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打响第一枪只是造反成功的开始，要想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还需要通过长时间艰难地消耗和拉锯，但是辛亥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居然传檄而定，这种古代谋士期待的情节还真就发生了。
清朝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现在的清朝千疮百孔，整座大厦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地方倒就会让所有地方都倒。而武昌起义的成功恰好推倒了其中的一块骨牌，然后整个清朝全线崩塌。
武昌起义获胜后，由于革命党内没有能压得住场子的人，所以只能把湖北的都统黎元洪拉出来撑台面，不管黎元洪本人愿不愿意，反正他都是乱军的头目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于是黎元洪就糊里糊涂地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造反派对于社会名流的需求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比如这次黎元洪的上位。但是社会名流加入造反派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示范效应，比如在武昌起义短短两个月后，全国就有13个省争相效仿，宣布独立。
下面将有关省份以及成立军政府后的都督列举出来。这些省份是湖南（谭延闿），陕西（张凤刿），江西（李烈钧），山西（阎锡山），云南（蔡锷），上海（陈其美），江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贵州（杨荩诚），安徽（朱家宝），广东（胡汉民），福建（张道仁）以及四川（尹昌衡），另外山东孙宝琦独立后复又取消，东三省赵尔巽不愿独立，但迫于形势设立保安会。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股势力对各省独立起到了决定作用，革命党（以新军为主力）、清朝的封疆大吏以及地方士绅。首先谈一下革命党，很多人一定对清廷花银子养活的新军成为革命党主力感到不解，所以谈革命党就得从新军谈起。
顾名思义，新军当然是针对旧军而言的，在成立新军之前，清廷一共有三种建制的军队，分别是八旗、绿营以及勇营。八旗和绿营我就不说了，下面我说一下有关勇营的问题。曾国藩的湘军是所谓勇营的始祖，勇营之所以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清廷的主力，当然是因为八旗和绿营实在废物，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而曾文正公借办团练为名组建的湘军却屡建奇功。虽说湘军这种形式的武装对清朝统治是巨大的威胁，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毕竟太平天国是火烧眉毛的祸事，而曾国藩是否会造反还是未知数，因此本着以剿灭太平军为中心的原则，咸丰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湘军顺利上位了。当然了，尽管曾国藩治军时喜欢让兵勇们诵读什么儒家礼义，但是打仗毕竟是刺刀见红的买卖，没有实质好处谁也不愿意卖命，更要命的是朝廷的军饷也时常接济不上，所以湘军创造性地发明了以战养战的战略。只要攻下一城，就一定大肆抢掠，其中安庆和天京是重灾区，天京更是直接变成一座废城。当兵勇们有了钱，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当然是暮气沉沉，不复能战，再加上朝廷对曾国藩的这支私人武装始终心存疑忌，所以曾国藩主动提出裁撤湘军。
湘军虽然完了，但是脱胎于湘军的淮军却借着上海这块风水宝地茁壮成长，并且李鸿章也和曾国藩达成了默契，裁湘留淮，再加上朝廷不可无可用之兵，所以李鸿章顺利接班曾国藩，成为清廷的军事支柱。可惜的是，勇营只能跟内乱不断的太平军掰掰腕子，真碰上了硬茬子，就立马现出了原形，淮军就是在与日本人的交战中一败涂地的，所以勇营虽然显赫一时，但是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清廷鉴于旧军荒废日久，战斗力差，所以就开始搞起了军队现代化，这就是新军的由来，而办新军最成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清政府原先是打算编练新军36镇，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外债亏空较大，老佛爷过生日啥的也得用银子，所以直到武昌起义前，才有三分之一完工，共编成新军13镇。但是让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是，新军并不安稳，很多士兵及下层军官都被革命党活动了，所以新军非但没有起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反而成了催命符。武昌起义就是新军闹起来的，而第一枪打响之后，各地的新军也纷纷起来闹事，成了革命党支柱性的军事力量。
