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久了之后，我生出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能闹出一桩事情出来让我和范昭困在一间类似于观水巷10号的房子里。我不渴望能天天这么困着，我只要困二十四个小时让我狠狠地过把瘾就可以了。
回到吉首这么久了，我和范昭单独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不过八个小时，这已经很让我抓狂了。我开始觉得邪门，我开始怀疑老天爷是不是在操纵范昭和我较劲，我越是想和范昭待在一起，范昭就越是不会和我待在一起，即使范昭想和我待在一起，那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冒出来阻拦我们待在一起。
偶然的一个下午，我在报纸上看到吉首团开办了一个心理咨询室，所以偷偷摸摸去咨询了一番。
听我絮絮叨叨的说完后，咨询师告诉我，在吉首，有一批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也咨询过我这样类似的心理问题。越战都打完这么多年了，可这些曾经的军人依然每天一闭眼就想起了曾经的兄弟曾经的部队曾经的战火纷飞，似乎对这些人来说，生活中其他的事情都没什么意义，唯一有意义的就是曾经的这段时光。
在这段时光里，他们体验到了何谓生和死，体验到了战友情谊，体验到了兄弟义气，体验到了天地作证山河为盟的豪迈，体验到了真挚的眼泪，体验到了真诚的笑声，体验到了那种一个人可以为了救另一个人而牺牲自我的感动，总之，他们体验到了一些极美好纯粹的情感。
当从战场上退下来回到平淡得有几分平庸的世俗生活中以后，几乎没什么事情可以打动他们让他们找回过去的美好情感，在战场上，战友可以为他们去死而他们也可以为战友去死，在世俗生活中，他们却经常和老婆为了应该孝敬双方长辈多少钱而吵得天翻地覆，所以他们自然会极度怀念过去。
咨询师说，人的脑神经其实就像是电阻丝，电阻丝一旦电流太大就会烧糊，而人的脑神经一旦受到长时间的强烈刺激，那么人的记忆就会驻足不前。这样的人会很可怜，因为他们会饱受记忆的折磨，他们会拼尽一切力量想要回到过去。咨询师说，这种情况因人而异，性格倔犟的人会比较严重，性格随和的人则会比较无所谓。
咨询师说，我目前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无须接受治疗，毕竟范昭还和我在一起，所以只要我想开了，看开了，就没事了。最后，咨询师提醒我：“如果你感到头痛欲裂或者喘不过气来，那么就要去医院接受治疗，千万不要逃避真实的自己。”
我按照咨询师跟我说的话，尝试着去想开点看开点，当没有范昭陪伴的一天又过去时，我不再叹息居然就这么浪费了一天，更加不去琢磨范昭为什么今天就是不和我见面。遗憾的是，我短暂地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尝试不下去了。
这一天，我在吉首市长途货运站见到了一对邋里邋遢的中年夫妻，他俩一个开车一个跟车，专门跑吉首到广东这条路线。也许他们过得并不浪漫，但是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幸福了，居然可以这么一路相伴而不去追问为什么要一路相伴。
触动之下，我根据吉首市宣传部编写的一本对越自卫反击战退伍军人的采访记录，挨个去找了那些书上的英雄，因为我想看看今天的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有的当了干部，有的是农民，有的在荣军院继续养病，有的下了岗，有的在经商，有的在当裱画匠，还有个倒霉蛋在汽车站门口摆个摊子算八字，当然还有更倒霉的——很久之前已经入土了。让我失望的是，不管是哪一个，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疲惫和普通。我在心中一一向他们致敬，至少他们曾经在祖国的南方边境英雄过，一日为英雄，一世是英雄。
我想起了室长，想起了“初恋”，想起了那一帮狐朋狗友现在的样子，然后我知道若干年后，我和我身边的人也会慢慢地变成这样。
我并没有摆正心态重视收澡票的工作，所以遭到了领导——也就是带我收澡票的大妈的多次警告。每次警告后，我爸妈就会提着礼物去行贿大妈，然后回来看着我叹气。
我跟爸妈探讨了一下生活，爸妈把他们去年一年忙碌的事情说给了我听，然后我就保持沉默了，因为他们去年一年除了到处找我以外，其余的事情就是：连续一个月处理卫生间天花板的漏水问题，换了个热水器，劝说我那神经脆弱总嚷嚷着要自杀的堂妹回归社会，摩托车发动机大修，参加红白喜事二十余次，照顾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用水泥把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墓重新装修了一次。忙完这些事情后，一年也就忙完了，妈妈说：“这就是我和你爸的生活。”
