房门时听到杨阿姨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烧水。嘟嘟也起来了,在卫生间里大声地漱口刷牙。父亲卧室的门也开着,保良记不得有多久了,他第一次冲父亲的屋门那边叫了一声:“爸!”

保良走到父亲的卧室门外,又叫了一声:“爸!”屋里没有应声,他说:“爸,权三枪大哥来了,他看您来了。”

话音未落保良忽然听到身后杨阿姨的尖声惊叫,他被这声突如其来的惊叫吓得通身机灵,整个人像是跳了一下似的回过头来,他看到的除了杨阿姨那张因恐惧而惨白的脸,还有撒满一地的黄灿灿的柑橘,紧接着撞入他眼帘的是面目狰狞的权三枪和显然是藏在手提袋里的一支短柄步枪,保良还没有惊叫出声耳朵就被一声巨响轰聋,他看到杨阿姨的额头鲜血迸放,喷射状地溅满身后的白墙。在杨阿姨仰面倒下的同时,保良的听觉瞬间恢复,麻痹的神智在此一刻也被嘟嘟的嘶声尖叫蓦然激醒!他一步退进父亲的卧室,想要叫起父亲,他惟一仅存的念头,就是保护父亲!但父亲的卧室里除了床上尚未叠好的被子,空无一人。屋外的枪声再一次响起,与第一次同样巨大的响声轰哑了嘟嘟的嘶叫。保良跌跌撞撞冲出这间卧室,看到卫生间的门上已经鲜血淋漓。在满目血红的视野中,他看到了那支步枪黑洞洞的枪口,迎着他的目光从下往上迅速端平,保良仅是凭着下意识的身体力量,双脚机械地向过道逃去,从父亲的卧室门口逃进过道只有五步之遥,那短短的五步保良竟像奔跑了一个世纪。过道里的第一个房间是嘟嘟的房间,保良未加犹豫便蹿了进去。他面前惟一的出口就是屋里紧闭的窗子,他用尽全力腾空而起,迎面撞向那扇半遮纱帘的玻璃,在玻璃砰然破碎的刹那,权三枪的子弹掠过了保良的头皮,击中了铝制的窗框,窗框上的枪击和玻璃的破裂混淆在一起,不知加重了还是冲淡了声音的恐惧,保良几乎是带着一身的玻璃和子弹溅起的粉尘,还带着撕破的半截窗纱,飞出了他家的房子。

这堵带窗的墙壁,就是整幢房屋的后墙,这堵后墙的对面,就是另一户人家的前门。那家的一个主妇正端着一只鱼缸走出门来,恰见保良身沾血迹越窗而出,吓得失手摔了那只鱼缸。她惊恐地看到保良踏着满地浮水和挣扎的金鱼朝巷口的方向奔逃,身上那件没有系扣的红色上衣在奔跑中疯狂地甩动着后摆,犹如火焰一样在风中猎猎燃烧……

在保良逃走的身后,整个街区突然变得万籁俱寂。

保良跑出这片未醒的街区,跑上朝阳普照的大路,路边的商店刚刚开张,街上的车子开始拥挤,四周的嘈杂越来越甚,但保良的耳鼓里除了砰砰作响的枪声,只有自己粗重的喘息。

保良想找派出所报案,于是重新加快了脚步,跑到一半忽又想起这里离古陵分局似乎更近一些,于是转向朝分局跑去。他跑到分局见到第一个警察的时候,胸口起伏得已经无法言语。

警察把他带进一间屋子,让他坐下,给他水喝,试图让他镇定下来。有人过来检查了他头上身上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还沾着玻璃渣子。他断断续续地述说情况,他听到有人在招呼现场勘查的民警赶紧出发。他听见杂沓的脚步从窗外跑过,远处响起汽车的轰鸣。他这时才发现给他递水帮他擦血的民警竟是一个女的。他愣住,呆呆地看她。

询问情况的男警察继续追问:“……这个人就叫权三枪吗,权三枪是他的名字还是绰号?”

保良目光直直地,盯着女警走出去的背影,他没有叫她的名字,他从夏萱转身回头的目光感到,她也许早就不把他当做警院的校友,当做曾有一面之交的同学。

“权三枪是名字还是外号?”

