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子未得到批复，他自己主动寻求下地方工作，这是范仲淹的聪明之处。因为刘太后势力还很大，留在京城难免被黑，与其被整不如主动下地方。范仲淹通判河中府，下了地方依旧不忘与未来的新君取得联系。当时，营建洪福院，木材从陕西运取。范仲淹上了一子，说这不是“太平之政”，请求立刻停建。宋仁宗看过后，虽然范仲淹提的建议不现实，但“以为忠”，这时候宋仁宗记住了范仲淹。以至于在宋夏战争时期，范仲淹犯了“通敌”之罪，仁宗都没有过多追究。打这以后范仲淹经常给皇帝上子，无论可行与否，核心内容无非是国家大政方针，带着一种表演性质给领导提意见。这就使得他在领导心中有了一席之地，等领导扶正，他的春天也就来了。
果不其然，刘太后没让大家等得太久，宋仁宗执政，召范仲淹回京为右司谏。这个官职不大，但是政治地位特殊。右司谏，工作单位属谏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真宗朝谏官的基础上设置谏院，形成了一个独立部门，“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诤，小事论奏”。谏院与御史台的工作差不多，只是对象不同，御史台抓百官风气，谏院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类似领导的专属顾问，月薪三十贯，春、冬绢各十三匹。
职位虽然不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暂时的，右司谏不过是范仲淹仕途的起步而已。因为营建洪福院，范仲淹上了子，宋仁宗给他的评价是“以为忠”，建言朝廷不要大兴土木与忠心有什么关系？问题就在这里。盖因范仲淹冒着仕途被贬的危险，给未来的老板争过面子。结果当然失败了，甭管什么结果，范仲淹牺牲了仕途，在新老板心里打下了忠心耿耿的烙印。站在宋仁宗的角度分析下即可得知，当时刘太后执政，宋仁宗长大了迫切希望自己说了算，但他又不能主动提出来，也没那个政治势力，忽然朝廷中有个小官建言刘太后还政帝国合法继承人，宋仁宗会怎么想？他的心里一定非常温暖。所以宋仁宗一执政，就将在地方工作的范仲淹召回了京城。纵观范仲淹一生仕途，他前半生演戏的成分略少，或者说较为生涩，后半生则极为油滑。
官场惯例，前任执政者下台通常会被后来者搞臭，之间顺利交接还好，若曾有龃龉摩擦必将搞死搞臭搞到底。宋仁宗执政后朝中有很多官员非议刘太后的各种不是，不知道是为了迎合新君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能够准确把握时局变化的范仲淹说话了，不管刘太后有什么不是，毕竟她庇佑官家十余年，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仁宗觉得有理，遂下了诏书，以后官员士大夫不得议论太后时事。
宋仁宗为什么听取了范仲淹的意见？原因还在范仲淹切中了老板的心理。要知道无论皇帝也好、官员也罢，都是官场中的一员，也就是政治家。高明的政治家通常对外树立一个形象，在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必然符合道德价值观，宋仁宗也不例外，他向百官树立了仁孝的形象，时逢真宗祭日总要哭一通的。范仲淹准确地切中了老板的道德观，刘太后虽不是宋仁宗生母，毕竟也是养母（仁宗生母之谜即著名的“狸猫换太子”案），你对亲爹那么孝顺，对养母难道就抵触吗？即便宋仁宗生活在刘太后阴影下心里有怨气，表面上那也得过得去，毕竟“死者为大”是我们一贯的道德传统。破坏了这个，那便是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从内心感受来讲宋仁宗的确不满刘太后，因为她留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太后遗诏，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棘手的麻烦来了，宋仁宗一直想朝纲独揽，刘太后死了竟然出了个难题。
为皇帝“排忧解难”算不算是演技的一种？窃以为必须算。要知道这个为皇帝“排忧解难”并非指皇帝有真正的难题让你去解决，话又说回来，如果遇到了真正的难题，皇帝自己都解决不了，你还能解决？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帝的“难”是那些“面子难”的事儿，他知道该怎么办，但迫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出来，要由下属提出、解决，实际上是皇帝与官员上演了一场对手戏。这个戏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双方必须默契，皇帝心里想东，你张嘴说到西，穿帮了演砸了，两人形象全毁！可能原本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你这么一掺和反而把事情复杂化了。默契配合，达到心照不宣的境界，此为其一。其二，戏中对配角要求很高，要能够把握主角的心理变化过程，并且所言所演生动准确，达到台词一出口两个人的形象高大起来的艺术效果。譬如说刘太后遗诏事件，以宋仁宗的能力完全可以独立解决掉，他如果那么做了，可能会落得个“忤逆不孝”的罪名，极为被动，所以配角范仲淹要及时出场。官场演技的难度在于没有任何彩排过程，完全即兴，表演不到位则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皇帝因为遗诏正闹心时，范仲淹又说话了：“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太后”只是母亲的一个官方称呼，并非国家储君，死了一个又立一个，这将会给全国人民造成官家离不开母亲帮助的形象，潜台词说你要当个爷们儿，于是宋仁宗在范仲淹的配合下当了一把爷们儿，迅速解决了该事件。
