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等疏。又称《仪礼义疏》。50卷，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11/17》。
贾公彦，唐代学者。曾发现指纹的特征及用途，有国际影响。他官至太学博士。
■《易林》
[汉]焦延寿著。一说崔篆著。解释《周易》的专著。《古籍序跋集〈·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等提及此书。参《隋唐嘉话》条说。又作《焦氏易林》，1部16册，4元购得，见《日记·1923/3/20》。
■《易林注》
[汉]焦延寿撰。或为后人注本。解释《周易》的专著。《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提及此书。
■《中庸》
旧传子思作。鲁迅多次引用文中内容。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而其生卒年不详。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及世当与孔子晚年相当。《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
“二十三篇”久佚。《中庸》或为其中一篇，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引语就出自该书。
《中庸》重点讲述了“中庸之道”。鲁迅反对这个思想，在《华盖集·通讯》中甚至说：“听天由命”和“中庸”，“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这是鲁迅对传统儒学最著名的批判之一。鲁迅喜欢使用全称判断，用来加深批判的力度和广度。但是这个方法也有问题，那就是在撕下“假面具”的同时，将“真面目”也遮蔽了。儒学之“中庸”并非不偏不倚，而是动态中的平衡。儒学，就其政治哲学的本来面目、原典精神而言，是既反对暴君，也反对暴民的。“公道-仁德”理念是儒学真义所在，也是儒学大义所在。历史上的大儒真儒，无论处于“多数”还是“少数”，从未有过“卑怯”，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鼓舞着传统士大夫的——鲁迅，也正是这样的“脊梁”。他从不惮于孤独，就像孔子、孟子、管宁、韩愈、王夫之从来不惮于孤独一样。鲁迅是在批判“中庸”思想历史流变中的变异，是在反对历史上的假货，反对伪儒、小人儒。理解鲁迅对历史儒学的批判，应当看到这一点。
■《周礼》
儒学经典，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但可能保存有更早的文献资料。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上）》中，论及《四游记·北游记》，说：“上帝为玄天之说，在汉已有（《周礼》《大宗伯》郑氏注），然与后来之玄帝，实又不同。”
《汉文学史纲要》讨论《尚书》时说：“《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中。”这里说的“三皇五帝之书”，即传说中的“三坟五典”。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尧典》，是《尚书》第1篇，也称“帝典”。主要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等。鲁迅在此，表示了对远古典籍的怀疑。这在现代称之为“疑古”，是一种面对历史的科学主义精神。就这个意义而言，鲁迅与胡适、顾颉刚等人，姿态是一致的。
■《周易》
先秦经典。又称《易经》。后人又有《易传》、《文言》、《彖辞上》、《彖辞下》、《象传》、《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10种解说《周易》的传文，史称“十翼”或“大传”。
鲁迅幼时即读此书。《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学塾中的孩子们高声朗读“上九潜龙勿用”就是《周易·乾卦》中的爻辞（原文应作“初九，潜龙勿用”）。
鲁迅于《周易》（以及“十翼”）往往随手征引，正说、反说，或化用典故，或直接嵌入，将一篇篇杂文，做得妙趣横生，且古色斑斓，又不失义理纵深。如《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说到乾隆被禁书尹嘉铨的《小学大全》在清末又开雕出版，议论道：“为了（作者按：
鲁迅所谓“为了”，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因为”。此系民国初期白话特色之一）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这里说到的“剥复”就是《周易》中的两个卦名。
《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
《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坟·坚壁清野主义》一文，是讽刺教育当局针对“有伤风化”现象禁止女生游览公共场所，文中说：“故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这里的“慢藏诲盗”等八字引语就出自于《周易·系辞上》。小说《理水》中，大禹提出改变父亲鲧一直用“堙”的方法，要采用“导”的方法，引来守旧官员的一片反对之声。官员们你一声我一声，劝谏大禹要无改父道，要“父之蛊”，意思是儿子要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并因此掩盖父亲的过错。这个“父之蛊”的原典就出自《周易·蛊》。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鲁迅是视大禹为“中国的脊梁的”。大禹论“导”，遭到反对；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导”的意见，小说中，大禹说：“……（我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接着，“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这是鲁迅对“中国的脊梁”最有力的描述之一。（传说的、历史的、小说的）事实证明：大禹的“导”论，是正确的，也正因为采用了不同于父道的方法，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挽回了父亲的荣誉。《论语·泰伯》引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这里的“致孝乎鬼神”，就是说禹对父亲鲧的一种大孝。在孔子之前，大禹以“功”著称；孔子之后，以“功德”著称，而“德”居于“功”之上。孔子将孝之德归之于禹，是有深意的。禹之父鲧为尧舜所杀；禹之孝，不在于为父亲鲧“复仇”（如果复仇，就成为“叛逆”），而在于自身成就大业。只有自身成就大业，才可以在宗庙中祭祀父亲——虽然父亲在尧舜时代曾经是“四凶”之一。孝道，关乎于人伦，有大于政道处，这是儒学最深刻的秘密之一。《四书集注》引范氏说：“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鲧为父而有禹。古之圣贤，不系于世类，尚矣。子能改父之过，变恶以为美，则可谓孝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之蛊”。古来英雄成就大业，大孝是动力之一。鲁迅对“父之蛊”的理解，与孔子和历代大儒，有相通处，他们都是真正理解大禹的人。
■《周易要义》
[宋]魏了翁撰。解释《周易》的儒学著作。有《四部丛刊》本，10卷3册，见《日记·1934/12/14》。《四库提要》评价此书说：“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於汉学、宋学之间。故是编所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
■《左传》
传春秋末左丘明著。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时，学堂也曾开有汉文课，其中就要读《左传》。鲁迅多次引用该书。
《灯下漫笔》引用《昭公七年》史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鲁迅补充道：“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
鲁迅认为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样一种循环，因此应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个意见，几乎可以看做鲁迅最重要的历史观。