保良如梦方醒,赶紧收回目光,说:“外号,啊不,名字,权三枪就是他的名字。”

这时的保良,仍然喘息未定,他满脑子想的,只有他生死未卜的父亲。

很快,夏萱又回到了这间屋子,还带来了一名医生。医生清洗了保良的伤口,做了简单实用的包扎。半小时后,他们——也包括夏萱,带他离开了分局,乘车向案发现场,也就是保良家的方向驶来。

车子向他家行驶的路上,保良真正镇定下来,记忆的检索渐渐恢复常态。记忆令他基本确认,凶杀发生的时刻,父亲肯定不在家里。保良记得他路过厨房时,看见杨阿姨一人在里边做着早饭,他家的卫生间很小,门半开,父亲不可能和嘟嘟都挤在里边。他自己的卧室是他一进屋最先经过的房间,房门关着,父亲肯定不会进去。客厅餐厅更可一览无余。他最后是从嘟嘟的房间破窗而出的,嘟嘟的房间不大,当时同样没人。

同车的警察也许都能看出,保良的脸色开始恢复,从惨白到正常,慢慢有了血色,呼吸也平稳多了,和警察对话时,对案发前的情形以及对权三枪的描述,也变得条理清晰。只是他的眼神还有些游疑不定,在这辆六人对座的警车里,保良的目光似乎总在回避对面的夏萱。

他们到达现场时候,现场的勘查工作已大致收尾。杨阿姨和嘟嘟的尸体已被抬走,屋子里显得狼藉不堪,还保留着案发时的真实的凌乱。警察们还没有散去,有的在收拾勘查器具,有的在汇报现场情况。从汇报的只言片语中保良听出,权三枪一共只打了三枪,两枪中的,一枪打空。对权三枪的追捕搜寻工作已经展开,向市局和省厅也已报告了案情。接下来还要找当事人——也就是凶杀的幸存者,进一步核对案发过程和现场的细节……下面的汇报保良没能再听,这时他已随着同来的警察穿过了走廊,走进了客厅。他在这里可以看到卫生间的门上,嘟嘟的血迹依然触目,厨房外的地板上,用白色的粗笔画着杨阿姨倒毙时的身形,从画出的图形上可以看出,杨阿姨死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只炒菜的勺子,一只腿伸得笔直,另一只腿很别扭地向外弯着。

保良看见了父亲。

父亲满脸是泪,跪在“杨阿姨”一侧,像是想用双手抱起他的爱人。几个民警都在往起搀他,却搀不起父亲沉重的身躯。保良只看到父亲浑身颤抖,却听不见父亲一丝哭声,父亲的脸孔扭曲变形,让保良看到一个强壮汉子内心崩溃的时候,是怎样一种表情……

保良心都碎了,他用破碎的哽咽,叫了一声:“爸……”

父亲听到了保良的声音,这一声“爸”,似乎在父亲的体内注入了力量。他自己站立起来,用双臂推开了搀扶他的众位民警,他突然变得如同一头伟岸的雄狮,圆瞪了双眼扑向了保良。保良的喉咙被父亲的巨掌一把扼住,他缠着纱布的头颅紧接着被重重地击打。鲜血渗过纱布涌了出来,白色的纱布大片泛红。

“你这个不肖的东西,你害死了她们!你害死了她们!我跟你拼了!”

父亲的怒吼声嘶力竭,压过一切劝阻的声音,屋里的民警几乎都拥上来了,拉住疯狂的父亲,扶起摔倒的保良,隔开他们父子……各种声音和各种动作,都在此起彼伏地说明、安慰,和劝解。

父亲疯了,一次一次地试图挣脱众人的阻碍,试图扑向保良,保良除了哭喊着:“爸!爸!”神经也陷入了混乱。父亲隔着人群挥舞着胳膊,隔着人群用脚踹他,口中的嘶吼语不成句,只为发泄无可抑制的一腔悲愤。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去死吧!我没你这个儿子,我上辈子做了什么!生下了你这个东西,你和你的姐姐,你们都不是东西!我养你们这么大,就为了让你们害死我吗!你滚!滚!滚!”

扶起保良的民警推着保良往门口走,示意他出去回避一下。保良被推出家门后依然听见父亲的叫骂,他看到小巷的巷口,聚满围观的邻居。他推开人墙向大街上跑去,那心情有点像姐姐当年的私奔。他那一刻完全理解了姐姐的悲怆和绝望,他也想和姐姐当年一样,发誓从此再也不回这里!

身后,有人叫他,他听出那是夏萱的声音,关切而又焦虑。但他没有回头,他的大脑只有一根神经在动,那就是跑!向着前方,奋力奔跑,奋力甩掉路边那些惊诧好奇的目光!他不知道他要跑到哪儿去,只知道他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投奔的亲人,没有一处可以为家的地方!

省城真大。

保良跑过个一个街区,又跑过另一个街区,从拥挤跑向偏僻。他不辨方向,没有目的,直到看见了宽阔的鉴河忽然横垣于前方的视野,他才放慢了脚步。他发觉鉴河的怀抱如此开阔,吸引他一步步向前,意欲投入其中。走到岸边他终于收束了胸间的喘息,静谧的蓝天和灵动的河水让他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也体会到生命的可贵。

他体会到自己已经死去;他体会到自己得到了重生,他变成了一个无父无母的人,仿佛从来如此,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何处去……