君臣对手戏讲求默契，当然这东西也有配合失误的时候，失误的代价是惨痛的。宋仁宗亲政后，注定要进行一次朝野大换血，先后罢免了依附刘太后的党羽，如吕夷简、夏竦、范雍、晏殊等人。随着宋仁宗不断坐稳皇帝宝座，他的身世之谜开始慢慢揭开，倒霉的郭皇后成了新一轮斗争的焦点。简言之，宋仁宗成年之际，刘太后为他择了一门亲事，虽然宋仁宗不喜欢郭氏，无奈刘太后太强势，只好就范了。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为了摆脱她的阴影，将矛头对准了郭皇后。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何况宋仁宗三宫六院妃子众多，郭皇后拿出了强势姿态，对宋仁宗管得比较严格。一次为了争宠，郭皇后本想打宋仁宗宠幸的尚美人一巴掌，阴差阳错打在了宋仁宗脖子上，挠出了几道血淋淋的印子，这件事只是个导火索，并未造成小两口感情破裂。此前两人感情还行，一次宋仁宗与郭皇后谈论政事，谈论到了当朝宰相吕夷简。没长脑袋的郭皇后对吕夷简大放厥词，说他阿谀奉承之辈，善于投机取巧罢了。宋仁宗想想也是，罢了吕夷简的相位。
吕夷简与内侍官阎文应关系密切，得知罢相因为郭皇后一句话，愤恨不已。过了不久，宋仁宗对新臣旧党进行一段时间考察，认为国家大事还得由吕夷简挺起来，于是起复。恰好有了这么一次郭皇后争风吃醋打了宋仁宗一巴掌，尚美人在一旁狠吹枕头风，阎文应又在一旁煽风点火。宋仁宗激动不已，召宰相吕夷简面谈。老吕为相二十多年屹立不倒，自然有他的手段，吕夷简当即表示废郭后。按照道德伦理，平常人家妻子尚且不能欺凌丈夫，何况陛下贵为天子。经过尚美人、阎文应、吕夷简一伙人的撺掇，再加上宋仁宗对身世有所知晓，综合因素下郭后被废，以郭后无子嗣为由，“自愿”退位修道，封为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
废后的消息一出，范仲淹率领谏官们据理力争，以为不可。范仲淹经过起起落落，已混迹官场十余年，仁宗亲政以来大有谏官领袖之风范。范仲淹对形势出现了错误的判断，他以为废后是吕夷简出的主意，事实上也是，但没想到宋仁宗支持。范仲淹忽然明白了，这一次他连个配角都不是，而是个跑龙套的，最后演砸了，诏出知睦州，年末调任苏州。范仲淹的离去并不代表皇帝放弃了他，相反是对他的历练。范仲淹到了地方，干了点实事儿。当地发大水，民田不得耕，他开始疏浚水利，通过太湖将洪水引入东海。工程尚未完成，朝廷新的任命到了，转运使奏请朝廷，让范仲淹干完工程再走。范仲淹这件事做得还算漂亮，顺利地完成了工作。又在苏州建立苏州郡学，算是重操就业。范仲淹历任润州、越州知州等，人到中年的老范从这时候开始算是真的对自己的仕途进行了总结与规划，精彩大戏即将上演。
知越州时范仲淹已五十一岁，这是他为官的一个分水岭。前半生仕途演绎得一塌糊涂，入仕与刘太后斗、配合宋仁宗亲政、与宰相吕夷简争等等，三起三落。半生仕途表演可谓不亦乐乎，似乎所有的积累和准备都为了这一刻的飞黄腾达。经过了宦海沉浮，范仲淹开始崛起在世人的面前。
《青琐诗话》记载，范仲淹在越州任上，户部有一孙姓官员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范仲淹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俸禄一百贯捐助之。同时老范又倡议其他官员给孙的遗孀捐款捐物，所得财物甚多。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虽然大宋当时处在和平年代，国内欣欣向荣，但交通不便，治安问题一直是造成社会动荡的隐患。孤儿寡母的拉着一船财物回老家，万一半路上出来个拦路抢劫的如之奈何？范仲淹更清楚剪径毛贼不如官吏敲诈来得狠毒，所以为了确保孙的遗孀安全回归故里，老范特意写了一首诗，叮嘱吏员，出了越州地界贴船上，我看谁敢动。诗曰：“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落款不用提了，自然是越州知州范希文仲淹公了。
