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山北面，一条小街叫“鼓架坡”。三百米长，总共只有十七号门牌，街两边一座连一座的花园。
青色的是屋瓦，红色的是砖墙。那时高楼绝无，站在坡顶眺望蛇山，其间是无数玩具盒一般的低矮屋舍，偶有小小的池塘在空地上闪着鳞光。
夏天，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花香，数不清的蝴蝶在花丛中翻飞，数不清的知了在树叶间歌唱。黄昏以后，萤火虫提着绿荧荧的灯笼穿梭在夜空中，有的就飞进了我们的窗子里。
鸟儿就歇在身边不远的地方，数它们吵人。
秋天，一阵又一阵的大雁，排成人字形，从遥远的高天上飞来，又向更加遥远的白云深处飞去。我问母亲：它们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呢？
去找它们的家。母亲安详地说。
我家租住的房子是一所老式木结构房，门板狭长，像电影里老茶馆的样子，空间高，荫凉。进大门一个大大的厅，两边各有一套板壁厢房，厢房前明后暗，明屋吃饭，暗屋睡觉，玩耍则在大厅里。
晚饭后有风从屋后坡上吹下来。隔着一道院墙，华中师范学院里那几株高大的梧桐树沙沙地响着。月亮在院墙里面，巨大的树影却一簇簇投到墙外。原来黑黝黝的地面，斑驳起无数银亮的光朵，一阵风儿摇过，那些光朵便急剧地晃动，刹那间变幻出各种好看的形状来，煞是有趣。
母亲在树影下铺开一张竹床，我和哥哥各睡一头，面对满天星光，母亲摇一把芭扇，坐在一旁替我们赶着蚊子，这时候她总要和我们说点什么。
说得最多的是她的经历。三岁死爹，九岁死娘，爹冻死在野外，娘病死在贫民窟。这一切成为她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 。
奇怪的是母亲叙述永远是那样平静。语流象宁静的小溪，没有跌宕，也没有激昂，这一点与父亲大大的不同。
但是母亲善于运用适当的词句，使得她的叙述巧妙的蕴涵感情色彩。有时，她会停下来问我们一句，有时她会穿插进格言或是谚语，使她的讲述不至于沉闷，吸引着我们听下去。
“宁死做官的老子，莫死讨饭的娘！”母亲轻轻地说：“为什么呢？因为娘的心是最软的，娘是最疼儿女的。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省一口儿吃，宁可自己冻着，也不能让儿受冻！”
母亲讲起了她住在汉口贫民窟时的往事。那时外公去世，欠下大笔债务，家族孤单，恶人们如狼似虎，夺去一切房产，外祖母只好带着舅舅和母亲，离开乡下，到了汉口，租一间黑暗的屋子住下，帮人糊火柴盒为生。
“那一年，好大的雪！”母亲说：“房子到处漏风，你家家（武汉人对外祖母的称呼）和你舅舅糊火柴盒糊到半夜，上床来时，我还冷得没睡着。一床薄被子，哪里挡得住寒呢？一双脚冻得像冰铁！你舅舅脱下他的袄子盖在我身上，转身就睡着了。你家家没有睡。‘伢，来挨着娘！’她把我的脚放在她身上暖着，一会儿胸口，一会儿肚子上。我那时不懂事，只知道往娘身上挨。其实娘身上能有多少热气呀！每天不歇气的干活，忍饥挨饿，人瘦得像干柴！”
一声长长的叹息，又说：“有爷有娘宝中宝。哪怕再穷，哪怕讨饭哩，只要爹娘在，就有依靠，有娘的孩子才算是孩子啊！我们家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街坊邻居都说我们造孽（可怜），其实那不算最造孽的。到后来你家家不在了，才是真正的造孽！有几年我天天做梦，老梦见家家还在，还在给我梳辫子，帮我暖着身子。一醒来，却什么都没有，四下里黑洞洞，空荡荡。一下想到娘已经不在了，冷了饿了再没个人诉说。那一刻好难过！只敢不声不响地流眼泪！”
舅舅先是和我母亲在一起，被一个亲戚收养，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五岁的舅舅投军去了，而母亲从九岁起就学会了做各种杂活。
舅舅是母亲的骄傲。直到晚年，母亲都叫他为“哥哥”。
“你舅舅是有志气的！”母亲说：“那时候国家有难，人们都去逃难，你舅舅不逃，邀几个伙伴一起，跟着军队追！饿了讨口吃的，夜里睡在别人家门板上，军队走得快，他们追了好多天，一直追到前线才追上。你舅舅聪明，又念过两年私塾，军队看他年纪小，让他做护士。他肯吃苦，又肯钻，十八岁就当了少校医官！”
这些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
在那月亮地里，在那如泓的银辉下，母亲淙淙的述说，如清泉一般，涓涓滴滴润入我们的心底。
母亲记性好。这大约与她平日里谨言有关。从未听她张家长李家短，她说的都是必须要说的，不浪费言辞。她只有与孩子们一起时话语多些。据说智慧的人都是寡言的。母亲固然平凡，但是她把许多人在说闲话上花的能量用在心智保持上，却是显然的。
比如她讲的神鬼的故事，就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牛郎哩太穷，王母娘娘当然不愿意女儿嫁一个穷人，她趁牛郎不在家，驾着云下凡来，把七仙女拖起就走了！”
“牛郎挑着担子，一头箩筐里放一个孩子，跟着就追。追啊追，看看要追上了，王母娘娘把头上的梳子拿下来，在地上一划，哗啦啦，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河挡住了牛郎！这条河后来就成了天上的银河！”
母亲自自然然地将手举在额上，又随意向下比画了一下，看上去就像是王母在施神力，随便一拉就造了一条天河在眼前似的。