他最初想去李臣那里,但中途忽又临时转意,那种感觉从未有过,那就是忽然想要见到菲菲。

菲菲姨夫的小吃店照例生意冷清,菲菲这时像是睡醒刚起。她万般惊异地看到保良浑身染血走进店铺,她塞着满嘴的牙膏沫竟然半天忘了漱去。

在这家小吃店窄小的后屋里,在用木板搭出的一张临时的小床上,保良让菲菲温柔地抱着,无声地哭泣。他从没感觉到女人的怀抱如此宽阔,如此柔软,他从没想到过自己如此需要一个女人,静静地倾听他的呜咽。

从那一天开始,“鉴宁三雄”像是真的组成了一个家庭。保良的正式加入,使李臣的住处成了名符其实的“聚义堂”。李臣和刘存亮那天带回了几瓶白酒给保良压惊,三个人全都喝得酩酊大醉。

喝醉的李臣照例又笑又闹,疯话连篇,刘存亮则仍然哭得昏天黑地。没醉的只有菲菲,她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尽心照顾保良。保良三杯下肚已经醉眼迷离,硬让菲菲拖到刘存亮住的那间小屋,替他脱了衣服,看他昏沉睡去。

从那一天开始,菲菲就和保良住在了一起,他们就住在刘存亮的小屋,把刘存亮挤到了李臣那里。刘存亮一向很怕菲菲,菲菲命他挪地儿,他只好敢怒不敢言地挪走。李臣本不想和刘存亮挤在一起,但看出菲菲对保良的那层意思,也只有好事好做。何况保良家破人亡,落难至此,多给他些照顾,从哥们义气上讲,也理所应当。

菲菲与保良同住,并不要求与保良同床。保良身体有伤,兼又失去家庭父爱,可谓身心交瘁,需要时间慢慢调养。保良那时想和菲菲待在一起,也只是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那时他无比渴望有人爱他,有人关心他,有人惦记他,有人心疼他,有人轻轻抚摸他的耳垂,轻轻拨动那枚镶钻的耳环。而这个人,当然得是一个女的。

他依然想念姐姐,想念妈妈,甚至,有时竟会想念起杨阿姨来,但她们都离他太远了,远得永远无法触摸。惟一能把他抱在怀里的,能听他低语听他啜泣任他发泄委屈的,现在只有一个菲菲。

这种渴求也许无意地掩盖了某个真相,让他忽略掉某个疑问,那就是:他到底爱不爱菲菲?

这种渴求让菲菲口中道出的一切语言都变得柔软甜蜜,让菲菲对他的一切表达都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当痛定之后,他对菲菲的以身相许并未拒绝,在一个哝哝细语的深夜,他们自然而然地合为一体,在保良人生第一次抵达快感的巅峰时,他对菲菲激情,说不清是真爱还是仅仅属于感激。

某夜,他再次重温了少年时曾反复出现过的那个梦境,他再次梦见了那个英姿飒爽的喷火女郎,他从梦中醒来时脑子里蓦然浮现的并不是睡在身侧的菲菲,而竟然是那位仅有数面之交的年轻女警。

夏萱?

保良侧转身体,背朝菲菲。他有些羞愧,幸而屋里一片漆黑,他在一个深爱他的女人的卧榻上,居然在想另一个女人。

和菲菲相比,夏萱更庄重、更英气、更高高在上,更散发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磁场。

十二

晚上和菲菲住在一起,白天又一同出去寻找工作,保良那些天和菲菲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菲菲要给母亲治病,保良需要养活自己,他不能靠花菲菲的钱这样过下去,何况菲菲这回从家里带出来的八百元钱,已经花得差不离了。

何况李臣工作的那家台球馆忽然转手他人,新来的老板撤了李臣的经理职务,换上了自己的无能表弟。那表弟狗仗人势,对台球馆的“元老”大加排挤,李臣那些天正在琢磨辞职另谋生路,他看出人家早晚要把他挤走,与其被老板炒了还不如提前炒了老板,还能逞个一时快意。

李臣如果丢了工作,何时才能续上一个更好的职位,都很难说。进而论之,他们四人头上这袭聊遮风雨的屋檐,不知还能捱到几时。一旦李臣断顿,房租到期,他们又该住到哪去?所以保良和菲菲心里都是焦急万分,他们必须在危机到来之前,挣到一份糊口的工资。

情势所逼,菲菲饥不择食,居然又去了她姨夫的那家小吃店里,和服务员一样每月只拿三百块钱管吃管住。但菲菲其实只在姨夫的小吃店吃三顿饭而已,住还是要赶回李臣的幸福新村,以便能和保良住在一起。

保良同样病急乱投医,去了几家中介公司,一问都要先交押金,三百五百不等。菲菲每天只在保良身上塞个三块两块,让他吃午饭用,连公交车都没钱坐的,中介肯定依靠不起。而且这年头中介公司收人钱财并不替人消灾,差不多有一半都是骗子。