我的生活重点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范昭身上，我盼着和范昭见面，可是当我们真的见面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因为我和范昭原本属于不会在一起谈恋爱的两个人，所以当我们在平淡的日子里见面时，我们竟然互相没什么吸引力了，比普通朋友更加没有吸引力。
范昭仍然喜欢动画片和足球，但我对这两样东西彻底没兴趣，我们见面的时候，范昭总是滔滔不绝地跟我聊动画片和足球，听得我整个人都晕了。我不太想范昭和我聊这些事情，我想范昭和我聊聊我们的感情，可是只要聊到我们的感情，也许是我有所求，因此时间就会像卡带一样卡在我们中间。
和范昭见面前，我无比渴望和她见面，见了面之后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比没有见面之前更糟糕了，所以我又期待下一次见面时能有所改善。不知不觉中，我和范昭竟然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想我爱的并不是眼前的这个范昭，我爱的是过去的那个范昭，那个名叫“李佳”的、跟着我从长沙跑到贵阳的范昭。可是那个范昭依附在这个范昭身上，所以我努力维持着和这个范昭的关系。
9月份，我突然发现自己和范昭有十多天没有联系，所以打了个电话给她：“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再联系我了？”范昭还是那么诚实，诚实得让我无法躲避：“是。”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范昭说：“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离开你，我……”我说：“你怎么了？”范昭说：“我好像已经不喜欢你了。”
范昭是我若干女朋友中最特殊的一个，也是第一个说不喜欢我的人，我不知要怎样才能让她重新喜欢上我，像以前那些女朋友挽留我一样去挽留范昭。
我提到了我和范昭都不愿提起的话题：“范昭，你还记得小树吗？”提到小树之后，范昭的精神防线崩溃了，而我也立即后悔自己刚才说的话。范昭一直试图忘记的事情始终还是存在着的，而且一旦被提起则仍然会让她刻骨铭心，如果她和我分开了，那么小树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范昭答应不再试能不能离开我。尽管范昭这么答应了我，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而且似乎变得更糟了。见面时，我望着已经无话可说的范昭，很怀疑去年在贵阳相敬如宾的到底是不是我们。我说：“我们以后还是要多见面。”范昭说：“那当然，我们是恋人，我们当然要多见面。”
说是这么说，但我们很久也没再见过面，我也不着急和范昭见面了，因为我天天和“初恋”见面，“初恋”对我的厚颜无耻早就习惯了，所以她一点都不拒绝我。非常奇怪的是，每次我想和“初恋”见面时，都能见到她，似乎她时刻准备着要陪我无聊。
我和“初恋”见面的内容很老套，打桌球，吃宵夜，然后睡觉。吃宵夜时，“初恋”还是以前一样，喜欢给我夹菜喜欢给我倒酒，然后双手撑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吃大喝。
1999年初冬的一个中午，当我和“初恋”一起在旅社的床上醒来一起看见温暖的阳光时，我哭了，哭得还很伤心。“初恋”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很感激你肯陪着我。”“初恋”看着我，像告别一样看着我，然后她要我送她回化工厂，我答应了她。
“初恋”对我和范昭的事情很好奇，所以她说：“这次你应该可以跟我说说了吧。”我冲动之下差点就说给她听了，但是我不想“初恋”以后死在我手里，所以我说：“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初恋”说：“哼，看来你还是没把我当回事。”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初恋”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呢？”我说：“等我死了你就可以猜出来了。”“初恋”说：“快别说不吉利的话，算了，我不为难你了。”
当我们走在吉首最繁华的平均每分钟可以碰到三十个熟人的峒河街时，“初恋”突然告诉我：“我快要嫁人了。”我说：“谁啊？”“初恋”说：“一个做尸体防腐生意的家伙。”我说：“哦。”
“初恋”说：“你知道尸体怎么防腐吗？”我说：“我不知道。”“初恋”说：“很简单，就是把水银注射进人体，然后就防腐了。”我说：“听上去怪怪的。”“初恋”说：“你再不牵我的手就没机会了。”我笑了笑：“那就让我没机会吧。”“初恋”很不满地摇了摇脖子：“小蛮，你将来会后悔的。”我说：“你就不怕影响不好呀？”“初恋”说：“只要你无所谓我也就无所谓，要不要比一下谁更无所谓？”