但是新军毕竟只会闹事，而且大多是三板斧，势头猛，但后劲不足，因此要收拾残局，稳定局势，光靠新军中的这些底层军人是不行的，所以就得找个能撑得住场子的人来当老大，黎元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上湖北军政府都督的。最受革命党人青睐的是海归人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同盟会成立的地方，孙中山跟日本的关系那是相当的暧昧，所以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是威风有排场，第二个就是革命党人对其有天然的好感，因此很多省份最后都让士官系的学生当了都督——比如江西的李烈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蔡锷，上海的陈其美（不是士官系，但是去过日本）以及四川的尹昌衡。这些人中或是革命党人或跟革命党联系紧密，比如李烈钧、蔡锷和陈其美，而其他则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好感上的位。
革命党应该说是猛张飞，在各省独立运动中扮演了先锋角色，但是能不能成还得看清朝封疆大吏们的表现。岳飞说，文不爱财，武不畏死，方是强国气象。反过来讲，文官爱财，武将怕死就是国家衰死迹象。清朝末年，封疆大吏们有很多都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思。时局混乱，说不定自己哪天官运就到头了，所以这些人很为将来打算，提前攒起了养老银子和棺材本。结果革命党一闹，这些人立马带着老婆孩子以及金银细软溜之大吉。毕竟，挣了钱也得有命花不是。革命党猛则猛矣，但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所以革命党能几乎一夜之间成燎原之势，还得说是这帮大员压根就没想着怎么尽忠报国，看到革命党凶猛，就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最典型的地方是陕西和贵州。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大员都想着怎么保命，也有一些火中取栗的，毕竟，黎元洪的例子告诉他们，革命党那帮泥腿子压根就压不住场子，所以他们只要换面旗，就依然有可能接着混，这其中的典型就是安徽的朱家宝。也有一些地方大员既想接着当官，也不想轻易易帜，想看看风向再做决定，所以就采取了观望战术，典型是山东的孙宝琦和东三省的赵尔巽。但是说了归齐，这些大员想当忠臣的确实不多，都是打着自己的算盘过日子的主儿，暂时没独立的也不是因为对清廷忠诚，而是形势混沌，还需观望。
一般来讲，光靠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在地方立足的，如果跟地方士绅搞不好关系，那一切都是白搭。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个封建时代社会治理结构的模型，其中地方士绅是最底端，最底端并不意味着影响力差。相反，这些名门望族、官宦人家是最稳固的，是王朝的统治根基，王朝的更替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在混乱面前，地方士绅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要不要改朝换代，而是要马上结束乱局，毕竟闹得太凶了，他们的损失最大，因此不管清廷还是革命党统治，总之就是要太平。为了求太平，这帮人就撺掇甚至恐吓某些地方大员顺应革命浪潮，来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其中江苏的程德全和安徽的朱家宝就是这么上的位。
另外，湖南谭延闿最终能上位虽然没有地方士绅力促，但却是革命党人为了稳定地方实力派推出的。湖南是民国最乱的省份，而宣告独立的过程也是从乱开始的，本来革命党人认准的焦达峰在变乱中丧了命，革命党立马知道了厉害，督军还得找社会名流，能够得到地方士绅认同的头面人物才能稳住局面，而谭延闿呢，家庭出身好，父亲曾经当过陕甘总督和两广总督，所以就被革命党看上了。
但是说了这么多，地方势力们基本都是在为自己的前途以及钱途打算。当忠臣，死节义的大员寥寥无几，太平天国以来就迅速膨胀的地方势力终于在清朝将覆之际又狠狠地踹了一脚，墙倒众人推。我们说过，地方势力膨胀虽然是慢性毒药，但慢性毒药也是毒药，发作起来，同样也是致命的。
没有胜机的一盘棋
武昌起义闹出的风潮让摄政王载沣大为震惊，他当然不希望祖宗留下的江山就此终结，所以他要对革命党进行镇压。武昌陷落，局势紧急，不可不派兵弹压，而现在能调用的只有中央军北洋新军了，而要调用北洋新军，就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毕竟北洋新军公认的老大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汉族官僚集团的第三代掌门人，出身将门，少时不喜诗书，唯尚驰骋疆场，为人机警，善权变，懂机谋，是典型的中国老派政客。袁世凯成名于朝鲜，在此期间他智擒兴宣大院君，平定东学党起义，驻朝期间处事稳健不乏灵活，自此崭露头角。改变袁世凯一生命运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此战中原先朝廷的主力淮军一败涂地，清廷便有建新军废旧制之意。此时的袁世凯因为在朝鲜的出色表现颇得淮军首脑李鸿章赏识，并因此获得了在天津小站兴练新兵的机会。民国有两个军事集团名声响亮，一是早期的北洋军阀，二是中后期的黄埔系，而北洋军的雏形即为小站系。小站系的核心人物，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以及冯国璋（狗）均是在小站发迹，从而积累了日后纵横民国舞台的军事资本，而袁世凯也凭借小站新军逐渐站稳脚跟，成为清朝末年举足轻重的人物。