保良只好依靠自己,每天选一条大街,无论机关店铺,一律挨门进去,毛遂自荐。这样的行径,不像求职,倒像讨饭,所以多被门房或店主轰将出来,脸面没趣那是必然。

但保良还是每天坚持出去,找一条街,挨门去问,次数多了,概率就有了意义。何况保良相貌端正,言语朴实,被什么人慧眼相中,也非怪事。

相中保良的,也是一个鉴宁籍的老板。这老板在省城开了一家清洁公司,做得很有规模。保良被这位老板相中的过程,很有几分戏剧性的,所谓戏剧性并不难解,其实不外偶然二字。

那天保良照例碰了几个钉子,挨了几番奚落,带着一点愤怒,也带了一点倔强,居然放胆走进了省城中央商务区最高最晕的一座大楼,那座大楼就是著名的国贸大厦。国贸大厦是一座钢架结构玻璃外墙的六十二层巨厦,是省城公认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保良堂而皇之地从正门进入,居然无人拦阻。他虽然落魄,但身上的衣服和脸上的气质,与那些外地民工相比,毕竟截然不同。

他在大厦广场般的大堂里,拦住了一位从门外进来的年轻女人。那女人穿一身白领衣装,脸上淡施薄粉,面目端庄善良,保良看她像是大厦的工作人员,于是上前冒昧探问:

“对不起……小姐。”保良一时不懂该怎样称呼对方,不知叫她“小姐”属于尊敬还是冒犯,他硬着头皮向那女人问道,“请问,您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

年轻女人茫然摇头:“啊,不是,我们公司在这儿,我在这里上班。你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保良迟钝了一下,但还是接问下去,口气有几分气馁,更有几分乞求:“噢,那您的公司需要人吗,我是到这儿求职来的。你们需要人吗,让我干什么都行。”

年轻女人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被一个冒失的求职者无端骚扰。在这种顶级商厦进进出出的白领,很少会遭遇这样的荒唐。好在保良的外形并不讨厌,那女人竟然停了脚步好奇地发问。

“你是从哪儿来的,不是本地人吧,你要找什么工作?”

“我是鉴宁人,现在家在省城,我什么工作都行。请问您是什么公司?”

年轻女人当然不会对这样一个陌生青年说出她的公司名称。她又移动了脚步,一边向电梯厅走一边再度询问:“你学过什么专业吗,你都干过什么?”

保良跟随她一起走向电梯,脚步和语言一样混乱无序:“我,我没什么专业,我就是高中毕业,后来在……后来在家闲呆了两年,现在想找份工作……”

“没有专业?”女人抱歉地笑笑,“那真对不起,你恐怕不适合我们公司的工作。”

他们一路走到电梯厅里,年轻女人按了电梯,对他表示了爱莫能助。保良只好礼貌地告辞:“啊,那麻烦您了。”看来这句告辞反而让那女人感到意外,她也许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会这样简单地走开。

于是她又叫住了他。

“你应该到其他地方看看,在这楼里办公的都是很大的公司,进这些公司必须懂得一门专业。你应该到其他地方找找,其他地方也许会有机会。”

年轻女人想要表达的意思,与其说是让保良对这里绝望,不如说是好意的指导。她对保良显然印象还好,以致她最后这句并无实际意义的劝告,还是让保良感受到女性的善良和周到。

电梯来了,候梯的人依序走进电梯轿厢,厢满之后,后面的人也不硬挤进去,自觉留在外面继续等候。这些大公司的白领,举止都很礼貌文明。保良看着电梯关上梯门,正要转身离开,身边一位穿夹克的中年男子,主动开口与他攀谈。

“你是鉴宁那边的人吧?”

保良马上点头回应:“对。您听得出来?”

“我也是从鉴宁来的。”

保良一听鉴宁来的,当然备感亲切:“是吗,您也是鉴宁人啊!您也在这里上班?”

“啊,不,我来这里办事,你到这里来找工作?”

保良难为情地笑笑,讪讪地往后退缩:“没有,我路过这儿,进来随便问问。”

另一部电梯打开了梯门,中年男人走了进去,进去之前递给保良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决定了保良一生中的第一份职业。

两天之后,保良就在这家名叫“保时洁”的清洁公司得到了一个正式的岗位,当上了一名月薪七百块钱的清洁工人。

这是一家相当正规的清洁公司,一周工作六天,四十八个小时,公司的名字又与保良最迷的一款跑车的牌子同音,因此叫起来朗朗上口。进入公司的新员工都经过正规培训,虽然短暂,却面面俱到,连涉外礼节和外事纪律,都有一本正经的课程安排。保良上岗后不仅得到了一身崭新挺括的劳动制服,如果是清洗大楼外墙这种危险工作,还有每天三十元钱的高空补贴。加上七百元的底薪,保良头一个月就挣了一千三百元整,还不算公司免费提供的一顿中午的盒饭。

保良把其中的六百元交给了菲菲,让她寄回家给她的母亲治病。三百元交给了李臣,做为他和菲菲那间小屋的房费。其余的钱将就够他一个月省吃俭用的开销,月底照例也不会再有结余。

