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定律是实力决定一切，但是这只是泛泛之谈，具体操作起来比这句话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在什么时候使劲，使多少劲才是玩实力政治的政客最需要学习的。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获得利益，相反，在帝制时代，权倾朝野的重臣最后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下场的比比皆是。实力是双刃剑，既是谋得权位的资本，也是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毒药。袁世凯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呼风唤雨，原因就在于他在使用实力方面是真正的大师。
简单地说，对革命党要连打带拉，打是为了示威慑敌，而拉是为了养寇自重；对待清廷，则要让他们感到革命党势大，局面已经难以挽回。袁世凯的这一切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和谈。
袁世凯之所以想和谈，是因为他既不想当清廷的奴才，又想获得局面安定后至高的权位。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当然和谈是最经济的。革命党虽然暂时实力不如袁世凯，但是革命党的特点是有根基，有韧劲，就如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然无法彻底剿灭，那么跟革命党为敌无疑很不上算。所以，尽管现阶段要打，但是打的最终目的是和，而打的成败则是谈判时最重要的资本。
既然要打，当然就得打出威风，打出北洋新军的威名，而这个任务很荣幸地落到了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冯国璋身上。打仗的地点是汉口，而对手是黄兴。自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纷纷独立后，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就成了革命党要人的据点。一时间黄兴、宋教仁、居正等人群聚上海，这些人都是同盟会的资深元老。略显讽刺的是，此次敲响晚清丧钟的武昌首义与他们居然毫无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同盟会组织之松散。冯国璋步步紧逼，武昌的首脑黎元洪眼看难以支撑，只好让革命党军界大佬黄兴从上海赶过来主持局面。
黄兴是同盟会的骨干团体之一华兴会的老大，是革命党的军事首脑——当时孙中山负责宣传，黄兴就负责闹事。不过，黄兴的名声可不太好，一辈子光吃败仗了，时人谓其骁勇而不善战——在武昌首义之前，革命党历次重大起义几乎都由黄兴指挥或参与，但是屡战屡败，毫无进益。而黄兴此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更是压力重重，武昌功臣们对黄兴并不感冒，认为首义之功为他们所有，黄兴在此期间未有微功薄德，此次入鄂却大有老大派头。因此，黄兴打胜犹可，如若败绩，势必难以服众。但可惜的是，黄兴此战进一步坐实了善败战将的恶名，虽然其实在他到任之时，汉口已经危如累卵，但是最终陷落却是在黄兴之手，而这个关键战役的失败对当时局面平衡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黄兴为革命奔波了一辈子，但是到了要紧时刻却还是差一口气，时也命也。
汉口陷落，武昌便万分危急，此时黄兴和武昌派产生了分歧，黄兴认为武昌已难以固守，主张放弃武汉，转攻南京，与清廷南北对峙。而武昌派认为既然湘鄂联军连武昌都难以固守，那么攻取南京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主张坚守。表面来看，这是双方的战略分歧，实质上却是私心自用。武昌派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因为如果武昌失守，那首义之功无疑大打折扣，将来论功行赏时当然会吃些亏。而黄兴则是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守住武昌只是全了武昌派的首义之功，而武昌一旦失守，责任却全在他身上，这样稳赔不赚的买卖黄兴不愿意干。同盟会就是个名利场，革命成败还是未定之数，这帮人却已经提前开始规划怎么分赃了，这样的组织势必难以长久。
最终双方没谈拢，但是决定各走各道，互不干涉，最后嘛，南京光复，江苏独立。而令革命党人感到吃惊的是，原本认为必丢无疑的武昌竟然安然无事。这是因为武昌派拼死抵抗？错了，这是因为袁世凯压根就没想过要拿下武昌。这是怎么回事呢？袁世凯攻取汉口的目的，一方面是向革命党示威，另一方面也是向清廷报功，袁世凯要让这两方同时掂掂他的分量；而对武昌不闻不问则是养寇自重之意，同时也向武昌派放出和平鸽——在攻打汉口之时，其实袁世凯已经对黎元洪抛出过橄榄枝，而现在不攻击武昌则是进一步表明袁世凯议和的诚意。
袁世凯小试牛刀，便让革命党人知道了他的厉害，尤其是武昌派，既然袁世凯抛出了橄榄枝，抬手不打笑脸人，武昌派也没必要较着这股劲儿。更重要的是，武昌派已经被捏到了袁世凯手心里，要死要活袁世凯说了算，而武昌要是完蛋，他们可就无所倚仗了。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谈和也是有利的。
袁世凯攻取汉口却不动武昌可谓是意味深长，这里面包含的学问值得所有对权谋有兴趣的人学习，这里面的学问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展示实力，同时又在适当的时候给对手留有余地，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袁世凯果然是个大师级的人物，一出手便不同凡响。
武器？军饷？唯主义耳！