可惜的是，由于在戊戌变法中出卖了光绪帝，袁世凯得罪了光绪帝的胞弟——时任摄政王载沣（溥仪他爹），因此在武昌起义发生之时他还在家钓鱼。袁世凯这个人从来不务虚名而处实祸，想当初戊戌变法之时，他为了在重大政治考验前站好队也是颇费心思，在详细研究了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实力后，他毅然作出了出卖维新派的决定。当然，赌博是正确的，本来因为他的新派色彩还对他存有戒心的清廷上层彻底转变了观念，认为其政治合格，才堪大用。但是，政治投机这东西本是把双刃剑，讨好人的同时也得罪人，比如说，他因此得罪了载沣。虽然载沣和慈禧的关系也算密切，但是他显然无法容忍一个汉人奴才出卖自己的亲哥哥，更何况，此人政治上摇摆不定，而且手握大权，久必为大患。然而，懦弱的载沣最终还是没敢杀掉袁世凯，毕竟袁世凯手里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万一真要兵变也不是闹着玩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付出的心血总算救了他一命，但命是保住了，官肯定是当不成了，无奈之下只能回家当富家翁，钓鱼去了。
袁世凯当然不会真的淡出政治，在家里的几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清心寡欲，不问世事，但是暗中还是非常关注局势的变化。而当他听说革命党势盛，南方局势紧急，他就立即明白机会来了，他的最大资本就是苦心经营的北洋军。在此同时，载沣也陷入了困境，他知道起用袁世凯结果难料，但是另一方面，不起用袁世凯，清廷确实面临立即崩溃之局，这是一盘没有胜机的棋，怎么下都是输，问题仅仅是选择怎样的输法。
逼迫载沣下决心的是冯国璋，此公被朝廷派去南下剿匪，但是在剿匪之前他先去见了袁世凯一面，请示工作。袁世凯送其六字诀“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心领神会，依言而行，原先清廷派去的满族大吏荫昌对此束手无策。这下，载沣总算想明白了，不起用袁世凯是调不动北洋军的，而没有北洋军，他们对革命党根本就是一筹莫展。所以载沣作出了决定，并开出了价码——湖广总督。
袁世凯很快就给了答复，答案是no，理由是腿疾未愈，不能理事。这当然是个借口，问题是载沣面对这样的借口还哑巴吃黄连，因为当年他让袁世凯下野用的就是这个理由。在政治上，进退需要的理由本不需要太多，重要的不是理由，而是进退本身。袁世凯不是叫花子，他知道自己的身价是多少，借敌抬价是政治上的惯用伎俩，老鼠越多，猫的价值就越高。对于袁世凯来说，革命党势头越盛，他讨价还价的底气就越足，而这次，显然革命党真正给清廷造成了麻烦。这是在扯皮，但是这样的扯皮并不对等，因为袁世凯耗得起，而载沣耗不起，这样的谈判根本就没有悬念。载沣只能就范，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六点要求：（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粮糈的充分供给。这些要求的核心当然是袁世凯出山后的个人地位，这次，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把整个清朝的军权握在了手中。对于载沣而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己将清朝的命运完全交给了这个汉族大吏，而清朝能否起死回生，取决于袁世凯是否愿意当曾国藩式的忠臣。
袁世凯在此前的政治生涯中已经数次向我们证明，他是个投机者，能让他作出选择的只可能是利益。忠于清朝，袁世凯只是个奴才，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满族贵胄的暗算，而革命党放出的口风则是，他可能成为国家元首，这笔账，相信正常人都会算，袁世凯不是正常人，他比正常人更精明，更有手腕。
是导演也是主演
革命党引发了晚清的动荡，但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却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的中国，局势混乱，地方离心，清朝已然是穷途末路，但是只要袁世凯肯用心，清朝的局面还可勉强支持。毕竟，从军事能力上来讲，革命党和北洋新军差的不是一个档次，换句话说，如今清廷的生杀予夺之权捏在了袁世凯手里。可惜的是，袁世凯从来就不想当曾国藩式的忠臣，他有着比位极人臣更大的政治志向。时势造英雄，晚清的衰颓造就了强势的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生最出色的无疑是利用实力最大化地获取利益。在复出时，他已经玩过借敌抬价的把戏，而现在，袁世凯将参与的是更精彩的大戏。在这部可以当作权谋学教学案例的大戏中，袁世凯身兼导演和主演两职，并且游刃有余，精彩纷呈。
袁世凯不想当忠臣，那么清朝就是他的对手。袁世凯要在全局上获得主动，那么他就要让革命党看到他的厉害。因此，目前袁世凯面对的是两个对手，而且是既要打击又要利用的两个对手，这种微妙的局面并不好处理，尺寸拿捏需恰到好处，但是袁世凯既然能成为清末民初权倾朝野的人物，就说明此人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局面时很有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