在保良找到这份工作的六周之后,他又一次走进了那座高矗在城市中心的国贸大厦。“保时洁”公司六周之前就与大厦订下合同,受托将大厦的玻璃外墙清洗一新。

六周前曾经在大堂与保良有过短暂交谈的年轻女人,也再次与保良不期而遇。她是在她工作的办公室里见到保良的,只不过两人一个坐在屋里的热茶和电脑之前,一个悬在玻璃墙外的半空当中。年轻女人惊异地看到并认出了保良,保良看到的却只是玻璃幕墙上耀眼的太阳光斑。

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年轻女人可以站起身来,无所顾忌地靠近玻璃,在这个房间的视野之内,蓝色的天幕中只有保良一人。她和墙外的保良咫尺间隔,近得几乎可以呼吸相闻。她仔细端详了保良年轻的面容,那面容虽然经过风雨沐浴,却依然充满阳光活力。保良腿长臂长,吊在空中的身躯矫健自如,犹如一个象征青春和飞翔的舞者。他擦洗玻璃的认真神态,也让人内心为之感动。年轻的女人在窗前久久凝视,直到保良的身体随着吊绳翩然飞离。

年轻女人第三次见到保良是在国贸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里,她下了班去开自己的汽车,看到保良正一个人在车库的角落收拾干活儿的工具。虽然对保良来说这只是第二次相遇,但他在她故作无意地走近他时,还是一眼认出了那张洁净无暇的面容。

女人说:“呃,是你。”

保良说:“噢,是你。”

女人说:“你找到工作了?”

保良说:“找到了,是一家清洁公司。”

女人说:“工作满意吗?”

保良说:“还好。”

女人笑笑,想告辞,却又站着没走:“你们……你们清洁公司,管不管家庭清洁,就是……就是到人家家里帮忙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

保良说:“我可以找领导问问,我也不知道公司有没有这项业务。”

女人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我就请你,请你到我家去,干一天需要多少钱呢?”

保良说:“我们公司可能不让职工私自接活吧,这我得回去问问。”

女人说:“你可以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你有节假日吗?节假日去也可以。去一次干一小时两小时或者干半天一天都可以。一小时三十块钱可以吗?”

“三十块钱?”

如果以小时计算,这是保良在公司最高收入的五倍。保良马上想到了菲菲和她病重的母亲,他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下意识中植入了一份报答菲菲的本能心理。

“可以吗?”

年轻女人又问了一句。

保良说:“啊,可以,当然可以!”

年轻女人名叫张楠,是一家外企公司的公关助理,现年二十四岁。但她的样子,比二十四岁显得老成。

张楠的家住在郊外的一个别墅区里,如果有车,交通还算便利。保良第一次去张楠家干活儿是在一个周日假期,张楠问了他的住址,让他早上在离幸福新村很近的一个公园门口等她。结果保良早上起来赶到那家公园门口时,张楠开来的一辆银色奥迪已经早早候在那里。

保良最初还以为张楠的家就住在公园的附近,没承想她会驾车载他驶出了城区。这是保良自到省城定居以后,第一次在通往郊外风景区的林荫大道上乘风飞驰,沿途的美丽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何况身边驾车的又是一位风度优雅的白领美女。

轿车驶入了别墅区的高大拱门,门边一尊形状奇异的巨大岩石上,写着“枫丹白露”四个金色大字。车子辗转逶迤,在高大的法国梧桐中穿行深入,林荫掩映间不时露出的几幢造型古典的欧式小楼,有如油画一般深沉入目。保良从书上知道“枫丹白露”是法国皇帝的一座行宫,用在这里倒也贴切。保良原以为他家住的那座小院就算是省城最好的独栋住宅了,到了这种别墅社区,才知道什么叫做美景华屋。

张楠家就住在这片林荫的深处,白色的房子搭配了褚红的瓦顶,颜色对立却极致协调。屋里的装饰一看就是知识分子的格调,并不一味张扬富有,而是更多讲求品位的细微。这里除了张楠之外,还住着她的父母。据说原来还住了一位小保姆的,一个月前辞职搬走了。

张楠的父母以前一直在国外教书,去年才退休回国闲住。张楠还有一个姐姐,也嫁在国外,帮丈夫打理一间公司,至于那公司做些什么业务,张楠在与保良的一路闲聊中,没有具体提及。

当然,保良也没有提及他自己的历史,以及家庭成员的复杂关系。他只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和姐姐都在外地,他一个人在省城工作,平时就住在朋友那里。

张楠把保良带到她家,介绍给她的父母认识。她的父母对保良都很热情,握手问候彬彬有礼,那样子不像雇来一位清洁工人,倒像接待一位远道的朋友,先是寒喧,后是入座,继而沏茶,还拿来糖果。十分钟后保良主动提出干活的要求,张楠才带他到需要清洁的地方去看,楼上楼下,院里院外,像是一圈参观游览。经张楠同意,保良决定安内必先攘外,先从院子干起,用张家的铁锹和扫帚,清理了整个院落,又擦了窗户的玻璃。整个上午张楠都陪在院子里,站在阴凉处和保良聊天。

