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的大学生以生命殉了自己的信仰，黄土高原新添了一位年轻的寡妇。秋天，他们的儿子呱呱落地，年轻的大学生坟头植下了一棵小树，女人将最后一锹土夯实之后，轻声说道：“这棵树是为咱们儿子结婚时盖房用的，他会为你生下一串子孙。”
黄土高原的水金贵，但这棵树永远郁郁葱葱。
解放后，许多人劝她改嫁，说新社会了，那些从一而终的老观念也该改改了，她不从。有人又怀疑了，是不是想保留烈士家属的名分？但最后了解的结果让大家目瞪口呆，她既没有要求过申报烈士，也不愿填写任何相关的表格。她说她男人是自愿为信仰赴死的，他的儿子她养得起，天大的困难她也扛得住。
姨姥姥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插曲。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姥爷，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西安当了官，念她带着遗腹子在农村生活清苦，曾将母子二人的户口转到西安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可她仅在西安住了半年，就念着要回她山里的旗杆大院。舅姥爷拗不过她，又只好将她的户口迁回原籍农村，留下了儿子小钟。小钟离不开娘，每日哭哭啼啼也闹着回乡，最终母子团聚在旗杆大院。村人说，这女人这么折腾是要守着坟头的那棵树去死哟！
姨姥姥终身未再嫁，儿子小钟结婚时那棵树砍倒了用作盖新房，小钟结婚后一连生了五个孩子。
如今，姨姥姥也像那棵大树一样戛然倒下了。她的后事怎样，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依照当地习俗，夫妻先后过世无论时隔多少年，都要合葬的。
姨姥姥终于又和她挚爱的人在一起了，永远不再分离。不过，这么多年，他们又何曾分离过呢！
我们不必因为世上有过眼烟云般的婚姻，就常常怀疑：哪儿有地老天荒的爱情？
昂尼斯的自责
高低/文
谈昂尼斯的自责，不能不先说说爱因斯坦当年的处境及相关情况。
1900年秋天，爱因斯坦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但他在那些“正统”的教授们心目中，仍是一个不安分的“异端”，故而未能留校。在毕业后的那段时间，爱因斯坦为找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而屡屡碰壁。他给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维纳教授、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写信，谋求助教一类的职位，没能成功。1901年4月12日，他写信给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昂尼斯：“尊敬的教授先生，我听一位朋友说，您那儿有一个助教的位置还空着，恕我冒昧谋求这个职位……”希望也落空了。求职连连受挫，并未影响到爱因斯坦乐观、坚韧的天性以及对科学的探索。1905年，已在伯尔尼专利局当了小职员的26岁的爱因斯坦，石破天惊地发表了5篇震动世界物理学界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在此基础上又于1916年建立广义相对论），从而改写了人类科学史。
1911年秋，第一届索尔维物理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期间，那位当初拒绝爱因斯坦求职申请的昂尼斯教授满怀歉意，向爱因斯坦表示了深深的自责：“现在应该由我来给你当助教了！你10年前寄来的那张明信片我还保留着，将来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让后人看看我这个老头子有多么胡涂。”
不难看出，昂尼斯教授的道歉和自责是恳切的、真诚的。不问昂尼斯是否将那张非同一般的明信片送到了博物馆，仅凭他能够不怕“塌台”地说出这番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正是在这一年，昂尼斯发现了物体的超导现象，引起世界物理学界的关注）。人对事物的认识，人对人的认识，总是有一个过程，有眼不识“千里马”，也情有可原；其实，昂尼斯也可以装傻——“从未收到过那张求职明信片”——如果爱因斯坦提起此事的话：再说，毕竟是10年前的事了，没准儿爱因斯坦本人早忘了（即使没忘，以爱因斯坦的度量，也未必会提及旧事），你昂尼斯又何苦自讨没趣，挑起旧事。没有人要求昂尼斯教授这么做，这是他的自我反省。以昂尼斯教授的资历和眼光，不可能不知道：其时，任何人和事，无论好坏，只要与爱因斯坦的大名联系在一起，无异于“载入史册”，而自我揭“丑”，则难免要遗“丑”万年。然而，昂尼斯就是昂尼斯，他果敢而无情地自揭其“丑”，真是“傻”得可以。这就是昂尼斯教授的风格。在我看来，这反倒成了昂翁的一个可敬可爱的闪光点。