袁世凯在晚清，政治色彩应该说非常复杂，在戊戌变法中他出卖了光绪帝，按说应该算是旧派人物，但是他又与立宪派大佬张謇、杨度等人过从甚密，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态度也很积极，所以没人看得懂袁世凯到底是什么政治派别。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是个投机者，利益是他唯一的指南，出卖光绪帝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为晋身；而在其后表现出一副新派人物的面孔则是为了以后与洋人以及革命党打交道时取得政治上的方便。袁世凯不懂民主宪政，但是袁世凯知道这是大势所趋，而明了政治的发展方向显然比懂几个专业名词更有用，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识时务的政客。
袁世凯身上的这件新派人物的外衣给予他很多的方便，洋人、革命党都觉得这是个可以共事的人，所以和谈之局便是水到渠成。武昌派受到袁世凯的压迫备感压力，有和谈之心可以理解；革命党中的大佬则已经有人被袁世凯拉下了水，这个被拉下水的要人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汪精卫很早便追随孙中山，但是革命党屡战屡败的状况让他逐渐产生了搞恐怖袭击的想法，于是在1910年，汪精卫干出了一件令同盟会同仁刮目的大事，就是刺杀时任摄政王载沣。汪精卫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虽事有不谐，但汪精卫血性书生的名号传遍天下，汪精卫在同盟会内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此时袁世凯正加紧和汪精卫联系，试图利用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影响力促成此事。
其实，革命党人中有和谈想法的何止是武昌派和汪精卫，事实上，大多数南方革命党人都有和谈的意思。革命党有此意愿当然是因为实力不济，革命党虽然气势汹汹，在短时间内便促成各省独立，但是后继乏力，难以支持。首先，革命党人难以得到地方士绅的支持，而在清末实力强大的立宪派也多偏向于袁世凯，因此革命党没有稳定局面的能力；其次，革命党财政紧张，军饷无着，难以和北洋军长期抗衡；再次，革命党各地缺乏联络，组织涣散，难以形成合力。因此，革命党要和谈完全是形势所迫，虽然因为清廷犯错占了便宜，但是真要跟袁世凯这个实力人物对抗，革命党确实还是缺乏火候。
因此，在黎元洪于武昌发出倡议后，南北的和谈正式启动。袁世凯派遣唐绍仪，南方派遣伍廷芳作为首席代表进行磋商。在政治上，谈判不过是个过场，真正决定谈判结果的是实力对比，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无视这条定律，将某些参与谈判的人斥为卖国贼。其实，谈判家只是替罪羊，真正影响谈判结果的恰恰是幕后的实力人物。因此，南北和谈其实质是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较量，而且谈判结果在此之前便已经有了结果，强势的袁世凯和弱势的革命党，他们的较量根本就缺乏悬念。
在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突然横生枝节，原因是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回国后，他的一批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找到了主心骨。胡汉民建议孙中山切勿北上，而要留粤练兵，与袁世凯一较高下。胡汉民满以为激进的孙中山会夸他懂政治，明事理，没想到孙中山兜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孙中山其实对和谈也不怎么感冒，但是他更清楚以目前他的实力根本就无力和袁世凯抗衡，所以还高风亮节地批评了胡汉民几句，弄得胡汉民是一头雾水。那么孙中山北上是去哪呢？去北京？开玩笑！当然是去革命党要人的大本营上海了，结果17省代表居然在袁世凯不知情的情况下搞出了个临时政府，孙中山成了临时大总统。
那为什么孙中山一回国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把袁世凯踹一边了呢？原因是革命党人以为孙中山回国带来了兵饷武器，而革命党缺的是什么？不就是钱吗！如果有了财政支持，谁会愿意让袁世凯占便宜？但不幸的是，当我们的国父大人抵达南京后就说出了实际情况，武器？军饷？唯主义耳！孙公此言一出，革命党人大呼受骗，敢情孙中山是蒙人玩呢，光靠主义怎么跟袁世凯干？最有意见的是武昌派，和谈是武昌方面最先倡议的，现在武昌方面抛开和谈跟孙中山搞临时政府，结果呢？武昌方面仅有黎元洪一人入围，还是个倒霉的副总统。武昌首义的功臣孙武本来看准了陆军次长一职，但是不巧的是，陆军总长是在武昌和他闹得很不愉快的黄兴，所以这个次长干脆也泡汤了。武昌派一看，我们卖命流血却仅得两手空空，孙中山徒以口舌为劳便忝居高位，心腹人等俱都高官侯爵，是可忍，孰不可忍！
