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实践方向。
鲁迅对文学的理解充满矛盾。他自身已经构成了紧张。一方面，他在日本读书时期，有机会接触到文学的现代性；也同时在日本章太炎先生寓所，完成了国学修炼。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性和现代化两大主题已经开始困扰鲁迅。当他和许寿裳在日本讨论“救中国”时，精英的还是大众的，这一责任姿态对鲁迅又构成了深度的内心撕扯。现在可以看到，鲁迅往往是倾向于精英的，但更多又是大众的；他对“庸众”的批判，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奚落，化大众和大众化，似乎构成了他姿态的两极。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介绍俄国文学时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这个意见隐含着这样的矛盾：“被压迫者”是大众的；关注“被压迫者”则是精英的。
但鲁迅终于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学思想基座：国民性批判。鲁迅所有文学的努力，几乎都是这个致思方向。鲁迅的矛盾与紧张，可以在这个基座上得到纵深理解。他需要一种既富有道义担当又不失个性化的统一。文学，如果没有担当，算什么文学？而没有个性，又怎么称得上文学？鲁迅浩瀚的文学性阅读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开始的。从早年开始，鲁迅就有了这样自觉的文学精神。德国诗人戏剧家特沃多·科尔纳著有《竖琴长剑》，鲁迅对追寻“独立自由”之“国民”情有独钟，于是特借德国诗人说话：“故推而论之，败拿坡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然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德法二国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剥；示其内质，冀略有所悟解而已。”鲁迅这里的意见是：文艺自有文艺之功能，不可小觑，其大用甚于经济力量（黄金黑铁）；邦国自立，须赖精神自立，也即“涵养人之神思”。
这是鲁迅最重要的言说之一。鲁迅不是一个文学的旁观者，也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更不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旁观者。《三闲集·在钟楼上》提及苏联作家拉狄克著《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文载于《中国青年》1926年12月）说：“……篇首引有拉狄克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理解鲁迅，也要理解鲁迅热衷于参与“革命”的这一特点。鲁迅的阅读没有终点。他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一周前，12日还亲往内山书店购买法国作家纪德的剧本《新的粮食》。这是刚刚出版于日本的一本新书，堀口大学翻译。“新的粮食”，似乎预示了某种征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亲自购书。求新求变，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诉求。阅读，成了鲁迅不断获得“新的粮食”的精神方式。
展开鲁迅的文学阅读清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一生不断获得的“新的粮食”的精神谱系有多么丰富——而这些，还不过是鲁迅全部阅读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不足现在能够统计得到的他的阅读总量的五分之一。
鲁迅读过的西学文学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822部，本卷内分为“文艺理论”、“作家研究”、“文学作品”三个部类。
文艺理论类（156种）
■《拜金艺术》
[美]阿通·辛克莱（1878-1968）著。作者从经济视点出发考察并解释历史上的文艺现象。鲁迅从日文译本中读过此书，并翻译部分文字反驳梁实秋的意见。见《而已集·卢梭和胃口》。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译文序跋集·〈壁下译丛〉小引》认为作者提出的“文学是宣传”这意见属于“唯心的城堡”。但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中又说：“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有意味的是，鲁迅后面又补充说：“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可见，鲁迅在左倾大环境下，还是回到了艺术的本质。
■《拜伦时代之英文学》
未详。未名社寄赠。《日记·1930/5/12》提及此书。
■《北欧文学的原理》
[日]片上伸作。该书原为作者1922年在北大的一个演讲稿，鲁迅收入《壁下译丛》。
■《比较文章史》
[法]洛里埃著。日译本题为《比较文学史》，译者户川秋骨。《书信·110102致许寿裳》提及此书。
■《不安与再建——新文学概论》
[法]克莱米约著，[日]增田笃雄译。《日记·1935/1/24》提及此书。
■《插图本世界文学史》
[德]舍尔著。见《日记·1930/12/2》。
■《出了象牙之塔》
[日]厨川白村著，鲁迅翻译。文艺论文集。该论文集对日本之文化病多有揭橥，并不隐讳。鲁迅于此感慨颇多。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力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另著有《苦闷的象征》等。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又在本书《观照享乐的生活》一章的《译者附记》中说：“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像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另一章《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的《译者附记》也说：“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
这些论述可见鲁迅的理论勇气、自承的民族责任与担当。
■《厨川白村全集》
[日]厨川白村著。多为文艺批评。6册。鲁迅屡屡征引厨川文字，或出于厨川全集，或出于其单行本。见《日记·1929/4/13》、《5/17》等。
■《创造的批评论》
[美]斯平加恩著，[日]远藤真吉译。《日记·1925/11/5》提及此书。
■《当代俄罗斯文学》
[苏]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1874-1930）著。书中《契诃夫与新的道路》中说：“托尔斯泰批评安特列夫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那么关于契诃夫，我们却可以相反地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三闲集·铲共大观》中，鲁迅引述了这一段话，来说《申报》中的一则“铲共”新闻《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表示了对杀戮的愤慨。
■《当代欧洲文学运动》
[英]罗斯著。伦敦出版。见《日记·1928/12/14》。
■《德国的浪漫派》