设想类似的情形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一度拒绝过“千里马”的角儿，很可能装得若无其事；或者会刻意辩解一番，倒一倒苦水和自身当时的为难之处；甚或还会有人把自己打扮成伯乐，说是早就发现对方是一匹千里马了，只是由于……
这其实已不是在下的设想了，现实社会中，种种“巧为人”的角色，我们见得还少吗？
从爱因斯坦“求职”到昂尼斯“自责”，笔者悟出了一种人文意义上的“相对论”。
眼中有花树
樱樱/文
近两日，总念着两个故事。第一个，一个犹太父亲和儿子进了集中营，那般黑暗、灭绝一切的地方！他害怕会毁了儿子的童年，让他一生都蒙上阴影。所以，在去往集中营的路上，他告诉孩子：要去一个特殊的地方，玩一个游戏，营里的所有人都是游戏的参与者，都将会庆祝他的生日来临。
年轻的父亲假装会说德语，为儿子翻译穿着制服大喊大叫的德国卫兵的话。那些辱骂、呵斥都是游戏的一部分，规则是孩子不能整天念叨着要妈妈，并且不能让穿制服的人看见自己哭了。做到了，他就可以得分，否则就扣分，分数足够了，他就可以赢得这场游戏，还有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一辆装备齐全的坦克。
那位可爱又可怜的父亲为维持这个谎言煞费苦心。他不得不面对生活的艰难，在极度暴力、恐惧中欢声笑语，给孩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日子在谎言中过去，好不容易挨到纳粹下台的前夕，父亲把儿子藏进垃圾箱里，告诉他：这是游戏的最后部分，你挨过了，就可以得到那辆坦克了。
去找妻子的父亲死在离儿子不远处。在被押解着，经过儿子的藏身之处时，他故意夸张地走路，儿子高兴地笑了起来。他消失在一个角落里，然后，一阵枪声。
只要爱和希望存在，生活总是美丽的。这就是电影《美丽人生》。太可爱的父亲，太可爱的儿子，太可爱的一家人，构成了这样的童话故事。童话就是要让人看见爱，看见希望，如《海的女儿》那般自虐的奉献，注定将是场悲剧，不会被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愿意看见故事是圆的，就像地球那样。
另一个故事：两个贪心的人在地下挖珠宝，挖出来的却是一副骸骨。他俩面面相觑，立即把骸骨重新埋上，还在上面种上花和树。
花开花了，树也发了芽。两人常常经过那里，然而每每看见花和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地下的骸骨。已经知道真相了，再美的风景，又奈何呢？
眼中有花有树，心中仍是枯骨。周日，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把这故事讲给朋友听。她坐在天府广场麦当劳临窗的座位上，说：“为什么要说这个？我心里发痛。”
我就说：我喜欢。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故事！把什么都戳穿了，撕开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去看后面的残肢断骨。
那个下午，阳光洒落下来，爱、美、信任、希望，这些美好的词语也洒落下来，春日繁花似锦。我们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临窗的侧影温暖动人。我们微笑着，瑟瑟发抖。
为什么不假装相信这一切呢？温存的拥抱，片刻的柔情，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每缕从天外飞过来的声音。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真实的，所有的改变都如季节更替，自然法则，不可违抗。为什么不能闭上眼睛就闻着花香，就听着鸟语，就呼吸着晨曦的气息，就以为每一个靠近都出自真心，诚挚得如同每一个远离？为什么不能假装满怀希望，把怀疑的眼睛收拾到最底层的橱柜里？
我只是用尖尖的手指甲抓过去，抓破这白皙光洁的皮肤，撕开这文质彬彬的一切，却看到后面的血是红色的，而肌肤骨骼，都是白白的。许多时候，脉脉温情都是经过言语粉饰过的，让人喜欢，却不是那么的真实。
有时候，我像个暴民。我狂怒地想砸碎一切，化骨扬灰，要么把自己眼睛挖出来，丢进深渊里去。河水的表面平平静静，我却要去想后面的潜流、漩涡，想着正不断地被一股一股的旋涡卷进去，卷进去。水流铺天盖地，我妄想做个勇敢的人，把骸骨埋了，继续满脸欢乐地玩儿着那生日游戏。
我将闭上眼睛，继续说着这世间美好的一切，音量越来越大，偶尔还哼出欢乐的歌声：“Life is beautiful。”