她说:“没事你干你的,边干边聊干着不累。”

保良感觉到了,张楠对自己很感兴趣,关于他的爱好特长,脾气个性,都有问及。保良说他没什么爱好,小时候爱站在他家后山的砖窑上看鉴河的流水;他也没什么特长,非要挑一样说的话,那就说田径运动吧,他得过全市中学生比赛的四百米亚军和四百米接力的第三名。

张楠说:“所以我看你脸和上身都挺秀气,可腿好像挺粗的。”

保良说:“粗吗?我还觉得细呢。”

至于个性,保良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个性。若论遗传,他和姐姐正好相反,姐姐的个性随父亲,急躁、强硬、脾气太梗;保良的个性像母亲,沉默、少怒、较有耐性。

张楠说:“那我是你和你姐之间的中和,我认准的事,非干不可,但我也从不发怒。耐性嘛好像差了一点……”

保良说:“这样才好,好多事确实不能过于执著,明明干不成还非要坚持到底,最终可能反而害了自己。”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张楠让保良洗手吃饭,饭是从别墅区的会所叫过来的,五菜一汤非常丰盛。保良连连推辞,问周围有没有小商店他去买个面包就行。张楠的父母也过来劝他一起上桌,说这么多菜如果吃不了非浪费不可。

保良就坐下吃了,吃得好不自然。

吃完午饭,张楠问保良要不要给他找个屋子休息一会儿。

保良说:“不用了我赶紧干活吧。”

下午保良就去清洁书房。从窗户到书柜,仔细地一一擦拭干净,还搭了梯子小心地擦了书房的玻璃吊灯。那吊灯是从国外进口来的,上面悬了许多紫色的水晶。

保良在书房干活时张楠就在书房里用电脑打字,不再与保良互相闲扯,但保良仍然感觉到了,她的视线不时向这边巡睃,虽然目光大方平和,可一旦投在保良脸上,保良脸上就会立即产生火一样的热度。

傍晚,张楠从电脑屏幕前站了起来,宣布今日收工。保良这时早就擦完了书房,又擦了客用卫生间,让张楠一一过目验收。

张楠说:“不用了肯定特别干净。”

张楠的母亲也过来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保良吃饭。保良坚决谢绝,说自己晚上还有事情,不能多扰。张楠也不勉强,付了保良二百四十元钱,保良坚决退回六十,说今天最多只干了六个小时,三六一十八,这点活儿收一百八十元已经不好意思。

关于保良如何返城的问题,双方也互相客气了很久。保良不让张楠再开车送他,他来的时候看见社区门外有公共汽车的站牌,表示坐公交车回家也很方便。最后双方各让一步,由张楠开车把保良送出“枫丹白露”,送到公交车站,然后让保良自己乘坐公交车返回城区。张楠在公交车站与保良分手时约他下周再来,说还有客厅、卧室、厨房和库房,都已多日不曾打理,积重难返,都需要认真彻底地清扫一番。

女人的鼻子比狗还尖。

晚上保良回家,菲菲非说保良身上有一股香水的味道,逼着保良交待来源。菲菲虽然还没专业到能闻出香水的牌子及男用女用,但她知道保良就是过去兜里有钱的时候,也从来不在身上擦油喷香,所以他身上的这股香气,铁定来自女人。

保良说:“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我今天要去人家家里干活吗,人家家里就有女人。”

菲菲又反复盘问张楠家里的情况,保良挑三拣四,避重就轻地说了。他没说张楠的年纪长相,也没说这个活儿并非公司的安排,而是自己私自受雇。最后他告诉菲菲,这家的活还没有干完,下个周日还要继续去干。

周一,保良照常到公司上班。每周固定一次的班前会开过之后,班长开始分派一周的工作。保良仍被分到国贸大厦的清洁项目,当他听到国贸大厦这几个字时,心里有种微妙的兴奋,那感觉不同常态。

不料,临出发前保良又被叫住,让他先到经理办公室来。在经理办公室保良没有见到公司的经理,也就是在国贸电梯厅里邂逅的那位鉴宁老乡,而是见到了坐在经理室沙发上的两位公安局的便衣。

这两位民警他都见过,一个是他在古陵分局报案时向他问话的民警,姓金,还有一个是个女的,当然又是夏萱。

姓金的是个探长,他和夏萱来此的目的,还是为了杨阿姨和嘟嘟被杀的案件。金探长说他们找了保良很久,昨天晚上才查到他在这家“保时洁”上班。关于权三枪的下落,公安机关已在全省乃至全国发出通缉,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力线索,目前调查工作已经陷入困境,所以他们又回过头来再找保良。

保良说:“你们应该想办法找到权虎,权虎一定知道权三枪的下落。”

金探长说:“权虎我们也在反复查找,目前也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除了他买的那个旧院子,目前尚未查到他还有什么其他产业或者落脚之处。”

保良说:“听说他好像搞过一阵船运生意,只是不知他的公司在哪。”

金探长说:“鉴河沿线所有船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发现权虎注册的公司。”

保良说:“他注册公司会不会用了我姐的名字,我姐叫陆保珍,那些资料里有没有我姐的名字?”