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有意见的不单单只是武昌功臣一家，还包括国学大师章炳麟领衔的光复会，光复会中最有名的人物当属徐锡麟和鉴湖女侠秋瑾了，光复会其实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在建国路线、革命方针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光复会能加入同盟会，原因仅仅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推翻清廷。而眼看着清廷覆亡只在早晚，但孙中山全然不顾大局，在和谈进行到关键时刻居然自说自话几个人一合计，推出来个临时大总统，几乎使和谈破产。章炳麟此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言语更是刁毒，他给孙中山的这封信可以表明他的不满，其内容是：“……武昌倡义，曾不二月。南北肃清，首发难者不敢居功，而况吾侪鼓吹之士？……仆亦尝与人言，孙君今日莅中国而总群黎，非复曩日秘密结社时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东西从者三数浮浪之人，一律资遣归国，无令杂处，然后搏精一志，劳来四民，南方虽弱，足勉自成就，尝传达其言于汪兆铭……箴规不听，不得不着之报章……仆虽浅拙，亦尝涉历世变，死生之分，一系于执事耳。”（摘自《北洋军阀史话》）这封信明确表达了对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搞小团体，排挤异己的不满，更表达了他们的政见分歧，同盟会内部的矛盾从此可见一斑。孙中山为人外宽而内忌，不能容人，对公开分裂同盟会的光复会更是怀恨在心，这也为孙中山谋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埋下了伏笔。
革命党人士发觉上当之后，和议再次成为主流意见，而孙中山在舆情面前只能让步，答应清廷逊位之后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虽然孙公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是人心不可违，乃转而积极于和谈，多次去信与袁世凯沟通，试图消除“误会”。袁世凯当然不会意气用事，既然孙中山服软，那么和谈还可继续。孙中山的表态解决了和谈中的最大问题，既然袁世凯地位已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让清廷退位了，而干这种事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老派政客而言是轻车熟路。
死硬派，死硬派，一死就不硬
在和革命党积极谈判时，袁世凯也一直在力促清廷退位，而有决定权的是皇太后隆裕（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复出后便退出了权力中枢），最大阻力则来自于清朝贵胄，所谓的死硬派。
隆裕在晚清也算是一个悲剧角色，她虽然当上了皇后，母仪天下，但实际上从未得到光绪帝的宠爱，甚至光绪帝对她还有抵触情绪。隆裕是慈禧的侄女，来自叶赫部，正是这层背景，让她获取了皇后的高位。而同样因为这层背景，光绪帝从来都没把她当成妻子，而视作慈禧的耳目。隆裕的前半生就是在皇帝的冷眼以及慈禧的威严下度过的，应该说，相当不如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裕隆有两个特点，一是怯懦，在慈禧手下当皇后，如果是个强硬人物恐怕早就活不到这天了；二是愚蠢，隆裕虽然把慈禧当成学习的榜样，但是心机手腕见识都相去甚远，甚至连个花架子都没学像。
隆裕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她虽然掌握清廷是否退位的决定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袁世凯的主要对手，因为对付这种人只需要恫吓即可。这个任务交给了赵秉钧，袁世凯托病不上朝，而赵秉钧作为他的代言人进行逼宫。当然了，恫吓的基准点在于革命党势大，局面无可挽回，退位势在必行。袁世凯此举可谓是当了婊子还立贞节牌坊。当然了，袁世凯还需从清廷手里拿到有利于他的政权合法性，所以忠臣的样子还是要做的。
袁世凯的主要对手其实是死硬派清廷贵胄，贵族们当然不愿意放弃祖宗们打下的江山以及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拼死顽抗，成了清廷退位的最大阻力。眼看着事情进入僵局，革命党人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革命党人采取的手段叫做暗杀。此次暗杀，革命党瞄准了两个人，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死硬派核心良弼。
关于革命党刺杀袁世凯，此事究竟是这股革命党人自行策划，还是幕后另有其人呢？好在袁世凯命大，逃过了这一劫，并且因祸得福，让隆裕相信了他所说的大批革命党潜入京师准备举义的言辞。袁世凯在此之前一直都在营造紧张的政治空气，但是收效不佳，隆裕和死硬派都不相信他的说辞，而此次袁世凯遇刺则起到了更为直观的作用，革命党人的擅自行动成全了袁世凯试图在隆裕心中构建的忠臣形象。
良弼显然没有袁世凯那么幸运了，这个禁卫军头目是要护卫皇宫安全的，结果却连自己都保不住。革命党比刺杀袁世凯进步的地方在于，袁世凯毫发无损，而良弼却丢了一条腿，虽然仅丢一条腿不足以致命，但是再服下一碗药就基本搞定了。送了良弼最后一程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朝中议事时屡遭其白眼的赵秉钧和他的主子袁世凯，鸩杀这种初级的谋杀方式对于袁大头而言当然是轻松写意的。
清廷贵胄的死硬成色有多足，从良弼死后就看出来了。他们只不过是嘴上硬，而看到人家玩真格的，马上就都消停了，都一个二个准备逃命了。因此，革命党刺杀的不仅仅只是良弼一人，更关键的是死硬派的抵抗意志，良弼一死，死硬派立马没了章程，也不再继续死硬了。
逼宫的戏唱到这时候也该差不多收尾了，但要尘埃落定，还需要最后一出压轴大戏，这出戏的领衔主演是段祺瑞，戏的内容是北洋军46位高级军官联名上奏请求清廷退位。这出戏对于心理防线本就接近崩溃的隆裕来说，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军队参与逼宫，那看来是最后通牒了，无奈的隆裕只能遂了袁世凯的意。
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终结，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华民国正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