母亲说的银河在天上。我努力向上望去，幽蓝的天幕下，漫天都是闪闪烁烁的光点。哪里是银河的岸呢？
这一点母亲也说不清，只告诉我要到七月初七，喜鹊们在银河上驾起桥来，牛郎和七仙女都要到银河边，走到桥上相会。那时就容易看到银河的岸了。
可是大约她太忙，也许是我在七月初七早早就睡了？我一次也没有看见银河的岸。
关于白蛇青蛇，母亲是这样说的——
“白蛇哩是小姐，青蛇哩是丫鬟，小姐爱上了一个叫许宣的书生，丫鬟为他们穿针引线。”
“为什么喜欢许宣呢？因为他忠诚老实，为人正正规规的，从不说假话。”
母亲的故事中，好人总是忠厚善良的，“老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老实人总是有好报。
有一回，她对我讲水鬼的故事。一个人淹死在池塘里，变成了水鬼，每年到他淹死的那一天，他要找个替身。要是有谁在这一天从那水边经过，水鬼就要想办法把这人哄下水去，这样水鬼就能重新脱胎为人。
有一个书生，那天刚好要从那里过，这样他将是必死无疑。但是这个书生是个孝子，供养着老母亲，且又诚实。这样感动了土地公公，土地公公便隐身赶到那个路口，挡着书生，不让他去到那水边。
土地公公的阻挡是无形的。母亲两手拿着一条手帕，将它拉成一条拦截的绳索似的，演示给我看。
“他往这边走哩，土地公公就这样一挡，他往那边走哩，土地公公又那样一挡，结果那个书生气着回去了，硬是没有死成！”我看着母亲的比划，想着土地公公鬼头鬼脑的样子，吃吃地笑了。
但是我又关心那水鬼的命运。要是他捉不到那个替身，他自己怎么办呢？
“总要碰到一个的，”母亲平静地说：“各人都有个命中注定。”这又叫我不懂了。
有一天晚上，正在乘凉，忽然隔壁屋后的黑暗中传来一声蛙鸣，那声音特别凄亮，一声接一声，在石板路上蹦达着远去，蹦到远处一口洗衣服的池塘边，便消失了。
母亲忽然不安地说：“是不是什么人的魂魄走了……”
第二天，听说我们街坊的一位患病很久的老人去世了。母亲神秘地对我们说：“不要说昨天晚上青蛙叫的事啊！”
母亲的心灵大约一直是孤寂的。三岁丧父，九岁丧母，孤立无援，惧怕恶人，在冷冰冰的人间，受过多少伤痛，恐怕永远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母亲一生谨慎小心，从不与任何人争执，从不对人说一句重话。一个柔弱的人，对安定生活是珍惜的。那时候流行“旧社会”、“新社会”之说，把1949年前的社会统统称为“旧社会”，把现实社会叫“新社会”。母亲对“新社会”实心实意地拥护。
“主席福大！”母亲真诚地对我们说：“他一来，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出来了！什么恶人也没有了！”母亲对“恶人”的恐惧很深，她的前半生就一直受着“恶人”的欺凌。
“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母亲说：“有钱的人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姨太太成群，而下力的人一年四季苦受，连饭都吃不饱！最苦的是佣人！”母亲自己就曾经是个佣人。
又说：“地痞流氓不晓得几多！随便哪个地面，都有恶霸打手，警察和他们是一家的！老武汉人都知道黑道上的大哥、二哥、麻子哥，得罪了他们，轻的挨一顿打，重的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丢了命！”
这方面说得最多的是鸦片烟和妓院。说一个好人，只要沾了这两行中的任何一行，就注定要遭殃。我的外公就是被坏人引诱，抽上了鸦片，最后家破人亡。
“主席几有本事！”母亲由衷地说：“一个晚上就把这些脏东西统统消灭了！现在街面上多清净，各人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说这话是在五十年代末期。
这些话和那些神话故事掺杂在一起，成了我人生的第一课。后来我和哥哥都是学校的“三好生”、“优秀少先队员”，大约就和在家里上的这些课有关。
从母亲那里，我继承了善和柔弱（当然后来我又继承了父系血液中的不屈服。至今我也说不清是福还是非福？），所谓“穷人养娇子”，手上生了一个脓包，也要去医院包扎一下。母亲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脸盆脚盆分得清清楚楚，起床，先穿上衣，到身体暖和了，再穿裤子下床。从来不让我们吃生冷的东西。那么穷，我家的灯泡总是二十五瓦以上，而且随便我们点多久。或许正是这样的照料，我后来在招兵体检中，身体是甲等。
小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片刻。
那年我是几岁呢？五岁？还是六岁？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什么事，母亲带着哥哥出去了，嘱咐我在家躺着，临走又把家里所有电灯都打开。叫我不要害怕。
也就一个多小时，他们就回来了。
“和平！和平！”母亲还没进门就急切呼唤着。
真是难为情！那一刻鬼使神差，眼泪忽然就漫出来！我不愿哥哥看见，躬下腰，想让眼泪自己消失，可是那眼泪就是滔滔不绝！一会连鼻子也止不住抽搐起来。
哥哥得意地扮着鬼脸。
“小伢见了娘，无事哭三场！”母亲温和地笑着，拿一条毛巾，一遍遍为我擦去满脸的眼泪和鼻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