金探长断然摇头:“没有。”

保良与金探长说话的时候,目光尽量不看夏萱。他注意到经理室墙上的镜子里,自己被阳光晒黑的面容。他和夏萱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同在一个靶场练武,虽然只是短短的数面之交,但保良在那一届新生当中比较有名,因为他爸爸在学院当过副院长,而且,他是一个英雄的后代,他父亲的事迹在公安学院的师生当中早已随处传颂。在那一届新生的眼里,夏萱也是个很受瞩目的人物,她在保良领取警服时的回眸一笑,在靶场上的英姿飒爽,都在保良心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让他产生梦想的女孩,却几乎见证了他的所有耻辱,从吃***被抓,到被学院开除,再到凶杀现场的父子反目,他知道自己在夏萱的眼里,已经一钱不值,更何况他现在坐在她的对面,又是这样一副风吹日晒,穷困潦倒的处境。

而夏萱的目光却极其平静,在金探长与保良对话时她始终一声不吭。

金探长又问了些关于权三枪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以及他都去过哪些城市之类的问题,从他的表情上看,保良提供的那点情况,并不令他十分满意。谈到无话时他的电话恰巧响了,他接起来说了两句,便起身走到屋外去了,把保良和夏萱二人单独留在了屋里。

两人之间的沉默,虽属必然,但保良还是如坐针毡。他低头不看夏萱,却知道夏萱的目光一直停在他的脸上,也许,她在看他左耳垂上的那只漂亮的耳环。

“你在这儿工作还适应吗?”

夏萱突然开口,嗓音柔软而又圆润。保良仓促抬头看她一眼,随即又仓促移开视线。

“啊,还可以吧。”

“你这身板,干得了这种活儿吗?”

“……还行吧。”

“你后来去看过你爸爸吗?”

“没有。”

“你应该看看他去,毕竟是你的爸爸。他当时可能也是一时生气。”

“啊。”

停了一会儿,也许夏萱看出保良对这事的回应不太积极,于是主动换了话题: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跟朋友住在一起。”

“跟李臣对吧?”

保良吓了一跳,下意识抬头:“你认识李臣?”

夏萱的表情,始终镇定如一:“我们知道你在省城有几个鉴宁的同学,我们先查到了李臣的单位,昨天晚上在他那个台球馆里,才问出了你的单位。”

保良这才想起,李臣昨夜加班太晚,就住在了台球馆没有回家,难怪今天一早警察能够找到这儿来。

金探长接完电话回到屋里,对保良的这场问询也就此结束。金探长临走给保良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和两个不同的电话,金探长说:“你以后要是想起什么线索,希望能及时与我们联系。我姓金,她姓夏,找我找她都没问题。”

金探长和夏萱的访问,让保良更加明确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权虎和姐姐,早就不知去了哪里。连公安机关动用庞大警力都找不到他们,更不要说保良单枪匹马一人。

杨阿姨和嘟嘟的死于非命,不仅将成为保良一生的愧疚,而且也断了他继续寻找姐姐的念头。他仔细回想了凶案发生的前后过程,对过程的回顾与分析让他不寒而栗。那天清晨他与权三枪在那个小院意外邂逅,权三枪随即跟他去见父亲,到家后抬枪便打,连打三枪,毫不手软。当然他是冲着父亲去的,可见他对父亲——他曾经的恩人——已结下深仇大恨,必欲杀之,绝不留情。他是权力的养子,尚且报仇心切,权虎做为权力的亲儿,更要不共戴天!保良无法想像,权虎与姐姐的夫妻关系,因这样一场家族仇恨,又该如何相处。他只能推断,如果姐姐现在仍与权虎一起生活,那么她对她的娘家,对她的父亲,甚至对她的母亲和弟弟,早已丧失了原有的情感,早已和她的丈夫一样同仇敌忾,立场鲜明!

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姐弟之间又怎能团圆?