我是如此深爱这美好的世界，我想将它爱进骨髓里。尽管有些真实是不可承受之重。宛如那两个故事，关键在于，你看见的是一棵花树还是一堆白骨。
天空曾经暗了暗
（中国台湾）张曼娟/文
当云影飘过，人生际遇的明暗难料，他就这样从高楼坠落而下，那时候云影正经过日头，于是，天空便暗了暗，那个黑睫黑瞳的男明星自杀身亡。
多年后，我提起他那特殊的姓氏，总是忧郁地锁住的眉头，发现忘记他的人远比记得的多得多。“请问……那是哪一年的事啊？”年轻的朋友忍不住认真地问，我想想，那个年代吗？他可能才刚刚生出来，算了吧，反正每个年代都有属那个年代的明星，多年之后，他们这一代会提起的应该是张国荣。
就在那个男星坠楼之后的几年，我念硕士班，必须到光复南路旁的浩然大厦老教授家上课，有位娴熟于影剧娱乐新闻的同学，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知道，那个明星啊，跳楼的那个，就是在这里喔。我的心忽然紧缩了一下，竟然是在这里？下坠的时候，他看得见松山烟厂茂绿的林木吗？他想象过自己其实可以飞翔起来，如一只鸟那样轻盈吗？
我们上课前或下课后，会在龙君儿艺术家的小木屋里喝杯冰咖啡，那时候明星并不多见，每次把吸管咬在嘴里，就有一种追星族的雀跃，可并没有明确的追逐目标。也不知道多年后这里会变成台中春水堂珍珠奶茶的进驻地，许多时髦的男男女女立在店门前，喝着奶茶聊天。他们其中可能有刚拍完偶像剧的演员；或是已经发过两张专辑的女歌手；又或是一个新组成的少男团体，明星太多，是不是因此抵消了在夜空中发亮的亮度？
二十年前，我和同学下了课走出浩然大厦，拐向忠孝东路，四下里都是荒凉漆黑的，我们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走过还没兴建的明曜百货；还没兴建后来又已结束营业的统领，连龙门购物中心都还没个影儿呢，更别提Starbucks了。走着，灯光渐渐明亮起来，我们终于走到繁华的聚光点，顶好市场。在那里我们买过一些地摊的裙子和包包，来自尼泊尔或是泰国的丝巾，色彩异常缤纷鲜艳，选一条随意围在白恤衫上，平添了最初的异国情调。地摊虽然有趣，却只有三五个摊，十分钟就逛完了。怎么也无法想象，今年旧历年假期间，整条忠孝东路完全被摊贩占据，里三层外三层，无以计数，我的最疯狂的购物行动，仍在这里进行。只是，这购物完全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情进行，不像当时的认真，那时节，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包括杀价，如果杀价没能成功，竟会让我低潮一整天。
那时节，每年夏天和冬天，我都会与母亲走进爱群商场地下室，选购几件衣裳，完成一种换季的仪式。爱群商场并不是特别大，而我照例要迷路，上一次找到的摊位这一次肯定找不着。去年过年之前，我和母亲结伴去逛爱群，为的是给三个侄儿、侄女找丝棉袄，拾级而下的时候，母亲忽然转头对我说：“好多年没来啦。”是的，真的已经好多年了，上一次我们一起来逛街，我还是个年轻的研究生呢。而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着小女孩上街的兴奋期待，我意识到曾经是我跟着母亲来逛街的，如今，却是我带着母亲来逛了。这条变化多端的街道，时时会令我的母亲现出怔忡的表情：“这里是哪里？”她常常这么问。
我对东区的情感，不在主要干道忠孝或是敦化，而在于它的支流，像是大安路啦、延吉街啦。大安路上曾有一家正宗北京菜馆“松竹楼”，我是个青涩的新人，刚刚出版《海水正蓝》，文坛前辈在那里邀宴，我看见了梁实秋先生，战战兢兢双手献上自己的书，梁先生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微笑，不久又寄了张明信片鼓励我。老派文人身上有一种温厚的典型，如松似竹，已经在岁月里绝版了，令人好生怀念。
延吉街上的泰国料理，开启我进入南洋菜感官的极致，因为贪嘴，每次都吃得过量，有一回吃完饭之后，爬一段陡峭的阶梯上楼，心脏沉重地跳动到无法负荷的地步，我张开嘴仍不能呼吸，靠着墙壁一路下滑，我休克了。身边围着亲人和朋友，大家都吓坏了，就这样我被送进了附近的台安医院急诊室。
虽然进了医院，我却并不太惊惶，因为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曾住在靠近八德路的安东街巷弄里，那时候母亲是台安的护士。台安医院本来叫做台湾疗养院，我便是在那里诞生的。在我还没诞生之前，当我母亲还是个小姐的时候，父亲总来到医院探望她，他们肩并着肩散步，走着走着，便到了铁路旁绿油油的稻田。一片云影飘过，天空曾经暗了暗，两个人的心里却都亮了亮。亮起了筑一个家庭的盼望，亮起了诞育新生命的憧憬。然后，父亲持续给母亲写情书，寄往医院的信封上写着：“中正路1000号台湾疗养院。”
我的所有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