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以成绩定取舍四个显著特点，也就是现在的高考。
苏东坡结婚两年后，苏洵给小儿子苏辙安排了一门亲事，新娘史氏是当地乡绅史瞿之女。苏辙当时十七岁，史氏十五岁，属于典型的早婚男女。
苏洵一直在高中复读，复读了二十多年，也没能跨进大学的校门。苏洵在给苏辙成婚后决定，老爸没完成的高考大业，要由儿子去完成。
为了早日达成心愿，结婚两年的苏东坡，以及刚刚新婚，还没来得及燕尔的苏辙，一起被苏洵拉到了汴京（今河南开封）。
这条求官之路非常艰难，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有所建树，大家都很熟悉的范进同志便是这方面的资深人士。（参见《儒林外史》）
苏洵虽然没有放弃加入公务员的追求，但让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参加考试，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为了踮起脚尖就能够到挂在房顶的乌纱帽，苏洵想了半天，最终决定走捷径，找朝中的大官通融通融。
宋代的治国方略重文轻武，大概是因为太祖皇帝赵匡胤欺负后周孤儿寡母，在陈桥驿不声不响地发动兵变，夺了姓柴的大好江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避免手下的马仔向大哥学习，赵匡胤来了一招“杯酒释兵权”，将军队收归国有，重用文人出身的码字行家，排斥骁勇善战的武林高手。
文人出身的官僚一般要经过科举的严格筛选，之所以说“一般”，是因为宋朝除了科举，还有其他被任命为官员的方法。
这一点和今天选取公务员的规定比较类似，并不是说你没有本科以上学历就断绝了被任命为国家干部的全部希望。
为了鼓励考生将高考大业坚持到底，宋朝政府出台了一条特殊规定：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也就是“特奏名”。
顾名思义，“特奏名”和“正奏名”存在着本质区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和“本科”。说白了，“特奏名”就是个心理安慰，真要是选拔官员，根本排不上号。
不过广大考生不必为此懊恼，太祖皇帝已经为大家想出了解决之道：只要你能坚持高考十五次，且中途没有明显怯场的行为，就可以特赐本科出身。
北宋初年，全国高考每年一次，后来改为每两年一次，再后来改为每三年一次，以后形成定制。依此推算，一个人要想“特赐本科出身”，至少要熬四十五年，怪不得范进要发疯，换了我恐怕也扛不住“高中”的消息。
为了更好地团结高干子弟，宋朝政府出台了一条特殊待遇：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寒窗苦读，与士庶争高低。通过恩荫选任的官员，往往依据父兄或家族的政治地位得居官位，大多是碌碌无能之辈。
也有个别比较争气的高干子弟，在恩荫得官后依然参加高考，以证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废物。还有更加争气的高干子弟，拒绝恩荫得官，直接参加高考，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回家种地。
除了这些，宋朝政府还有一个特殊惯例：只要有够分量的名人或者大官推荐，朝廷也可以破例封官。很明显，这是汉代察举制的变相传承，在选拔官员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朝中有人好做官，苏洵要走的就是这条捷径。
北宋初期，科举考试只有乡试和省试两级考试，直到赵匡胤亲自接见考生，才发现了科举考试中的猫腻。赵匡胤很生气，下令在讲武殿亲自出题重新考试，以后形成定制，这便有了所谓的殿试。
乡试对于苏轼、苏辙兄弟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考试内容信手拈来，顺利通过。与此同时，苏洵带着自己的大作找到了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希望张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方便则个。张方平对苏洵非常器重，特意写信给文坛领袖欧阳修，请他出面向朝廷推荐。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礼部要举行省试，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考生齐集汴京，为冲刺考试做最后的准备。
苏洵趁空进行他的跑官工作，揣着三件法宝找到了欧阳修。第一宝便是张方平的推荐信，第二宝是雅州（今四川雅安）太守雷简夫的推荐信，第三宝是苏洵自己撰写的有关为政之道及用兵作战的论文。
可以看出，苏洵至少做了两手准备，不管文官，还是武官，只要朝廷发给委任书，苏洵是不怎么在意的。苏洵的确跑对了门路，很快做通了欧阳修的思想工作。欧阳修非常赞赏他的《衡论》、《权书》等文章，认为可与当年的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大力推荐。
欧阳修是标准的重量级人物，时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文章公认天下第一，宋仁宗视其为左膀右臂，天下士子都想改换门庭，喊他一声老师。
经过欧阳修的推荐，苏洵文名大盛，汴京城内的公卿士大夫争相传抄其作品，一时“洛阳纸贵”。苏洵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汴京的达官贵人混了个脸熟，苏家父子能否三连冠，就看苏轼、苏辙兄弟如何表现了。
为了表达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宋仁宗派出了当时北宋朝廷最为强大的阵容。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主持全国贡举考试，梅尧臣、韩绛、范镇等人为副考官，考试地点定在“学士院”。
梅尧臣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与苏舜钦并称“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为诗主张写实，反对西昆体，所作力求平淡、含蓄，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韩绛更不得了，他是宋仁宗壬午科的探花，和他一起高中的后来都成了大腕。当时的状元是杨寊，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
范镇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曾与欧阳修、宋祁共同编修《新唐书》。范镇个性刚直，与“铁面御史”赵抃相互交好。范镇年轻时，曾以长啸吓退侵犯边境的胡人骑兵，晚年出使辽国，被辽国百姓称为“长啸公”。
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学士院”是个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地方。数年寒窗苦读，将在这里决出三六九等，因此，能够成功走出“学士院”的人都是高手。
“学士院”，又称“贡院”，院内的房间很小，被称为“号舍”，俗称“号子”。号舍一般以几十间为一列，形如长巷，故而被称为“号巷”。每巷以《千字文》中汉字编号，但圣人名讳和“荒”、“吊”等凶煞诸字避而不用，如“天”、“地”、“玄”、“黄”、“宇”、“宙”、“洪”、“日”、“月”、“盈”……
号舍的标准长、宽、高分别是五尺、四尺、八尺，从空间上衡量，和动物园里关押老虎的兽笼差不多。参加考试的考生从走进“号子”那刻起，必须在里面待够三天，直到考试结束才能出来。那时候没有提前交卷一说，就那么大点地方，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其间的滋味可想而知。
为了防止考官徇私舞弊，从考试那天起，直到放榜公布名单，所有的考官不能跟外界有接触，吃喝拉撒全在学士院，史书上称为“锁院”。
礼部的各科考题，由主考官和副考官全权负责，皇帝并不直接参与，但为了表明天下士子都是“天子门生”，皇帝会抽出某场策论亲自出题。皇帝拟好题目后，往往不露任何口风，直到开考前，才会派贴身内侍将题目送到考场。
封建时代虽然没有高科技玩意儿，但各种作弊手段却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有的将作弊内容写在衣服上，有的夹在头发里，有的做成人皮，贴在肚皮上。为了最大限度的抑制考生作弊，皇帝往往提前拟好多个题目，临时变换题目也是常有的事。
为了防止阅卷的考官认出试卷的笔迹，考生的试卷在阅卷前要由专门的“书记”抄写，隐去考生的名字，再由考官批改在重抄的试卷上，史书上称为“糊卷”。现在的小学、初中阅卷时，将考生的名字装订起来，大概就是“糊卷”的变相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