我想起了范昭，想起了自己很想和范昭牵着手在吉首街上大摇大摆地走过而范昭不肯的事。通过回忆自己的痛苦，理解牵手对于“初恋”的意义，所以我决定成全她也顺便成全自己，然后我就牵着“初恋”的手在吉首街上走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大概也是我和范昭的区别，别人央求我之后我往往会为之动容，但我再怎么央求范昭她也不会为我动容，她比我要有原则。
让许许多多的人知道她是我的女朋友之后，“初恋”的眼睛又红又肿，然后她要我以后别来找她了，因为她真的要嫁人了。我去找了范昭，我告诉她我这段日子一直都和“初恋”在一起，今天中午还和“初恋”在街上牵手了，范昭立时发飙，我则微笑着告诉她没必要发飙了：“范昭，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不想去研究了，我知道的是你不喜欢我了，我还知道我好像也不喜欢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吵了，好不好？”
笑别范昭后，我的精神压力小了许多。我没什么太多理由去想范昭，她不过是世上无数女人中普通的一个，论相貌，很一般，论身材，也很一般，论脾气，有点凶，论性格，太自我，论烹饪手艺，勉勉强强，而且我已经对范昭严重审美疲劳，她的每一寸身体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所以我对她完全没新鲜感了。
尽管我不需要想起范昭，但我依然会不自觉地想起范昭，似乎分手只是换一种方式惦记她而已，我不想靠近她但我依然放不下她。许许多多个瞬间，尤其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思维正处于模糊的时候，我特别容易想起范昭。一同被我想起的，还有我们留在观水巷10号的那些身影——这些身影就仿佛是晾在窗外还没来得及收进来的衣服一样牵绊着我的心思，我想我并不能忘掉我和范昭的故事然后若无其事地拐个弯重新开始生活。
我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当我不想范昭时，范昭什么都不是，当我想起范昭时，范昭就什么都是了，这就好比当范昭在我身边时，我不一定能感觉到她的存在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当范昭不在我身边时，我一定能感觉到她的不存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范昭身上，我想通了一个道理，女人并没有普通和不普通之分，区别只在于记得她的人是否认为她普通。我记得范昭，范昭在我眼里很不普通，所以她哪怕是夹杂在人潮人海中我也仍然会认为她不普通。
2000年春节过后，我决定辞掉在棉织厂澡堂子收澡票的工作，去贵阳投奔喜爷，因为我现在已经了无牵挂了。
当我将这个决定说给爸爸妈妈听后，他们在沙发上呆呆地坐了半晌，妈妈擦起了眼泪：“你为什么一定要出远门呢？我也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你吃不好住不好。”我说：“我会过得好的，您不要担心。”爸爸竟然自责起来：“是我没出息，不能给你找一个好工作，我知道你的心一直很高。”这话让我很心酸，我说：“不是，是我自己想念贵阳了，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您放心吧，我会衣锦还乡的。”
临行前，我打了个电话给范昭。电话打通后，我自报家门，电话里立即传来了范昭爽朗的笑声，“李小蛮你好呀”，这是一种只有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才能有的爽朗笑声，很显然，范昭完全不认为她和我有什么关系了。
我还没来得及跟范昭说我的想法，范昭就饶有兴致地跟我说起了她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的我以前的那些风流韵事，尤其是读职高时在一天之内接连把我们班的学习员和文娱员睡掉的事情，然后她问我是不是这样的，我对此没有否认。范昭笑得更加开心了，她表扬我真是一个厉害的人，“学习员和文娱员都还对你念念不忘呢”，我于是觉得这个电话没必要再说下去了。
我决定要忘掉范昭，我认为自己已不爱这个女人了，即便她曾经在我杀人之后陪着我逃亡了一年，即便她曾经是那么让我心动，即便她有许许多多让我难忘的时刻，我也不爱她了，我什么都没欠她，我不用对她愧疚，当初是她自己跑到深圳来和我过情人节的，我没有强迫她非得来深圳，当初是她自己傻乎乎地要跟着我逃亡的，她受的那些苦也完全是她自找的，我完全没要求她为我做过什么，如果她认为我们的那些事情是可以被忘记的，那么我实在没必要非得帮她记住，如果她不需要我为她负任何责任，我当然没必要傻乎乎地去负责任。