[丹麦]勃兰兑斯（1842-1927）著，[日]吹田顺助（1883-1963）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一个分册。见《日记·1933/8/19》，参《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条说。
勃兰兑斯，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
■《德国文学》
[日]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研究室德国文学会编。《日记·1929/1/21》等提及此书。
■《德国文学之精神》
[美]列维松著。即《德国现代文学之精神》。见《日记·丁巳/12/14》。
■《东西文学比较评论》
[日]高安月郊（1926-1944）著。鲁迅于北京东亚公司购得，见《日记·1926/8/13》。
■《东西文学评传》
[日]高安月郊著。《日记·1929/6/26》提及此书。
■《东西文学评论》
[日]小泉八云（1850-1904）著，三宅几十郎译。鲁迅在北京东亚公司购得，见《日记·1926/6/19》。
小泉八云，旅居日本的英国人，原名LafcadioHearn。到日本后，与日本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入日本籍。
■《俄国革命后的文学》
[苏]马克西莫夫著，[日]秋山炭六译。《日记·1927/12/24》提及此书。
■《俄国文学史》
[日]山内封介著。《日记·1927/12/5》等提及此书。
■《俄国文学史梗概》
[苏]罗迦契夫斯基（1874-1930）著。即《最近俄国文学史略》，鲁迅译其中一章《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见《译文序跋集》。
罗迦契夫斯基，即罗加切夫斯基。
■《俄国文学思潮》
[日]米川正夫（1891-1962）著。《日记·1932/8/23》等提及此书。
■《俄国文学研究》
[日]片上伸著。《日记·1928/5/11》提及此书。
■《俄国文学研究》
1921年出版。收有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的俄国文学作品多篇。《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提及此书。
■《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
[日]升曙梦著。东亚公司店员送来，3元6角购得，见《日记·1925/2/14》。
■《俄国印象记》
[丹麦]勃兰兑斯著。文中对普希金美化沙皇侵略的诗歌作出了批评，称普希金之“爱国”为“兽爱”。《坟·摩罗诗力说》、《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提及此书。鲁迅文章中多次提及勃兰兑斯，勃兰兑斯的理论是鲁迅重要的文学批评思想资源之一。
■《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
[苏]弗里契著，[日]熊泽复六译。《日记·1931/20/29》提及此书。又有汉译本，见《日记·1933/3/7》。
弗里契，苏联早期文艺理论家。另著有《西欧文学史纲》、《西欧现代派主潮》、《普列汉诺夫和科学的美学》、《文学史纲》、《艺术史纲》、《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等。20世纪30年代以前，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权威学者，但也有评论认为他是庸俗社会学的主要代表。
■《法国文学》
[美]威尔斯著。波士顿出版。见《日记·戊午/8/31》。
■《法国文学史序说》
[法]布伦蒂埃著，[日]关根秀雄译。《日记·1927/12/24》提及此书。
■《革命底侧影》
[苏]卢那察尔斯基著。《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提及此书。参见《文学底侧影》条说。
■《革命后之俄国文学》
[日]升曙梦著。见《日记·1928/5/31》。
■《个性的毁灭》
[苏]高尔基（1868-1936）著。论文集。德文本1992年出版于德累斯顿。见《日记·1936/6/5-30》。
■《给有志于文学者》
[日]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著。《日记·1926/6/2》提及此书。武者小路实笃，小说家，剧作家。1910年与志贺直哉等人创办《白桦》杂志，成为白桦派代表作家。1914年创作《他的妹妹》和《一个青年的梦》两部以反战为主题的剧作，鲁迅曾将后者译介给中国读者。1918年他创办《新村》杂志，发起“新村运动”，建立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鼓吹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剧本《新浦岛之梦》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古代希腊文学总说》
[英]杰布著，[日]木下正路译补。见《日记·1933/7/25》。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
[俄]屠格涅夫（1818-1883）著，郁达夫译。文学评论。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中说：“这一篇《HamletundDonQuichotte》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Turgenjew（作者按：即屠格涅夫）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DonQuixotetype’（作者按：即堂·吉诃德），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作者按：即哈姆雷特）相对照。”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大著名典型，他们后来又成为两种思想者、知识分子的典型，多次被人提及。
■《海上述林》
瞿秋白译。译文集。分上下卷。鲁迅为上卷作序言推介，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为上卷作“广告”推广。其广告文为：“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建设时期的苏联文学》
[德]奥尔巴赫著，[日]上田进译。见《日记·1932/5/26》等。
■《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
英国半月刊评论社编，赵家璧译。文艺评论。赵家璧赠鲁迅。见《日记·1935/2/28》。
■《近代的英文学》
[日]福原麟太郎（1894-1981）著。《日记·1926/4/27》提及此书。福原麟太郎，日本的英文学者、随笔作家。
■《近代剧十二讲》
作者未详。鲁迅于北京东亚公司购得，见《日记·1925/3/5》。
■《近代思想十六讲》
[日]中泽临川、生田长江（1882-1936）合著。文艺评论集。鲁迅从中翻译最末一篇《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真勇主义”，又译“英雄主义”；罗曼罗兰，即罗曼·罗兰。见《译文序跋集》。东亚公司购得，见《日记·1924/10/11》。
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与诸说不同。凭借武力取胜者，甚至凭借思想取胜者，都算不上英雄；只有具有伟大的心灵才配称得上英雄。
所谓“心灵”，不是简单的感觉器官，而是内在生活的广阔王国。罗兰的这个意见，现在还并不广为人知，可以参见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近代文学十讲》
[日]厨川白村著。日本相模书店邮购。见《日记·癸丑/8/8》。该书后来寄周作人阅。鲁迅翻译作者的《苦闷的象征》为作《引言》提及此书。又见《日记·1924/10/11》等。
■《近代文学与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