保良的左耳,依旧带着那只耳环,那只耳环现在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姐姐的牵挂,不如说是对母亲的纪念。

也许在夏萱看来,保良的耳环只是一个叛逆的标志,一个不良青年的另类装点。而在菲菲心中,耳环增加了保良的魅力,使他更加亲和可爱。或许,这只耳环在张楠这类女性的眼里,也是一个异类,但有点神秘,有点浪漫,而且,有点性感。

周日。

早晨。

保良乘公交车往郊外去。

张楠的银色奥迪,像是早早地等在了离“枫丹白露”最近的那个公交车站。

这一天张楠家又多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张楠向保良介绍那是她的表姐。表姐也住在这个别墅区里,目前在家担任全职太太,丈夫常常出差,她便常常过来陪张楠父母聊天做伴。这一天保良先是打扫客厅,那位表姐便在一旁充当指挥,这里先擦那里先搞,直把保良支使得晕头转向。幸亏打扫厨房时表姐被张楠父亲邀去下棋,保良干活儿才得以专心致志。

保良打扫厨房时张楠就在厨房里准备午饭,他们这时都已不再彼此拘谨,各自干活儿一同聊天,时间过得轻松愉快。张楠不许保良再叫她张小姐,也不许保良又改口冲她叫“姐”,她说:

“咱们现在也聊成朋友了,就按朋友的规矩互称姓名好了。我以后也不叫你陆师傅了,就叫你保良,你以后就叫我张楠或者小楠,叫楠楠也行,我们家人都叫我楠楠。”

保良不傻,保良看得出来,在这个宽大向阳的厨房里,在这里的雇主与雇工之间,正有一场爱情不动声色地悄悄展开。保良明明知道,他是有“女人”的,那就是和他同居一处的女孩菲菲,但他依然放任这场爱情的发生和发展。越是不现实的情感,越令人心情激动,就像是一次奇异的历险,每个参与者都被未知的前方吸引,猜测奇迹能否发生。

张楠给保良的新鲜感,与保良给她的几乎同样。她衣着讲究,谈吐优雅,知识广博,思维开阔,与她的年龄不甚般配,与她的家庭环境及从小的教养,倒是非常吻合。下午保良在打扫二楼的起居室时,张楠就在那里看碟,碟中放的是爱情巨片《泰坦尼克》。张楠说这部片子故事虽然挺俗,但里面的音乐动人心魄。那只苏格兰风笛表达了一种最纯净的感情,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偏见和肮脏的利益,可以直抵人的善良本能。

张楠对很多问题的见地都让保良心生爱慕,她不像菲菲那样无知平庸。菲菲看电视看电影并不关注故事内容,也不关心人物命运,她可以不管剧中的情节情感是否进入**,思维随时都能跳将出来,对演员的衣服打扮大加评论。前些天有一部电视剧是讲家庭伦理父子亲情的,看得保良眼含热泪,菲菲却在一边不厌其烦地评论男主角的鼻孔过大,说她最烦鼻孔向两边撑着的男人,还非要板过保良的脸颊,要看保良的鼻孔,气得保良第一次冲菲菲大吼一声:“你安静点行吗!”

菲菲没有生气,她呆呆地看着保良,莫名其妙地疑问:

“哟,你怎么哭啦?”

菲菲穿衣服也没品位。虽说菲菲的衣服和张楠的衣服,在品牌价值上有天壤之别,但再便宜的衣服也有雅俗之分。菲菲买的衣服几乎没有例外,一水全都俗艳不堪。

菲菲吃起饭来,嘴巴也嚼得太响,不响不香似的。保良以前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在认识张楠之后,便开始挑剔菲菲:“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喝汤要呡,不要吸!”

菲菲辩解:“废话,汤那么烫,不吸行吗。”

保良又说:“擦嘴要拭,不能抹!”

菲菲试着用毛巾在嘴上拭了一下:“这样?”

保良点头:“对!”又指着桌面说,“以后吃鸡,有骨头可以用手拿出来放在桌上,不要嚼烂了吐一桌子,一点文化没有。”

菲菲瞪眼道:“你有文化,你过去就是这么一吐,我也没说过你呀。你整天在外面擦大楼,是不是净隔着窗户看有钱人吃饭来着!”

时间长了,菲菲不能不疑:“我招你惹你了你怎么对我老不满意!”

而且保良身上的香水味越来越浓。直到有一天,保良忽然有闲钱给手机充了值,而且马上就有短信发进来,而且保良随看随删,要是正常的短信删它做甚?终于某日,菲菲趁保良洗澡时看到了一件新收的短信,不难想见菲菲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个人在向保良诉说寂寞,在问保良现在在哪儿,最后说我这几天挺想你的。短信没有落款,但肯定是个女人。菲菲抄下了来信的电话号码,过后她给这个号码拨了电话,接听的人果然是个女的!

证据确凿之后,菲菲设计了一个阴谋,某日保良下班回来,她就跟保良借用手机,说要给个朋友拨个电话。她看出保良有点紧张,打开电话先删了两个号码,销毁罪证似的。菲菲不急不躁,静静地看他删完,等他如释重负地把手机交给菲菲,菲菲便熟练地拨了张楠的手机号码。她当着保良的面故意亲热地向对方问好:“喂,你是张楠吗?你好!我是菲菲。你不认识我吧,我可认识你呀,我们家保良老跟我说起你来,说你这人挺不要脸的……”

保良要夺手机,让菲菲一把推得摔在墙角。紧接着菲菲把手机也摔在墙上,摔得机壳机芯分崩离析。摔完之后她流着眼泪昂首挺胸走出门去,把那扇大门又重重地摔了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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