这则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范仲淹以保护孤儿寡母的冠冕堂皇理由，间接地为自己做了宣传。问题是好使吗？答案是肯定的，谁见了想动船上的财物都得掂量掂量，因为大家清楚范仲淹是个狠人。曾树立道德典范、做过应天府书院校长、宋儒学复兴的领袖、朝野谏官们一致推崇的老大、在苏州等任上建立学校，先后与刘太后、吕夷简等大佬纠缠，深得宋仁宗信任，工作期间举荐了丁钧、邓资、徐执中、卫齐、卢革、李硕等人。举荐人一方面是为朝廷考虑，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考虑，范仲淹上《百官升迁次序图》攻击宰相，吕夷简反击他是朋党，可见一斑。这么一官员就好像江湖上影响巨大的侠客，黑白两道通吃，甭管武功水平如何，哪路豪杰听见范仲淹的名头不得给点儿面子。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范仲淹二十多年宦海生涯算是白混了。
次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的举荐，范仲淹回到了京城，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刚干了一个月，再次晋升为刑部员外郎、陕西都转运使，直接升任省级大员。又过了三个月，迁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不单单管理一路政务，现在军、政一把抓。
范仲淹为什么升迁如此迅速？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西夏李元昊给了范仲淹机会。李元昊独立了，对原来的宗主国发起了进攻，前线形势极为紧张，三川口一战，宋军溃败。朝廷罢免了范雍等人，重新组织领导班子。其二，宋仁宗时年三十岁，执政七年，算是彻底摆脱了刘太后残余势力的羁绊，需要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范仲淹当年为他争执政大权，并且君臣二人配合得不错，老范在地方工作有年头了，完全有资格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骨干成员。宋仁宗考量的是这次前去御敌的相对于夏竦、吕夷简等老臣而言的年轻官员，如韩琦、范仲淹、王素、庞籍、尹洙等人，得胜凯旋之日，便是他们登堂入室之时。李元昊太过生猛，这点宋仁宗始料未及。其三，是范仲淹与吕夷简斗争的结果。《宋史·范仲淹传》载，宋仁宗要他们两人来个将相和，范仲淹就说我对事不对人，我所争论的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然后两人握手言和。要知道官场中很少有这种光风霁月的情况，尤其多年政敌，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吕夷简也有他的小九九，前线需要将领去作战，妥了，小范你去吧！打赢了我们击掌相庆，打输了那就是个事儿！吕夷简对大宋军事历史非常了解，他很清楚开国精华一代一去不复返，自古以来文人带兵很少能够取得胜利。更何况范仲淹建言献策有一套，工作经历中并未带兵打仗，说是说，做归做，这绝对是个考验。《避暑录话》载，范仲淹去世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给他写神道碑，就是立在墓道里记录墓主人生前事迹的石碑，其中有一句说范仲淹与吕夷简“二公欢然相约平贼”。其时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为相，看到了这句话非常不高兴，就说我爹从未与吕公和解。欧阳修说当时你还小，你根本不清楚具体情况。要知道范纯仁做官绝不是靠父亲的裙带关系，范仲淹去世时范纯仁只有二十五岁，刚刚考中进士。而且范纯仁在哲宗朝做到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父在仁宗朝仅仅做到了参知政事，一个是次相，一个是副相，差着一个等级。范纯仁的官场智商远远高于文人情结严重的欧阳修，虽然当时他年幼，做到宰相之后他通过推测必然清楚当年老爹与宰相的斗争关系，所以他坚持要改掉刚才那句，气得欧阳修爆粗口说这墓志铭没的写了！
范仲淹、韩琦等年轻官员在老臣夏竦的领导下上前线御敌。新官上任三把火，上前线谁不想建功立业，总指挥夏竦据后方安全地带，主要工作是在军营里喝花酒，前线战事交给了新兵蛋子。范仲淹主张建立军事据点，以堡垒组成工事，逐步扩张，夺回失地，并招抚诸羌部落，以此削弱李元昊的力量，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入手。当时老范领着年方十八岁的长子范纯佑血战沙场，取得几次小规模胜利。韩琦则不然，他认为夏军倾全国之力就那么几号人，没必要怕他们，主张深入夏地，与之决战。在韩琦指挥下，任福成功夜袭白豹城，这是对夏作战最大的一场胜利。战果共计斩杀夏兵首领七人、士兵六百余人，俘虏七十余人，烧死者不计其数，破党项族帐四十一处，城周二十公里内庄稼被烧，缴获马、牛、羊、骆驼七千多头。宋军阵亡一人，负伤一百余人。而宋、夏三川口之战，夏军兵力十万，战争初期夏军多有死伤，最后全歼刘平、石元孙两路大军，具体死伤数字不清楚。要不是当时下了大雪行军困难，估计范雍的守军也要搭进去。
几位新人上任果然有所作为，于是乎前线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首歌谣非常有意思，通过对它的出处、内容、作者的分析，会得出一个“燕然未勒归无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