鲁迅认为中国人正在给征服者以“大宴”，“到了我们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基于这个历史观，鲁迅认为那些赞颂中国的外国人是有问题的，而诅咒中国的外国人才是可信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真是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作为一种坚定的现实批判精神，鲁迅这个姿态没有问题。鲁迅看到了社会不公平和正义的稀缺，看到了“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遥不可及，因此他那种悲愤以及渴望诉诸于“革命”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正义社会应该和平演进，而不是疯狂建构。对于社会进步的展开，和平演进是成本最低、最有希望规避流血和治乱循环恶圈的政治理性。显然，从洛克、柏克、托克维尔一直到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这类理性意见，在鲁迅那里始终没有形成其精神思想资源。这是鲁迅的局限性所在。理解鲁迅的光荣，也应该理解鲁迅的局限性。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中，有一个议论：“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鲁迅寄希望于青年人能够实干，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民气”这样的堂皇情绪。“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地干下去。”但他同时也说：“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鲁迅这个意见，对于克服传统以来的堂皇情绪应该是一剂清醒剂，很重要。引文“再而衰，三而竭”就出自《左传·庄公十年》。
后儒类（29种）
■《法言》
[东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著。又称《扬子法言》。本旨在发挥和捍卫儒学正统思想。扬雄为西汉末年至王莽时期的大儒。《法言》共13篇，语录体，设为问答，仿《论语》体例。他认为所论可为法则，所以取名《法言》。
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引用书中文字。
《汉文学史纲要》引述其言说《尚书》之古奥：“扬雄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
这里引述的就是《法言·问神》中的文字。鲁迅更推而论之道：“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这里有意味的是鲁迅对远古“禅让”说的肯认，而这正是儒学正见。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解析，往往批评法家之酷毒，道家之虚伪，更对伪儒不吝讥弹，但对真儒、大儒，以及儒学正见，多有赞赏；此处论“虞夏禅让”说它“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就是证明。俗论以为鲁迅反对儒学，其实是不确切的。
■《龟山语录》
[宋]陈渊（？-1145）等纂辑。该书为大儒杨时（1053-1135）的语录。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3/13》。
杨时，字龟山，曾从福建出发，向河南大儒程颢求道。程颢在他学成回家的时候，望着他的背影对座客说：“吾道南矣！”朱熹就是后来继承杨时学说的儒学大家。
陈渊，从学“二程”，又师杨时，学者称默堂先生。曾得罪秦桧。
■《河南程氏遗书》
[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著。清代将二程六种著作合在一起称为《二程集》或《河南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是六种程氏著作之一，是二程弟子记下的二程语录，后来由朱熹综合编定。
《遗书》中，程氏提出了“天理”的哲学范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出自《遗书》卷22。程氏提出此说，实际上也是极而言之，并非理学实质所在。儒学有愈后愈极端的倾向，极端使之背离儒学本意，以至于“礼教杀人”。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针砭时弊，兼及理学，拈出“饿死事小”一语向传统中的不道德倾向提出抗议。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洛阳人。与程颐为同胞兄弟。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与程颢同称“二程”，均为不世出之大儒。
■《贾谊》
[汉]贾谊（前200-前168）著。又名《新书》、《贾子新书》、《贾子》、《金门子》等。10卷。政论专著，有丰富的民本思想。书已佚，有后人辑本。
《汉文学史纲要》第7篇对贾谊文学成就有分析。鲁迅评价贾谊说：“贾谊，雒阳人，尝从秦博士张苍受《春秋左氏传》。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廷尉吴公荐于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而善于答诏令，诸生莫能及。文帝悦之，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且拟以任公卿。绛灌冯敬（作者按：指绛侯周勃、颍侯灌婴、御史大夫冯敬）等毁之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后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亦以自谕也……”这是在说贾谊的《吊屈原赋》。
“三年，有鸮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长沙卑湿，谊自惧不寿，因作《服赋》以自广，服者，楚人之谓鸮也。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乃与道俱，见服细故，无足疑虑。其外死生，顺造化之旨，盖得之于庄生。岁余，文帝征谊，问鬼神之本，自叹为不能及。”这是在说贾谊的《鸟赋》（，亦作服）。
“时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谊上疏以谏；又以诸侯王僭拟，地或连数郡，非古之制，乃屡上书陈政事，请稍削之。”这是在说贾谊的《陈政事疏》。
“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六千言，以为天下‘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因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然不见听。”这是在说贾谊的《治安策》。
■《近思录集注》
[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清]茅星来（1678-1748）、江永（1681-1762）集注。儒学著名经典。书名取《论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义，辑录宋儒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张载（横渠）四人语录，而朱熹作为编选者，其见解在书中也多有反映。《近思录》是代表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典籍，为当时士子所必读。鲁迅在《祝福》中描述“四叔”的书房，就说案头有“一部《近思录集注》”。
■《经典释文》
[唐]陆德明（约550-630）撰。该书是对经典文献（除了《老子》、《庄子》外，均为儒学典籍）的词语音韵解释。30卷。鲁迅曾抄补整理。
《日记·壬子/10/10》：“国庆日……钞补《经典释文》两叶。”陆德明，名元朗，字德明，以字行。隋唐间大儒。
■《经典释文考证》
[清]卢文（1717-1795）撰。该书是对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校读考证。30卷10册。《日记·壬子/10/6》：“……至骡马市小骨董店，见旧书数架，是徐树铭故物而其子所鬻者，予购得《经典释文考证》一部，价止二元，惜已着水。”
卢文，字召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晚更号弓父，书斋名“抱经”，人称抱经先生。
■《经义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