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又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勇哥虽然在县城里买了房，但他的思维还是农村思维，他还不能真正的融入到城市，只不过是他把他的房子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矣。
他在农村还有一套小改房，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他还积极的参与着村里的许多事。
他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建筑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有万八千，一年收入可观，可抵的上两个县城事业编的工资总和，但他总不能踏实，他没有养老保险，他只是在村里上了新农合医疗保险。
他有三个孩子，头一个女孩，二胎是双胞胎男孩，三个孩子都在县城里上学，还的还房贷，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勇哥想把村里的平房卖了以减轻生活压力，那个平房怎么也能卖十多万块钱，大姑父坚决不同意：“农村的房子是不能卖的，将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回来还有个地，你说说村里有多少人当初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连个房子都没有啊！你说赵三子，马军他们。”
勇哥只得作罢，平房就那样空置着。
大姑来县城里看孩子，孩子见到奶奶亲的不行，大姑总认为大人管孩子管的有点儿危，对他们的真训真打有点看不过去。
她带着孩子们去超市，孩子们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就变得无比活跃，结帐的时候有三百多，大姑说她看着可怜不带见的孩子忍了，她偷偷的把她相中的一件八十多块钱的衣服放在了地下的一个筐里。
等她下次再去超市找那件衣服的时候，那件衣服已经卖没了，大姑多少有些遗憾。
不过她说这些的时候，是带着自豪说的，因为那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带给她的快乐是不能用金钱考量的。
我说：“大姑，何必那样呢？八十块钱不用那么纠结，想买就买下来呢，人有时候的对自己好点，不用想那么多”
大姑和大姑夫都很勤劳，他们不仅种自家地，每年都要包别人十多亩地来种；他们承包荒山，自己栽树，有人估算他们家的山的值几十万，在农村里的日子算不上表面的富裕，却有着不容小觑的隐性财产，但是大姑父他们两个却相当的节俭。
他们从不停息自己的劳作，就像老黄牛，对于他们来说，劳作也许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乐趣。
他们的成就就是为两个儿子盖上了房子，说上了媳妇。
但我意识到勇哥的日子也许并不如他表现的那样轻松，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他身材消瘦，半脑袋白发，眼角因为长期置身在建筑的环境下长出了许多皱纹。
那三个孩子是他的骄傲同时也是他的负担，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依靠，这依靠也是一种压力。
他不敢停下来。
而我的家乡，在这种现代的冲击下，它在改变、改变。
因为封闭，没有交流，缺少对外的交流，所以它保有了宁静。宁静在被逐渐的打破，年青的劳动力在不停的向城市出发。那就像是一个新时代的农村大迁徙，在无声无息中开始涌向了城市，城里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受到强烈的冲击。
现在农村的晚上依然宁静，在路灯的照耀下，你可以见到了都是些老人，和没有被家长带走的孩子。
董利生兄弟、吕新、赵国立等因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去了河北保定或南方城市周边的工厂里打工，在那边成了家买了房，他们只有过年才回老家一次，他们帮助父母在老家修盖了房子，或许在他们心中还很留恋他们的根，只是生活际遇，他们全部的生活状态，其实已经不属于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